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管东贵先生是一位热心于同中国大陆进行学术交流的著名的台湾学者。
早在1990年秋天，就因他来北京作学术访问，我同他见过两次面。头一次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丁伟志主持，有李慎之副院长参加的欢迎暨同管东贵所长率领的中研院史语所学术代表团座谈的会议上。第二次见面则是在管先生所主持的答谢宴会上。这两次活动，规模不大，层次却高，与会人蕴藏的亲情、胞谊、愉悦、一见如故的内心情感，同略有戒意、拘谨持重的表现所显露出来的种种不对称映照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中同样清楚的是管先生在答谢宴会上致祝酒词时的落落大方的仪表，和分寸拿捏得当又开怀放言使人感受亲和的言辞。保存在我心中已22年记忆的这件事，经历了不同源流的河水冲刷，显出了本应属于她的光泽，现在可以断言，管先生率领的中研院史语所学术代表团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两岸学术交流的破冰之旅。
过了不到四年，即1994年年初，管先生又为两岸的学术交流跨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这一年的新年伊始，在他的筹画和主持下，中研院史语所召开了海峡两岸《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研讨会》。衡量会议规模、与会学者所处学术地位层级和表达的学术水准，无论是从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还是就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来看，这次会议不仅是空前的，也是至今仅见的。这是管先生自破冰之旅之后，为两岸学术交流做出的重要贡献。他为此排除非议、责难、干涉，突破困难所付出的艰辛，我既有身受，又有耳闻，在此，就不述及了。我要说的是，海峡两岸之所以有今天和平交流这大好的局面，是两岸各个方面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这其中就当包括管东贵先生的不懈的努力和他所做出的宝贵贡献。
201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管东贵先生的《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这本专著辑集14篇论文，主题则是论证自西周至秦汉基于社会结构演变所出现的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这一政治体制演进过程的方方面面。如此关于西周—秦汉社会的系统的史学认识，不见于中国大陆的史学。以往中国大陆的一些出版社出版过余英时、许倬云、张光直和黄仁宇等学者的著作。这些学者与中国台湾虽有较深的因缘，但都是长期在美国工作的学者，管东贵先生则是终生在中国台湾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的学人。中华书局出版《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的意义在于：一是为中国大陆读者了解管东贵先生这类学者的中国历史认识开启了第一扇窗户；二是为管先生提供了同中国大陆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
现在中华书局又要出版管东贵先生的《历史解析——整体观与历史结构》了，这是继《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出版之后，管先生为两岸学术交流做出的又一贡献。这本著作包括五篇论文和一篇译文，讨论的是管先生所遵循并想贡献于史学界的治史之道。我们通过《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所直面的是管先生史观，而以《历史解析——整体观与历史结构》为媒介，我们所见到的则是管先生所以做出如是史观之治史之道。这两本著作，相互连接，实是一体的表里论著。道者，理论与方法也。管先生的治史之道主要有两个，即“整体观”与“历史结构解析”。什么是管先生所说的“历史结构解析”？这“历史结构解析”缘于西方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中国大陆将人类学分为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这里的人类学，中国大陆名为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的“结构功能探讨法”，“结构功能探讨法”则缘于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这“结构功能探讨法”是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对其研究的人们共同体或族群所组成的社会准行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社会是人们关系的总和。“人们关系的总和”，涵盖着不同层次和同一层次的层面的亲属与职业关系，形成相互依存、制约与矛盾的错综复杂的结构与功能。社会学和人类学所研究的这样结构与功能的社会，虽是历史沉淀至一定时期的社会，但探讨的不是历史怎样沉淀成一定时期的社会，而是已沉淀成的一定时期的社会，故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所倡导的“结构功能探讨法”，仅具如管先生所称的“并时”，或如我所常用的“共时”的时性，研究的功能关系，也只是“并时回馈”。但史学所研究的历史现象，正如管东贵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其“基本特性是变”，变的“表征是‘消长’和‘延续’”。这表征为“消长”与“延续”的“变”，却是历时的，故不能将西方社会学与人类学所倡导的“结构功能探讨法”直接栘用于历史的研究。管东贵先生借用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结构功能探讨法”于史学时，根据自己长期对历史研究的实践所取得的经验，实行了创造性的转化。这创造性的转化集中体现于这三个理论性概念，即：一是“历史结构解析”：二是“历时回馈”；三是包含横（某一历史社会的共时结构功能）、纵（几个相关的历史社会的历时结构功能）系统的整体观。关于这三个理论性概念的内涵及其付之于史学研究实践的途径与方法，管东贵先生不仅在他这本《历史解析——整体观与历史结构》中做了详细的文字阐释和图的形象表述，他的《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也是我们了解管先生所倡导的这一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范本。读者细读这两书，定将对这一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产生切实的理解与把握。
治史之道，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史学所研究的任何人们共同体或族群的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都是人们关系的总和。人们关系的相互联系、依存、制约、矛盾，构成一定的动态的结构功能。凡是科学的治史之道的理论，都是对这类关系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揭示与认识，做出的合符实质的概括。凡是科学的治史之道的方法，便是将科学的治史之道的理论用之于新的治史实践所需通过的科学的程式或途径。与此相反，均非科学的治史之道。科学的治史之道，促进史学的发展与繁荣；非科学的治史之道，则破坏史学，制造史学危机，将史学推向死亡。中国大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所推行的治史之道，便是后类史学旷古的典型中的典型。遗憾的是，这史学的治史之道至今仍无以名之，其特色却甚鲜明：一是“破”字当头，即破除一切科学的治史之道，包括中国大陆五大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尤其是其中的翦伯赞倡导的历史主义的治史之道；二是极端片面夸大历史上的阶级斗争，鼓吹暴力革命；三是为从基础到上层建筑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实用主义性质。歪曲、捏造历史，便是这一史学的本质特征。通过推行这一治史之道，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变成了仅是阶级斗争史，接着成了只是农民革命史，最后只剩下了儒法斗争史。历史成了虚无。史之不存，哪有史学，史学也就如是地走向了死亡。管东贵先生在《历史解析——整体观与历史结构》这本书中所倡导的治史之道，是一种科学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加盟于中国大陆治史行列之后，定将起着推动中国大陆史学发展与繁荣的作用。
这是我读管东贵先生所著《历史解析——整体观与历史结构》之后的—些感悟，用之为跋。
2012年8月25日北京小石桥
著者附记：
几年前读到老友北京故宫博物院前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教授的大著《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这本论文集收录的，是以张先生从事实际考古工作的研究心得为基础，而领悟到的、关于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上的一些问题的见解。考古学与史学虽然是两门学问，各有特色，但研究的对象却是一脉相通的，都属于所谓“广义的历史”。我把本拙著订补完后，即想到拙著的撰成跟张先生的大著颇相类似，都是检讨了前人的研究，益以自己的心得，综合而成的论述。所以，我把拙稿寄给中华书局的同时，也寄给张先生一份，请惠“序”。我知道，张先生非常忙，我的不情之请，仍承张先生慨允。但张先生非常客气，说只能写“跋”，不能写“序”。这让我感到不安。所以我还是把张先生的标题“跋”字，改为“序”，置于篇首；而仍保留原文最后一句中的“跋”字，以免隐没了张先生自谦的风范与美意。在此谨对张先生在百忙中惠“序”，敬致衷心的感谢。
管东贵 2012年10月29日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