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丝路先声·海洋文明的曙光

人类是一只脚踏大地，一只脚踩海洋。

自古以来，海洋开放而包容，孕育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纵观历史，世界上著名的古城和文明中心，大多是临海而建，人类临水筑居，繁衍生息。

珠海亦是如此。

6000多年前，这块土地上就留下了先民活动的印记。与黄河及长江流域先民所创造的农耕文明不同，珠海的先民以海湾沙丘作为自己的栖身之所，创造了传承千年的海洋文明。

他们掌握了水上停船技术，能够熟练地使用渔船在近海活动；他们在附近的岩壁上凿刻出内容丰富的巨型岩画，记录下自己的生活；他们在专门的作坊里制作出了精美的玉石、玛瑙、布匹……

也是从那时起，“丝绸之路”海洋文明的曙光开始闪现。

沉默的沙丘

沙丘遗址，多指分布在沿海的沙滩、沙堤和沙洲的古代文化遗存，以海洋文化为典型特征。在珠海，凡是有淡水流过的沙滩几乎都有史前文化遗址。据不完全统计，珠海现有沙丘遗址80余处。

淇澳岛后沙湾遗址、东澳湾遗址、三灶岛草堂湾遗址、高栏岛宝镜湾遗址……它们一般都深埋于地下，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片荒野和杂草，可是，稍稍留心脚下，就可以捡到陶片、石斧、玉玦等文物。如一句印第安俚语所言：你不小心踢到的石头可能是几千年前的遗物。

穿越几千年的时空，这一片片沉默无语的荒芜沙地，埋藏的不仅是远古先民认识海洋、依靠海洋、利用海洋的信息，也是珠海文化的根脉。

历史的原点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历史。

珠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何时？或许我们穷尽历史文献，都不会找到确切的答案。

1984年，珠海的考古工作者在珠海淇澳岛后沙湾发现了彩陶碎片、石斧等文物。经过鉴定，陶片属于沙陶，石斧属于磨光石器。陶器和磨制石器的出现，常常被作为史学上划分新旧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新石器时代！”这个发现让考古工作者们，也让每一个珠海人兴奋不已。

5年后，一场针对后沙湾遗址的联合考古发掘拉开了帷幕，参与者有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暨南大学历史系与珠海市博物馆，发掘面积达108平方米。

据后续披露，后沙湾遗址的文化堆积是相互叠加的地层，犹如书架上排列的一册册古书，随着我们一页页地翻阅研读，一扇了解珠海历史的大门也正在徐徐打开。

几年前，我曾去淇澳岛探访过后沙湾遗址。

站在淇澳岛上最高峰眺望，背后的喧嚣声渐渐淡薄，视线所及处，海水一片幽蓝，一抹细腻的沙滩，千百年来静静地与海水共处。对岸，香港机场、深圳蛇口港隐隐可见。

遗址就位于淇澳岛以东的后沙湾沙丘坡地上，地形呈弯弧月状，西靠望赤岭，东临海边顶轮坡小山，北背牛婆湾，西南倚山坡梯田，东南面向伶仃洋。

遗址现存面积近500平方米，高出海平面约4.5米左右。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人们长期在沙丘遗址挖取建筑用沙，后沙湾沙丘遗址已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站在灌木葱茏、四周环海的遗址前，一个个久远的场景，从历史的时空中飞舞而来，在我眼前定格。

距今6000—7000年前，海平面进入了相对稳定期，海水向内陆推进，珠江三角洲的珠海、澳门已经成为我们今天所见的岛屿。海水上升、流动裹挟的泥沙，在岛屿上形成了众多的沙丘、沙堤。

沙丘具备了良好的自然避风的条件，附近浅海积聚了丰富的鱼类资源、植物资源和充足的淡水。于是，珠海的先民就选择了海湾沙丘作为他们的聚落地点，在沙丘、沙堤及其附近的坡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开启了珠海史前的海洋文明。

千年一瞬。淇澳岛后沙湾遗址不仅是珠海，也是整个环珠江口地区沙丘遗址的典型代表，它将珠海的历史从1200年左右，推到了6000多年前，让我们将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生活与环珠江口地区史前文明的源头连接在了一起。

鉴于环珠江口附近史前文明的典型性，有学者建议将其命名为“后沙湾文化”。目前，与后沙湾遗址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还有平沙堂下环遗址、三灶草堂湾遗址等。

宝镜湾，何时再相遇

以后沙湾遗址为起点，不难发现，整个环珠江口地区的沙丘遗址，构成了一条既有清晰的时代更替，又极具地域禀赋的海洋文明长廊。

于是，沿着这条长廊，我继续走了下去，从新石器时代中期走到了晚期。珠海，雨天，前往宝镜湾遗址。

珠海高栏岛之南有南迳湾，湾口朝西南，呈长方形，宝镜湾是南迳湾中的一个小海湾。因海湾之中有一块岩石上凿有一圆形图案，因此将海湾称之为“宝镜湾”。面积10000余平方米，是一处沙丘连山岗遗址。

来此游玩的人并不是很多，石砌的台阶布满青苔，两边是茂密的灌木丛。沿着台阶一路登上山顶，就可以俯瞰遗址的全貌。

1989年，珠海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发现了惊动整个考古界的岩画。1997年至200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珠海市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先后对宝镜湾遗址进行了1次考古试掘和3次正式发掘。

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当时建房时凿挖的柱子洞、祭祀坑、当时制作玉石器的作坊，玉玦、水晶玦、石圭、石钺等精美礼器及石网坠、沉石、石锚等海上作业工具。

这非常令人惊异。5000多年前，在这些星罗棋布的沙丘上，珠海的先民已经开始了有目的的群体生活，双脚已经开始跨进文明的门槛。

登上山顶，穿过一个狭窄的通道，再进入一个小山洞，就是震惊世界的宝镜湾摩崖石刻。

石刻密度之大，内容之丰富，出乎我的意料。有人说，这里是藏宝图，隐藏着清末海盗张保仔藏宝的秘密；有人说，读懂了这几幅天书，就能挖到金银财宝，几辈子都花不完……

据资料记载，宝镜湾摩崖石刻诞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图形有船、波浪、龙蛇、舞蹈人、鸟兽鱼水云等，描绘的是南越古先民的生活写照或图腾崇拜。洞内漆黑，几乎看不出石刻的形状。即使看清，于我也不过犹如天书一般。

