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从清朝早期到中期的和平时期滋养了集中僵化的制度。皇帝更注重其权力与统治地位的巩固而非经济发展。高度集中的制度无法适应日益变化的环境。继而在清朝中期，人均GDP出现了下降。晚清时期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且惨遭失败，高度集中的制度开始向外开放。繁荣再次出现，但对于避免清朝的灭亡来说这迟到的繁荣所以说是杯水车薪。

上述结论是从清朝早期的政府是高度集中这一传统观点得出的（Qian,2002与Fairbank,1957:204-231）。修正主义者的观点（Rosenthal-Wong,2011, Pomeranz,2000, Deng,2012）则是完全不同的，他们认为清朝政府规模小以及税收低，无法为统治中国提供足够的资源，才是罪魁祸首。除了遵从儒家“藏富于民”的仁政思想之外，清政府还选择与地方分享权力作为安抚和统治汉族的办法。清政府自愿在县郡一级止步，把更多的自主权留给地方汉族。乡绅贵族们负责地方事务和财政状况，这就解释了清朝政府是如何能够保持较小规模和较低税收的。为了控制地方，对于朝廷来说与阶层机构结盟比直接介入管理来得更经济实惠一些。尽管在地方一级的自主权刺激了商业活动，但它也使得地方利益集团以奥尔森所描述的方式任意滋长。清代中期，一个新的贵族—商人混合阶层开始出现（Rowe,2009）。到17世纪中期，贵族的人口不到1%，但却拥有着25%的农田（Crossley, 2010:28），腐败到处出现。这些成长的既得利益集团很快成为了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使其更加僵化（Acemoglu-Robinson,2012）。不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堡垒，经济是不可能发展的。因此，清朝制度更加僵化和低效（Rowe,2009）。在某种程度上，传统观念与修正主义观念是可以互补的。

从君主国破壳而出的民国，将中国的制度从一个高度集中的皇权制度转变成为了军阀割据的高度分散的民主制度。尽管中国经济没能发挥最大潜力，但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来说，民国时期的经济进步都是有目共睹的。

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普通人的社会标准和价值观。这种变化解放了所有的非正式机构。许多学者认为，对共产主义与其他外来思想的接纳是由1919年的五四运动引起的。这种在社会价值观上的变化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打下了重要的基础。结论是，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多次战争促成了中国伟大的制度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