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新序》是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刘向编撰的一部重要典籍。
刘向（前79—前8，此从钱大昕、钱穆说），字子政，原名更生，汉成帝时更名为向，西汉沛（今江苏沛县）人。刘向出身于西汉皇族，门第尊贵、家世显赫。其先祖楚元王刘交为汉高祖刘邦同父异母的幼弟。祖父刘辟疆、父刘德历任宗正一职，刘德被封为关内侯、阳城侯。刘向家学渊源深厚。楚元王刘交“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祖父辟疆“亦好读诗，能属文”。父刘德“少时数言事，召见甘泉宫，武帝谓之千里驹”（《汉书·楚元王传》），深受汉武帝的赞赏。正是在这种家学传统的熏陶下，刘向“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汉书·楚元王传》），一生博涉群书、好学不倦，成为博通古今的大学者。成帝时更是领校中秘、校理群书，为我国的文献整理与文化传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刘向能文善赋、著作丰硕，《汉书·艺文志》著录辞赋三十三篇，今仅存《九叹》等几篇。其所撰著除《新序》外，现存的还有《洪范五行传论》、《说苑》、《列女传》等，而《五经通义》、《别录》、《世说》等已佚。原有集，也已亡佚，明张溥辑佚有《刘中垒集》。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辑有辞赋、奏议等30篇及《新序》、《说苑》、《别录》佚文。
刘向主要活动于西汉后期宣帝、元帝、成帝三朝，元、成两朝，正是外戚、宦官交相用事、刘氏皇权日渐衰落之时。元帝时，外戚许、史在位放纵，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于朝，恣意干政，刘向与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等一起，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曾两度下狱，被免为庶人。成帝时，刘向复被任用，但其时“赵氏乱内，外家擅朝”（《汉书·成帝纪》），外戚王氏“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汉书·楚元王传》），帝舅王凤辅政，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河平二年（前27），其弟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一日皆封为侯，世称“五侯”。一时间政出王氏，以至于“公卿见凤，侧目而视，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终于导致“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汉书·元后传》），王氏代汉的局面已隐隐形成。作为宗室之后的刘向，对汉室的衰微深感忧虑，力图挽救刘氏的颓势，因而尤为激烈地反对王氏专权，曾数次上封事极谏，还专门写《洪范五行传论》11篇上奏。成帝虽甚感其言，“叹息悲伤其意”，“然终不能用也”。《新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书的。
《新序》一书，是刘向“采传记行事”而成的一部“谏书”。《汉书·楚元王传》载：
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
可见，《新序》的编撰宗旨与《说苑》、《列女传》一样，就是“言得失，陈法戒”、“助观览，补遗阙”，从而“以戒天子”的。关于这一点，清人谭献在《复堂日记》卷六中说：“《新序》以著述当谏书，皆与封事相发，董生所谓陈古以刺今。”可谓中肯之论。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也说：“刘子政作《新序》、《说苑》，冀以感悟时君，取足达意而止。”可见，刘向编撰《新序》的目的就是以之为“谏书”、以古鉴今。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新序》撰者的问题。《楚元王传》著录该书，说是刘向“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汉书·艺文志》则说是刘向“序六十七篇”，班固注曰“《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隋书·经籍志》则称“刘向撰”；《晋书》与本传同，谓“刘向所著”;《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颜师古注引张晏曰“刘向作”；刘向自己又将其称为“校”（《说苑叙录》）。“著”、“序”、“撰”、“作”、“校”的差异使得前人对《新序》的著作权多所争议，一些学者由此否定刘向所作。