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汉承秦制与西汉的确立

01 视角不同，对历史的解释也会不同

我在台湾长大，在台湾受教育。在我接受教育的那个年代，中国历史是教育内容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小学里有社会课，其主要内容是历史与地理，且大部分内容是中国历史与中国地理。到了初中还是有历史课，在六个学期里，中国历史占了四个学期，西方历史或者说世界历史占了另外的两个学期。高中历史课维持和初中历史课一样的比例，也是中国历史占三分之二，西方历史占三分之一。这是我们的基础教育中历史教育，尤其是中国历史教育的概况。

大学，我读的是台湾大学历史系，第一年的必修课里又有中国通史，它在上下学期各占四个学分，这意味着在那一年里，我每个星期都要上四个小时的中国通史课。

上了大一之后，尤其是接受了历史学的专业训练之后，我开始有了比较强烈的知识自觉，也反省式地回顾了自己和中国历史之间的关系。整理后，我发现我学了四次中国历史，时间分别是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而每一次的读法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即从开天辟地的神话，顺着时间轴下来一直学到现当代。还不仅如此，每一次学到的东西，都有很多重复的，前一次学过的，后面再学一次，只是学得越来越详细，但根本的学法并没有改变。

诚实地说，如此反思让我有点沮丧，也让我稍稍动摇了继续读历史系的信念。如果读历史就是这样，将同样的东西越读越仔细，在本来就知道的基础上不断地添加更多的细节，学的、说的都是以前的人已经知道的或被固定下来的知识，那它能有多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那它能有什么挑战，能有什么个人发挥的空间？这个人学的、说的历史，和那个人学的、说的历史，能有什么不同？

还好我坚持学了下去，这使我有机会进一步明白历史和历史学不仅是这样的。关于历史的新观念、新探求，让我们这一代可以不用遵守过去的那种方式进行历史研究，它们开拓出了越来越广的空间，等待着我们去探索、试验自己不一样的知识兴趣与技能等。

比如，从地底下挖掘出来的考古资料，帮助我们跳过了近四千年的时间，直接碰触到太史公司马迁都碰触不到的甲骨文，以认识商代的历史与文化。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代对商代历史与文化的认识，有机会超越过去近四千年里的所有活过的人，只要我们能找出方法读懂甲骨文，并从甲骨文里思索出更多、更完整的信息。

新史料带来开发新知识的可能，这很令人兴奋，也很容易理解。继续读历史后，另外一种没有这么直截了当，却同样让人感到振奋的新可能又冒出来了。那就是找到新的角度、新的架构重新解释史料，因而即使以旧的史料为素材，也能够刻画出很不一样的历史图景。

比如，有一种史观是唯物史观，它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突显阶级斗争。对照之下，这突显出我们过去学习的中国历史，原来是如此以皇帝为中心的，是如此从认同皇帝统治权的立场出发的。在台湾地区，唯物史观被视为毒蛇猛兽，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它反而对我们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因为唯物史观可以帮我们摆脱既有的标准答案，将历史重新呈现为许许多多的，有待于我们运用智慧与本事一一解开的问题。

接触了禁忌的唯物史观，这给了那时的我们解放的自由，使我们从原先固定的思维模式中跳脱出来。过去，历史中被形容为“暴乱”的事件，在唯物史观里却成了“起义”。历史中被描述为正面、肯定的“平乱结果”，在唯物史观里则被写成了“起义不幸地遭到了镇压”。我们不一定接受唯物史观的说法，然而一旦有了唯物史观作为对照，那么原来的历史说法就不是唯一的说法，也就不是天经地义的说法。

这刺激我们在阅读任何史料时，都从原来的史料怎么写就怎么相信的态度，改变为存疑地先问：这是站在怎样的立场上记录下来的历史？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来看待如此的历史叙述或历史解释？

唯物史观带来的另一项重大影响，就在于它给我们揭示了不一样的历史学探究重点，即其从What（什么）转移到How（如何）和Why（为何）。唯物史观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坚持要以经济基础解释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和文化等现象。也就是说，在唯物史观中，政治和文化等现象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它们必须被放入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因果变化中进行理解。

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

过去学历史，我们必定学到王羲之的书法成就极其大，这是重要的历史事实，且它也就仅止于历史事实。在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中，王羲之的书法，其人其作，就被视为需要解释的现象。也就是说，只说只看王羲之有漂亮的行书书法，这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进一步地探问：为什么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会在那个时代兴起，那时的书法艺术又为何会达到那样的高峰？等等。

这就牵涉魏晋时期的门阀世族社会，门阀世族身份背后的庄园经济，以及使庄园经济能够运作的阶级划分，相应的政治安排等。突然之间，王羲之的书法就不再是他个人的成就，而是豪门大族艺术的代表，它只能建立在庄园经济的剥削基础之上。不论同不同意这种说法，这种说法都打破了旧看法，也启发我们寻找对历史现象的不同看法与说法。

唯物史观强调生产的重要性，这就使我们看到了在中国承担生产工作的主要角色——农民。在传统历史里，我们很少看到农民。翻阅《资治通鉴》，我们会发现只有在几种情况下，农民才会被记录下来，其中包括荒年的时候、发生变乱的时候和改朝换代的时候等。从提供政治教训（“资治”）的角度看，也只有在这几种情况下，统治者才需要注意农民，并记录农民在做什么。

唯物史观，尤其是后来中国共产党建立起的历史意识认为，我们应该站在农民这边，且表现出对统治阶级的厌恶。我们不见得都接受这种历史叙述或历史解释。对我们来讲，比较重要的是，在将农民立场与传统的帝王立场相对照后，我们就知道自己不应该全盘照收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叙述或历史解释，而必须有自己的历史立场。

02 层出不穷的新史学方法

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冲击之外，还有更大的动能从西方历史学的发展浪潮中，波涛汹涌地传来。比如，在艾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对马丁·路德的研究中，心理历史学的潮流产生了。即借鉴心理学中的精神分析对人的新认识，历史学试着用更复杂、更细腻的眼光看待历史人物。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所主张的“潜意识”概念，对历史研究者尤其有启发。如果人连本身都无法诚实地理解，勇敢地面对，那么人如何行动，如何思考，如何判断与描述自己的行为等，就更都有着复杂的机制。这样的机制不会只出现在现代人的身上，我们无法继续以简单、天真的方式看待历史人物，或把他们的表面说法当作事实。我们可以，而且有责任探测、挖掘出他们隐藏在深处的心理真相。