石洞外，石壁上原本还有几处摩崖石刻，由于酸雨的腐蚀，几乎已经看不到石刻的痕迹了。很幸运，当地文保部门已经意识到危害的严重性，修旧如旧，给保存尚好的摩崖石刻加上了一个保护顶盖。

走出山洞，我恍如隔世。再一次俯瞰，眼睛扫过这里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木，觉得它们也在注视着我，给我讲述着曾经活跃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和部落的前世今生。

与宝镜湾遗址处于同一时期的，还有香洲蛇洲岛遗址、横琴赤沙湾遗址、南屏白沙坑遗址……海风一季又一季，吹拂了几千年，所有的历史都消失在时间的灰烬里，只留下时间积淀的文明，融入人们的精神深处，也融在生活的点滴里。

走进青铜时代

小沙澳湾位于珠海市淇澳岛东南部，三面环山。美丽的“漏斗”形海湾与海岸线上形状各异的礁石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碧海蓝天沙如雪”，洁净的海水，在阳光的照耀下犹如一块晶莹的蓝宝石。光脚踩在沙滩上，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沙子的细腻绵软。

小沙澳湾遗址就位于近湾口东南部的沙丘上，与山岗相连。平时，漫步在这片看似宁静的沙滩上，人们会不经意间捡到一些有着粗糙纹路的陶片。谁也不曾想到，就是这些看似平常的小碎片，给考古界带来了无限的惊奇和喜悦。

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珠海市博物馆先后对小沙澳湾遗址进行了3次发掘，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的史前文物，再一次为研究珠海史前文化序列提供了新的佐证。

我越过荒草和溪流，找寻到了这片遗址。沙滩上裸露的乱石貌似城墙的断壁残垣，在光影的挪移下随意地组成一幅幅抽象的油画。我已经想象不出四五千年前的先民在这里的家园是什么样子，在任何典籍里也寻找不到它们的蛛丝马迹。只能通过出土的文物，知道他们曾在这里生活过。

现在，小沙澳湾遗址出土的代表性文物都展陈在珠海市博物馆。即使对图文资料早已了然于胸，但当我走进博物馆，亲眼看到这些精美的文物时，我还是被深深地震撼了。

陶器纹饰有绳纹、交错绳纹、方格纹、“之”字纹、重菱形纹……器皿有釜、罐、豆、箅形器……小件生产工具有网坠、穿孔石坠、纺轮、陶拍……装饰品有石璜、水晶碎片、环砥石等，每一件都是生动直观又极具神秘意蕴的文化符号，传达出丰富的珠海史前海洋文明信息，但也给后人带来了诸多的争议和无尽的想象。

迄今为止，已有八处遗址在淇澳岛东南部海湾一带被发现，其中只有两处被正式发掘，即后沙湾和东澳湾遗址，小沙澳湾遗址恰好位于两处遗址之间。

据《香山县志》明嘉靖本记载，夏商周时期，香山岛属于百越海屿之地。而据资料披露，小沙澳湾遗址，恰恰是属于商周时期的海湾沙丘遗址，尽管规模较小。东澳湾遗址、南芒湾遗址等，也都与小沙澳湾遗址属于同一时期。

突然，我想到考古学上的一个术语：堆积。珠江口绵延千里的海岸线，大大小小数百个岛屿，逾80个沙丘遗址，层层叠叠堆积了太多先民的历史与文化，也堆积了迷茫的尘烟与解不开的谜团：珠海到底有多少未被发现的沙丘遗址？先民们从哪里来，又都去了哪里？那些谜一样的岩画到底诉说了怎样的故事？

从后沙湾遗址到宝镜湾遗址，再到小沙澳湾遗址，我们走过了新石器时代中期，走过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走过了青铜时代。一路走来，我们清晰地触摸到了绵延于珠海海洋文明的脉络。

远古时期，珠海的先民已经熟练掌握了驾舟航海和水上停船等技术，以渔猎为生，创造了中国文明史上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中原农耕文化并存的海洋文化，这也成为珠海地域文化开放包容精神的发轫和源头。

岩画的诉说

夕阳的余晖下，波光粼粼的海面泛起金色的光芒。一条大型木船缓缓靠岸。船头，龙头般的装饰显得格外威严而英武。岸边，几十双眼睛都在期盼着这条大船的满载而归。

船渐渐靠稳了岸，震天的欢呼声开始在人群中此起彼伏。熙熙攘攘的人群围着船头跳起了欢快的舞蹈，感谢上苍对他们的恩赐，庆祝大船的平安归来……

这是我根据高栏港宝镜湾大坪石岩画臆想出来的画面。消失的大船，亦如消失的历史，逝者如斯。但，总有一些印记，向我们倾诉被掩盖在历史硝烟深处的记忆，一如那沉默的岩画，是珠海几千年文明进程的见证。

高栏岛，别称“皋兰”，素有“五峰桀竖如指，谷多兰卉”之谓，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天然海上航标。自古以来，“飞沙奇景”，一条宽阔的沙带，飞沙逆坡而上，为南中国罕见的奇特景观。

岛上山脉连绵起伏，植被茂密。观赏植物种类繁多、天然石景奇异纷呈、悬崖山脉陡峭险峻、海岸线曲折迂回……更兼大飞沙滩由两侧石山挟抱，引人入胜，目不暇接。

宝镜湾就在高栏岛西南部，呈弧形。距离宝镜湾不远，有一座风猛鹰山。山海拔只有157米，外形跟别的山头相比并无特别之处。但当我从这座山里走出来时，我发现，它所承载的内容，远远比我们表面了解的要多得多。

满壁天书

我对宝镜湾的岩画充满好奇，是因为读了清代嘉庆年间海洋大盗张保仔的故事。

据史料记载，张保仔15岁随父出海，被海盗红旗帮掳去，从此成为海盗并成长为红旗帮的首领，全盛时期部属7万余众，大小船1000多艘。劫掠对象多以过往的官船、洋船为主，积累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张保仔将财宝分为三份，其中“地一份”挖地掩埋以应急需，就藏在宝镜湾的藏宝洞中。

1989年，10月的珠海，秋高气爽。珠海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根据当地群众提供的线索，在宝镜湾发现了4处6幅岩画。此前，在珠海境内从未发现过古代岩画。1998年，在风猛鹰山顶又发现一处，共5处7幅，定名为“宝镜湾岩画”。根据当地流传的习惯名称，分别称之为天才石、宝镜石、大坪石、藏宝洞岩画等。

