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与中国的发展

因此，本质说来，这是一部政治经济方面的著作，一种在最近研究中国的英文著作中基本上见不到的类型。早期研究中国现代部门创办的著作，多数集中于重要的国营企业，并必然地集中于国家的政策方面，但它并没有试图对整个政治经济进行系统的阐述。早期研究中国农业部门的著作（其中以陈翰笙和R. H．托尼等人为代表）中，通常充斥着军阀掠夺的生动轶闻，但除了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中的一章外，却几乎不费什么功夫来研究政治是否重要。

因为新社会史与新经济史均开始进入中国研究的领域中，新的宏观层面的经济综合出现了，在这种综合中，国家基本上缺位了。像托马斯·罗斯基和洛伦·勃兰特这样的经济学家，本质上是从新古典视角进行的研究，勾勒出了一个经济增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持续的商品化、世界市场和新技术推动了20世纪早期的经济腾飞。在这个框架中，没有一个角色甚至连国家也不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罗斯基早期的贡献之一，是对当时被人广为接受的、认为军阀割据状态破坏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国经济的观点进行了挑战。）深受A. K．恰亚诺夫（A. K. Chayanov）影响的黄宗智，从一种折中角度进行的研究，提供了一幅包括制度因素——农村阶级结构，特别是农民家庭——在内的宏观层面的图画，在农业和人口统计学的内部动力驱动着的叙述中，却在总体上把国家、外国人和非农民作为相对无关紧要的因素来对待。

作为对比，本书充满了非农民特别是官员和地方精英的活动。正如上述摘要指出的那样，我认为国家对农村经济具有巨大的影响：操纵货币环境并影响当地的利率；积极地引进一些新的作物；帮助某些地区，而不是其他人，解决资源危机；并把大规模的治水问题从某些地区转移到其他地区。并且，我认为这些参与并非主要是由特定的官员们的贪欲、无知和本性所决定，而是由一种本身与经济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系统的逻辑所决定的：它的两个核心原则是需要获得更多的税课来为国家构建的进程加油，并且需要减少外债及其引发的政治压力。尽管向着这些目标的努力，有时采用了怪异和可怕的形式——特别是自国家权力通常被分割，以及由于不平等条约排除了关税作为民族主义的经济手段以后——这种潜在的逻辑，似乎一目了然。

我认为，强大的非官员的经济行为，也通常根据政治经济得到了最好的解释。例如，在推广新的棉花品种时，不论地方精英合作与否，与他们是如何考虑商品化将影响他们的政治地位——相对于地方政府和他们贫困的农民“主顾”—并与他们的利益在地方上是如何的唯我独尊，具有重大关系。其他的研究者有时也注意到地方生态和经济潜力决定了地方精英的水平；黄宗智提出的华北土地不能独立地以资金的形式参与帝国科举考试的看法，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尽管如此，这些见解被提出后，迄今为止，并没有随之分析地方精英的目标、水平、资源和选择，是如何反过来影响关键变量的：他们社区未来的重要性对国家和他们获得国家分配的资源的影响；他们的意愿对承担削弱他们地方政治权力的风险的影响（这种权力在更大场合中可以有效地获取财富）；外人赞助变革的能力对取得在当地的立足点的影响；以及不同群体的能力对抵制私人堤坝的破坏并被迫提供无偿劳动的影响等等。在这里，这些联系变得极为重要，社会和经济之间的联系确实更加息息相关。因此，举例来说，生态和基层结构并不仅仅是我所阐述的一种原生态的背景，而且也是这种阐述的结果。

因此，政治经济不仅把最近被忽视的变量重新引入到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阐述中，而且开辟了对整个常规性新阶级的研究——基于国家政治地理计量中的地区性社会结构和地位差异，所形成的大量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范畴中的结果的协方差。在我们的案例中，它解释了为什么黄运的北部和南部产生了大量贯串许许多多问题的相反结果。黄运北部展示了成功的农业革新、新的信贷的推行及贸易规划、应对军阀和其他外人勒索的异常脆弱性、财政上软弱但经常产生惊人影响的当地政府、国家资助的基层结构几乎完全的丧失，以及由下而上的反叛。黄运南部则典型地展示了有限的农业革新、针对掠夺者更大程度的封闭、精于勒索但却拙于治理的地方政府、对国家资助的基础设施更多的使用，以及强大的交叉阶级、以村庄为基础对统一规划活动的抵制。

因此，这里的主题的类别，远远地超出单纯地展现一种在黄运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广阔范畴中的尝试。它还试图说明，即使是一个简单的政治经济模型，也可以揭示无可置疑的规律性以及在似乎分散的市场、制度和问题的发展途径之间的关系；并且，它一方面立足于现存的社会和生态变化中的规律，而另一方面则立足于来自国际经济和国家制度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