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陆知识精英对台湾的考察与介绍

国家处于战乱中，民不聊生。没有地方政府的组织、支持，赴台考察与研究实难维持下去。相较于大陆，台湾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经济建设得以顺利展开。趁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互相厮杀，无暇东顾之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过一段迅速发展时期。1920年代初，西方商品再次倾销中国市场，民族资本苦苦度日。如何建设国家？大陆知识精英纷纷寻找出路。一些知识精英又把目光投注到台湾。与宝岛台湾相比，中国各省建设的弊端立显。台湾的迅速发展与福建、江苏、浙江、广东等省的破败形成强烈对比。一些知识精英身体力行，赴台取经。

一 袁克吾考察

暨南学校创建于南京，是一所培养海外侨生的学校，学风较为开放，学生具有外向视野。在暨南学校求学的袁克吾，通过与海外侨生的联系，得悉台湾的近况。毕业后，他设法赴台，问禁采俗，旁览日人专籍，广为搜讨，穷数载之力，于1925年编写成《台湾》一书，凡三编，计16章，约12万字。第一编涉及台湾的历史、地理、人口；第二编着重阐述了日据下的台湾政治，涉及中央行政、地方行政、法制、警察、财政、教育、宗教、交通、实业、金融、番人等；第三编为结论。此书根据台湾总督府大量统计资料编撰而成，探讨日据下台湾社会的诸多层面，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是民国时期大陆台湾研究的必读之书，为许多撰写台湾文章的学者当作史料引用。

对比日据台湾三十年之进步与内地诸省之落后，袁克吾竭力想找到问题的症结。袁克吾引用了台湾总督府大量的统计资料，来阐述日据台湾近三十年，台湾在经济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并与内地做了对比。一是，“吾人试平心思之，以我国今日之景象，返映台湾，立见日本对于台湾之政治，不论其为精神，为物质，皆有积极充分之计划。无论艰难至何程度，必贯彻其主张而后已，兴致勃然，且皆属于自动，无一外人羼杂其间，绝不似我国之索无生气，且一切设施，动辄受外人之支配也，此令吾汗颜者一”。二是，“经济与商业，无一地不发达。与我国治台时之情形适相反，此令吾汗颜者二”。三是，“外国输入台湾之货物，无论巨细，必敛重税，其防杜利源之外溢，无微不至。顾我国之土货，不能畅销于本国，关税任外人之操纵，舶来物几等于洪水泛滥，莫之能御，致我人民膏血，被其削吮无余。此令吾汗颜者三”。四是，“台湾教育政策，虽系黑暗，而台政府励行其确立之标准，有富裕之教育金，各校设备周到，生徒之众，辄以千计。不似我国政府视教育为儿戏，教育界时闹饥荒，腾笑外族，贻误青年。此令吾汗颜者四”。五是，“台湾卫生事业，顾虑周至，设备完美，不似我国政府以此为微末事业，以致外人一入我境，辄皆掩鼻而趋。此令吾汗颜者五”。六是，“台湾番地辽阔，富源在在皆是，番人愚暗，不善经营。日人不惜生命，与之相搏，竭力开拓，不似我国有安全之富源，任异种之鱼肉。此令吾汗颜者六”。七是，“台湾人无论何地何时，一见我国内之人，辄叙其遭遇之不幸，其于中华文化，拳拳服膺，固深盼我国之兴隆也。侨台二万余众之华人，实业，教育，生命，财产，悉处于孤立地位，我国置之度外，一任日本之凌逼，若干时后，势必流为异族籍民。我政府及一般官僚政客，惟权利是图，忍心害理，蔑视同胞。此令吾汗颜者七”。八是，“台湾市政发达，道衢整洁，电政，自来水，普及全岛，其设施亦日新月异，骎骎乎与西洋并驾矣。顾我四千余年文明之古国，除外人经营之事业外，无能与彼族相较。此令吾汗颜者八”。作者最后指出：“至今日我民族不能奋发有为者，即缺乏热心与毅力也。欲救此弊，端赖教育。”以台湾的成功经验，对比民国地方政府的混乱治理，立即彰显出地方官僚治理政治、发展经济的诸多弊端。袁克吾不惜笔墨，大书台湾成功之处，是想为国家发展找到一条可行的路径。