心理历史学，特别看重历史人物的成长过程及其与家庭的关系。按照弗洛伊德理论的指引，我们要从一个人的幼年和童年经历中寻找他不自觉，实际上却决定了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压抑的潜意识，以重新检视或解释他的功业或罪恶等。

于是，顺其自然地，家庭生活，或扩大来说，私人生活就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视野。家庭事件，或者确切地说，关起门来在家中所发生的事，即过去不被认作历史研究领域的事，就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视野。我们谈历史，谈的自然就是由一件件大事连接起来而构成的历史，而大事，不言而喻，指的就是在公共领域发生的，并且影响到许多人的事件。

在家庭生活等私人生活领域怎么可能有大事呢？

然而，新一代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都意识到：历史人物无论多伟大，也都是人，也都是从家庭生活等私人生活领域中成长起来的。不将他们的这些经历考虑进来，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认识他们，而只能认识他们的表象，而这些表象常常是刻意美化、扭曲或说谎伪造的。

家庭生活等私人生活不仅塑造大人物，而且影响整个时代、整个社会的人，不一样的家庭生活或私人生活可能比不一样的政治制度，更直接、更有效地决定了某个时代、某个社会。从这个角度看，家庭生活等私人生活怎么能被排除在历史之外呢？

于是，以个人为对象的心理史学促进了集体心理史学的产生。集体心理史学刻画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集体心理机制。其中，最早做出突破性成绩的，是对暴力的研究。例如，作为社会的集体现象，暴力是如何产生的，如何运作的，又如何转化的？社会中怎么会有暴力呢？社会又怎么从暴力的状态中和平化呢？等等。

在过去的历史学看重的大事中，一定包括战争。战争是规模最庞大、破坏力也最大的集体暴力。

以前的历史学，通常简单地将战争视为少数领袖人物决策发动的，新的集体心理历史学却要追问：如果没有社会的集体暴力化，那么仅靠少数领袖人物的意志，哪有办法进行战争？战争所需要的一切组织与支持等，绝对是集体社会性的；不认真深入地看待其集体社会的属性，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了解战争，更无从逼近地描述战争。

战争是怎么进行的？用今天的历史学眼光看，过去的历史记录中充满了战争，战争也是推动历史、改变历史的最主要的力量之一。虽然如此，但近乎荒唐地，我们很少具体地察知并理解任何一场战争是怎么进行的。而且，虽然战争牵涉太多太多的细节，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每一场战争都不一样，但被写进历史里，尤其是成为通俗的历史知识之后，这些战争就通通变成类似的“××战争”“××之役”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好。

东汉末期大乱时，有“黄巾贼”；清代太平天国之乱时，则有“长毛匪”。“黄巾”和“长毛”其实都是回应战争的需要而采取的措施。人类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战争，可不是双方各自穿好了制服后进行的。这边的人和那边的人，如何在战场上辨认敌我？这就必须有特别的辨识符号。在头上包“黄巾”，这是一种辨识的符号；将前后的头发都留长且散开，这是另一种辨识的符号。

而且，是以“长毛”来辨识还是以“黄巾”来辨识，显然会有很不一样的效果。因为“黄巾”可以很容易地摘下来，在战场上打败了，将“黄巾”一摘，“黄巾贼”就可以混在人群里逃走。相对而言，“长毛”就没有办法一下子剃掉，这也就意味着一旦战败，“长毛匪”就没有那么容易逃走。也因此，“长毛匪”彼此效忠团结的程度，一定会高于“黄巾贼”的。

03 新史学观念改变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关心家庭结构与家庭活动的真实状况，关心私人领域的生活等，这产生了完全不同于原先仅着眼于“公共性”的历史，从而衍生出许多新的研究领域。

比如，教育史，不仅仅要看教育的内容，更试图重建教育的流程、方法与实际经验等。即要研究一个人以什么方式，经历了多久的教育，其间学到了什么，又形成了怎样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等。

又比如，“童年”也成了一个独立的新兴研究领域。在以前的历史中，不太会出现小孩，小孩能成就得了什么大事，值得被写入历史？然而，换以现代的眼光，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用不同的方式对待的小孩，长成了不同的人，他们如何思考，如何行动，这其实是受他们的童年制约的。

总体来说，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学在将历史的眼光不断地“缩小”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历史学也在原先鸟瞰式的宏观史学之外，衍生出了micro-history（微观史学）。

micro-history的开创性经典作品，包括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等。它记录了16世纪，意大利的一个疯子磨坊主的生平和言行。这样的一个人，他终生住在意大利的乡间，也未曾有过任何的丰功伟绩；而且，他唯一留下来的，是其不正常的癫狂言行。这怎么会值得历史学家记录，并为之写一本研究著作呢？

金兹伯格颠覆了这样的传统主张，其著作让我们细致入微地了解了这个人的想法，并且从他被视为“不正常”的言行中，对照出当时的人所认定的“正常”。经由“不正常”，我们反而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一般不会被检视的“正常”究竟是什么。

也有用类似的方法研究中世纪的圣愚（Holy Fool）传说的。

圣愚通常也是疯疯癫癫的人，他们做出一般人无法理解的行为，说些基本没有人能理解的语言。然而，在特定的宗教信仰背景下，人们相信，在上帝造的世界里，每一个现象应该都是有意义的。上帝为什么要在“正常”的人之外，造出这种疯疯癫癫的“不正常”的人？他们的言行，应该是上帝用来彰显某种特殊真理的手段吧？

于是，他们不可解的语言就被视为藏着神秘的符号的，他们不可解的行为就被视为藏着神奇的指示的。所以，因他们的“愚”，反而他们就被视为“圣”的代表了。

同样地，借由圣愚，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出一个社会的内在信仰，以及这些信仰的全面影响等。其中的重点，不在于他们的疯疯癫癫的言行，而在于一个社会如何对待类似的“脱轨”行为。这显示出，这个社会隐性的轨道究竟在哪里，又有哪些让人遵循轨道生活的力量，及其拥有多大的强制力等。

