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相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一、大数据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与大数据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规模化应用不同，大数据研究具有新兴性、边缘性和复杂性，相关理论研究比较少见。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数学、物理、生物、工程及经济、管理等各个学科，并且由于学科的异质性，各个学科对大数据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表现出巨大差异。国外对于大数据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第三次浪潮》（Bantam Books, 1980）提及“互联网上的海量数据”，预见了以电子工业为基础的第三次浪潮社会的到来。他认为第一次浪潮“依赖于2000年前维特鲁威所谓的‘必需的发明’，但是早期的这些发明主要都是用来加强人和动物力气的”“第二次浪潮使技术进入全新的水准，产生了庞大的电动机器、活动零件……”实际上，他认为，如果说第一次浪潮是传统的农业社会的出现，第二次浪潮则是资本主义伴生的工业社会的到来，标准化、专门化、同步化、集中化及集权化都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要标志，随着第二次浪潮陷入危机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第三次浪潮开始出现，并最终主导人们生活。这其中，他创造性地预见了电子时代的现代生活，当然，对于相关数据话语的论述非常少，但隐约可以看出他的技术思想。

而完整地提出“大数据”概念的是麦肯锡公司，在它的《大数据：下一个竞争、创新和生产力的前沿领域》（2011）的研究报告中认为，大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并进一步指出，在大数据时代中，传统媒介的数据存储方式将产生标志性变化，数字方式的存储方式将占据主流。“建筑、教育服务、艺术和娱乐等行业生产率已经出现了负增长，这表明，这些领域在提高生产率方面都面临强大障碍。然而，如果这些障碍是可以克服的，可以认为大数据使这些领域的生产力实现正增长。”

美国学者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Albert-László Barabási）在他的《爆发：大数据时代预见未来的新思维》（Dutton, 2010）一书中从社会学角度论述了人类行为的概率性，他的研究是在人类生活数字化的大数据时代基础上进行的，移动电话、网络及电子邮件使人类行为变得更加容易量化，将我们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数据库。他认为，人类正处在一个聚合点上，在这里，数据、科学及技术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那个谜题——我们的未来。

相似的是，另一位大数据研究权威美国学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在他的两本书《大数据时代》（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和《删除》（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中也从社会学和互联网科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大数据时代》更是被业内认为是国外大数据研究的先河之作，也是最好的大数据著作，舍恩伯格被誉为“大数据时代的预言家”。《大数据时代》谈的是数据使用问题，《删除》谈的则是数据遗忘权问题，重点关注大量数字化的私人信息不仅可能在今天被滥用，在几年甚至几十年仍然可能被滥用。如果私人信息被抓取后，以数字形式在未来被存储了很久很久，那么，即便生活在民主社会，它仍然像一颗定时炸弹——未来任何非民主政府都可以利用这极具价值的信息权力宝藏。这两本书都围绕一个关键词：大数据。类似的研究还有美国的伊恩·艾瑞斯的《大数据思维与决策》（2014）、埃里克·西格尔的《大数据预测》（2014）、桑尼尔·索雷斯的《大数据治理》（2014）及大卫·芬雷布的《大数据云图》（2013），等等。

遗憾的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制约，以上学者大多站在互联网科学的角度对此问题展开论述，都没能够全面深入地研究大数据对信息传播和传媒产业的影响。除此之外，我们所见国外关于大数据的研究及论述侧重于应用层面的分析，如大数据开发技术、脱敏技术等，理论研究比较少见，也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基本上没有从传播学的视野进行深入研究，更没有从大数据对影视产业发展的影响这个逻辑关联角度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

国内对此问题的关注随着这几年大数据的规模化应用也渐趋兴盛，如涂子沛的《大数据》（2013）与《数据之巅》（2014），这两本书是国内研究大数据的奠基之作，其中《大数据》的首版时间甚至要比舍恩伯格的《大数据时代》还要早半年，但该书大多从行政管理的视角进行考察，在第三版自序《数据可以治国，还可以强国》一文中，作者认为：“数据不仅可以治国，还可以强国。其中的原因，是因为数据正在成为各行各业最重要的创新资源。”“大数据时代，数据治国更关注的是动态的数据、系统化的数据，以不间断‘流’的形式存在的、成片的、活的数据，它们应该成为公共决策的资源为政府和社会所广泛使用。”而《数据之巅》则是作者继《大数据》之后的又一力作，该书从美国建国之基讲起，通过阐述初数时代、内战时代、镀金时代、进步时代、抽样时代、大数据时代的特征，系统梳理了美国数据文化的形成，阐述了其数据治国之道，论述了中国数据文化的薄弱之处，展望了未来数据世界的远景。近几年国内研究大数据的书层出不穷，但这两本书依然具有很大影响力。