在风猛鹰山，我亲眼看过那些简单线条勾勒出来的一幅幅历史的符号，并伸出手，和那些穿越时空的线条一起游走。

宝镜湾沙滩的南端，是天才石，石色顶部灰黑，下部呈褐色。斜面上，一个船形、两个人形略可辨认，其余三个图形因为风雨侵蚀，已不可考。因两个人形酷像汉字“天才”，故称“天才石”。

后经专家仔细辨认，人形并非“天才”二字，而是两个向前奔走的人，上面的人头较长，形似向天仰视；下面的人头稍小，状似注视前方，两人手臂平直，两腿呈向前大步奔走状。

两个人形的左上部，有一船形图样。船头呈尖细翘起状，两条细线组成船身，船尾为方形，一条竖线状似竹竿，杆顶装饰有旗或幡类部件。船下有波浪纹，如水波荡漾。两个人，一艘船，一幅远古先民依海而生的画面栩栩如生，跃然石上。

山下海边沙滩松林间，有一岩石露出地面一角，岩石中部刻有一圆形，酷似古镜，故名之“宝镜石”。圆形外为一圆圈，圈内右边刻有半月形，左边刻有上下两个圆点。圆形西侧，有水和圆形纹饰，下半为水，上半为云。

“宝镜石”对面是芒卵岛，当地有“东日映西日，宝镜照芒卵”的传说。据此推测，岩画应为日落时云蒸霞蔚的景象，水表示海，云表示傍晚，圆形为太阳。在文字记录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远古先民用岩画这种直观形象的方式，记录了他们对自然的观察。

相比之下，大坪石岩画的主题更加明朗，人物更加丰富。爬上风猛鹰山半腰，岩画便出现在眼前。岁月和风雨的侵蚀，岩画只能依稀可见，用心观察，岩画里的人物仿佛全都活动了起来：

一条有龙头装饰的大船停靠在岸边，船头和沙滩用踏板相连，两个人沿踏板向船上攀爬。船下，人们姿态各异——有的载歌载舞，欢庆大船的满载而归；有的虔诚跪拜，感谢上天的恩赐……隔着数千年时空，依然能够感受到人群雀跃，欢声鼎沸。

简单、古朴的线条，巧妙的艺术构思和刺眼的红色彩绘，观之让人产生一种似虚似实的梦幻之感，仿佛置身于远古先民的人群中，与之同欢乐。

沿着石阶行至半山腰，有一巨大花岗岩崩裂，裂隙之上覆盖三块大石，形成岩厦。沿洞口进入，中间通天，稍一侧脸，东面石壁上的岩画赫然出现在眼前。这就是藏宝洞岩画，也是宝镜湾岩画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岩画。

在约15平方米的石壁上，密密麻麻地刻画着各种图案，形状有船、波浪、龙蛇、舞蹈人、鹿、蛇、巫师、先民居住的干栏式房屋等。其中人物和船的形状最为突出，水的表现也很丰富。从右上角到左下角，依次刻画有3艘海船，船下和船侧刻有螺形纹，让人感受到海水的波涛汹涌。

这是一幅围绕海船而组成的远古先民的生活图景。这几条轮廓粗糙的海船，据说是目前中国所知最早的船舟形象。当远古先民扬帆起航，踏上与海洋为伍、征服海洋的征程时，人类的文明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惟石能言

石头是地球的骨骼，人类的半部文明史是刻在石头上的。岩画即是留在石头上的历史形态之一。

据《汉书·地理志》颜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宝镜湾地处南海之滨的珠江口西部，生活在这一带的是越人，属于“百越”族群的一支，称为南越，“居于海上”“便于舟”。

除宝镜湾岩画外，在与其稍远的平沙镇莲湾山北坡的葫芦坑，也发现了大体同时代的岩画，记录的是远古先民出海前祭祀大海的景象，也是先民征服海洋的历史见证。

宝境湾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可以用于凿刻岩画的尖状石器。南越人以石器为工具，用粗犷、古朴、自然的手法，在坚硬的花岗岩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历经4000年风雨洗礼，逝去的人们已经沉默，但岩画中的人姿势却亘古未变，一如讲着一个永远没有结局的故事。也许，远古的先民们，就是用这些粗略的线条在岩石上记录着自己的生活。尽管简单，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一种更加强烈真实。

第一眼看到岩画，我的心就给这种原始、古朴、神秘的艺术掠夺和攫取了。虽说没有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也缺少唐代吴道子的“吴带当风”，但风格潦草、粗糙的线条，神似中穿透着简单与深刻，深邃中表情达意。

风猛鹰山地偏人稀，少有人来。找个地方坐下，安静地欣赏每一幅岩画，揣摩其中传达的信息，仿佛在与远古先民对话，他们的声音，穿越洞天，从历史的深处而来。

人们一直在解读宝镜湾神秘的线条与符号，迄今为止，我们仍无法完美破译这些先民们给我们留下的“天书”，只能从学者们的著述中窥探到一鳞半爪。

1999年，由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办的“珠海宝镜湾岩画与遗址学术研讨会”在珠海召开。与会专家提出，藏宝洞岩画与宗教、祭祀、信仰有关，岩画表现的是大船出海时，人们在海边举行祭祀，祈求大船能够平安抵达的图腾祖先崇拜。

李世源所著《珠海宝镜湾岩画判读》中提到，载王之舟、图腾族徽、祭祀人牲、群船云集是东壁岩画的四大组合。祭祀的隆重肃杀和图腾与载王之舟呈对抗之势，透露出这场大聚会绝对不是一次和风细雨、歌舞升平的庆典。

其实，无论是“载王之舟”，还是“觋傩之舞”，无论“人牲”，还是“凤鸟”，都不可否认，这些线条莽莽苍苍的岩画展示了4000年前远古先民祭祀与生活的场景，是先民们一笔一画地凿刻出来的海洋文明的传奇。

4000多年前，在北方的游牧文明、中原的农耕文明方兴未艾的时候，在这片蛮荒的土地上，湛蓝色的海洋文明已经同步绵延。南越的先民掌握了熟练的航海技术，勇敢地向波涛汹涌的大海进发，孕育了珠海开放包容的滨海城市的气质，也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同地中海国家一样，都是人类海洋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随着宝镜湾岩画内容的深入辨识和判读，发现的未解之谜也越来越多：远古先民为何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又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在岩石上凿刻这些岩画？他们又到哪里去了，藏宝洞岩画留下的真的是悲壮的告别场景吗？