如东汉王充《论衡·超奇》就批评刘向之作是“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清人沈钦韩则明确说《新序》、《说苑》二书是“旧本有之，向重为订正，非创自其手也”（《汉书疏证》），认为《新序》是旧有之书，刘向只不过对其进行了整理编次而已。今人罗根泽则进一步说：“向于《说苑》、《列女传》皆曰‘校’。校字之义，据《文选·魏都赋注》引刘向《别录》云：‘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然则二书，刘向时已有成书，已有定名，故刘向得读而校之，其非作始于刘向，毫无疑义。惟《新序》一书，《叙录》久佚，无从考证。然《说苑叙录》言‘除去与《新序》重复者’云云，则《新序》亦当时已成之书，非自刘向撰著。”（《<新序><说苑><列女传>不作始于刘向考》）基本上否定了刘向的著作权。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汉书·艺文志》此处所谓的“序”，既是说序次篇第、条别篇目，更是指纂辑撰述、编为一书。这一点，陈新在《新序校释》的“整理说明”中有明确的意见，他在肯定石光瑛所论“书虽非向造，而弃取删定，皆出向一人之手，其反复启沃，积诚悟主之心，千载下犹可窥见。其编订之大义，亦具有终始，非徒以掇拾为博也”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新序》文字与所据诸书的出入，决非出于版本的差异，而且同一则故事中，常有一部分采用这本书，一部分采用另一本书的现象，可见确经刘向“弃取删定”。其次，不少故事的结尾部分，有刘向所加的按语式文字，系原本诸书所无……据此可知，刘向纂辑并奏上《新序》，以古人的成败得失作为昭鉴，是上书言事的另一种谏诤方式，有明确的政治动机和目的。……应该说，《新序》一书由刘向纂辑而成，这是从书中的内容可以得出的结论。
“《新序》一书由刘向纂辑而成”可为确论。前人还曾据《晋书·陆喜传》“刘向省《新语》而作《新序》”一句，认为《新序》旧有底本《新语》，刘向将其简省删略成书。其实，此句之下，还有“桓谭咏《新序》而作《新论》。余不自量，感子云之《法言》而作《言道》，睹贾子之美才而作《访论》，观子政《洪范》而作《古今历》”数句，结合文义看，这里的“省”并非是“简省”、“缩略”之义，而应是“内省”、“感悟”的意思；《新语》也并非是姚振宗所说的“旧有《新语》之书”，而是指陆贾的《新语》（参王苏凤《刘向<新序>著作性质考辨》）。因此，“刘向省《新语》而作《新序》”也就是张国铨《新序校注·自序》所说的“向之此编，本感陆生著书而成，此亦用意一证也”。至于刘向自己所说的“校”，由《说苑叙录》看，主要是说《说苑》的成书过程，并非是刘向对该书所做的全部工作。《说苑叙录》云：
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复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
可见，在校书之外，更多的还是“更以造新事”与“以类相从”，“条别篇目”。因此，说“校”也是不全面的。当然，本传所说的“著”与颜师古所说的“作”也不妥帖：毕竟，《新序》与《说苑》一样，都只是历史故事的汇集而已。要之，在“著”、“序”、“撰”、“作”、“校”诸说中，以今天的眼光看，称其为“撰”是更为恰当的——《新序》一书，刘向的工作主要就在编辑、撰述上。
《新序》的成书年代，前人也多争议。主要说法有三：其一是成帝永始元年（前16）。《资治通鉴》主此说，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亦从之。其说大致是据《成帝纪》“永始元年六月丙寅，立皇后赵氏”及本传“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等推论。所以上书《新序》以劝诫。但本传只是说“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并未明确具体上奏的时间，故此说只是推测而已。其二是成帝河平四年（前25）。唐人马总《意林》说：“（《新序》三十卷）河平四年都水使者谏议大夫刘向上言。”但钱穆认为：“向为谏大夫，为宣帝甘露三年（前51）；而光禄勋中之谏大夫、议郎为二职，谏议大夫之名，始于后汉。所以马总《意林》所引之《七略》、《别录》实不可信。”（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其三是成帝阳朔元年（前24）。宋本每卷卷首都标有“阳朔元年二月癸卯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刘向上”字样，当是曾巩整理时所见到的《新序》旧迹。王应麟《玉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等也主此说，其年代与《汉书·艺文志》所载亦相符，故多为今人所从（参赵仲邑《新序详注》）。
二