黄炎培先生对袁克吾的著作颇为重视。1926年1月，黄炎培为该书作序，指出“长沙袁君克吾，既卒业暨南学校，浩然往游，归就所见闻，参以群籍，成《台湾》一书，于其历史、地理、人口、政教、风习，考载极繁，事略云乎哉”。台湾为祖国的宝岛，触景生情，感叹“读其自叙，以一远嫁女为况，我兄弟姊妹安得一日复见此女之大归也，既发余无穷之感”。黄炎培对袁克吾的著作予以较高评价，祈盼台湾能够复归祖国版图。

袁克吾编著的《台湾》，与汪洋著《台湾》相比，在资料上更为丰富。在剖析台湾之进步与大陆之落后方面，更为深入。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袁克吾编著的《台湾》。1928年，中华书局则再版了汪洋著《台湾》。这两本书堪称1920年代内地普及日据下台湾知识的主要读本。

二 黄强、江庸考察

海外华侨在东南沿海城市及东南亚等地成立了中华总商会，以互通信息，加强交流。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黄强，“伏处南洋，终年酷暑”，“偶思围炉煮酒，踏雪寻梅之乐”，闻“台湾入日本版图后，经三十年之整顿，地方百政，成绩斐然”；他曾读过汪洋著《台湾视察报告书》，在汕头亲眼目睹日本人的治绩，乃与友人林发初、李钟岳一同游台湾，于1925年11底经厦门乘船至基隆，展开为期近一个月的台湾之行。他将所见所闻及搜集到的资料，撰写成《台湾别府鸿雪录》一书，1928年5月在香港出版，约5万字，配有大量图片、图表。作者遍游基隆、台北、台中、嘉义、阿里山、台南、高雄的名胜古迹，但重点并非是游山玩水，而是考察台湾的经济建设，关注台湾的专卖政策、盐业发展、实业共进会、中央研究所，以及原住民的生活情况，对台湾的糖业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该书名为游记，实是一部实地考察研究日据三十年台湾经济发展的报告。作者用意在于取鉴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推介于内地，以图效之。从该书的行文中，可知作者为广东龙川人氏，有中国国民党的背景。

1928年10月，江庸（1878—1960）受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之托，赴台湾募集捐款，以拯救西北灾民。他于11月13日乘船抵基隆，到台北后，会晤台籍士绅辜显荣等人，关注台北的学校、樟脑、司法制度、博物馆等。南下高雄，参观凤梨厂、水利设施、糖业，游阿里山、日月潭、台南孔庙等名胜古迹。他将台湾半月见闻编成小书刊行。该书约1万字，配有多幅图片。在自序中，作者指出“台湾昔隶吾国版图，近状若何，国人或欲知其梗概，旅台半月，于台湾特殊之制度，重要之事业，以迄山川风土，略有纪载，归国以后，稍加点窜，刊为小册”。前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作序于前，推介该书：“然参寻故迹，搜证遗闻，玉斧谁摔，金瓯遂缺，天心何碎，风景不殊，其吊古伤今，横胸梗臆者，宜与君同兹幽惋矣。”伤心之情，溢于言表。因《台湾半月记》为作者自费刊行，送给亲友，读者十分有限，弥足珍贵。

1920年代，袁克吾、黄强、江庸等人自费赴台考察，搜集资料，写成考察报告，并无任何地方政府可送，也影响不到地方决策者。许多资料都是作者访问台湾居民搜集到的，包括大量的实地照片、统计数字、采访纪录，是研究日据台湾三十年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 黄玉斋编著《台湾革命史》

黄玉斋（1903—1975）出生于台北一个富商家庭，自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1917年进入厦门国文书院求学，1923年考入厦门大学法律系，又入经济学系深造。