未知的历史总容易令人遐想，我仿佛看见每一幅岩画背后先民面朝大海的身影，他们早已同岩画融为一体，并成为其中最清晰的部分。阅读岩画，其实也是在阅读他们。

法国伟大诗人、作家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一书中形容巴黎圣母院时所说：“最伟大的建筑物大半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个人的产物……它们是民族的宝藏，世纪的积累，人类社会才会不断升华留下的痕迹。总之，它们是一种岩层。”

其实，不只是建筑物，这些岩画也“不是个人的产物”，它们属于一群古老的氏族，属于一个被智慧和精神加持的民族。当雨果将巴黎圣母院比喻为“石头写成的史书”时，伫立在眼前的岩画，本身就是“石头写成的史书”。

2014年8月，“2014贺兰山国际岩画峰会”在宁夏银川举行，银川世界岩画馆编著的最新世界岩画精品图录《惟石能言》被隆重推出。该图录中，珠海的高栏（宝镜湾）岩画占一席之位。

文化互通是推动“一带一路”最好的纽带。三年后，“2017中国贺兰山国际岩画峰会”上，与会学者达成共识：以“一带一路”为纽带，对世界各地彼此孤立的岩画遗存与全球岩画进行全面系统的联动研究。

宝镜湾岩画，将承载着“一带一路”沿线以文化互通带来增进共识的使命，将珠海的故事传播向全世界。

陶器的“身世”

在珠海市博物馆，我第一次见到了它——彩陶圈足盘：敛口、钵形圜底、圈足镂孔，器表彩绘赭红色波浪纹，线条流畅，器形完美。地下沉睡4000多年，也并未完全让其洗尽铅华，细腻光洁的外表，随着光影的变幻而隐隐泛着温润的光。

当年的它，应该跟随自己的主人架舟船而猎渔虾，穿山径而逐落日，筑巢于海岛，丛生于山阿，满身的印文如行云流水般顺畅，赭红色的器身历经几千年的尘烟依然夺目。

它来自哪里？又是哪位能工巧匠创造了它？于是，我踏上了陶器的“身世”之旅。

陶器的起源

世界各大文明的早期阶段，几乎都经历过一个陶器的时代。作为海洋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珠海自然也不例外。

但是，它被世人给忽略了。

中国，有着长达近两万年的制陶史。中国之外，分布有欧州希腊陶器、非州及拉美地区陶器、中东地区两河流域陶器。四者共同构成了世界陶器发展史。其中，尤以中国起步时间最早、历时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

谈到中国的陶器，我们习惯于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为中心。几千年的大河奔腾，顺流而下，分别孕育了以河南仰韶文化、甘肃马家窑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等为代表的陶器艺术。

基于此，也许可以推测，陶器是在远古时代，由不同地区的族群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独立发明出来的，而并非归某个地区、或者某个部落所独有。

珠海的陶器多发现于淡水流过的沙丘遗址。史前先民们大多依山傍海而居，伴随着族群定居、食用熟食及贮水、汲水、贮存的需要，加之对土壤加水具有可塑性的感知，土与火的结合便成为陶器产生的契机。

于是，在群居的海岛上，先民们先用泥土制作成形，再使用火的威力，烧制出了陶器。当第一个陶罐被小心翼翼地从窑炉里捧出来，人类文明的进程再一次人为加快——人们可以利用自然规律，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物品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这也是远古先民创造力的觉醒。自陶器出现始，人类烹饪、盛放和储藏食物的需求得以满足，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得以极大改善。直至今日，陶器还会出现在一些家庭的厨房里、炉灶上。

淇澳岛后沙湾，只是珠海众多普通海湾中的一个，少有人烟。除了专业的考古人员，几乎无人涉足此地。就是这个低调的海湾，在珠海的制陶史上划下了一条长达5000余年的鸿沟。

1989年，广东省博物馆文物队与珠海市博物馆联合对淇澳岛后沙湾遗址展开发掘。

作为一个文化堆积层相互叠压的遗址，第一期就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中期先民的生活用陶：炊煮的陶釜、用于储藏的陶罐、用于盛食的陶钵、陶豆等，典型器物有彩陶矮圈足盘、白陶高圈足盘、窄沿鼓腹釜、敞口寰底钵等。

这些陶器大多为带圈足或圜底，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流行的陶鼎、陶鬶、陶鬲等三足形陶器不同。换而言之，珠海，乃至珠江口西岸的陶器文化，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域风格和文化内涵。

陶器制作之初，并没有刻意装饰的纹饰。远古先民制造陶器的手法很原始，以泥片贴筑，全手工制作。在制作过程中，无论是手捏、片状物刮削，还是拍打器壁等，都难免会留下一些不规则的印痕，这就是出现在陶器表面最初的装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人类社会早期的陶器，多是单一的条纹陶，而且只是素面陶。

后来，随着先民对美的执着追求，他们希望自己制造的生活器物既实用又美观。于是，在用黏土制成陶器之后，他们试着将这种不规则的印痕转变为有意的、规则的纹饰，比如把编好的绳子压在陶器上，形成了不同样式的绳纹，陶器也就进入了“绳文时代”。

后沙湾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上，器表纹饰就以绳文为主，部分为细绳纹，兼有少量编织纹。位于草堂村的草堂湾遗址，年代要稍晚于后沙湾，出土的陶器纹饰更加丰富，在绳文、细绳纹之外，还出现了麻点纹、条纹、压印圈点纹等。

生活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宝镜湾先民，使用的器类已经多达十几种，有釜、罐、钵、盘、豆、杯等，纹饰也出现了刻画纹和印文之分，前者以水波、菱形、弧线等组成多种图案，后者则有网格文、云雷纹、梯格纹等。

彩陶的诞生

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一代又一代地摸索，陶器的质地越来越坚硬，器型也越来越多样，简单的线条也慢慢组成了图案。

被想象的自由和智慧的热情所弥漫的远古先民，逐渐掌握了在成坯后的陶器表面绘以矿物颜料色彩的技术，开始为陶器的表面涂上了色彩，丰富纹饰的构图与内涵。

于是，彩陶诞生了。

这不仅是制陶史上的一次飞跃，也是人类文明达到的一个新高度，人类世界和自然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

中国的彩陶分布幅员辽阔，北至黑龙江与黄河，南及长江以至东南沿海。在黄河、长江一线，先后有距今七八千年前的彩陶出土，这证明，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彩陶的地域之一。