与微观史学相关的另一种历史学潮流，是history from the bottom（来自底层的历史）。

过去的历史看重大人物，如有着最高权力与地位的人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恺撒大帝、查理曼大帝、拿破仑（一世）等，不管他们是如何取得权力与地位的，当他们获得最高的之后，历史的舞台灯就自然而然地聚焦于他们的身上。但为什么是如此？

这些大人物的言行顶多只是历史的某种缩写，既然只是缩写，那么让我们通过他们的言行来认识的历史，就必然有一定的局限性。要更完整、更全面地认识历史，我们不能不关心底层的人，他们的言行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和大人物一样重要，甚至比大人物更重要。

与上述观念相关联的，还有另一种新的观念，即history of everyday life（日常生活史）。

过去的历史偏重记录非常事件，也就是记录重大的、特别的事情，即并非天天都会发生的事情，这样偏重的一个理由是，非常事件标示了变化，可以帮助我们追索变化的轨迹。然而，认真地回顾一下自己的生活现实就能明白，日常生活岂是如传统历史学假定的那样，是固定不变的呢？在没有非常事件冲击的情况下，日常生活也有内在的变化力量。我们也没有理由将这些排除在历史之外。

写日常生活，有一种特殊的新技法，那就是写小事件而不是写大事件。这里的小和大的差别主要在于，事件牵涉和影响的人数是少还是多。

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1928—）写了一本既叫好又叫座的书《马丁·盖尔归来》（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后来，它还被改编成由杰拉尔·德帕迪约（Gérard Depardieu）主演的电影。马丁·盖尔是16世纪的一位法国农民，他离开村庄去打仗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回来了。只是回来的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原来的马丁·盖尔，而是另一个人。但包括马丁·盖尔的太太在内的人，都宣称他就是马丁·盖尔。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假的马丁·盖尔的出现，给这个小小的村庄带来了什么样的骚动，这些村民，包括马丁·盖尔的太太，是如何应对这样一种状况的呢？他们为什么会接受假的马丁·盖尔，不仅让他住进原来真的马丁·盖尔的家中，还把他看作真的马丁·盖尔？

探索这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就碰触到那个时代、那个地区特殊的家庭、生产、教会、风俗等的状况，这些交织出一幅复杂而令人意外的历史图景。小事件，虽顶多影响几十或上百人，却如同浮雕般突显出16世纪法国乡村的日常生活景象。

还有更具历史学理论野心的法国年鉴学派，他们要彻底改造历史学中的时间观。

以大人物、大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带着单一、短暂的时间尺度。比如，滑铁卢战役一共打了两天，我们很容易认为在那两天中，欧洲的历史就改变了。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提醒我们：历史不该只在这样的时间层次上运作。

滑铁卢战役的背后有拿破仑一世建构起帝国的几十年过程等。在拿破仑一世崛起的事件背后，又有欧洲王权与政治制度在一两百年间的转变等。在欧洲王权转变的背后，又有几百年的欧洲封建社会等。在欧洲封建社会的背后呢？又有变化更缓慢的欧洲土地制度、经济活动和生产模式等。在这背后呢？还有以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为尺度的地理变化等。

从地理的时间尺度，到战役的时间尺度等，一层一层加起来，才能构成全幅的历史尺度。所以，我们不仅不该停留，只看其中一层，还要从一层层不同的时间以及空间尺度的互动、影响中，挖掘出新的、更有效的历史叙述与历史解释。

04 新眼光发现更加丰富的中国历史

历史学眼光的大范围扩张，正是我们今天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基础。除了发现新史料之外，用新眼光看待旧史料，也可以耕耘出许多丰富的历史认识。

比如，孔府档案，这可不是什么从地底下挖出来的新东西。它从16世纪起就存在于山东曲阜的衍圣公府中。衍圣公府又称孔府，是历代朝廷提供给孔子的后裔长期居住的地方，它具有国家机构的性质，因而保留了庞大的文献记录。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它保存了四百多年中上万卷的档案。

虽然算国家机构，然而孔府最重要的活动，是这一家人的生活。孔府档案，是一份横跨四百多年的大家族居家生活的流水账。在相关的仪式、人事记录之外，孔府档案里有大批关于柴米油盐的资料。小到一块豆腐多少钱，大到修一根梁的木工要价多少等，都被记在里面。

以前，没有人会认为这样的流水账是历史，或它有任何历史研究的意义。然而，在新眼光的发现下，孔府档案可是个历史大宝库。仅是考察其中四百多年来豆腐价格的变化，就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极其难得的生活物价的变化基准。而且，它鲜活地显示了四百多年来中国上层家庭的生活所需，这绝对是无法在任何正史中找得到的精彩资料。我们也能够借以重建出一套日常生活史的样貌。

值得用新眼光彻底重新检视的，还包括众多的笔记小说。中国笔记小说源远流长，《汉书·艺文志》就将诸子分为“九流十家”，其中排在最后的一家，就是小说家。由此可见，稗官野史和笔记小说开始的时间都很早，但在过去，这些一直被视为不重要的末流。因为小说家记录的，是琐碎的事物，而这些是无关宏观政治的，也无关道德伦理的。所以，它们不被看重。

但从新的眼光看，有关宏观政治、伦理道德的论述，往往一脉相承，且几百年都没有太大的变动，反而在琐碎的事物中，我们才更能察知中国社会的转变。

笔记小说带有游戏的性质，因而它们不太会集中记录同样的领域或同样的事情；它们涵盖的范围，也就比文人正式记录的文献的广得多。正因为它们这里写一件，那里记一段，没有特别的计划，我们反而得以碰触到社会上的不同层面。

笔记小说之中尤其无用、游戏性质更高、过去更不受重视的，有像《笑林广记》那样的笑话书，也有像《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那样的鬼故事集等，但在现在，我们看来，那真是关于社会集体价值观念的大宝库。

