2.1　中国古代的艺术设计

2.1.1　陶瓷工艺

新石器时代，人类的手工劳作除了对石、骨、木进行加工之外，还创造性地发明了制陶工艺和陶器。陶器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陶器的制作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结束了上百万年的狩猎生活，从而开始农耕和定居，在人类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纪元。同时制陶水平的不断提升，也使人类不断增强了审美和造型能力。

从考古中发现，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和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陶片，被专家测定为是中国已知最早的陶制品。这些原始的陶器烧造技术简劣，陶色不纯，厚薄不均，是早期制陶技术不成熟的结果。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制陶技术进入成熟阶段。这个时期的陶器以泥质和砂质胎体居多，个别陶器用高岭土作胎，品类变多，主要有灰陶、彩陶、黑陶、白陶等（见图2-1和图2-2），根据不同的需求出现了炊器、食器之外的盛器和饮器。制陶工艺，尤其是彩陶工艺的发明，标志着我国古代的生产发展和艺术发展发生了重大的飞跃。

彩陶最早于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被发现，其后在甘肃、青海、陕西、河南等地陆续被发掘。彩陶因时间的不同，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距今大约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代表了我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最繁盛的阶段，其中历史较早、特点突出、影响较大的一个类型是半坡彩陶。因为半坡遗址位于河流沿岸，盛水是陶器的基本功能，所以半坡的彩陶有圆底钵和盆、葫芦口尖底瓶、蒜头细颈壶、大口尖底罐、葫芦形平底瓶等，还有折腹罐和鼓腹小平底瓮等多种类型。彩陶装饰以几何形图案为主，其次为人物和动物形花纹；构图元素以圆点、直线和少量弧线为主，线条简洁明快，图案规整有序。其中，几何形纹饰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三角纹和圆点纹，动物纹常见的有鱼纹、鱼蛙纹、人面纹和兽面纹等。鱼纹数量最多，表现手法多样（见图2-3和图2-4），考古学认为这和半坡文化中“鱼”的文化主题有密切的关系。

早期的陶器，如灰陶、黑陶、白陶、彩陶以及印纹硬陶等都是无釉陶，商代开始出现釉陶，到汉代出现了一种低温釉陶，唐代盛行的“唐三彩”就是在低温釉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三彩的制作工艺是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经过焙烧，形成浅黄、赭黄、浅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多种色彩，但多以黄、白、绿三色为主，在三彩的调配技法上，也最富艺术韵味。在唐代，厚葬之风造成了唐三彩的盛行，唐三彩主要用作随葬的器物。当时随葬的器物种类繁多，造型多模仿生活器物，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人物俑和动物俑。唐代以前的俑，在内容上多半为兵士、乐工、侍女。到唐代就不同了，在唐俑中，题材更广阔，内容更充实，俑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动物俑包括了马、骆驼、虎、狮、狗、鸡、羊等各种造型（见图2-5和图2-6）。

釉从表面上看是附于陶器表面的玻璃质体，有清洁、光泽、美观的特性。正是在釉被广泛使用的基础上，东汉时期中国浙江余姚、上虞、慈溪等地成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瓷器——青瓷（见图2-7），从此我国进入一个以瓷为主的时代。

瓷器与陶器的区别是原料土的不同和温度的不同。在制陶的温度基础上再添火加温，陶器就变成了瓷器。陶器的烧制温度在800～1000℃，瓷器则是用高岭土在1300～1400℃的温度下烧制而成。因为化学成分、矿物组成繁多，以及它们的物理性质、制造方法更加复杂，所以瓷器品类更多。