位于南海之滨的珠海，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先民已经学会使用渔网出海捕鱼，采集和狩猎也成为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附近肥沃的土地也开始耕种。生活稳定，食物富足，先民们开始有余力去创造丰富的精神文化。

那时的陶器，已经分为夹沙和细泥两种。夹沙陶以灰褐色为主，红褐色所占比例较少，一般附加堆纹或绳纹，还有少量编织纹；细泥陶胎体较薄，质地比较细腻，陶色以米黄色为主，红陶和白陶所占比例较少，绝大部分表面都有彩绘花纹，施赭红彩。

无论是哪一种，彩陶都占绝大多数。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环珠江口地区就已经发现了彩陶的痕迹。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沙湾等遗址先后出土了比较丰富且完整的彩陶器物群，人们才感觉到这个地域的彩陶，和大汶口、仰韶文化一样，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时光倒转4000年，珠江口西岸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海岛上已经形成了远古先民聚集的村落，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在近水源的村边，竖立着一个个窑厂，先民们光着膀子盘泥修陶，窑上的火光映红了天际，也映红了先民那一张张沧桑的脸。

成排以泥条盘筑法做成的彩陶半成品堆满了窑场，也许，那只我心仪已久的彩陶圈足盘就出自其中某一位先民之手。他仔细地将泥条变成了盘形，然后置于慢轮上小心翼翼地修整，施以赭红色的彩绘，拍上水波纹，然后在千余度的高温中凝结成形。

时隔千年，我依然能够清楚地看到泥条盘筑的纹路和底部修整的清晰面貌，这是手工技艺与天然艺术的完美结合。

后沙湾遗址、宝镜湾遗址先后出土了大量完整器型的彩陶。这些彩陶纹饰丰富多姿，并巧妙搭配刻画纹及镂孔纹，主题围绕“水”的各种形态，如流水、浪花、波纹等，反映了珠海的先民对自己熟知的事物及形状的自觉认知和把握，在造型和纹饰上追求一种贴合现实的审美效果。这与黄河流域的先民如出一辙，他们对鱼形情有独钟，不仅在彩陶上绘制完整的鱼，还会选择鱼的局部，如鱼眼、鱼尾等，设计出具有律动的重复性图案。

如同树的年轮可以推断精确的年代一样，陶器也是一种可以反映文化承续的标志性器物。经过当时最先进的陶片断代测试法——彩陶片的年代距离测试当年（公元1989年）为4818年，正负误差为10%，将珠海的历史追溯到了约5000年前。

伴随着距今5000年左右的第一次史前全球化运动，独立起源的陶器开始了传播与交流。也就在那时，大溪文化将先进的制陶技术远播到了珠江口。

1994年，“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学术会议”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揭开了珠海彩陶的“身世”。来自湖南、香港两地的考古学家一致认为：珠海沙湾遗址及深圳、中山、香港等地所出土的彩陶、白陶，皆系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所派生。

从陶到瓷

从彩陶始，陶慢慢地向瓷过渡了。

人类凭借上千年的智慧，完成了它的演化。在演化历程中，有一个种类至为关键——介于陶器向瓷器演变的中间，上承夏商周三代，下启五千年文明——它就是印纹硬陶。

商周时期，中原的先进文化对岭南地区的影响也不断扩大。作为百越先民的一支，极具古越文化特色的印纹陶在珠海地区流行开来。

作为陶器中的一种，远古先民在泥条盘筑法制作过程中，为了修坯、整形，开始采用轮制或快轮修整技术，出现了器型规整、烧制温度相当高的陶器，早期低温的印纹陶逐渐发展成为高温烧制而成的印纹硬陶，少量陶器表面还着上了釉彩。

夔纹是青铜时代印纹陶的典型纹饰，其夸张、变形、简化，重复组成的几何纹图案，广见于珠江地区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陶器。战国后期，器表压印米字纹的陶器开始大量出现，与青铜器一起在历史的长河中绚丽夺目。

到了封建社会的第一次文明的高峰汉朝，士、农、工、商分野，手工业成行成市，工匠们的创作材料也不再以玉器、金属为主，陶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烧制分工更加明确，烧造技艺更加发达，拜窑内高温熔化所赐，更为坚硬的釉陶普遍流行，汉字中也开始出现“瓷”字。

自此，“陶瓷”并称，正式走进人们的生活，中华文明史又多了一种有形的载体。随着工艺的进步、材料的考究、审美的提升，实用器的陶瓷慢慢地向艺术品升华。

当然，这是后话了。

从土到陶，从陶到瓷，历史的河流大浪淘沙，在消失与崛起中不断涌现出陶瓷艺术的精美之作，一如那只陈列在博物馆、供世人观摩的彩陶圈足盘一样，成为陶瓷史上一枚光彩夺目的印记。

伴随着南海“丝绸之路”的万里扬波，它们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标志性符号，成为沟通世界的艺术语言。当“一带一路”沿着古丝路的故事与印痕再度扬帆，我们期待用新“瓷”语向世界继续讲好中国故事。

船、石锚与网坠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渴望着探索远方。

珠海，地处东南沿海，珠三角城市群中海洋面积和海岛面积最大、岛屿最多、海岸线最长。为了拓展生存空间，自有人类活动起，船就成为这里不可或缺的生产和交通工具。

也许，早在轮子发明以前，船就已经在这里诞生了。

直至今日，船仍然是人类最引以为豪的发明之一。

船是怎样诞生的

船的诞生，一开始就充满了浪漫的神话色彩。

三皇五帝时期，黄河泛滥，先民们流离失所，禹受命于舜帝，负责治水。穿行在滔滔洪水中，船无疑是最急需，也是最合适的工具。多方寻找之下，大禹在四川发现了一棵大樟树，直径三米有余，削平即可作为一只既宽大又轻巧的独木舟。大禹就用这棵树造了第一只船，辗转各地，历时13年，终于完成了治水大业。

然而，传说毕竟是传说，它不过是人们的某种寄托和向往。船是怎样诞生的，已经遥不可查。我们只能从历史遗留下来的点滴痕迹中去推测船的诞生时间和过程。

远古时期，海湾是珠海先民们聚集生活的主要场所。他们与海的依存与生俱来，同海的抗争也从那时真正开始，船的发明便是他们征服大海的第一步。

长期与大海的抗争，不断丰富着先民们的智慧。如《世本》“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淮南子·说山训》“古人见窾木浮而知为舟”，漂浮的树叶或树干，成为先民创造舟船的原始诱因。