1921年，黄玉斋通读《台湾通史》，不免失望。“这部书开卷的开辟纪好像一部神话史，连一点儿‘考证’的工夫也没有的！（台湾古代史是很复杂的，没有考证的工夫不成！）总而言之，这《台湾通史》的大缺点是：——一来，老史家的眼光，以老法子编成的。二来，叙述台湾与外国的关系，往往误谬。（连氏不识西国字。）三来，自从日本割了台湾后，一字也没有再讲了。（指1895年11月以后，于今三十年的了！）这样看来，这部《台湾通史》是很不适用的了。以我看来，这三十年来的台湾史，比较从前更加重要得很！（过去尚有台湾府志……等等。）不信，将来只有日本殖民发达史而已。”他体认到“台湾的历史，全在我们汉民族的责任呵。不是掠夺者会替我们做的”。

黄玉斋通过实地调查、访问，“得亲近了台湾的老前辈多人，借知道台湾革命的状况”，并在台湾某图书馆里，找得很多革命党的证据，例如余清芳的谕告文、罗福星的宣言书及自叙传等。回到厦门，他根据收集到的材料，于1925年编写成《台湾革命史》，署“汉人”的笔名出版。“这本小册子是叙述台湾近三十年（1895—1925）的革命伟业”，凡19章，3万字，描述了台湾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分为“初期革命”和“中期革命”，包括林大北、蔡清琳、罗福星、余清芳等人的革命事迹；“最近的革命运动”涉及政治、思想、读书、家庭、文学、妇女、国语、宗教、文字等层面，评述了1919年后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特别是大陆的五四运动对台胞的影响，指出：“我们仔细研究这六年来（1920—1925），台湾全民革命运动的前因后果，是：一来，世界潮流所使然的！二来，台湾留学生们受新思想的刺激，因此协力同心起来运动。三来，台民的革命遗传性。”作者已经注意到，不同于“初期革命”和“中期革命”，“近期革命”是“有组织的革命”。台湾不但要实现政治革命的成功，还要实现思想革命、宗教革命、文学革命等革命，坚信“台湾革命未来的成功”。该书是内地第一部研究日据台湾近三十年来，台湾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专著，揭露了日本在台湾残暴的殖民统治，讴歌了台湾人民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对大陆民众了解台胞的抗日史迹起到了积极作用。

厦门大学讲师朱谦之（1899—1972）为《台湾革命史》作序：“我们所谓台湾人，就是中国民族的福建人、广东人，所以台湾革命史，也可说是‘中国革命史’的一部分，是我们中国学者，所应该知道的！现在谨介绍之于此，并望国人们对于罗福星、余清芳诸先生们作相当的纪念。”朱谦之先生对《台湾革命史》予以较高评介，希望国人多了解台湾人民受奴役的一面。

大陆许多知识精英通过阅读《台湾革命史》，知晓了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事迹。一些国民党员颇看重这本书的政治价值。1929年5月，国民党广东省蕉岭县执行委员会上书国民党中央，请求抚恤台湾抗日烈士罗福星，附相片一件、《台湾革命史》一册。国民党中央将该文转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内政部依据相关规定，给予罗福星亲人“一等年抚恤金六百元”。蒋介石等人予以批复。台湾抗日烈士罗福星等人的事迹开始在内地传诵。

四 宋斐如编译《台湾民众的悲哀》

台籍青年黄朝琴（1897—1972）自美国留学归来，回到上海，心情激昂，急欲将日本高压统治台湾的情形，公诸于世，希望唤起世人对台湾人民争取自由民主斗争的关注。他将留美时课余所著《日本统治下之台湾》（Formosa Under Japanese Rule）英文本，函请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7年3月8日，商务印书馆英文复函，大意是“阅读大作，借悉日本对台湾人民虐待情形，极为惊异！承嘱由敝馆出版一节，因文内涉及中日邦交，可能引起日本政府及日人的反感，由于台湾现在不受中国政府管辖，未便以敝馆名义发行，尚请鉴谅”。不得已，黄朝琴只得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束之高阁。不久，黄朝琴进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更不便对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暴政发表意见。