中国瓷器的种类十分浩繁，其分类也是各式各样，按大类来分，可分为青瓷、白瓷、彩瓷三大类。东汉创制的瓷器即为青瓷，浙江上虞一带的越窑是当时的青瓷制造中心。这种瓷器的釉料中含有一定量的铁元素，经过高温，便呈现出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叫青瓷。南北朝时期，在南方发展青瓷的时候，我国北方又创烧出一种白瓷（见图2-8）。白瓷与青瓷均是用同一种原料烧制的，只不过在烧造白瓷时控制了原料中铁的含量，因此便呈现出白色。时代越往后，烧造的白瓷越白，唐代时白瓷的烧制已达到成熟阶段。在烧造白瓷的基础上，大约在唐宋时期出现了绘彩的瓷器，也就是彩瓷，它流行于元、明、清时期。彩瓷根据施釉情况又有釉上彩和釉下彩之分，根据彩绘情况又分为青花瓷器、斗彩、五彩、粉彩、珐琅彩等。青花瓷器是一种白地蓝花釉下彩瓷器，用一种含“钴”的蓝颜料在白瓷胎上绘画，再施透明釉入窑高温烧成。青花瓷器最早出现于唐代，流行于元、明、清各代。青花瓷器瓷胎洁白细腻，色彩清素淡雅，协调柔和，呈色稳定不褪脱，其画面明净，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深受国内外人们的喜爱（见图2-9）。

宋代是中国的瓷器艺术臻于成熟的时代。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是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瓷以单色釉的高度发展著称，其色调之优雅无与伦比。当时出现了许多举世闻名的名窑和名瓷，被西方学者誉为“中国绘画和陶瓷的伟大时期”，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耀州窑生产的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见图2-10）；磁州窑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见图2-11）；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见图2-12）；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见图2-13）；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精巧细致，光泽美观（见图2-14）；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见图2-15）；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学者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钧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见图2-16）；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见图2-17）。

2.1.2　青铜工艺

青铜时代是人类首次利用金属材料进行造物的时代。中国的青铜器时代从公元前2000多年开始形成，经过夏、商、周三代，历时1500多年，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达到高峰。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秦汉时期，随着陶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

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青铜冶制技术不断进步，生产和铸造规模扩大，品种和造型样式繁多，彰显了当时等级森严的社会政治面貌和一丝不苟的意识形态观念，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和震人心魄的力量。夏、商、周的能工巧匠们利用青铜材料设计和创造出数量巨大、品类多样、用途各异的青铜器，就目前的考古结果来看，按用途分，可以分为农具、工具、兵器、炊器、食器、酒器、乐器、杂器等。已发现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农具有耒、耜、铲、锛、锸、锄、镰、斧等，青铜兵器在商周时期也曾被大量使用，主要包括戈、戟、矛、钺和刀、剑、匕首等短兵器。除生产生活用具之外，可以看出青铜器数量最多的就是兵器和礼器。战争需要兵器，祭祀需要礼器，这的确足以说明在当时的奴隶时代，国家权力在青铜器的制造中所起到的巨大的支配作用。

兵器自不必说，它的主要用途就是为了征战和打仗。礼器，又称作彝器，它一方面保留了炊器、食器、饮器、乐器等的具体的实用功能；另一方面又依据奴隶主统治阶级的意志发展出了一套“明尊卑，别上下”的严格的等级秩序。拿最具代表性的青铜鼎来说，它有祭祀、蒸烹、烹煮肉食等功能，同时根据各种用鼎和列鼎制度，等级越高的人使用的鼎越多，享用的肉食也越多。

从造型设计来看，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从造型到装饰各有不同的风格，都是三代工匠艺术家在特定的社会政治、观念和审美要求下做出的设计创造和选择。总体来说，这些青铜器在造型上都具有体量巨大、造型奇特、结构端庄凝重而且严谨合理的特点，在装饰设计上，题材广泛，手法多样。