他们尝试着用藤萝或绳索将几根树干编扎起来，一只完整的木筏便诞生了。筏子，古时也称为“桴”。《拾遗记·黄帝》中曾有记载：“变乘桴以造舟楫”，“桴”即是小的木筏。

由此，人类开启了木筏渡水、打渔、航行的时代。

渐渐地，先民们又发现，同几根细小的木头捆扎在一起制成的木筏相比，整根大圆木在水中浮力更大，只是圆木不适合站立。于是，他们尝试用石斧将树干削平、挖空。《周易·系辞》便有“刳木为舟”的记载，“刳”即割开、挖空的意思。

古代船舶的直系祖先——舟诞生了。

舟，《尔雅》解释为“船也”。其实，在“舟”出现的时候，人类的生活里还没有船，“舟”特指独木舟。

有了独木舟，就需要有推动它行进的工具。于是，《周易·系辞》中曰：“剡木为楫。”先民削木头制成桨，推动舟在水中行进。“剡”的意思是削，“楫”即桨，《释名·释船》曰：“楫，捷也，拨水使舟捷疾也。”

独木舟具体出现的年代，目前尚不能定论。岭南，在中原文化的视野里，属于“百越”之地，以“善于用舟”而著称。珠海淇澳岛、三灶岛、横琴岛、高栏岛等，都留下了沿海先民一叶扁舟来往海上的痕迹。

筏子与独木舟的相继出现，是人类开拓生存空间迈出的第一步。从此，他们的活动范围从陆地扩大到了近海，开启了近海航行，海洋阻隔的威力开始丧失。

真正让远古先民走向大海，成为大海的主人，是船的发明。

独木舟由独木制成，受制于树干的粗细，空间不大，稳定性较差，不利于远距离航行和运输。先民们尝试在独木舟四周加装木板，一列一列加上去，空间越来越大，舷板成了独木舟的主要部分，“舟”的作用越来越弱，独木舟的独木转化成了尖底船的龙骨，以独木舟为基础的“船”诞生了。

伴随着船的发明，作为船的动力，风帆出现了。出土于安阳殷墟的商代甲骨文中出现“凡”字，形状犹如船帆，证明殷人已经在船上装帆，凭借风力航行。西周的金文中不仅出现了“舟”字，而且也开始出现“船”字。

汉字的流变，也印证了从“舟”到“船”的演变过程。

中国可考的最早的古帆船遗迹在哪里？不在别处，就在珠海！

我曾在高栏岛宝镜湾岩画中见到过这艘帆船。岩画中，这条船长约110厘米、高约70厘米，两头呈尖细上翘状，分为前中后三舱，船中部和尾部各挂一帆状物。据专家考证，岩画产生于距今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时光倒推4000年，生活在珠江口的远古先民，已经开始用木料加工组合，制造庞大的海船，使用原始的桅和帆，利用风力推动船只航行，开启了泛海航行。环太平洋文化中许许多多的谜团，也因宝镜湾岩画中“风帆”的出现，找到了解锁“密码”。

从独木舟到木板船，是人类科技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从此以后，各种弘舸巨舰、楼船方舟陆续问世，奠定了后来两千余年内陆漕运、外海贸易的辉煌局面。

网坠与石锚

其实，人类早期的发明创造都是为了生存。

“船作犁耙海是田，穿风钻浪捞鱼鲜。”对于生活在海岛沙丘的珠海先民来说，船是获得生活必需品不可或缺的生产工具。与船相伴而生的，是渔网。

在渔网出现之前，先民的捕鱼方式极为原始，就是“一击、二突、三搔、四挟。”击，用树枝、石块将水族砸伤；突，用石矛等锐器刺杀水族；搔和挟，则是用来捕捞栖息于海底的海鲜贝类。

这些原始的捕鱼方式，伴随着先民走过了漫长的岁月。

后来，用植物纤维编织的原始的渔网出现，开始了人类最早的捕捞。《易·系辞下》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做结绳而为网罟，亦佃亦渔。”

渔网的出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重大飞跃。尤其是带网坠的渔网出现，直接带来了渔获的剩余，加速了私有制的进程。某种程度上说，渔网的发明及使用，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场推动阶层分化的社会革命。

《三才图会》，明代文献学家王圻父子编纂的百科式图录类书，共计一百零六卷，遍历考证历代宫室、器用、服饰、珍宝等，无事无物不可入图。其《器用五》载：“包牺氏结绳为网罟，此制之所始，制各不同，随所宜而用之。”渔网的制式，随着地域的不同而变化，名目日趋多样。

珠海等南海沿岸渔网的大量使用，在距今4500年左右，稍晚于中原地区。历经数千年，植物编织成的渔网已经实物难寻，但作为渔网的部件之一，网坠却在这里被大量发现。

网坠的作用，是使渔网迅速沉入水底并固定。石网坠取自天然的石材，石材的腰部被打砸出两个对称的缺口用于系网。人类在发明了制陶技术之后，更加精致、小巧的陶网坠被制作出来。

与石网坠一起发现的，还有先民们使用过的生产工具：石斧、石锤、石圆饼和加工石器用的砺石、用于敲开贝壳、海螺类外壳打制砾石的石器等。

作为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这些形制各有不同的石网坠作为“镇馆之宝”被陈列在博物馆的橱窗里，与那些生产工具一起，勾勒出了一幅四五千年以前珠江西岸先民劳动生息的风情画。

生活的富足，让先民的视野不再局限于近海，他们渴望跨越大海的阻隔，到更深、更远的水域，捕捉更大的鱼，探索更多未知的世界。

浩瀚的大海，不可能永远风平浪静。无论是出海捕鱼，还是濒海渔归，都需要把船固定。于是，聪明的先民们计上心头，把石头中间凿一个孔，用绳索把石头系住，每当需要停船时，就把石头沉入水底或扔到岸上，利用石头的重量和惯性让船减速停泊。

这种粗糙的“石坠”，就是锚的雏形，叫作“碇”。每每出海，人们将“碇”搁置在船头，心里便踏实了许多。

1989年，一块37斤重的史前石锚在高栏港宝镜湾遗址被发现，宣告了一项史前纪录的诞生：早在4000多年前，珠海的先民已经熟练掌握使用“碇”来海上停船。

这只史前石锚，是迄今为止南海地区所发现的先秦时期最大的一件石锚，由花岗岩岩质的椭圆形砾石加工而成，长径33厘米，短径27厘米，厚13厘米，沿着短轴外部，有一周深深的凹槽，用于系绳。