除此之外，国内还有一些相关著作，但大多是站在技术应用层面和商业开发层面展开论述，如赵刚的《大数据：技术与应用实践指南》（2015）、朱洁的《大数据架构详解：从数据获取到深度学习》（2016）、吴军的《智能时代：大数据与智能革命重新定义未来》（2016）及刘鹏的《大数据》（2017），等。与国外相关研究类似，国内的研究总体偏向应用层面。

国内传播学界对于大数据的研究肇始于大数据热潮的兴起，并表现出方兴未艾的趋势。但由于研究基础相对先天不足，国内传播学界有关大数据的系统性研究十分少见，只有少数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零散论述，受限于研究角度并没有产生重要影响，相关研究内容包括：

（1）大数据对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影响。喻国明考察了2012年国内传媒业新闻和传媒经济研究文献，发现“大数据”已经成为传媒业的关键词，并且也是受到大数据时代冲击的主要行业之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数据时代传播学研究的新路径，认为“这些都是前沿性的课题，也可能是未来传媒业的发展方向”（2013），并从传媒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传统媒体预测经济的“大数据+”模式（2016），并且，在《新闻传播的大数据时代》（2014）一书中全面梳理了新闻传播学领域大数据的基本原理与操作逻辑，探讨大数据时代下新闻传播领域发生的新变革。大数据对新闻传播从根源、研究方法、传播介质、渠道、对象等都产生了深入的影响。刘建明在对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的大数据观点进行批判修正的同时，指出大数据并非万能的，有其两面性，媒介从业人员应该对大数据提供的思想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做出真理判断，认为“从消极方面来看，大数据技术不是万能的，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它只是决策的一种量化手段。正确认识事物的是非和利害，遵循人文精神是更为重要的前提。缺少这个前提，大数据不仅毫无用处，而且能为谬论寻求支持的数据”（2013）。

（2）大数据对传播业务的影响。胡智锋通过考察微时代传统影视艺术的变迁史，认为大数据时代下未来影视产业的发展将进入多屏和跨屏传播的形态（2014）；彭兰通过研究大数据对新闻信息资源的影响，认为在大数据的推动下，新闻业务将出现一些方向性的调整，“大数据时代的发展，与物联网技术也密切相关。作为物物相连的网络，特联网技术意味着，在未来，只要需要，任何物体的状态数据可以由它们自身所携带的装置向互联网传送，这些数据也将成为未来新闻报道的重要来源——无论是从新闻线索的提供还是新闻要素的揭示角度来看。与记者个人观察得出的判断相比，这些直接采集自物体本身的数据，将更为精确”。（2013）。胡正荣通过汤森路透对大数据的运用研究，指出数据将会是未来媒介竞争的核心竞争力（2013）。黄升民通过对大数据背景下传统电视收视率的调查，指出在大数据时代电视依然是强势媒体，但大数据时代对影视产业产生巨大影响和威胁（2013）。陆地认为大数据能够带来新思维，影视产业能够用大数据技术解决传统影视评估体系的系统缺陷（2013）。孟建则从传媒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了大数据时代我国媒介生产的变革，认为大数据本质上就是一个“神话”，当数据能够表达自我的时候，媒介生产场域也随之发生变化（2013）。许正林认为传统影视产业对于大数据运用的先天缺失，只能使产业从内容生产的角度消化大数据，并且应当整合更多的资源和第三方评估（2013）。高红波认为数字融合是大数据时代下电视产业发展的前提，网络融合是大数据时代下电视产业发展的基础（2013）。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国内对于大数据对传媒产业影响的研究时间很短，但无论业界还是学界都十分关注。2012年12月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第二届“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全球论坛即围绕“大数据、大挑战、大机遇”为主题，对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传媒产业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深入探讨，学者们一致认为大数据将对传媒产业乃至传播学学科产生重大影响，这也是国内传播学界以大数据为主题的较早的一次学术会议，说明学术界对于大数据浪潮的时代敏感。