1957年出土于安徽阜南县的龙虎尊（见图2-18），器高为50.5厘米，口径为44.9厘米，重约20千克，是一件具有喇叭形口沿，宽折肩、深腹、圈足，体形较高大的盛酒器。龙虎尊的肩部饰以三条蜿蜒向前的龙，龙头突出肩外。腹部纹饰为一个虎头两个虎身，虎口之下有一人形，人头衔于虎口之中。虎身下方以扉棱为界，饰两夔龙相对组成的兽面。圈足上部有弦纹，并开有十字形镂孔；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后母戊鼎（又称司母戊鼎）（见图2-19），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字得名，鼎呈长方形，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壁厚6厘米，连耳高133厘米，重达832.84千克。鼎身雷纹为地，四周浮雕刻出盘龙及饕餮纹样，反映了中国青铜铸造的超高工艺和艺术水平。殷墟曾出土过大量精美绝伦的青铜器，1976年妇好墓出土的鸮尊更是为世人所瞩目（见图2-20）。此尊以鸮作生活原型，宽喙高冠，圆眼竖耳，头部略扬，挺胸直立，双翅敛羽，两足粗壮有力，同垂地的宽尾构成一个平面，给人沉稳之感。鸮首后部有一呈半圆形的盖子，其上饰以立鸟及龙形物。装饰着兽首的鋬（即把手）安在鸮背上。

可见，作为“国之重器”的青铜器，除了作为生产生活用具、兵器和祭祀用具之外，还更多地成为中国古代统治者地位尊卑和权力等级的象征。作为工具的青铜器，其礼器的功能往往是首位的，这是其造型设计的基础，那些庄严、凝重、狰狞、奇特的造型和装饰设计，无不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2.1.3　玉、漆、木、染织等工艺

玉器在我国造物文化史上，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它不仅仅是传统工艺里的一个门类，更是渗透着深厚而神圣的精神属性和社会属性。从原始社会的祭祀用玉，到历代的礼玉、佩玉直到藏玉，这一庞大的用玉系列，形象地反映了我们民族古代崇尚玉器的观念和文化传统。受制于礼制、宗教和社会观念的玉器，往往成为一种精神和观念的象征，一种具有神性的物品。

中国的玉器文化孕育于石器时代，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时期时代，曾有一个玉石不分的时期。考古发掘出的玉斧、玉凿显示玉最早是作为劳动工具出现的，而当玉石的美质被发现并被加以利用的时候，玉制的装饰品和作为祭祀与礼制工具的玉器便出现了，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随葬的玉耳坠、玉笄等玉制品，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鸟兽造型的玉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玉龙（见图2-21）。玉龙通高26厘米，墨绿色，体卷曲，平面形状如C字形，龙体横截面为椭圆形，直径为2.3～2.9厘米。龙首较短小，吻前伸，略上噘，嘴紧闭，鼻端截平，端面近椭圆形，以对称的两个圆洞作为鼻孔。作为原始时代造型的玉龙，形象设计简洁，其本身也是一个高度抽象化的符号，在很大程度上和原始的图腾崇拜有一定的关系。

从原始时代陪葬的玉器中可以看出，玉器大多数具有宗教和祭祀的性质，进入奴隶社会以后，这种祭祀性质又进一步与礼制结合，出现了大量的礼器，从而有了更多的社会意义。商代玉器是玉器大发展的时期，犹如同期高度发展的青铜工艺一样，商晚期的玉器制造空前繁荣，特别是殷墟王室玉器，更是量大、质精、形美，成为中国玉器发展史上辉煌的一笔。仅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就达755件，其艺术特点不仅继承了原始社会的艺术传统，而且依据现实生活又有所创新。玉人（见图2-22）是妇好墓玉器中最为珍贵的随葬品，如绝品跪形玉人，头戴圆形箍，前连接一筒饰，身穿交领长袍，下缘至足踝，双手抚膝跪坐，腰系宽带，腹前悬长条“蔽”，两肩饰臣字目的动物纹，右腿饰S形蛇纹，面庞狭长，细眉大眼，宽鼻小口，表情肃穆。其身份是墓主人妇好还是贵妇，难以确辨。无论是玉禽、玉兽还是玉人，均为正面或侧面的造型，这是妇好墓玉雕乃至整个商代玉器的共同特点。