它的一生，出入于广阔的大海和翻滚的浪涛。站在它的面前，我仿佛看到，当出发的号角吹响，它稳坐船头，引领遥远航程；当遭遇风浪，它就奋不顾身，扑向深邃的海底，伴随着绳索窸窣的响声。

无独有偶，珠海平沙棠下环遗址也出土了一件石锚，与这只史前石锚相比，形体略小，年代稍晚。

走向深海

就在3000年前，宝镜湾先民的生活戛然而止，先民们不知所踪。据专家推测，作为百越的一支，宝镜湾先民向南到达东南亚，再逐岛航行至南美。

仅仅依靠舟楫，他们能渡过茫茫烟水吗？

答案是肯定的。

与西方海洋文明不同，中华民族是一个滨海民族，叠加了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绵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海疆，引发了人们无穷的遐想。

翻开世界地图，从南海一路出发，经东沙群岛到中沙群岛，再到南沙群岛的太平岛；补给淡水和食物之后，横过苏禄海、苏拉威西海到达巽他群岛落脚，一路向东到达西里安岛，经珊瑚海可抵斐济群岛、萨摩亚群岛停留，后经库克群岛、土布艾群岛继续往东，沿皮特克岛、渔西岛、复活节岛、圣安布罗修岛等即可到达南美。

这条航线，沿途岛屿密布，岛上草木繁茂，周围水族密集，给渡海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淡水和食物。此外，航线与赤道接近平行，距离赤道又远近适中，气候温暖潮湿，终年可以航行。

也许，3000多年前，宝镜湾先民就是这样耐心地沿着一个又一个岛屿，往东寻找生存的新大陆，最终到达南美。宝镜湾岩画上翻滚的波浪、航海的船、舞蹈的人、祭祀的场景、生育的画面、龙的纹饰、牛头的面具、高举的双臂……刻画的也许就是他们悲壮的历史性告别的场景。

当然，这些只是猜测。

直到今天，仍有一些无法解开的历史谜团困扰着研究者们：离开宝镜湾后，先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他们的后裔，是否在南太平洋岛国、夏威夷、环太平洋和印度洋诸民族中有分布……

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先民们向海洋进军，向深海探索，给我们留下了进取、开放、勇敢、包容的海洋精神。这些，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新一轮崛起的力量之源。

《大国崛起》解说词中说：“当海洋注定要成为孕育大国的摇篮时，历史首先记住了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和西班牙的伊莎贝尔女王……是恩里克王子以国家名义来支持航海家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为了资助哥伦布的远航，（西班牙的伊莎贝尔）女王甚至卖掉了自己王冠上的珠宝……近代世界历史的大幕，就这样从海洋上拉开了。”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兴衰关乎国运。当“一带一路”倡议正在逐渐成为未来全球经济腾飞的主旋律，世界的发展，已经打上深刻而鲜明的中国烙印。

衣服的起源

一部服饰史，就是一部民族文明史。

第一次见到树皮布，是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衣服的起源：树皮衣”展览上，这是一项追寻人类衣服起源的科普展览。

柔和的灯光里，一匹匹树皮布安静地躺在玻璃橱窗里，它们呈深褐色，部分还画有精美的图案。我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抚摸，质地坚硬，手感粗糙。

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很难将它们和布匹、衣服联系在一起。可它们，确确实实被远古先民穿在身上，遮风挡雨。

走近它们，就仿佛走进时光隧道，坐在新石器时代的风中，让风吹开历史的尘埃。

树叶与兽皮

衣服是一个民族穿在身上的文明。正如西方的一句谚语，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穿上第一件衣服的那一刻起，人类文明就开始了。

衣服的发展，是以原始的自我保护本能，从低级的对现有自然物的利用发展起来的。

遥远的史前社会，人类刚刚学会独立行走，居住在遥远的深山洞穴，过着原始的生活。那时，人们只会简单地使用自然物，冬天用兽皮遮盖身体，夏天则裸露或捡取树叶遮掩，保护身体不受阳光暴晒、虫蛇啃咬、风雨袭击。诚如易中天说，华夏民族先前也是茹毛饮血、光着屁股的，能拿兽皮鸟羽遮遮身子，就很不错。

翻开典籍，这样的记载不绝于缕。

以树叶和兽皮为衣，是远古的史实。这种实用的目的，也正是人类衣服产生的主要动因。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工具改进了，人类的创造力越来越强，可以依靠改变天然物质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于是，他们慢慢摸索，逐渐懂得了对兽皮进行加工：用口咀嚼来软化、鞣制兽皮，使其更贴合人体；磨制出锋利的石片，用以裁割兽皮，或成块、或分条；利用动物的肠衣或者韧带纤维来缝辍兽皮，披于身，或掩之于下体……

再后来，他们能够磨制骨针，并用来缝制衣服，人类的服饰开始脱离萌芽状态。距今一万多年以前的山顶洞人遗址，曾出土一枚磨制较好的骨针。

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我曾经见过这枚骨针，它比现在用的缝被子针略长，最粗处和缝绒线针相似，针身圆滑，微微泛光，针尖也比较锐利，针孔细小。

这么一根不起眼的小针，虽不如今日的钢针般锋利，却将人类穿衣的历史向前推了近两万年。

从树皮开始

约在4000年前，环珠江口的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原始的农业和手工业开始形成，人们开始以树皮布做衣服。顾名思义，树皮布就是用树皮做成的布，在麻和木棉纤维使用之前，先民以植物的树皮为原料，经过拍打技术加工制成布料。

由于树皮布本身容易腐烂，特别是在炎热潮湿的南方地区，更难以作为历史证据久远留存，我们已经很少能够见到树皮布的真实形态。但考古学家们找到了间接的证明：制造树皮布的石拍，向世人证明，人类的世界，树皮布曾经来过。

2015年，“岭南印记——粤港澳考古成果展”在广东省博物馆举行，一组外形普通的石拍，被摆放在了显眼的位置。这组石拍以砂质岩为主，拍面形状有圆角长方形、圆角正方形、长条形等，表面压有沟槽。

尽管没有陶瓷器的雍容华贵，也没有青铜器的庄严厚重，毫不起眼的它们还是吸引了参观的人群。人们纷纷驻足，赞叹这组4000多年前的杰作。石块虽小，确是实用的工具，折射出远古先民对生活的追求和文明的进步。