笑话必然对应主流价值的观念，挑衅、打破主流价值的，才会被视为好笑的。分析笑话之所以成为笑话，这就能让我们对那时社会的集体价值观念有更清楚的认识。鬼故事则反映了那时的人关于生死的种种想象，即除了活人的世界之外，另外有怎样的平行世界存在等。而且，鬼故事中多有因果报应的情节，这也鲜活地展现出那时的是非评断与罪罚关联的模式等。

将这些东西都加进来，我们看到的中国历史当然就比以前的更多元了。中国历史不是同构性的单线发展。在相对稳定、雷同的朝代政治、伦理观念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完全不一样的人的生活曾经存在过。我们可以从过去被忽略的材料中，运用新的历史学技能，将这些多元的内容找出来，以重新认识更丰富的中国历史。

05 朝代史模式无助于理解秦汉之际

传统认识中国历史的方式，且最为根深蒂固的模式，是朝代史模式——以朝代为单位看待中国历史。朝代史模式必定倾向于强调改朝换代的变化，突出朝代与朝代之间的差异。

这样的偏向，在处理秦汉之际时，也就是，将秦、汉视为两个很不一样的朝代，并形成强烈的对比，会产生特别的问题。比如，秦朝只存在了十五年；而汉有前后两段，即使中间一度被王莽的新朝隔断，也都各自有两百年左右的长度。再比如，为什么这两个朝代持续的时间会差这么多？因为一个施行暴政，一个施行仁政；一个是以法家立本的，一个则是以儒家为根基的。等等。

然而，从这种角度看秦汉之际，即从秦末大乱到西汉建立，再到汉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即位前的汉初这段历史，就会错失重点。这种视野让我们看不到从秦到汉的延续和相似之处，或者说得更明确些，让我们看不到西汉一朝继承秦朝的部分，以及其来不及改变，或不愿意改变的秦朝的部分。

秦汉之际的关键在于项羽兵败垓下，汉王刘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然而，当时的一个巨大的问题并没有被解决，那就是接下来的国家体制该如何安排？它是要回归秦统一之前的诸侯列国情势，还是要维持秦统一之后的郡县帝国制？

在这点上，刘邦要感谢项羽，也要感谢自己身边的几位头脑清楚的谋士。作为楚国的贵族之后，项羽始终选择回到他所出身的那种诸侯列国的环境中。他不想当皇帝，只想当类似于春秋时期的“霸”，即在列国诸王之间可以威吓大家、仲裁事务的共主。对实际的统治工作，项羽没有兴趣，也没有耐心去做，他宁可将之分配给各地的诸侯列国负责。

项羽的遭遇显示了这条复古之路有很多阻力。比如，要怎么分封，分封给谁等，这些都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有分封，就很难没有不平，更难没有争夺。分封后，诸侯列国各拥军队，各领各自国中的经济收益，彼此更很难不打仗。仗真的打得太久了，如果换一个新的领袖，非但无法解决战争的问题，还埋下了战乱再起的祸患，那么人们受不了，也绝对不愿意支持。

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刘邦也不得不诉诸封王的手段，以拉拢各方的反楚势力，形成联盟。然而，他及其身边的谋士，鉴于项羽的情况，其实早已对列国分封制度心存警惕。

楚汉相争中兵力最盛的，除了刘邦自己率领的军队之外，还有韩信、彭越和黥布三方的。打败项羽之后，刘邦首先将韩信改封为楚王派到南边，另外将彭越封为梁王，将黥布则封为淮南王。

这样的做法当然有酬庸功臣的用意，但还有其他战略上的考虑。即一是将势力最大的韩信调离其原来的齐地，让他坐镇处理项羽原来的地盘。二是，让彭越在北，黥布在西，接邻韩信。如此安排的用意非常明显：一方面，如果楚地有乱，那他们可以协助韩信；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就近牵制韩信。

另外，在与项羽相持时，刘邦争取到了几个原本是项羽阵营的王，反过来支持他。这几个人，他不能动他们，而且必须封他们为王。他们是赵王张敖，燕王臧荼，北方的韩王信，以及地处偏僻的长沙王吴芮。

这就是西汉初建时的基本态势，即有这几个分封的诸侯，在他们的势力之外，才是以长安为中心，以郡县制管理的帝国范围。表面上看起来，西汉依然保留着分封的列国诸侯，不过，这时的列国诸侯存在的理由已经和周朝封建的很不一样了。

刘邦打败项羽后，做了一项安排，他让前面所说的这七个王，联名推他当皇帝。经过了仪式性的推让后，刘邦即皇帝位。于是，他的政治身份，就和项羽及更前面的秦始皇的都不一样了。

项羽没有称帝，虽然他自称西楚霸王，但从制度上看，他和其他诸王是同等级的。与项羽相比，由七个王联合推拱当上皇帝的刘邦就不一样，他不仅是皇帝，而且他是经过这七个王公开承认的，他的地位高于他们的。刘邦和秦始皇也不一样，秦始皇是在灭掉了诸侯列国后当上皇帝的，刘邦却是在诸侯列国支持和推举后当上皇帝的。

06 刘邦收拾诸侯列国（上）

然而，这样的新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公元前202年的七月，这七个王共推刘邦当皇帝，不到半年后，即在当年的十月，燕王臧荼就反了。臧荼和张敖、韩王信都是在秦末和刘邦一样起兵的，后来由项羽封王的。因为在很长的时间中，他们和刘邦都是平起平坐的，并不是上下从属的关系，所以他们很难一下子就接受刘邦变成了高高在上的皇帝。

臧荼反，并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反得太早了，大家所带领的部队都还没有被解散，很容易就能被调动起来对付他。还有一个原因是刘邦对此早有制度上的防备。

汉初，除了有王之外，还有侯，封建的公侯伯子男层级简化为王侯二级制。侯也有封国领地，但侯和王不一样，基本上侯是不“就国”的。也就是说，侯虽然有一块在名义上属于他的封地，他人却留在朝廷所在的洛阳或长安，继续服务于朝廷，而不会搬到分封的属地上进行实质的治理工作。

什么样的人会被封为侯呢？他们基本上是一群长期跟随刘邦的功臣和部将，是刘邦的自己人。臧荼反时，这群人虽得了侯的头衔与赏赐，但人都还在长安，他们可以很快为刘邦定策，并分头带兵出击。这好像是楚汉相争状况的延续。只是臧荼势孤力单，面对这个连项羽都打败了的阵容，他占不到任何的便宜。