今本《新序》共十卷，分别为《杂事》一至五卷、《刺奢第六》、《节士第七》、《义勇第八》、《善谋上第九》与《善谋下第十》。总体来说，《新序》是一部有关君臣之道的历史故事汇集，其基本出发点就是期望君主能推行仁恩、宽惠养民，敬德修身、尚贤授能，反对荒淫奢靡、暴虐骄横；同样，臣下亦须坚守德义、笃行仁道，要忠于国事、恪尽职守、公正耿直、善于谋划。这些思想大多是通过对历史故事的编选而体现出来的，这既是刘向为君主所陈的“法戒”，更是他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诚如南宋高似孙《子略》所说：“先秦古书甫脱烬劫，一入向笔，采撷不遗。至其正纲纪、迪教化、辨邪正、黜异端，以为汉规监者，尽在此书。兹《说苑》、《新序》之旨也。呜呼！向诚忠矣，向之书诚切矣！”有关《新序》的内容特征，书中即可以明显看出，此不一一列举。
从思想倾向来说，《新序》主要是以儒家为主，间有一些阴阳五行、符瑞灾异的观念，与刘向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譬如《杂事第四》“宋景公时，荧惑在心”一章，结尾引用《老子》“能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之王也”的话；而同卷的“宋康王时，有爵生鹯于城之陬”一章，更是有大家所熟知的“臣向愚以《鸿范传》推之”之语，而“宋史之占非也。此黑祥，传所谓黑眚者也”以下一段推演，便是典型的符瑞灾异的思想，这也就是刘向“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汉书·楚元王传》）的基本主张。
作为一部历史故事的汇集，《新序》具有重要的史料、文献价值。赵逵夫先生在《庄辛<谏楚襄王>考校兼论<新序>的史料价值》一文中，通过比较《杂事第二》与《战国策·楚策四》有关“庄辛谏楚襄王”的文字异同，指出：“《新序》所收庄辛此文比《战国策》所收更原始，不但《战国策》所收文字上的很多错误在《新序》所收本子中不存在，而且，《新序》所收之文包含着更多的历史文化的信息，保持着先秦时代楚国语言及文学的风格。”他进而说：“《新序》有着同《战国策》一样的史料价值……通过对《新序》一书的性质及学术价值的具体论证，我们又可以由此知道：《新序》除极少数汉初材料外，基本上是先秦资料的分类编次。”甚至像《节士第七》中的“屈原传”，便是“先秦时代有关文献的留存”。这意见是很对的。另如《杂事第三》中的燕惠王写给乐毅的信，《战国策·燕策》与《史记·乐毅列传》都记作燕王喜写给乐间的信，与《新序》不同，马骕《绎史》、梁玉绳《史记志疑》均以《新序》为是，亦可见其史料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序》中的很多材料，亦见于前些年出土的一些文献资料。譬如，河北定县八角廊出土的汉简《儒家者言》，有16章见于《说苑》，有5章见于《新序》；而阜阳汉简中，一号木牍46个章题中，见于《说苑》的有33章，见于《新序》的有2章；二号木牍有章题约40章，其中见于《说苑》的有18章，见于《新序》的有5章（参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何直刚《儒家者言略说》、姚娟《<新序><说苑>文献研究》等）。因此，整理者胡平生认为二号木牍与《说类杂事》，就是《说苑》、《新序》的节录或原始的本子（《阜阳双古堆汉简与<孔子家语>》）。这远远超出了前人对其史料价值的认识。此外，即使是汉初的材料，也有一些是他书所无或记载不足的，因而同样值得重视。譬如，《节士第七》“苏武者”章，是现存苏武材料中最早的一篇，且较之于《汉书·苏武传》为详；而《善谋下第十》“孝武皇帝时，大行王恢数言击匈奴之便”章，文字较之于《史记·韩长孺列传》也更为详备，此皆可见其特别的史料价值。要之，作为一部汉代的典籍，《新序》尽管成书较晚，但其中却保存有大量的先秦资料，因而在文献史料方面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也越来越多地为学者们所认同。
这里也要特别说到《新序》文献来源的问题。前人多将该书看做是“采摭诸书”而成，其材料采自“《左传》、《公羊》、《穀梁》、《国语》、《国策》、《韩诗外传》、《史记》以及《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晏子春秋》、《淮南子》、《孔子家语》等”，“亦有少数篇章，出处无从考查，原书或已散佚”（赵善诒《新序疏证》）；甚至有学者将每条材料都注明“采自”何书。这样说自然有其道理，不过，如果考虑到古书体例与先秦两汉古籍的成书过程，考虑到先秦古籍的复杂面貌，那么，单纯地强调某则材料“采自”某书的说法就未免有些胶柱鼓瑟了。本传所谓的“采传记行事”，主要是说刘向对于史传旧事的采集，而不是指“采摭诸书”。我们知道，刘向“校理群书”时所见的文献数量十分浩繁，文献类型也多种多样。因此，《新序》材料的来源并不仅限于今天我们所见的这些典籍，而更多是我们所未见的文献材料，所以很难确定《新序》的某条就是采自今所见的某书。前人或将《新序》文字与他书的出入归结为版本差异，或看作是刘向的改动，也未免有些过于局限了。