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当代语境下的国家“文化软实力”表述

20世纪90年代，“软实力”概念逐渐成为理论界的新兴热点。王沪宁在1993年提出“政治体系、民族士气、经济体制、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发散性力量表现为一种软实力”。阎学通认为，国家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内部和外部的政治动员能力，是一个国家对物质实力资源的使用能力，而不是物质资源本身。北京大学中国软实力研究课题组认为，软实力是一种改变博弈对手对现实感知的能力，它并不改变现实本身，而只是改变了现实在博弈对手眼中的价值，而这同样可以改变对方行动，并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早期也有一些著作出现，如门洪华主编的《中国：软实力方略》、李春生《修炼和发挥你的软实力》、王佐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软实力》等。党的十七大，明确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到国家战略这一新高度，并纳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整体战略中。作为衍生概念的国家文化软实力被提出并引起诸多领域的重视，但国内学术界有关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研讨既是热点又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其含义的界说仍未形成一致定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各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阐释构成了理解的互补，这种互补对文化软实力概念的界定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一、文化及文化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石

在论述软实力的内涵时，不少学者凸显出文化的重要地位。张小明教授认为约瑟夫·奈所提的国家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Culture）吸引力、意识形态（Ideology）或政治价值观念（Political Values）的吸引力、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邓显超对此详述为：“文化（Culture）的吸引力；意识形态（Ideology）和思想观念（Ideas）的感召力；制定国际规则（International Norms）和建立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的能力；恰当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俞新天提出“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而且主要是文化中的核心即价值观”。门洪华将文化视为软实力的主要内涵和“内功”。黄金辉和丁忠毅则把文化力作为国家软实力的基础之一，指出“文化是观念前提”。刘家和曾言中国的软实力思想源远流长、资源丰厚，奠定了中国实现一统的大局面。可知，文化在铸造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拥有核心基石作用。

二、厘清文化和权力的内涵是探究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前提

一些关注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的学者呼吁甚或提醒学术界应首要地对文化的含义作出必要而恰当的解释。如霍桂桓再三强调：“毋庸赘言，无法确切地把握‘文化’本身的基本含义，显然也就难以准确地理解究竟什么是文化软实力。”“显然，确切地认识和把握文化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是探讨和研究‘文化软实力’及其一系列相关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前提”。根据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对权力的细分概念和对“软权力”的关系定义，以及对国际传播的现实分析，用“在用文化资源等潜在的影响能力指代‘Soft Power’时，译为‘软实力’；而以‘控制关系’‘话语权’等无形的影响力来理解‘Soft Power’时，则译为‘软权力’；在以战略策略等实践方法可能预见的有效性来解释‘Smart Power’时，可以译为‘巧用力’”，必须明确细化其所指。

三、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多重内涵

国家文化软实力就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通过文化的形式在较长时期内对本国公民以及其他国家产生的综合力量，其核心是价值观，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吸引力、凝聚力、影响力、选择力和排斥力，其目的是通过非强制手段达到预期的目的。文化软实力是国家实力中以思想观念及附着于相关文化产品中的文化精神为主要内容，能够对国际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起到推动性作用的非物质性力量。国家文化软实力是衡量和反映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发展度”“满意度”“协调度”和“持续度”。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拥有内容结构的层次性、作用方式的隐蔽性和实施效果的不确定性等特征。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实力，只有在传播中才能让人感知，并从而发挥其作为一种实力的意义和价值。

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内涵至少包括三重意义：

一是从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两方面阐释国家文化软实力，魏恩政和张锦认为：“文化软实力则是指该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对内发挥的凝聚力、动员力、精神动力和对外产生的渗透力、吸引力和说服力。”张晶指出文化软实力“是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发展模式的吸引力、感召力与影响力。在国家、民族内部，它具有凝聚力；在国际形象上具有亲和力，因此，成为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宏宇认为“文化软实力是指精神文化对本国人民的凝聚力、动员力和对其他国家的人民、国际社会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合称”。

二是将文化品牌、文化形象和文化环境等纳入到国家文化软实力，“所谓文化软实力，当指软实力中与文化相关的部分，即核心价值理念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文化品牌的影响力、文化形象的亲和力、文化环境的美誉度等”。比如作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基础的中华文化，其本身就是中华我者与外来他者之间长期的相互涵濡的产物。红色文化软实力是红色文化的综合影响力，体现为以红色精神和红色基因为灵魂的文化凝聚力，以公益性红色文化事业为基础的文化服务力，以经营性红色文化产业为重点的文化竞争力，以红色文化传播和交流为途径的文化影响力。

三是强调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魅力，即文化软实力指一个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所具有的、由于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精神特质（Ethos）及其发展态势而对其他民族国家的受众产生的精神魅力。扈光珉从思想理论引领力、民族团结凝聚力、精神信念支撑力、文化宣传鼓动力、文学艺术感染力五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述和解析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文化软实力”密码。长征精神是绝不放弃，是不畏艰险，是不怕牺牲，是对革命的忠诚，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这种精神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如国学包罗甚广，主要应弘扬其中的文化价值和民族精神，可以说国学就是文化软实力。

四、国家文化软实力与中国语境

著名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系统地阐释了霸权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的过度伸展而导致优势地位丧失的“铁律”，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理论框架之目的就是反驳这种“美国衰败论”。其“软实力”将主体由个人与机构替换为民族国家，但其权力的内涵是不变的，仍是一种让别国按照本国意愿行事的能力。只不过强调了让别国自愿主动地去服从，称其为“吸引力”和“感召力”。国内学术界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和阐释在扬弃和发展中摒弃了霸权取向，应该看到，无论就理论依据而言，还是就价值取向而言，我们所说的“软实力”与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都有很大不同。

软实力的采用有它的合理性基础。全球权力转移的新态势，使得中国有信心参与到日渐复杂的全球竞争中去。“中国不再仅仅满足于批评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而是大刀阔斧地采纳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并通过媒体和文化机构努力使中国走向世界。”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强调的意义主要有两点：一是突出了文化在软实力中的核心地位，文化在软实力中处于“灵魂”和“经纬”的地位，而不是像约瑟夫·奈那样把文化仅仅看成是软实力中的一个方面；二是突出了“软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涵盖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而不是像约瑟夫·奈那样仅仅把软实力作为外交战略和国际权谋的手段。

在中国学术的“话语”体系里，文化软实力概念是文化力和软实力概念的延伸，或者说是在文化力概念和软实力概念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韩宝华和秦裕华概括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独特内涵，即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内核，和谐文化是中国文化软实力辐射凝聚功能的载体，中华文化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的身份认同，文化创新则是保持文化软实力在现代世界中产生影响力的经典方式。国家文化软实力动力生成主要包括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发展进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冲突和融合、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等要素，构建起一个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文化软实力生成体系，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