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与宋代的社交

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繁荣的商品经济和统治者纵容享乐的国策导向，影响并形成了宋代“举世重交游”的社会风气。与之前时代相比，宋人的社交生活尤为兴盛。翻检宋人的史料笔记不难发现，在宋代的日常社交生活中，处处活动着词体赏作的鸿影。大量的词话、词集序跋和词作纪事都说明有相当数量的宋词作品产生于不同的社交场合，为应对各种社交活动创作而成，在当时的社交生活中迅速蹿红。在2万多首的宋词作品中，这样的词作几乎占据“半壁江山”，在宋词创作中具有重要地位。

宋词的社交性很强，从交往方式上可以分为应制、应歌、应社三类，从交往功能上主要分为侑酒佐欢、祝颂、寄赠、唱和、答谢、调笑、谒拜七大类，从交往场合上主要分为歌馆、宴席、郊游三类。下面我们今天来看看：

应制即为应奉皇帝和朝廷之命而做的词。应制词属于“遵命文学”，是宋词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治者的喜好使得应制词的创作数量大增，但思想上的阿谀奉承和创作上的模式化大大降低了它的文学价值。柳永认为自己“奉旨填词”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词人。柳永一生存词213首，用了133种词调，其中超过100种是首创或初次使用，而在宋代，1000多位词人，总共用过的词调，也不过800多种罢了。他给杭州写的广告语“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至今被人沿用着；他的“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堪称古风界必读金句。我们可以想象，在柳永活跃的那个年代，全国有多少十七八岁的姑娘，拿着红牙板，唱着柳七郎君的慢词，成为歌楼酒肆中的“明星”。没人记得那年黄榜上状元的姓名，只有那个失意的白衣男子，永远定格在时间的记忆中，任凭历史长河风高浪急，他的身影，始终不曾淡去。

应歌多为消遣娱乐。所谓应歌词是指应歌妓歌唱之需创作的词，既包括当筵命笔付诸歌姬乐工演唱的词，也包括词人的一些赠妓词作。应歌词的创作主要集中在北宋时期，这与应歌活动的音乐属性是密切相关的，北宋时期随着燕乐的流播和发展，应歌活动成为词体写作的主要方式。宋室南渡以后，随着音乐人才与音乐资料的大量流失和朝廷的乐禁，应歌活动逐渐衰退。

应社多为沟通交流。应社词是指在亲朋同僚聚首时，用于佐欢寄情的词作。北宋时期开始出现词人的应社活动，但较为松散。南渡时期，词人聚会活动继续发展，以作词唱和为内容，以评比词艺为目的，带动影响了后续的寄赠唱和活动。“西湖吟社”是当时众多西湖词社中的一个，指宋末元初以西湖为主要活动地点，多人参加并且人数比较固定，经常性地进行吟咏活动的文人社团。以词体创作为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末元初词学文化的发展态势和遗民故老的生存状态，并对后世词坛尤其是清初词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词中社友的词作活动较为频繁。在早期诗词兼作的应社活动中，词人之间以率意尽兴为主，注重意兴的感发与精神的交流；后期专司作词的词社活动，则以探讨和维护词体的独特体性为主，注重词学观念的交流。

侑酒佐欢是指日常生活中友朋欢聚，以唱词相侑樽的一种交往功能，以单纯的闲聚娱乐为主，不含如祝寿、送别等其他交往功能。北宋时期以歌姬唱词、侑酒佐欢的宴享之风盛行，南渡之后以词侑酒的佐欢之风依然继续。

寄赠多不具有交往活动的现场特征，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赠妓词，一类是士大夫之间的寄赠词，前者属于应歌活动，后者属于应社活动。其中，文人士大夫间的寄赠词多流露出浓厚的士大夫情怀和文人雅趣，此类词体写作是对以文会友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祝颂是指以词体的写作表达对他人的祝贺、祝福、祝愿之意，又以祝寿为主。祝贺对象涉及范围较广，有祝颂皇室的，也有祝颂家人朋友、同僚上级，等等。祝颂词的写作贯穿宋词发展始终，成为宋人日常社交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唱词赋曲迎送宾朋也是宋人一种日常的交往活动，不仅出现在权贵、士大夫和富有市民的家宴中，也经常出现在官府的公宴中，在迎送宴席活动中，主人设宴款待，作词侑觞，客人回赠，表达谢意，成为宋代一种基本的应酬礼节。

以词体做答谢之事，也是宋词交往功能的一个方面。如《湘山野录》卷中记载，吕申公乞请致仕时，向仁宗引荐了陈尧佐，尧佐无以言谢，作词携觞拜望申公，借歌妓之唱词表达深深谢意。此外，晁补之的《一丛花》中的“王孙眉宇凤凰雏”，魏了翁的《木兰花慢》中的“怕年来年去”等词作都是为答谢而作。

调笑即以词作相互调戏，全宋词中有不少词人之间的“戏作”。如侯真的《凤凰台上忆吹箫·玉管辉飞》是“耒阳至节，戏呈同官”之作，陆游的《浣溪沙·汗褪香红雪莹肌》是“戏陈子长”等，这些戏作是对词体消遣娱乐特征最直接的说明。词人之间的戏作对于缓解紧张人际关系，调节场面氛围，增进双方感情具有一定的作用。

谒拜是对传统诗歌干谒功能的继承。如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是为结交孙相何，蔡敏肃的《喜迁莺·霜天清晓》是为结交内侍进词柄用，等等。

歌馆是指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场合，多写男女之欢和冶游之情，具有明显的色情成分。宴会多指士大夫之间的欢聚场合，又分公宴和私宴，以侑酒佐欢为主。流行于歌馆场合中的词作多有“章台”“冶游”“青楼”“柳荫”“画桥”“谢家”等字样，歌妓是这类场合中最为活跃的群体，流连于这类场合的文人士大夫多以赏词听曲为主。歌馆词作以抒写男女情事、冶游之欢为主要内容，词风俗艳，词意浅露显豁，词格不高，充满市井气息。

作于宴会场合中的社交词作数量最多，主要交往如侑酒、迎送、祝颂等，基本上都属于宴会词。宴会词又分公宴词和私宴词，公宴主要指帝王的御筵和普通官吏间为公事进行的宴席应酬活动，私宴是指亲朋好友之间举办的一些私人性宴集活动。公宴词有为官员的瓜代迎送而作的，也有庆祝高升的词作，多以正面的颂美为基调。相比之下，私宴之词更为轻松自由。

郊游是指结伴外出、游玩赏乐的活动场所，以游赏为主。歌楼酒馆的兴盛与宋代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宋人的外出游赏多以良朋、歌姬和诗词相伴。携诗词酒侣，寄情山水，游玩赏花，随物感兴，啸咏吟唱成为时人的一种生活时尚。不少词作就产生于这些游赏活动中，尽管从数量上看，作于这一场合中的社交词要少于作于歌馆、宴会场合之词，但是游赏活动为士人间的交往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广的空间，拓宽了社交词创作的视野，提供了新鲜生动的素材，极大地促进了社交词的创作。

从以上的分类中可以得知，社交生活是引发词体创作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宋词重要的表现内容。作为一种“形而下”的具有实用功能的文体，词体成为宋人社交活动的重要载体。与传统文体相比，宋词的赏作活动与社会交往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它不仅出现在朝事活动等政治性的公共交往领域，如词作应制活动，而且渗入到时人日常的交往生活中，承担着多种社交功能，绾合着宋人的多种社交关系，并在大多的社交场合中独领风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