1920年代，台籍青年宋斐如（1903—1947）、许地山（1893—1941）、洪炎秋、张我军、苏芗雨等人来到北京求学，受到左翼思潮的影响，揭露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的残暴性、欺骗性。

日本左翼学者山川均关注台湾民众的近况。1926年5月，他在日本的《改造》月刊上发表了《弱少民族之悲哀》的长文。12月，该文以《殖民政策下之台湾》为名正式出版。

鉴于“台湾自从甲午年割与日本以来，本国同胞对于台湾问题简直是不过问的。仿佛是父母因为一时穷债的迫逼，把老二卖给别姓，老大就拿他当‘外人’看待。事实上老二——台湾也只是替辽东的老儿做了牺牲品，形式上就变成外国人，亡国奴罢了”，为此，在日本京都留学的宋斐如（笔名宋蕉农）关注日本左翼学者研究台湾的著作，翻译了山川均的著作，译名为《台湾民众的悲哀》。该书由北平的东方问题研究会编辑，于1930年由北平的新亚洲书局发行。

《台湾民众的悲哀》由正文、书后、序言组成。1930年1月28日，宋斐如在翻译序文中指出：“万一这篇论文能在麻木不仁的同胞的脑中印上一点儿老二的苦状的痕迹，或在别的方面提醒了老大的积极觉悟，奋斗图强，那末，年来我们所流的热泪也算得到多少的代价了。”

《台湾民众的悲哀》正文约2万字，山川均深深同情遭到压迫的台湾人民，站在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立场上，揭露了日本残酷统治台湾人民，描述了台湾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同情台湾底层民众遭受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另外，该书附有署名“沉底”撰写的“书后”，近2万字，与正文相近，叙述了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情况，特别是1920年代台湾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体制内的斗争经过。该书总结“日本资本压迫台湾人愈有效力，愈能促进台湾民族阶级分化且于台湾民族阶级分化，且于台湾民族的民族主义带上阶级问题的性质”。

1895年，台湾进士许南英组织义军，抗击日军，失败后他返回大陆，致力于文化教育，教导子女要做埋在泥土里的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勿做“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把它们底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发生羡慕的心”。许地山一介书生，铭记父亲的教诲，以“落花生”期许，“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花”与“华”同音，许地山的笔名取“落花生”，意含被祖国遗弃的台湾人。他追求厚实谦抑、淡泊宁静的人生境界。埋在泥土里的花生是台湾人的期许，代表了台湾人低调、内敛、朴实、勤劳的价值观，是朴实无华，是厚德载物，是自强不息，是宁静致远。这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

许地山自幼烙上亡台之痛，移居大陆后，念念不忘故乡遭受苦难的同胞。《落花生》文字虽短，却是空山灵雨、意味深长，夹杂着许地山对故乡台湾的思慕，对台湾人命运的自艾自怜。1930年1月18日，许地山为《台湾民众的悲哀》作序于前：“台湾割让给日本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们住在中国本部底人注意台湾同胞底生活底恐怕很少。这个原故多半是因为关于台湾事件底论文，报章杂志罕有记录，所以一般人无从知道他们最近的景况。加之中国本邦的事情太多，许多人虽知道，却没得工夫去注意他们，间或谈到台湾同胞底生活，只是付之一叹。中国现在的光景，自顾还有些来不及，何况能够顾到三十多年前放弃了底姊弟们？”“中国人暂时不能顾及，也难相责。不过不要把愿意知道台湾近况底心和对于台湾人在异族统治底下底苦况底注意消灭了。台湾人今日所受底压迫，是住在中国本部底同胞所给底，换一句话说，他们是中国同胞遣送他们到异族统治底下去受苦底。假使当时割了远东或别的省份给日本，那些地方底人民也将和台湾人一样地受压迫，受摧残，受非人的待遇。我们不要忘记汉族底子孙有一部分已做了别族底奴隶，做了所谓被征服的劣等民族，做了亡国奴！这一部分中底最大部分便是台湾人！羞耻和悲愤应当时常存在住在中国底任何国民底心里。”“蕉农君译日本山川均这篇论文，使人明了现在台湾人底状况，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殖民政策”，“简单地说就是发展日本人在台湾底势力和利益，和排挤中国血统底台湾人，使他们不能在台湾生活下去。”“这种政策三个手段，就是经济、政治、教育，三方面底绝对支配。”许地山椎心泣血，直斥清政府对台湾人民的出卖，埋怨国人不顾及台湾同胞的不幸，抒发了台湾人民埋在心灵深处的悲情。