自战国时代起，佩玉成为玉器生产的主流，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所配之玉，器种繁杂，有玉环、玉龙形佩、玉琥、玉鱼等。汉代玉器发展的高峰在汉武帝之后，汉武帝独尊儒术，“君子贵玉”思想和厚葬之风使玉器工艺高速发展，镂空琢玉工艺广泛应用，艺术风格也更加多样。1983年出土于广州越秀山旁南越王墓的镂空龙凤纹玉套环（见图2-23），其为内外两圆环相套造型，直径有10.6厘米，厚却不到0.5厘米，呈扁平状，系采用上等青玉镂空透雕法精雕而成。外环比内环宽约一倍，内环刻着一条状如S形的龙，外环刻着一只回首鸣凤，也呈S形，内外环既相互独立又浑然一体，线条流畅，轻灵剔透，充满动感，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是汉代玉器中难得的精品。

在玉器工艺中，除了与宗教、祭祀和礼制有关的玉器用具之外，还有相当大的部类，属于陈设和欣赏之用的工艺品，大的如“玉山”“玉海”，小的如珠，几乎应有尽有。清乾隆年间制成的“大禹治水”玉山（见图2-24），是中国玉器宝库中用料较多，雕琢精致，器形较大的玉雕工艺品，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之一。“玉禹山”置于嵌金丝褐色铜铸座上，系用呈青白二色的最为名贵的密勒塔山和田玉雕成，重5350千克。青白玉的晶莹光泽与雕琢古朴的青褐色铜座相配，更显得雍容华贵，互映生辉。

把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上所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品、美术品等，一般称为漆器。生漆是从漆树割取的天然液汁，主要由漆酚、漆酶、树胶质及水构成。用它做涂料，有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特殊功能，又可以配制出不同色漆，光彩照人。在中国，从新石器时代起人们就认识到了漆的性能并用以制器。历经商、周直至明、清，中国的漆器工艺不断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炝金、描金等工艺品，对日本等地都有深远影响。漆器是中国古代在化学工艺及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

中国古代漆器的工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文化遗址中已经出土了木胎涂漆（自然生漆）碗（见图2-25）。夏代的木胎漆器不仅用于日常生活，也用于祭祀，并常用朱、黑二色来髤涂。殷商时代已有“石器雕琢，觞酌刻镂”的漆艺。西晋以后到南北朝，由于佛教的盛行，出现了利用夹纻工艺所造的大型佛像（见图2-26），此时的漆工艺被用来为宗教信仰服务，夹纻胎漆器也因而发展。所谓的夹纻是以漆辉和麻布造型作为漆胎，胎骨轻巧而坚牢。唐代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种种因素使工艺美术也随之发达，在艺术、技术以及生产上，皆远超过前期。唐代漆器大放异彩，呈现出华丽的风格，漆器制作技术也往富丽方向发展，金银平脱、螺钿、雕漆等制作费时、价格昂贵的技法在当时极为盛行。

宋代漆器的制胎和髤饰技艺已经十分成熟，当时不仅官方设有专门生产机构，民间制作漆器也很普遍。漆器所制作的器皿，样式多且富有变化，造型简朴，表现出器物结构比例之美。一般而言，宋代漆器以素色静谧为主。明代时期的工艺美术跨入新的阶段，官方设厂专制御用的各种漆器，并由著名的漆艺家管理。除了官设的漆器厂外，民间漆器生产也遍及大江南北。明代江南漆器名家辈出，明代初期有张德刚、包亮，明代中期有方信川，明代末期有江千里等，同时出现集漆器工艺之大成的著作《髤饰录》（见图2-27）。