另一方面，先秦时期的一些历史故事，作为一种“公共素材”（徐建委《战国秦汉间的“公共素材”与周秦汉文学史叙事》），本来也就有多种存在样式，各种文献对它的引述自然就有所差异，一件事情在不同的典籍中也就有了不同的叙述。作为“采传记行事”的《新序》，便是对于此类事件的另一种记载，其所保存的是这些传记行事的另一种形态，而不见得是对某一书的征引或采摭。从性质上说，这便是先秦两汉史书中的“语”类或者“事语”类文献，“同一人物、事件，故事版本多样，这是当时作史的基本素材”（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赵仲邑以“集体性、口头性和变动性”来概括《新序》的故事，也是看到了这一点。由此看来，传统史学家对于《新序》的批评，如刘知几在《史通》所批评的“广陈虚事，多构伪辞”，叶大庆在《考古质疑》对《新序》中时间、事件的质疑，等等，倒是显得有些拘泥了。
从文本性质来说，《新序》是一部具有类书性质的历史故事集，汇集了许多精彩的史传故事。这些故事本身便简练生动、富有趣味，再经过刘向的“弃取删定”，条分类别，兼以别具一格的撰述方式，因而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而其话语方式与文体类别则尤其值得重视。
《新序》的文章风格很是特别。全书几乎都是客观事件的陈述，除了一些为数不多的评论之外，文本中很少有撰述者的声音。然而，读者又时时会感受到撰述者的存在。如何来理解这一点？这就需要回到《新序》特别的话语方式中了。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中说：“由先秦以及西汉，思想家表达自己的思想，概略言之，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或者可以说是属于《论语》、《老子》的系统。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赋予概念性的说明。这是最常见的诸子百家所用的方式。另一种方式，或者可以说是属于《春秋》的系统。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古人的言行表达出来；通过古人的言行，作自己思想得以成立的根据。这是诸子百家用作表达的一种特殊方式。”显然《新序》属于后一种话语方式，这也是先秦时期的“语”类或者“事语”类文献言说的基本方式（参过常宝《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正是在此话语方式下，《新序》才呈现出不同于他书的文章特色：立意宏大、叙事简练、以事说理、寓理于事。而撰述者就隐藏在那些经过了选择、取舍的历史故事背后。曹道衡与刘跃进先生在《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中说：“它（《新序》）所记的故事仍然保持着历史记载的形式，多为历史人物的政治活动、危言庄论。生活琐事、生活细节都写得很少……将意思说清楚为止，不作细致的描写。这是《新序》的最主要特点。”不写“生活琐事、生活细节”，“不作细致的描写”，文章风格与行文特色的成因，就在于“事语”类文献特定话语方式的要求。
文体方面，《新序》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该书独特的撰述方式，二是其中所蕴含的各类文章体式。《新序》的撰述方式，无疑有着先秦“事语类”文献的影响。不过，相较于出土文献《春秋事语》一类的形制，其所受先秦子书的影响更为显著。一个直接的例证就是《韩非子》的《说林》上、下与内、外《储说》六篇。“说”与“语”类似，在先秦时期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本身便具有故事性。《说林》与《储说》将其汇集起来，分门别类予以编排，使其成为寓言故事的汇编，其编排形式便直接启发着《新序》与《说苑》的体例结构（马世年《<韩非子>的成书及其文学研究》）。进一步说，这种编撰形式与《新序》“以著述当谏书”的话语方式以及“言得失，陈法戒”、“助观览，补遗阙”的劝谏功用也是一致的。《新序》中所蕴含的文体形式，除了基本的“事语”一类外，还有隐语、赋、小说，以及驳论、上书等应用体式，这在先秦两汉的文体流变中也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事语”自不必说，隐语一类，集中在《杂事第二》中，邹忌与淳于髡等“三称”、“三知之”的往来对答，士庆与楚庄王关于“有大鸟，三年不蜚不鸣”与“蜚必冲天”、“鸣必惊人”的问对，客为靖郭君所设“海大鱼”之辞，以及无盐女与齐宣王的动作表演及解答等，皆是典型的隐语。而楚人献鱼与楚王之解也具有隐语的意味。其次，《新序》也存有先秦时期的古赋。先秦时期赋与隐语有文体的交叉，所谓“赋出于隐语”。因此，《新序》中的隐语即可以作为古赋来读，其显著者如“昔者邹忌以鼓琴见齐威王”章（《杂事第二》）、“齐有妇人”章（《杂事第二》）等；另有“晋平公闲居”章（《杂事第一》）、“庄辛谏楚襄王”章（《杂事第二》）也是典型的赋（参赵逵夫、马世年《历代赋评注·先秦卷》）。再次，小说一类，学者们多有论及，程毅中认为“《新序》并非纪实的史书，而近似一部说书人的‘话本’”（《从<龙蛇歌>谈<新序><说苑>的特点》），马振方并有《<新序><说苑>之小说考辨》一文，皆可参看。最后，《新序》也有一些上书、驳论之类的应用文体，如《乐毅报燕惠王书》、《邹阳上梁孝王书》（《杂事第三》）以及“孝武皇帝时，大行王恢数言击匈奴之便”章（《善谋下第十》）中大行王恢与御史韩安国的驳论等。这也从另一面提醒我们：《新序》毕竟是一部“采传记行事”的“谏书”，不是普通的故事集。