《台湾民众的悲哀》一书字字血泪，寄托了台籍青年对故乡的无限思念，对日本殖民统治残暴性予以深刻揭露，希望祖国大陆同胞能够关心遭到奴役的台胞，振聋发聩。相较于汪洋著《台湾》、袁克吾编著《台湾》等考察报告对日本在台湾经济建设上的成绩多有肯定，台籍青年则道出殖民地人民的深重苦难，以确凿的史实揭露了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的残暴性，对大陆知识界精英有警醒作用。

五 国民党人研究台湾问题

对有关台湾问题的书籍，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中央以不刺激日本、不破坏中日邦交为底线。一些国民党员、国民党地方党部编写了几本关于台湾问题的书籍，来介绍台湾发展现状。

1929年9月7日，辛丑国耻日，彭子明在杨叔吉先生的资助下，又得陈霖光编辑整理书稿，出版《台湾近世史》，约5万字。“编者序言”表示该书于“总理第一次起义纪念日”完稿，显然作者为国民党员无疑。作者感于“东方弱小民族之关系于我国，尤属重而且大：故吾人对于东方弱小民族之问题，更不能不详细以研究之。然而现在关于弱小民族之出版物，不论其为译述或编著，均属凤毛麟角；即或有之，亦东鳞西爪，非完整之专论。是以挥汗草成此书”。“至于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台湾之种种阴谋，则揭发无遗；调查亦力求详确。”

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台湾过去现在之情况”，包括总论、地理、人口统计、交通、产物、矿业、水产、工业、财政、国税、金融及台湾银行、教育、政治。中篇“日本帝国主义治下之台湾革命”，包括林大北之革命、陈发之革命、蔡清琳之革命、罗福星之革命、余清芳之革命等。下篇“台湾之民族解放运动与其前途”，涉及无政府主义派、共产主义派、无产青年派、新青年派、自由主义派、民主主义派、台湾文化协会，以及辜显荣之反动派。着重介绍了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报》、台湾民众党的情况。作者搜集的资料一直截至1927年。最后是结论，作者指出：“台湾前述之经济状况言之，则台湾之出产品诚足令人咋舌。其为一最丰庶之海岛，则当为吾人所素悉。就其财政状况言之，则昔日之须仰赖日本之国库金者，今则反可以补助日本帝国主义本身之财政矣。”日本对台政策，“虽则有数次之更变其政治，而始终逃不出‘屠杀’之政策，及‘骗诈’‘收买’之手段。台湾人民之不能不斤斤以革命是图，已数十年如一日。虽在严酷之刑罚监视下，而其精神不变”。分析早期革命失败的原因，包括缺乏组织、缺乏训练、宣传之困难、领导人缺乏。文化协会领导的运动“已渐形为农工商学联合战线之运动，但终不能离掉士绅及知识分子之独办之色彩”。他认为，“现在入于第三时期之雏形，工人农民均已有具体之觉悟，各地方亦已有秘密之工人协会之组织”。他判断：“美帝国主义之与日本之暗争，吾人当已洞悉。而台湾实为日本对美国最重要之地点也。倘世界大战发生于太平洋时，吾逆料台湾民族必能乘时一露其头角。则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崩溃，可立待也。吾人盍拭目以观之！”此乃一本较为权威的台湾当代史书，警醒国人关注台湾问题，特别是台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

日本占据台湾后，即展开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并出版了一批有相当水准的学术专著。日本左翼学者矢内原忠雄撰写《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一书，于1929年出版。该书研究1895年以后，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发展的现状，涉及经济、政治、法制、教育等问题，着重于台湾的经济发展，揭露了日本对台湾人民的经济剥削与压榨。

