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期的男女社交公开

中国封建社会男女有别，交往有戒，女子完全成为她所依附的男子独自占有的工具和牺牲品。“五四”运动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是从人的解放和尊重人格以及解放妇女的角度，提出男女社交公开这一主张的。

邓颖超在回忆“五四”运动时说：“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同时掀起了妇女解放运动，这也是‘五四’的民主运动中一个主要内容，提出了‘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要求‘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大学开女禁’‘各机关开放任用女职员’等。在天津首先是把男女同学分别组织的学生联合会合并，共同工作。这件事在起初也是遇到了阻力的，女同学中也有不赞成的，有顾虑社会舆论不同情的，有怕合并后被人说男女混杂闹笑话的，但男女同学中的进步积极分子终于冲破了这些阻碍，勇敢地实行合并，并收到良好效果。”

邓颖超在回忆中说的“遇到了阻力”，实际上反映了该时期“男女社交公开”思潮中的反对势力。但具有进步思想的人认为，在男女共同组织的社会中，人人都应有独立的人格，人人都应有自由交往的权利。比如著名作家沈雁冰撰文说：“我们为什么要男女社交公开呢？我以为无非是想把反常的状态拉回到合理的状态罢了！男女既然同是人，便该同做人类的事。男人可到的地方，女人当然也可以到。能这样的便是合理的状态，不能这样的便是反常的状态，这是极显明的。至于再进一步讲，拿社会进化的大题目来说，便知偏枯的社会决没有进化的希望。男女社交不公开是偏枯的、表面的、最显见的，其背后，便是经济的、知识的、道德的不平等。如此男女关系的社会，总是一天天向后退，不能朝前进，不论是经济方面、知识方面还是道德方面。”男女正常交际，这不但是人际关系方面的合理、正常状态，而且是社会进化的一种希望。在隔绝男女交往的反常状态下，要养成健康的心灵，培植文明的道德，树立高尚的人格，显然是困难的。

著名学者胡适也主张男女社交公开，1918年他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讲演，在介绍美国妇女时曾谈及男女社交的意义，他说：“女子因为常同男子在一起做事，自然脱去许多柔弱的习惯。男子因为常与女子在一堂，自然也脱去许多野蛮无礼的行为，最大的好处，在于养成青年男女自治的能力。中国的习惯，男女隔绝太甚了，所以偶然男女相见，没有鉴别的眼光，没有自治的能力，最容易陷入烦恼的境地，最容易发生不道德的行为。美国的少年男女，从小受同等的教育，同在一个课堂读书，同在一个球场打球，有时同来同去。所以男女之间，只觉得都是同学，都是朋友，都是‘人’，渐渐的把男女的界限都消灭了，把男女的形迹也都忘记了。这种‘忘形’的男女交际，是增进青年男女自治能力的唯一方法。”这种“忘形”的男女交际，是相互视为“人”的平等交际，是对“男女有别”的封建道德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