三
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新序》原为三十卷。不过到北宋时，已散佚不全。后经曾巩的整理校订，厘定为十卷，即今之通行本。此后的本子，便都是以曾巩的校订本为底本的。关于《新序》的版本源流，台湾学者陈茂仁《新序校证》有详细的考察，可参考。
20世纪以来，关于《新序》的文本整理有石光瑛《新序校释》（1943年作者去世之前仅有前四卷面世，2001年中华书局始出版陈新整理本）、张国铨《新序校注》（成都茹古书局1944年）、赵仲邑《新序详注》（成书于1960年前，中华书局1997年出版）、梁荣茂《新序校补》（台湾水牛出版社1971年）、赵善诒《新序疏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陈茂仁《新序校证》（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7年），以及新近出版的朱季海《新序校理》（中华书局2011年，该书为《说苑校理 新序校理》）等。其中石光瑛《新序校释》成书较早，“校勘广泛细致，定字审慎严谨”，在注释方面成就尤高，为20世纪《新序》整理方面的代表之作。不过该书在校勘上多有意校处，且改动原文较多。张国铨《新序校注》虽较为简略，却时有新见，其佚文辑录在卢文弨、严可均的基础上甚多补充。赵仲邑《新序详注》在考释、考辨、校勘、考异诸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不过该书是作者离世后出版，排印错误较多。梁荣茂《新序校补》虽比勘诸本，校订细致，然以“四库”本为底本，未可称善。赵善诒《新序疏证》“校正谬误，删补衍脱”，将诸书互见故事逐一辑录在相关条目下，清晰明了，而其疏证则甚为简略。陈茂仁《新序校证》博采众说，在版本考察方面尤多贡献，是近年来台湾《新序》研究的代表之作。然而，该书征引石光瑛《新序校释》时仅见及1937年刊发的第一卷，而未参考近年出版的全书，对于赵仲邑的《新序详注》也未关注，则不免遗憾；其校证所下断语亦间有失审之处。朱季海《新序校理》虽类札记，却多精辟之见，颇值重视。译注方面有卢元骏的《新序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马达《新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李华年《新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前一种较为粗疏，问题较多，后两种则为普及方面较好的本子。相较而言，《新序译注》注释较简，译文有文白夹杂之处；《新序全译》注释细致，译文虽贴近原文，但一些地方不够流畅，文字上也有一些排印错误。
本次整理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中华再造善本）为底本（简称“宋本”），以明万历程荣校刊《汉魏从书》本（简称“汉魏本”）、铁华馆校宋本（简称“铁华馆本”）、《四部丛刊》本（简称“四部本”）为校本。同时吸收了卢文弨《群书拾补》、石光瑛《新序校释》、张国铨《新序校注》、赵仲邑《新序详注》、赵善诒《新序疏证》、朱季海《新序校理》、陈茂仁《新序校证》以及日本学者武井骥《刘向新序纂注》等著作的相关成果。总体说来，宋本虽不及铁华馆本有后人的校勘，但却是今所见最早的本子，文字最古。铁华馆本的有些校改，反倒不如宋本精良。因此，本书在校勘中，凡底本可通者，一般不作改动。底本文字有所改动及诸本文字有明显差异处，悉出校语。注释方面，本书在疑难字词的注解之外，更多注意史实与典故的疏通。译文方面，本书则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力求文字的晓畅通达。整个注译工作在个人搜罗枚举、取舍定夺的基础上，参考了石光瑛《新序校释》、赵仲邑《新序详注》、马达《新序译注》、李华年《新序全译》诸书的意见，并择善而从。本书倘有所获，自然离不开这些优秀学者的辛勤工作，在此深致谢忱。
还要特别说到的是，在本书写作中，我的导师赵逵夫先生给予了很多指导，这是我至为感激的，“亲其师，信其道”，其斯之谓乎！许富宏教授热情联系书稿的写作事宜；我的学生黄志东、张璐、赵皓、杨丽霞等帮我查找资料、校对文字，做了许多工作；责任编辑周旻老师对全书做了细致精审的校改，增补了一些允当恰切的注解，在此一并感谢。
不足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马世年
2013年8月21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