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

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理论意义主要在于应用交叉学科视角，将交通基础设施规划、投资及经济效应纳入同一框架中进行研究，完善历史研究的盲点，实现一定程度的理论创新；现实意义则旨在通过研究结论对如何以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从而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1.2.1 理论意义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大型的公共项目，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国内外学者对此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国外方面，Aschauer(1989)基于美国1945—1985年金融序列数据，包含了公共设施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首次采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对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政府公共设施投资的增加对每单位投入的产出量的提高具有正向的影响，公共资本的生产弹性约为0.39，其中核心交通基础设施(包括铁路建设、高速公路建设以及机场建设)投资的生产弹性达到0.24，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显著。Barro(1991)把政府投资作为一项公共资本加入生产函数中，指出存在溢出效应的公共产品能够提高长期的经济增长率。Barro开创了对财政政策，尤其是公共支出和税收影响的研究。随后，Munnell(1990)、Merriman(1990)、Wylie(1996)等同样使用时间序列，利用C—D生产函数或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得出核心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较高，大约在0.27～0.58的结论。Annala(2008)基于日本1970—199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交通设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交通设施对行业的就业效应、产出效应和个人投资效应都有正向的影响。国内方面，张学良(2007)首先研究了我国不同地区的铁路、公路等一系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差异情况，同时探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交通基础建设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处于0.0563～0.2058，其中中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最显著的影响，显示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中部崛起”战略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张学良(2009)分析了1978—2001年我国相关的资料，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关系展开了深入研究。刘育红(2012)也进行了类似的探究，经过分析得到以下结果：经济带的交通基础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协整关系，且存在双向因果的关系。黄寿峰(2012)运用非线性格兰杰检验方法，结果显示我国交通基础建设与经济增长具有十分明显的非线性动态变化关系，而且互为格兰杰因果。

区域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显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影响经济增长，但是由于交通基础设施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属性，这一特殊性决定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必须由政府来规划和提供。以往对于经济带的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大角度：在经济学领域主要是基于区域经济的研究视角，研究交通基础设施的最优投融资模式及其对区域经济产出的拉动效应，但几乎都是聚焦于使用基础设施的存量数据研究影响情况，无法基于未来变化后的交通量进行经济效应预测；另一种则是立足于交通运输领域，基于交通基础设施规划的视角，研究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布局，但是缺少具体规划对实际经济效应的影响测算。本课题以应用经济学和交通运输工程交叉学科的视角，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交通基础设施规划、投资及其经济效应纳入同一框架中进行研究，统筹交通基础设施规划与经济效应两个方面，实现顶层设计，完善了历史研究的盲点，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

1.2.2 现实意义

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和投资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课题结合国家“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在对西北内陆三省两区的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规划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效应分析，并就如何以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无疑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研究特别采取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汇集交通运输工程学科的研究人员与应用经济学科的研究人员，密切合作、协同攻关。两个不同学科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互补，有助于统筹考虑“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和投资问题，得出更为科学合理的结论。一方面从交通运输工程学科的角度优化“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布局，为“十三五”期间三省两区的公路、铁路具体规划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测算和经济效应，有助于了解三省两区公路、铁路投资的“性价比”，对战略如何推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