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登于1944年和1965年为《诗选》所写的前言

我揣想，在每个作家的心目中，他自己的旧作都会分成四个类别。第一类纯粹是垃圾，他会一直后悔把它付诸笔端；第二类——最让他感觉痛苦——他的无能或急躁情绪没有让好想法产生好结果（在我看来，《演说家》^[1]就是这么个实例，不错的概念遭受了致命损害）；第三类的篇什他并不反感，只是缺乏重要性；由于这些东西必定无可避免地构成任何文集的主体，假若他将这部集子只限定于第四类——那些他怀着真诚感激的诗歌作品——的话，那他的书就会太过单薄而令人沮丧。

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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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当我第一次汇编我的短诗作品时，我将它们按照首行的字母顺序进行了排列。这或许是做了一件蠢事，但我自有缘由。在三十七岁时，我仍然太年轻，对自己的前行方向并没有确定感，我不希望评论家们浪费他们的时间并且误导读者，而我作此推测，结果几乎肯定是个错误。今天，年届六十之际，我想我对自己和我的诗歌意图有了更好的了解，而假若有人希望从一个历史角度来审视我的作品，我也没有异议。因此，即便我有时打乱了顺序，将那些在主题或类型方面有共性的诗篇组合在了一起，大体上它们仍是按年代先后排列的。

我过去写的某些诗歌，很不幸已经出版付梓，这次将它们剔除了出去^[2]，因为它们不那么诚实，要么无礼，要么就无趣。

一首不诚实的诗歌，不管有多好，总在表达它的作者从未体会过的感情或并未抱有的信仰。举例来说，我曾一度表达了对于“建筑新样式”的期望；但我从来就没喜欢过现代建筑。我更喜欢旧玩意，而一个人必须保持诚实，即便在谈论自己的偏见时亦复如此。还有更让人汗颜的一例^[3]，我曾这么写道：

历史或会对失败者呜呼哀叹，

却既不能救助，也无法宽恕。

说出这样的话，是在将良善与成功等同看待。若我确曾持有这个邪恶的教条，这当然很糟糕；可是，要说我作此陈述只是为了让它听上去更有修辞效果，那就百口莫辩了。

在艺术中，如同在生活中一样，无礼不会和一种蓄意冒犯的意图混淆起来，它是过度关注自我和对他人缺乏体谅（和了解）的必然结果。对待读者，如同对待朋友，你不能冲着他们嚷嚷，也不可轻率地去套近乎。年少时的轻率或喧闹或许可以原谅，但这并不意味着轻率和喧闹是什么优点长处。

无趣是一种主观反应，但一首诗倘若连它的作者也大打呵欠，它就很难期待一个更为中立的读者会把它费力地读完。

很多选入的诗歌都经过了修订。我注意到，评论家们往往会去推定它们在思想上的重要价值。有些人甚至会对一个事实上的排印错误大惊小怪。我只能说，至少我从未有意识地试图纠正我早年的想法或感觉，除非在进一步考虑后，我觉得当初用以表达它们的语言不准确、无生气、冗长或者刺耳。重读我的诗歌，我发现在1930年代自己曾沉溺于某种非常随意的用词习惯。对任何一个用英语写作的诗人来说，定冠词总是让人很头疼，而我对德语的使用偏好简直成了一种病。而当我看到自己曾多么乐于把词尾是or和aw的词语视作同音异义词时，这同样令我皱眉蹙额。我用牛津方言来念时情况确实如此，但这个理由真的不是很充分。我也发现，我的耳朵再也无法容忍用一个发声的S和一个不发声的S来押韵。诸如此类的押韵只得随它去了，因为我当时找不到一种摆脱它们的方式，但我保证再也不会如此行事。关于作品修订的不二原则，我同意瓦莱里的说法：“一首诗永远不会完成；它只会被丢弃。”

这个选集的时间点截止到1957年。翌年，我的夏季居所也从意大利搬到了奥地利，我生命中这个尚未结束的新篇章就此开始。本次选入的诗作跨越了三十年，若计算无误的话，一共有三百首，我写下其中最早一篇时是二十岁，而写下最后一篇时是五十岁：四个漂亮的整数。此外，这本书的厚度看着已经很惊人了。

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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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奥登出版的第二个诗集，原作标题为《演说家：一份英语习作》。这是一篇以散文和韵文写成的长诗，初版于1932年。它分为三个部分，前后各一篇短诗作为“开场白”和“尾声”。第一部分《新手入门》包括了四首戏剧风格的散文，第二部分《飞行员日记》，散文中穿插了诗歌，第三部分《六首颂歌》则都是诗篇。两年后，奥登在再版时做了些修订。第三个版本出现在1966年，他加了个短序，删去了一首颂歌，全文亦有几处小改动。

[2] 抱歉，奥登先生，我们在这次中译本出版时又把它们给找了回来。

[3] 指奥登写于1937年的《西班牙》，所引是该诗的结尾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