总的研究趋势是，国外对此问题的研究偏向技术层面的应用研究，研究方法以个案研究为主，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工具理性”的角度进行探讨，长期停留在实践和应用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并且有较大影响的系统性研究成果不多。国内传播学界的研究则表现出多视角、多维度的特点，集中于微观研究，研究方法以文献研究和文本分析为主，现有的研究成果表现出零散和单一的特点，学科整合不够，系统化程度不高。目前国内传播学界对大数据研究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对影视产业在大数据背景下的创新发展研究几乎空白，因此，从学理和理论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二、影视产业相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相对来说，国内传播学界对影视产业的研究较为系统，著作多达数十部，研究报告数百篇，但主要集中于对传统广电行业的研究或者从经济和制度变迁角度分析影视产业发展，以大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影视产业发展的相关研究暂付阙如，相关研究如下。

（1）影视产业发展史研究。这类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发展史论及年鉴，如司若等人的《中国影视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赵子忠的《中国广电新媒体10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易旭明的《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变迁与需求均衡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唐世鼎的《中国特色的电视产业经营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等。此类研究大多用时间纬度考察包括广电在内的影视产业发展，同时，部分研究站在新媒体视角上进行考察。

（2）影视产业理论研究。如胡智锋的《中国影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创新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该书对影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内涵、外延、要素、构成、基本关系、历史轨迹及存在问题等予以了独到的观察、描述和分析，对中国影视文化创意产业21世纪以来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回望与剖析，同时对与中国影视文化创意产业相关联的影视文化安全和影视文化软实力提升等命题予以了有针对性的回应；董春的《中国广电产业空间发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采用计量经济学和空间统计学等方法考察影视产业等。此类研究用理论视角分析总结影视产业发展。

（3）影视产业应用研究。由于影视产业发展是偏向应用层面的研究范式，因此，现有关于影视产业的研究成果有相当一部分是应用性研究，如王文科的《中国区域广电媒体市场拓展与广告营销》（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对中国区域广电媒体面临困境和解决之道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对当下中国区域广电媒体互联网时代和政策因素现状的及时总结；靳斌的《重构与融合：电影产业新格局》（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对互联网背景下的电影产业新格局“互联网电影”的内涵与特征及“互联网电影”产业链上下游进行全面解析，对互联网公司如何布局电影产业、传统影业在互联网时代的变革、“互联网+电影”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展望与预测；张红军的《中国影视纪录片产业链与产业政策研究》（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5），以中国纪录片的产业发展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研究、比较研究、深度访谈等多种方法，以中国影视纪录片产业的现状分析为逻辑起点，针对当前纪录片产业链在规模上和结构上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和探讨；张锐的《视听变革：广电的新媒体战略》（新华出版社，2015），站在移动互联这个大背景，围绕发生在视听领域的变革这个主题，从多个维度对广电的新媒体战略做了系统梳理；赵子忠的《中国高清电视：内容·技术·市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从中国高清电视的政策、定位、内容建设、运营模式等方面思考未来中国高清电视产业的发展战略；张树庭的《视网融合时代的电视节目评估》（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2），以国内上星频道及其播出的代表性节目类型为研究样本，全面监测其网络相关信息并加以数理统计分析，考察网民观众对电视节目的真实关注情况和态度倾向，展现电视频道及电视节目的网络人气状况和发展态势，进而为数字化时代电视媒体经营及节目营销传播提供策略性思考；丁俊杰和赵子忠的《问题解构与战略选择：中国广电产业发展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对广播影视产业管理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薛留忠的《市场化转型和服务创新：中国广电业发展与实践》（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探讨我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和市场化转型及因市场化转型而引发的服务创新问题。

总体而言，国内对于影视产业发展的相关研究比较成熟和完善，建构起的研究范式科学合理，但现有研究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总体研究偏向应用层面，理论研究成果不多见，但在任何一门学科研究体系中，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两者都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从学科发展来看，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从理论到应用的过程，理论研究是由本体论、价值论、社会论、方法论等组成的科学体系，能够为应用研究提供基本概念和基础性的分析框架。应用研究则为理论研究提供研究素材、探究实践路径、改变社会生活、产生社会影响。因此，对于影视产业理论的研究将是未来研究重点，如借鉴涵化理论、把关人理论等相关传播学理论及民族志研究、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来研究影视产业发展问题仍是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其次，现有研究总体上仍偏重于传统广电产业研究，对新媒体特别是网络视频、IP开发、大数据介入等研究成果不足，近两年的影视产业研究尽管有相当一部分站在互联网、新媒体视角下展开研究，但立足点本身仍是传统广电产业，最终回归的结论也只是针对传统的电视和电影等影视媒体，对网络视频、自制剧等新兴影视形态研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