刘邦亲自率领卢绾、宣虎、刘到、魏鸱、程黑、昭涉掉尾、季必等一大群战将，很快地就击灭了臧荼。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原来担任太尉的长安侯卢绾的功劳最大，所以战后，他就被拔擢为王，继臧荼担任燕王。如此一来，刘邦就少了一个从项羽那里接收过来的势力，而多了一个自己人去掌控北方地区。

燕王臧荼的问题解决后没多久，楚王韩信就有状况了。从齐王被改封为楚王，韩信的责任最为艰难，因为他要负责镇压项羽的旧势力，也就是反秦源头的主要势力。在这样的位子上，担负这样的责任，韩信恐怕很难不跟项羽的旧部有所接触吧？于是，就有人向刘邦密报，说韩信勾搭项羽的旧部，心怀不轨。的确是有一个项羽的老部将钟离昧，他为了逃避被追究的责任，跑去投靠了韩信。韩信接受钟离昧这件事，就成了刘邦决定拔除韩信的导火线。

刘邦正式即帝位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01年，按照陈平制定的计谋，刘邦借口巡察项羽的故乡，命令各封国之王都到楚国的西界上来见他。韩信知道了此事，觉得事有蹊跷，感觉刘邦是冲着他来问罪的。那自己该怎么办才好，是去还是不去？如果去，要不要带兵去？如果不带兵去，那会不会就回不来了？如果这样就发兵，那会不会误会了刘邦，而就彻底回不了头，成了叛将了？

韩信身边的人建议：“杀了钟离昧吧！带着钟离昧的头去见刘邦，他就没有理由怪罪你了。”韩信听从了这个建议，但一见到刘邦，韩信立即就被抓了。刘邦还是要追究他的不忠之心，最后，将他降级为淮阴侯。这一地位与之前的地位最关键的差别在于，韩信实际上没有自己的地盘了。

与此同时，刘邦将阳夏侯陈豨派到北方的边境监军。陈豨和韩信素来有交情，他也担心自己的地位与状况。所以在出发前，他便去跟韩信密谋，并商定等他到了北方，两人里外一起合作起事。

陈豨到了北方后，就自称代王，明确地不奉刘邦的号令了。此事非同小可，刘邦迅速地决定领兵亲征。韩信就在等这个时机，他就要趁刘邦不在时反叛。然而，陈豨和韩信的密谋消息被走漏了。于是，萧何就让留守的吕后以刘邦的名义，假造诏令宣布，陈豨之事已被快速地平定，皇帝凯旋，要大家入朝庆功。

收到诏令，韩信当然吓了一跳，他以为自己还没有来得及举事，陈豨就已经完蛋了。他一时不可能有任何的作为，就沮丧地入宫。结果，他一进去就被捕，随即被杀。当年拔举他，让他得封为大将的，是萧何；最终设计结束他的人生的，也是萧何。此就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陈豨原本是指望韩信扰乱刘邦的军事行动的。一看韩信这么容易就被收拾了，他也不敢面对刘邦的大军了，所以他就由代往北逃，要去投靠匈奴。后来，他还是被周勃抓住，被杀了。

07 刘邦收拾诸侯列国（下）

接下来的连锁反应，是韩王信也主动和匈奴联系，并引领匈奴犯边。刘邦再度亲自领军北上，将匈奴和韩王信的联合势力打败了，韩王信别无选择，只好随匈奴亡命北方了。

之前，刘邦讨伐陈豨时，曾下令调用梁王彭越的军队。彭越把军队派去了，自己却没有一起参与行动。于是，刘邦一班师，就向彭越问罪。彭越的部将扈辄就劝彭越：“既然我们已经得罪刘邦，那索性就发兵反了吧！”彭越没有接受扈辄的意见，而奉诏表示谢罪。

但过了不久，梁国的一个太仆跑到长安，向朝廷告发，说扈辄劝梁王反。为此，彭越还是被抓了，经过审讯，朝廷认定他“反形已具”。本来，他该杀，但朝廷念在他和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分上，改“赦以为庶人，传处蜀青衣”（《史记·魏豹彭越列传》），即把他贬为庶人，流放到蜀地。

彭越在被流放到蜀地的路途中，正好遇见由长安去洛阳的吕后。彭越以多年的患难老交情向吕后哭诉，请求朝廷至少让他能回到故乡昌邑，不要远徙到蜀地。吕后答应相助，并带着彭越到了洛阳。此时刘邦也在洛阳，吕后便对刘邦说：“彭王壮士。”意思是，彭越是个有能力的人啊！然后呢？“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意思是：“你把这样的人放逐到蜀地，这是给自己遗留祸患，不如干脆杀了他！”

彭越好惨！他不求情还好，求情求到了更冷酷的吕后，反而连命都保不住了。而且，本来说的是贬为庶人，现在要改成诛杀，这需要理由。于是，朝廷便给彭越加了更严重的叛国罪，这弄得他不仅身死，还被“夷三族”，而且其尸体被“醢”，即被剁成肉酱，然后被分送给诸王侯。

其中的部分肉酱被送到黥布的手中时，他当然知道情势不妙。韩信、彭越、黥布三人，是帮刘邦打天下时最重要的三名大将，现在韩信没了，彭越也没了，只剩下黥布一个人。黥布不会笨到以为自己可以没事，但他忍隐着等待机会。他要等的最好时机，是刘邦去世时。他派去打探的人传回消息，说刘邦卧病在床，黥布决定视刘邦的病况再做定夺。

然而，就在这段时间里，黥布的属下中大夫贲赫，因曾经与黥布的妃子有染的事情被发现了，而赶紧逃到长安，密报黥布要反。刘邦真的是卧病在床，他便派太子刘盈带兵去处理。听说刘邦的命令后，吕后立即来到他的病榻前，强硬地对他说：“黥布是何等人，只有你才对付得了他，派太子去解决不了问题的。”结果，刘邦从病中勉强起身，亲自带兵征伐黥布，并打败了黥布。而黥布的残部只剩百余人，且逃向江南。最后，他死在番阳（今属江西）。