从起源意义上看，人最早是居住在洞穴里的，自然也没有什么家具可言。新石器时代，原始初民们开始从事农业生产，逐水而居，从而出现了房屋和聚落，在“家”这个空间之下也就生发出了最早的家具。中国的家具设计以宋代为一个转折点，宋以前古人一般是席地而坐的，室内以床为主，地面铺席，宋之后出现了屏、几、案等家具，床既是卧具也是坐具，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榻（见图2-28）等。商、周、秦、汉、魏各时期，家具没有太大变化，有凳、桌出现，但不是主流；直到汉代，胡床（见图2-29）进入中原地带；到南北朝时期，高型坐具陆续出现，垂足高坐开始流行；到了唐代尽管高的桌、椅、凳等已被不少人所使用，但席地而坐仍然是很多人的日常习惯。真正开始垂足高坐就是从宋代开始的，各种配合高坐的家具也应运而生。元、明、清各代，对家具的生产、设计要求精益求精，尤其是明、清两代，成为传统家具的全盛时期。

“明式家具”（见图2-30和图2-31）是在宋代、元代家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在工艺、造型、材料、结构上都有重大突破。明式家具一直被誉为我国古代家具史上的高峰，是中国家具民族形式的典范和代表。在世界家具史上也是独树一帜，自成体系，具有显赫的地位。明式家具具有造型淳朴、大方，结构简练，突出木材天然纹理，不添加烦琐装饰，注重实用、美观等特点。因为当时的文人已参与了家具的设计，所以其中夹杂的文人意趣又是前朝后代的家具所无法拥有的。在造型上，讲求物尽其用而没有多余的东西，简洁到不能再简洁，强调家具形体线条优美、明快、清新。通体轮廓讲求方中有圆、圆中有方，整体线条一气呵成，在细微处有适宜的曲折变化。不但保留了家具木材本身的肌理本色，而且在功能性和形式美之间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平衡统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纺织品的国家之一。早在原始社会，人们采集野生的葛、麻、蚕丝等，并且利用猎获的鸟兽羽毛，搓、绩、编、织成为粗陋的衣服，以取代遮体的草叶和兽皮。原始社会后期，随着农、牧业的发展，人们逐步学会了种麻索缕、养羊取毛和育蚕抽丝等人工生产纺织原料的方法（见图2-32）。但是，所有的工具都由人手直接赋予动作，因此称作原始手工纺织。在距今约七千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就发现有苘麻的双股线，在出土的牙雕盅上刻着四条蚕纹，同时出土了纺车和纺机零件。夏代以后直到春秋战国时期，纺织生产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原料培育质量进一步提高；纺织组合工具经过长期改进演变成原始的缫车、纺车、织机等手工纺织机器，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有一部分纺织品生产者逐渐专业化，因此，手艺日益精湛，缫、纺、织、染工艺逐步配套。在那一时期，纺织品则大量成为交易物品，有时甚至成为交换的媒介，起货币的作用。产品规格也逐步有了从粗陋到细致的标准。商、周两代，丝织技术有了突出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丝织物已经十分精美（见图2-33）。多样化的织纹加上丰富的色彩，使丝织物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贵衣料，这是手工机器纺织从萌芽到形成的阶段。

秦汉到清末，蚕丝一直作为中国的特产闻名于世。大宗纺织原料几经更迭，从汉到唐，葛逐步被麻所取代；宋至明，麻又被棉所取代。在这一时期，手工纺织机器逐步发展提高，宋代以后纺车出现适应集体化作坊生产的多锭式（见图2-34）。在部分地区，还出现利用自然动力的“水转大纺车”，纺、织、染、整工艺日趋成熟，织品花色繁多，现在所知的主要织物组织（平纹、斜纹和缎纹）到宋代已经全部出现。丝织物不但一直保持高档品的地位，而且还不断出现以供观赏为主的工艺美术织品。元、明两代，棉纺织技术发展迅速，人民日常衣着由麻布逐步改用棉布。明、清纺织品以江南三织造（江宁、苏州、杭州）生产的贡品技艺最高，其中各种花纹图案的妆花纱、妆花罗、妆花锦、妆花缎等比较富有特色。富于民族传统特色的蜀锦、宋锦、织金锦和妆花（云锦）锦合称为“四大名锦”。明、清两代，精湛华贵的丝织品，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还远销亚欧各国（见图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