日本侵略东北及华北，引发全国抗日热潮，进而关注日据下台湾的现状。正在日本留学的青年学子杨开渠，阅读矢内原忠雄著《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迅速将该书的主要内容翻译出来。1930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的中译本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杨开渠译本分五章，包括台湾之领有、资本主义化、教育、政治、民族运动，约8万字。叙述日据三十年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对日治下的殖民政策、政治发展、经济、土地、度量衡、资本家的企业、财政与资本主义化、阶级的关系、台湾在日本帝国主义中之地位、殖民地借贷关系作了相当详尽的探讨。因翻译较为仓促，没有全译，质量未尽如人意。

山川均著《殖民政策下之台湾》、矢内原忠雄著《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从垄断资本入手，揭露了日本在台湾的残暴统治。日本在台湾的所谓治绩，是建立在台湾人民遭受奴役和压迫基础之上的。这两本书在日本国内，遭到日本政府的限制，更严禁在台湾公开发行；却在中国大陆出版了中译本，有助于中国知识界精英全面认识日据下台湾的现状。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了解日本侵华政策，1931年11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编印“反日宣传小丛书之二”《台湾朝鲜与东北》，包括“第一章引言”，“第二章日本铁蹄下的台湾”，涉及日本掠夺台湾经过、台湾政治、台湾的社会与经济、台湾的文化、台湾的民族运动。作者指出：“台湾、朝鲜两处的灭亡，是日本根据其南进北进政策去进行，所收的效果。”“而本编编辑的原意，即系以台湾、朝鲜之灭亡为借镜，借使阅者知所警惧，急起自卫以保存我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的自由和独立。”这一通俗性的小册子关于台湾部分约1万字，重点介绍了日据下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对台湾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给予高度关注：“台湾最近的革命运动，是有长足的进展。那末我们预测台湾革命未来的成功，是很有把握了。际此世界弱小民族抬头的时候，台湾关系我国又是很重要，我们应该振起精神，努力自强之外，还是要扶助台湾的革命，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作者最后指出：“琉球、台湾、朝鲜本来是我们的藩属，中日之战，不幸暴日战胜，于是并吞台湾、朝鲜，使我台、鲜的人民，受异族蹂躏压迫者已数十年了。迭年来台湾和朝鲜的民族，因不堪其苛虐和残暴，屡起热烈悲壮的革命，结果为了势力的单薄，不幸次第失败！今日帝国主义更进而侵占我东北，欲使其为台湾之继。回思台、鲜灭亡经过，及其人民在日帝国主义统治下之苦况，益觉悲愤塞胸。日本既有事于我，自不能以全力压伏台、鲜的革命行动。故此时实台、鲜各民族共同图谋解放的好机会，望各共同愤起，为我们东亚民族恢复荣誉，和为世界人类维持和平！”呼吁“一致研究边疆问题。国人对于疆土情形向多茫然，国防研究素不措意，吾人当此国难，应痛下决心，对于边疆国防诸问题，加以彻底之研究”。