另外一个插曲发生在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也就是刘邦正式称帝的第三年。刘邦巡行到赵时，对赵王张敖很没礼貌，“箕踞骂詈”。赵王的手下贯高和赵午愤愤不平，他们气得想把刘邦杀了。张敖阻止了他们。

之后一年，韩王信反，刘邦带兵出征。刘邦凯旋又经过赵时，贯高和赵午还是很想杀了他，却找不到机会下手。到了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贯高的仇人到长安密告揭发此事。于是，张敖、贯高、赵午都被抓了。

贯高被捕后，将杀刘邦之事一人承担，他一口咬定这和张敖无关，甚至到“榜笞数千，刺爇，身无完者”的地步，才“终不复言”（《汉书·张耳陈馀传》）。如此才勉强保住了张敖不死。但其赵王的地位和封国还是被剥夺了，他也被降级为宣平侯。

08 汉文帝、汉景帝继续收拾诸侯列国

到汉高祖刘邦去世前，原先的七个封国，只有长沙王吴芮的封国还在，其他的全都被剥夺了。异姓王都一一被收拾了之后，只剩下刘邦的子孙能被封王了。在刘邦的病榻前，大家达成了共识，并制定了明确的政策，那就是“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到此，周朝封建的政治设计完全结束了，它被改成了一家一姓独享至高的、集中权力的皇权制度。

秦始皇废除列国，建立帝国；项羽却一度恢复列国，或者说他以恢复列国的方式来处理秦末的乱局。事实证明，列国恢复不了，也维持不了。刘邦的关键贡献不仅在于他建立了西汉，更在于他几经波折，确立了新的皇帝制。他的历史地位就此被奠定。

从公元前202年正式即位，到公元前194年去世，这八年，表面上看是刘邦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从一个乡下的小亭长，登上了天下至高的帝位；但向深处看，这恐怕是其人生中最辛苦的几年。他并没有因为当了皇帝就高卧享受，而是不断地带兵出征，无役不与，连病倒在床上时都逃不了出征的责任。

而且，这些仗，其实比对抗项羽的还难打。

虽然后世将那段历史称作楚汉相争，但事实上那是混乱的局面，其中，各方势力彼此角逐，很多战争、很多变化不是和刘邦直接相关的。他不需要，也不可能参与每一场战事。

刘邦当了皇帝之后，情况却与之不同。因为他进行的每一场战争所针对的，都是自己封的王侯，都是一起打天下的战友或盟友，也都是一时之枭雄。只有刘邦自己有办法对付这些人，这些人的军事行动，也大都明确地是冲着他来的，也大都是挑战、威胁他的皇帝地位的。

按照吕后的要求，刘邦在去世前留给了儿子汉惠帝（公元前194—前188年在位）一个相对安全的局面。西汉不仅基本上没有了异姓王，而且建立起了异姓不得为王的政治规则。王之下的侯，因为是依据战功分封的，在帝国和平，不再经常打仗时，侯也越来越少了。旧式的封建威胁看起来是收拾完毕了。

吕后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处理韩信，是她主持下手的。诛杀彭越，也是她主导的。刘邦死后没几年，继位的汉惠帝在22岁时也死了。于是，从公元前188年到公元前180年，吕后获得了实际的统治权。在那几年间，她主导将多位吕姓的兄弟宗亲封王。刘氏的帝国一度看起来被转变成了吕氏的帝国了。

然而，吕后一去世，曾经参与打天下建国的周勃，抬出刘邦死前建立的政策“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一下子就毁掉了吕氏帝国的合法性。吕氏借由封王据位来夺权的情况被快速地瓦解了。换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让我们看出，封建列国分土分权的旧方式，真的是无法恢复了。

西汉的政权重新回到刘氏家族的手中，远在北方边境上的代王刘恒被迎回长安，他即位为汉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因为汉文帝是意外即位的，他在宫中、在中央没有长期培植的坚固势力，所以他要坐稳皇帝的位子，不得不依赖其他的刘姓兄弟和宗亲。

于是，刘姓王国的势力一度坐大。情况最严重时，汉帝国总共有五十四个郡，其中多达三十九个郡都不在中央朝廷的控制之中，它们都落入刘姓诸王的手里。正式登记的帝国人口总数是一千三百多万，其中有近八百五十万属于地方王国。

面对这样的现实，一位洛阳少年写了一篇《治安策》呈给汉文帝，他就是贾谊。《治安策》谋划长治久安，它反复陈述、认定的，长治久安的最大忧虑，便是地方王国的力量坐大。

贾谊清楚地知道，诸王的权力扩张到这种程度后，朝廷不能用强硬的手段在短时间内予以收夺。所以，他也现实地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即他建议皇帝干脆多分封一些王，尤其是在同一个封国内的地盘上多分封几个王。这样，每个王能掌握的资源就变少了，个别的力量也就变小了，个别产生的威胁也就降低了；而且，他们彼此间要联合行动的难度也相对地增加了。

贾谊的建议，汉文帝无法采纳。但在汉景帝（公元前157—前141年在位）即位后，汉景帝身边的晁错接续了和贾谊一样的思考，他认定诸王国的势力太大，这已经对皇帝严重不利了。而晁错没有贾谊那么有手段，他直接诉诸“削藩”的做法，即找出各种理由将地方王国的封地等势力予以削减。如此明确地影响诸王国的利益的做法，很快就刺激了反弹。以吴王刘濞为首，几个强藩联合起来，他们以讨伐晁错为名，与朝廷兵戎相向。七国之乱爆发。

七国之乱来势汹汹，这最终使汉景帝被迫杀了晁错。但即使晁错死了，乱事还是未平，最后是诉诸硬碰硬的军事冲突。在周亚夫的带领下，长安的军队打败了诸王国的联合势力。

七国之乱解决了，这同时为汉景帝提供了一个重新改造诸王国的好机会。因此，一方面，他采用贾谊建议的方式，多封“诸侯”。即如果一个王有好几个儿子，那在他死后，朝廷就将其王国平分给他的众儿子，且将其每个儿子都封为王。这样，每个王的势力就比原来的小了很多。另一方面，他则将治国的责任和权力从王的身上，转移到相的身上。即王是地方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然而实际的统治工作，是由中央朝廷派来的相主掌的。

