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者序

这本由美国学者司徒琳教授撰写的《南明史》的汉译工作，缘起于我的研究生导师秦佩珩教授（1914年1月—1989年6月）的建议。抗战时期，秦佩珩先生由北方流亡到成都继续他的教书生涯。面对外族的侵略，先生抚今追昔，对南明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先后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品评南明人物和史实，砥砺民族气节，寄托对北国的眷恋。上个世纪末，当秦先生看到这本英文版的《南明史》时，就建议我和郭孟良等另外几位研究生将其汉译。其中既有他希望了解海外汉学发展状况的意愿，也蕴含着秦先生深厚的民族主义爱国热忱。然而，时光荏苒，当这本《南明史》汉译本问世时，秦先生已经离世。我们谨以此汉译本《南明史》告慰先师的在天之灵。

美国汉学研究创始于19世纪传教士对中国的研究，20世纪前期一批资深中国学者为躲避战乱，远渡重洋，进入美国高校，进行汉学研究。他们用英语写作，零星出版了一些汉学著作。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结束，为了解中国这个对手，美国公私机构，拨出专款，建立基金，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汉学研究。此后二十多年，美国主要以台湾作为其汉学发展的依托，开展学术交流。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美国汉学教学体系也逐渐形成，著名大学都有专任教授主持和开办汉学课程。汉学学术交往重心也从台湾地区转到中国大陆。进入本世纪，越来越多的美国高等学府设置汉学课程，培养博士研究生，有关中国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大量涌现，其中不乏见解独到、值得存世之作。美国汉学已成为当今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不可或缺的一方重镇。

美国汉学有其明显的特点：首先是学术严谨。举此《南明史》为例，其书原文近三百页，而注释、地图、索引、参考书目和附录等就占据一百三十多页。书中所列中文、日文和西文参考书目达三百多种。从这些参考书目中可以看出，原作者在《南明史》的写作过程中，已将有关南明的重要著述大致收罗殆尽，足见原作者治学态度的严谨。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汉学严谨的治学风格应该为我们所敬重。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国内明史大家谢国桢教授于1958年出版的《南明史略》一书，对南明政权的更迭及各种政治势力消长条分缕析，述论中肯而全面，是南明史治学不可忽略的大作；而司徒琳教授的《南明史》出版于1984年，却未将谢国桢教授的《南明史略》列入其参考书目，这不能不说是美玉中的微瑕。

其次，美国汉学重视史论，长于论辩。这种情况是和美国史学传统相一致的。美国历史殊短，大的历史事件几乎都发生在眼皮底下，史学考据意义不大。因此，解释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不同观点间的互辩，成了历史研究的特点。对于中国历史事件，美国学者并不追求做到每事考证确凿，他们很大的功夫都用在了对新奇的理论和观点的追求上面，所发表的见解常常出人意表。1964年，美国学者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在《亚洲研究》上连续发表题为“中国乡村集市和社会结构”的系列论文，洋洋数万言，建立起“蜂窝”模型，比况中国乡镇集市，分析其社会功能，字字珠玑，句句落到实处，令人折服，可以算得上海外汉学的典范。

司徒琳教授的《南明史》也有其史论支撑点。它以西方地缘政治学理论做为基础，不断释放史学见解。在其历史叙事中，朝臣中清流和浊流的不睦，文官武官的倾轧，成为南明政权崩塌的重要原因。这种见解和国内明末党争的论述相互呼应，显得平实而贴切。然而，读者应该留意，英文版《南明史》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是“忠臣”（Loyalists）。在作者看来，忠臣是南明诸政权的支撑者。其实，南明时期，弘光等政权的相继建立和维持是和中国民族主义的激发分不开的。清朝之前历代的中国虽然是帝制形态，但汉民族居住区，府州县分界而治，各级官员考绩流转，文官国家制度早已形成，并且得到黎民百姓的认同，遇到外族入侵，就会激成民族主义的对抗。明末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事件无不与民族主义反抗情绪相关联。南明时期，农民军也和南明政权妥协，联手反抗异族的入侵，国内史学界称之为“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这种情形说明，在统一的文官国家制度发育较早的中国，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主义意识早已形成，它的存在并不借助现代国家的形成。上个世纪末以来，西方学界出现一股强劲的民族主义研究热潮。但是，涉及中国民族主义时，大多数研究只关注民国以来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他们否定中国帝国时期存在着民族主义，而认为民族主义只是现代国家的产物。比如，加州大学教授韩禄伯（Richard E. Strassberg）于1983年撰写的《清初文人孔尚任的世界》就是如此。书中使用“Nation”这个词时很谨慎，往往用“忠臣情节”“反清情绪”等来替代民族主义一词的使用。这一点和英文版的《南明史》缺少民族主义的讨论是一致的。有关明清之际的海外汉学著作中民族主义讨论的缺失，反映了西方学界在中国问题上价值体系的特质。这或许正是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的分野所在。指出这一点并无损于这本《南明史》的价值。正相反，译者认为这本《南明史》用西方人的视角和方法解读了明清之际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它严谨的历史叙事，独特的史学见解，为中国历史研究做出了贡献，是海外汉学著作中的佼佼者。

《南明史》一书的汉译曾得到各方的关心和支持，在此新版付梓之际对他们表示感谢。译文对原文或有曲解和误译，都因译者肤浅所致，并非有意而为，读者诸君其原宥之。

李荣庆

2015年夏

于临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