树皮布是一套与中原纺织文化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布艺系统。那个时期，中原大河之滨的先民们，已经学会从采集到的野麻中提取纤维，再用石轮或陶轮搓捻成麻线，最后织成麻布。

这已经从目前的南北方的考古发掘物里得到证明。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海南五省，先后出土了70多件世界上最古老的树皮布石拍，显示了树皮布文化的繁荣；北方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出土石轮或陶轮，年代不断提前，却从未出土过石拍，显示了纺织布衣服的流行。

换而言之，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南北曾经存在过两大布艺系统：树皮布与纺织布。中原地区的纺织布与环珠江口的无纺布两大服饰体系呈现出分庭抗礼的局面。

衣服的起源

树皮衣出现的年代，具体已经不可考证。但自汉代以降，史籍辞赋中对树皮布都有相关的文字记载。

西汉韩婴撰《韩诗外传》曾记载，贫穷的原宪头戴“楮冠”出见富商子贡，“楮冠”即为楮树皮做的帽子，多为贫士、隐士所用，这也是关于树皮布制品最早记载。其余如宋朝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元朝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清朝张长庆撰《黎歧纪闻》等，均有“绩木皮为布”的描述。

以树皮布制成衣服，分成两种：一种是直接以树皮为材质，将其从树上剥下来，经敲打、浸泡、晒干等程序，缝制成可避体遮羞的衣服，即纯粹的树皮衣；另一种是经过一整套制作树皮布的工序后，只保留树皮里层的纤维，纺线织成树皮布。

几千年过去了，这门见证无纺布到有纺布的技艺已名存实亡，我们只能凭借想象，从文献和学术著作里来猜测树皮究竟是怎样制成衣服的。

做树皮衣，第一步是剥树皮。树皮潮湿松软的时候最好剥，环珠江口地区一年四季温暖潮湿，树木本身拥有充足的水分。先民们先将树木砍倒，截成合适长短，然后用石拍持续敲打，让树皮软化，和树干逐渐分离，直至完全外翻脱落。

剥下来的树皮，呈圆筒状。先民们将它们用石刀或石斧裁开，圆筒状就变成了长方形。然后拿到河边去清洗，浸泡发酵，沤去杂质，使树胶溶于水中，只留下脱过胶的树皮纤维。

洗好后，树皮被拿去晾干晒透，进入更漫长的敲打阶段。在敲打中，粗糙的树皮表层逐渐出现质地柔软的絮状物，触感变得更加舒适。部分凸起或凹陷，去厚补薄，并继续将其拍打成片状。

由此，树皮逐渐朝着布的方向演变，一块洁白的树皮布就诞生了

接着，进入缝补环节。心灵手巧的女人们，量体、裁剪、缝纫……树皮布就变成了一家人的被褥、上衣、短裙等。多出来的边角料，则用来做成帽子等配饰。

原本粗糙不堪的树皮，就这样变成了适应人体需求的衣服，人类服饰发展史上崭新的篇章开启了。

树皮布之路

树皮布是人类服饰从无纺布到有纺布发展过程的有力证据。

那么问题来了。环珠江口的树皮布源自哪里，是本地发源的，还是由外部传入？

其实，树皮布并非环珠江口地区独有，云南西双版纳的哈尼族、基诺族人，东亚的日本，南亚的印度、爪哇等，都有很丰富的关于树皮布的记载。甚至遥远的南美洲大陆，也曾发现过树皮布。

环珠江口地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是通往东南亚和拉美各国的必经之路，珠海宝镜湾先民也曾有穿越南海诸岛的猜测，是不是环珠江口地区的先民将树皮布制作技艺带到了那里？

在世界地图上，这些区域都处于热带，树皮布原料的来源桑科植物分布最为普遍。百度百科“桑科植物”条目记载，桑科约53属、1400种，主要分布于全世界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少数属种分布于北温带。巧合的是，世界上桑科植物分布的范围，与树皮布流行的范围大致相同。

作为目前研究树皮布的权威，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在分析了世界各地树皮布石拍的分布后得出结论：“按现今所知在东亚大陆范围，珠江口文化的树皮布石拍，流行于距今5000—6000年前之间，是迄今东亚已知最古老的树皮布文化系统。”

“由环珠江口南向中南半岛，越南北部冯原文化有丰富的树皮布资料，年代可能在距今3500—4000年之间。泰国及马来半岛的树皮布文化稍晚，在距今3500年。太平洋岛屿均为树皮布文化繁盛区域，其年代更应在距今3500年之后。至于美洲中部树皮布、纸文化，如阿兹台克及玛雅文化，均盛极一时。中美洲树皮布文化上限不超过距今2500年。”

他进一步指出：“事实上，树皮布衣服是亚热带地域人类衣服的基层文化。这样看来，发源于中国的纺织丝布和无纺织树皮布，同样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大发明。丝织品由丝绸之路，自中国西向在陆路上流通远达西欧，最后进入英伦三岛。另一方面，代表着树皮布技术扩散的树皮布之路，自南中国南向经中南半岛，从海路上席卷东南亚岛屿后，再跨过太平洋岛屿进入中美洲。”

如果邓聪的研究结论符合史实，那么，或许可以推测，在丝绸之路方兴未艾之前，已经有一条树皮布之路，从中国沿海的环珠江口出发，席卷了整个东南亚诸岛，然后穿越太平洋分道传播至非洲、大洋洲、中美洲等岛屿。

这条路，承载了人类文明之初的一段历史。珠海，乃至环珠江口地区，恰恰就是这条路的源头。

树叶、兽皮、骨针、树皮布……一件件不同年代的衣服文物，支离破碎地拼接起现代人对古人服饰的想象。岁月沧桑，时光流转，我们似乎看到了先民们的身影，风雨中他们踟蹰徘徊，在难以计数的岁月里沉淀了无尽的智慧，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遮体保暖的衣服，终于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

也许有人会问，当今世界，科技突飞猛进，设计工艺精巧，用以制作服装的材料也是日新月异，树皮布的时代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为何如此回溯往昔？我想到一个词，叫“传承”。

树皮布和石拍，不过是静态的遗物，我们需要发掘的，是在这个过程里蕴含的文化印记，这才是它们的真正价值。因为有了传承，我们才能拾起先民智慧的闪光点，唤起人类对生命与自然的敬畏和珍惜，人类才会更好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