诸王国原本各有自己的朝廷，他们对各自朝廷的原先的安排，基本上都是模仿中央朝廷的。中央有相国，诸王国也有相国；中央有御史大夫，诸王国也有御史大夫。七国之乱后，中央朝廷下令省易官职，这就是强迫诸王国朝廷降等，即它们不能和中央朝廷一样。从此之后，诸王国只能有相，而没有相国，也没有御史大夫等。而且“天子为置吏”，即王不能自己选任相，相是由中央朝廷统一派遣的。还有，诸王国朝廷的用人权力，握在相的手中，而相对皇帝负责。

名义上，汉景帝之后还是有王有侯；实际上，王逐渐地就失去了统治地方的权力。王变得和侯一样，只是朝廷封赠的象征性地位。虽然王的地位高一些，他们也可以部分地享有封地的收益，但其不能再碰触实质的统治权了。

这样，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建设，从汉高祖时就确立下来的帝国制度，才一步步地摆脱了过去封建制的遗留、纠缠，而真正地完整成熟了。这就是汉武帝即位时，所继承、所统领的帝国政治局势。

09 与民休息和“汉兴七十年”

一路看下来，最令人惊讶的，仍然还是封建诸侯列国制度的强大延续力。远从春秋时期，封建列国就已经开始没落、变质，经过几百年的战乱，秦始皇以强大的意志力，找到了完全不同的政治解决方法，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帝国。封建列国仍死而未僵，并以各种形式在汉初反复登场。西汉统治者又费了六七十年的时间，才将中央集权的帝国彻底确立。

封建诸侯列国制度之所以如此强大，关键就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制度。除此之外，封建牵涉最基本的亲族组织安排，这不仅构成了社会的伦理基底，而且连带地产生了一套复杂而丰富的教育内容。以此为重点的教育保障了一套长远而坚实的传统。这里面有信仰、价值观、仪式、日常生活的规范，以及从出生到死亡的种种安排等。如果仅仅在政治上做出调整改变，那是无法轻易地动摇这么庞杂的一套系统的。

相对地，这一时期是新的政治体系要找到方法，与原来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共存和互动的时期。

列国时代结束了，广土众民都归单一的中央朝廷管控。这绝对不会是件容易的事。如何建立一个能够治理广土众民的中央朝廷，不是秦始皇单凭超人的意志力，再加上原来秦国法家的经验能做得到的。这是另一个使分封治理观念得以死而不僵的原因。在当时人的记忆与理解中，他们无法想象如果不分封，那么广的土地，那么多的人口，应该如何通通集中于单一的中央朝廷，并由它进行管理。

《史记》在行文中有“汉兴已六十余岁”（多次），“汉兴七十余年”的说法，这是太史公认定的重要的历史断代时间。从汉高祖建国到汉武帝即位这段时间，是西汉初成立，摸索着将帝国的制度逐步完善的时间。这段时间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落实“从列国到帝国”的细节转型。结果，这不仅使帝国出现了，还使其取得了可大可久的统治条件。

传统历史上将这段时期的统治，尤其是汉文帝、汉景帝在位时的统治形容为“无为而治”，即国家好像没发生什么大事，两位皇帝的政策也都是不大作为的，与民休息的。

文景之时，西汉一朝的朝政上，最强大的主流观念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提倡无为，反对具有强大的野心、不断地作为的统治方式，这是事实。不过，在这层事实之下，我们应该小心，即不要过度地阐释无为的意义，以为这两个皇帝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帝国就这样维系下来了。其原因如下。

首先，无为能发挥正面的作用，其背景是秦朝过度有为的惨痛教训。秦朝时，严刑峻法造出了一个刑徒社会，刑徒提供的免费劳动力，驱使朝廷到处“有为”，进而使其进入一种“过动”的、无法停歇的疯狂状态。人们受不了这种疯狂的“有为”带来的破坏与痛苦，愤而不惜性命推翻秦朝的统治。

无为指的是明确地反对原先秦朝的“有为”，即不再兴建各种大型的工程，不再随便运用大规模的民力，以让社会有机会从“过动”中缓解出来，恢复正常。在这一点上，无为有效地应对了秦朝造成的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结果。

其次，汉初政治上，黄老之学抬头的一个可能的因素，是留侯张良。汉帝国成立之后，张良就“学辟谷，道引轻身”（《史记·留侯世家》），他不仅从权力场上退后一步，也不在第一线上牵涉所有复杂的斗争。不过，显然张良仍然和刘邦、吕后保持着相当亲近的关系。比如，当刘邦抱病出征，处理黥布的反乱时，留守的太子就是由张良负责辅佐的。

刘邦最欣赏的儿子，不是后来即位的汉惠帝刘盈。刘邦一度曾想换掉太子刘盈，改立由戚夫人所生的赵王如意。反对换太子最着力的，当然是太子的生母吕后。吕后因此忌恨戚夫人，后来，她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残害了戚夫人，并留下了恐怖的“人彘”的故事。不过在维系太子一事上，最有影响的，还不在于吕后，而在于汉高祖身边的功臣。或许也就是吕后，成功地说服了这些功臣强烈地反对换太子。

《史记》鲜活地记录了周昌在刘邦面前强争的画面。周昌口吃，平常不太说话，他却为了换太子一事，对刘邦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以为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其中两度出现的“期期”，就是模仿他虽口吃，却急着要把话挤出来的声音。后来，这就留下了“期期以为不可”这个成语。

其实，让太子没有被换掉的最关键的原因，应该还在于张良的态度。《史记·留侯世家》描述“商山四皓”出面支持刘盈当太子。这四个年纪很大的老人家，分别叫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他们连名字都不像一般人的。他们的名气很大，长相是“须眉皓白，衣冠甚伟”。刘邦听说过，却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所以对他们竟然出现在刘盈的宴席上，他感到很意外。

刘邦问他们：“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意思是：“奇怪了，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们都不愿意来见我，今天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儿子这里？”商山四皓就说了一番褒扬太子的话：“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他们如此称赞、标举刘盈。刘邦因此不敢轻视他？

