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1982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是唐宋诗；1985年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是唐宋文学。虽然课业要求和个人阅读的范围都比较广泛，但在专业研究上，都是以诗为主。当然，1985年初，我以在职博士生的身份进入《全清词》编纂研究室工作，也算是和词发生了密切关系，但当时我做的事情，主要是抄卡片、编目录，间或外出访书等，即使有所阅读和写作，也还称不得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一直到1989年博士毕业之后，配合当时的学科建设，我先后开设的几门课都与唐宋词或清词有关，我也不断撰写相关的词学论文，并在1998年和2008年出版了两本研究清词的书，且我参与编纂的《全清词·顺康卷》，以及我主编的《全清词·顺康卷补编》和《全清词·雍乾卷》也都先后出版。这样，二十多年间，就有不少时间是在和词打交道。而在从事词学文献整理和词学专题研究之余，我也写了一些偏重于具体文本解读的文章。

自从词体登上文学史的舞台，相关的研究就已经同步开始了，并逐渐走向多元和深入，广泛涉及文学史、美学、音乐以及音韵学等各个层面。在所有的研究中，赏析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尤其是进行历史和美学的研究，它更是基础。没有对作品的充分掌握和细致分析，缺少对作品的感悟力、理解力和判断力，想要进行规律性总结，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也正如不少学者曾经指出的那样，从事此类写作，似易实难，也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赏析二字，出自陶渊明《移居》中的两句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从这两句发挥开来，至少可以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应该是“奇文”。所谓“奇”，言人人殊，无法统一标准，但至少应该特色鲜明。中国古代的词作太多了，据已出诸总集统计，自唐至明，词作在五万首上下，而清代的词作，现在仅仅编到乾隆年间，就已经大大超过这个数字。显然，尽管从理论上说，每一篇作品都有自己的价值，但这其中的绝大部分不一定具有鲜明的特色；第二，与此相联系，应该有“疑义”。所谓“疑”，也难以一概而论，但在我看来，主要是能够具有问题意识，阐发作品所具有的特殊的历史或美学价值。一个人，受其知识背景、学科范围、审美情趣等方面的限制，肯定只能对某些作品别有会心，而不可能对所有作品得其精髓，这就需要加以选择。所谓选择，就是必须对作品有所感动或有所触动，然后形诸文字，予以理论化，以抉发其中的精妙之处。因此，面对文学史，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并不是每一篇作品都能够纳入“奇文”的范畴，而即使是公认的佳作，众人皆以为有特色者，一个读者，受其自身条件的限制，也并不一定都有“疑义”。

至于写作时应该怎样措笔，《牡丹亭·闺塾》中陈最良给杜丽娘讲《诗经》时二人的对话，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发。《诗2经·周南·关雎》一篇前四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陈最良讲道：“雎鸠是只鸟，关关，鸟声也。”“此鸟性喜静，在河之洲。”“兴者，起也，起那下头窈窕淑女。是幽闲女子，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他。”陈最良的这番话，是按既定规范讲解《毛诗》，中规中矩。但是，杜丽娘却对这样的讲解很不以为然。她说了八个字：“依注解书，学生自会。”这八个字颇足深思，一定程度上可以当作文学鉴赏的理论来看待。疏通字句，依序串讲等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注释俱在，书本易查，那倒也不能太过低估读者的阅读水平。如前所述，一篇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或有可能进入经典，一定有其特别之处。这个特别之处可以是美学思考上的，可以是表现方法上的，也可以是题材选择上的等等，不一而足。倘能在作品中发现不同的问题、看到不同的角度，就不仅能够体现出词在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而且能以小见大，引发出更进一步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对作品的解说就不仅在于指出文学史上的一个存在，而且也能努力将其落实为经典化的一个环节，为丰富文学史提供资源。

以上这些，是我在进行此类写作中的一点思考，其实无甚高论，算不得什么发明，而且即便是已经完成的个人写作，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做到，或不一定能够完全做好。见仁见智，在所难免，有兴趣的读者，或可循此作为阅读的参考。

本书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作品的传承和接受；第二部分主要是将词和诗放在一起进行解读，以期讨论其中的一些关系；第三部分主要希望讨论词的寄托和翻案问题；第四部分则主要是就具体文本的内涵和意蕴作一些阐发。不过，这些都是汇集成书时的“后见之明”，写作时并没有这样一个非常清楚的计划，现在的分类只是为了方便阅读，提供一个大致的倾向而已。有所交叉，恐难避免。这一点，也特别在此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