这个故事被写在《史记·留侯世家》中，这可以明显地看出商山四皓虽然刘邦请不动，却和张良保持着很好的关系。还有，刘邦听了商山四皓的褒扬说法后的反应是：“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这句话的重点在于羽翼已成，即意味着刘盈已经有了自己的势力了，他不再是孤身一个人，也就不再是刘邦想换就可以换掉的。

读《史记》，我们就知道，刘邦是何等精明的，且不讲究形式和礼貌的人，他怎么可能被四个白头发、白胡子的老人家唬住呢？怎么可能就乖乖地听四个老人家的话，不换太子了呢？真正影响了他，说服了他的，是吕后和太子所展现出来的政治实力。他们已经下功夫下到张良都愿意这样帮忙，甚至他连商山四皓都能找来的程度。如此，如果刘邦还要换太子，那他可就要冒着跟这些势力翻脸的危险了！

这是刘邦对刘盈的看法。那么，张良看重刘盈的什么？这绝对不可能是其精明、智慧与政治手腕吧！从张良到商山四皓，显然他们要支持的，正是一个与秦始皇、项羽和刘邦相反的人，即一个没有什么野心，也没有什么大的能力，且在天性上不会多所作为，而可以与民休息的统治者。

可见，黄老之学不是在汉文帝、窦太后时才有的统治智慧，而是在秦汉之际，由人们对长期骚乱的强烈反感，以及集体心理期待的投射产生的。

10 黄老之治是怎么回事儿

那么，与民休息的黄老之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回头看一下，西汉刚成立时，从皇帝到功臣，他们都不改原先打天下时的相处风格，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必须遵守的礼仪等。几个人说着话，有时一言不合就吵起来，打起来，甚至拔剑相向的都有。为此，叔孙通不仅制定了朝仪，即规定大家在朝廷上应该怎么站，怎么说，怎么做等，还进行了多次演练。之后，大家才能按照朝仪规规矩矩地上朝。结果刘邦都大为感动。他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意思是：“搞了半天，我现在才体会到当皇帝真了不起，真过瘾啊！”

叔孙通如何制定朝仪？他是秦朝所立的博士官，当然熟悉秦朝的宫廷规矩。其实，他也只不过是将秦朝所行的朝仪照样搬用而已。换句话说，西汉官员在朝廷上的行为，基本上就是复制原先秦朝的而已。

这件事提醒了我们，“汉兴七十年”里，所谓无为，在现实中往往就是“无所改变”。“无所改变”就是保留原先秦朝所制定的办法，即秦怎么规定，汉就照着继续怎么做。

而且，汉初的朝廷不是真的无所作为，只是其作为的形式，通常是把负面的去掉，也就是在特别的考虑下，将秦朝留下来的法令、规矩予以废除。比如，针对秦始皇最不可思议、最极端的做法“挟书令”，西汉一建立，就“除挟书令”，即废除禁止民间藏书的禁令。从此之后，民间有书在家，就不需要再交出来，这也不再是犯法的事了。

又比如，汉惠帝“除夷三族”，即废除了“夷三族”的罪刑。这也就意味着在汉惠帝废除之前，“夷三族”的法令与刑罚是一直存在的，事实上，彭越就是被汉高祖处以“夷三族”之酷刑的。汉文帝也下令“除夷三族”，这可以明显地看出尽管汉惠帝下过令了，现实中仍然有“夷三族”的刑案。所以，汉文帝才不得不重申此令。

汉文帝还“除肉刑”，这牵涉有名的缇萦救父的故事。此事发生在公元前167年，也就是西汉成立已经将近半个世纪时。

当时，缇萦的父亲仓公被处以肉刑，缇萦上书说：“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意思是，她愿意牺牲自己去当官奴，以免除父亲的肉刑。汉文帝被缇萦的孝心及自我牺牲的精神感动了，他不仅免了仓公的刑罚，还一并废除了肉刑。

缇萦上书中提到的“刑者不可复属”，指出了肉刑的严酷。所谓“肉刑”，包括割掉鼻子，砍断左脚、右脚等，简单地说，它就是刻意地将人刑为残废。汉文帝在“除肉刑”时，也规定将原本应受肉刑的，改以笞刑来执行。汉景帝于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下令将笞刑减轻，如原本的三百下减为两百下，后于前元六年（公元前151年），又将之从两百下减为一百下。

笞刑为什么打得越来越少？这一方面表示皇帝仁慈，但另一方面的现实理由是原先被三百下或两百下的笞刑打下来，大部分犯人根本就受不了，都被活活地打死了。笞刑用来施刑的工具，叫作箠，箠是个尾端扁平的长板子，“长五尺”（合一米多）。它是用竹子做成的，整根都要磨平。笞刑打的时候要打屁股，而且“毋得更人”。即如果要打两百下，那就由同一个人从头打到尾，不能中途换人。不换人，是为了公平，也是为了避免前面一个人打得没力气了，就换一个力气充足的，更容易打死人。

从肉刑到笞刑，这些细节就足以提醒我们：在无为的政策下，原先秦朝的严苛法律大多都还存在，秦朝重视法律细节的风格也还存在。也就是说，表面上，朝廷相信黄老之学，提倡清静无为，但底层人民的生活，继续受到秦朝遗留的规定管束，绝对不是那么自由自在的。

11 西汉对秦朝的反思是开创新帝国的关键

西汉初期的人最大的真正改变，在于他们逆转了秦始皇对待历史的态度，即他们重新看重历史，探察历史，并试图从历史中找出一条新朝代可以依循的道路。

在西汉人的眼前突出的历史教训，就是秦朝的。这样的一个以惊人的速度崛起的势力，由不可一世的野心领导者创建的空前功业，它为什么维持不了？而且，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即在一代人都还能清楚地记忆的时间中，它就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了？

西汉人无法忽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他们知道必须弄清楚秦之所以亡的原因，因为其中藏有最大的教训，也藏有让汉朝可大可久的秘诀。西汉初立时，在经过了汉惠帝、吕后、汉文帝和汉景帝六七十年的小心反思后，到汉武帝即位时，他们才觉得有信心、有把握能够按照找出来的答案，去创建一个真正的新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