日本侵占东北四省，成立伪满洲国，国人警醒，探讨日本侵略中国，当从甲午战争谈起，“因朝鲜是我国的藩属，台湾是我国的领土，一则屏蔽于东北，一则保障于东南，日本人的野心，原不仅以夺取该二地为满足，其目的是在征服我整个的中华民国”。为此，地理学家葛绥成（1897—1978）编写了《朝鲜和台湾》一书，1935年3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该书包括绪论、朝鲜（历史与地理）、台湾（历史与地理）、附琉球（历史与地理）、结论，约3万字。关于台湾部分，简要叙述了台湾的历史沿革、地理位置、资源物产、经济发展、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作者指出：“满清政府轻视领土，不能预为保护，这是朝鲜和台湾、琉球等地丧失的最大原因，到了日本人势力伸入于各领地后，已无能为力，只得任凭日本人的要挟，拱手割让了。”“朝鲜、台湾等地，当属于我国的时候，我国人对于该两处地方的富源，是否能尽量开发？对于教育，是否能竭力整顿？对于交通，是否能普遍建设？对于一切政治，是否能改革尽善？反观日本人对于该两处地方的一切措施究如何？吾人一为比较，优劣显然，真是汗颜。”“朝鲜和台湾的农产、水产以及林木等，自被日人统治后，都有长足的进步。至于对外贸易，也有增进，所以富源日辟，而日人尤以为未足，方致力于开发而不稍懈怠。至于教育政策，虽属黑暗，可是朝鲜和台湾的政府，都能励行其确立的标准，而且凭借那富裕的教育金，使各校的设备周到，生徒日众，教育日发达，这种精神真可钦佩。对于交通，则铁道逐年增筑，其他道路也设法使之平坦，以便通车，交通既便，富源也易于开发。就政治方面来说，像市政的完美，卫生的注意，人口的详细调查，都视昔为进步。”“我们看了这两处地方的前后情状，可以知道我国人的不经意，又可以知道日本人的如何重视。我希望现在当局对于领土，应力谋开辟，使之日达繁荣，否则一落人手，坐令外人在自己的领土内，刻意经营，那时虽想插足措施，已属无能为力了。”

1895年，日本侵占朝鲜、台湾。在1920、1930年代，大陆人民一般将朝鲜、台湾等同齐观。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占东北，亡华之心昭然若揭，加剧了中国人民的危机感。一些国民党员回首朝鲜、台湾被侵占经过，试图从中吸取教训，警惕日本侵略者南下华北。他们在谴责日本侵略朝鲜、台湾的同时，不得不承认日本人在朝鲜、台湾经济上的建树，来警醒国人，加紧经济建设，自立自强。

六 学术界研究台湾问题

日本殖民者在农业生产、品种改良、渐禁鸦片等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引起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关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中央研究院，一些专家学者渡海赴台，进行学术考察。

1929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林惠祥（1901—1958），为了研究台湾土著的原始文化，越海而东，亲历台北，取阅书志图纪，复跋涉穷荒，采集标本，摄影留说，编著成《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分“番情概说”、“标本图说”、“游踪记要”三篇，并附人物、风景、习战、跳舞等图。林惠祥的研究，充分利用了台湾总督府图书馆和博物馆所藏资料，加上采访所得，是中国大陆研究台湾原住民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学者瞿明宙，根据矢内原忠雄著《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伊藤怜之助的《台湾事情》、台湾总督府的“台湾旧惯调查”等，编著《台湾的租佃制度》一书，作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农村经济参考资料之二”，于1931年出版，约1万字，包括导言、租佃制度的过去、地权的集中、租佃契约、田租。他指出：“台湾农民的大多数都是佃农。要向人家租地来耕种的佃农和自耕兼佃农的总数有1686711人，占农民总数的70%。”“台湾的耕地也大部分是租田。”“台湾农村经济中，租佃关系显然占着极重要的地位。要明白台湾农民的经济状况，自然不得不先从租佃方面去观察。”在日本帝国主义压榨下，“现在，多数的农民仅有很小的土地；悉数耕种还不够维持生活。他们因为经济的政治的压迫，有的失掉一部分耕地变成自耕兼佃农；有的失掉全部耕地，变成纯粹佃农或被逐出农业生产的范围”。该研究有助于认识日据下台湾农民的真实状况。

日本在台湾推行鸦片专卖政策，据称效果颇佳，在大陆禁毒人士中引起争议。中华国民拒毒会指出，“自主张鸦片公卖之徒，彭动簧舌，颠倒是非，政府乃派人赴台湾查公卖之制度，拟图仿效。本会反对最烈，惟对于台湾烟禁之材料，颇感缺乏”，乃派黄嘉惠“赴台湾实地调查，以明真相，嗣为对方诬陷，中途折回”。黄嘉惠根据收集到的有关材料，编著《台湾烟禁一瞥》，叙述日据下的鸦片政策、渐禁政策的采用与罪恶、新旧鸦片政策的比较介绍、新特许问题研究、反对新特许运动、附录，约2万字，揭露了台湾鸦片专卖的弊害，及日人之阴毒，发人猛省。

江亢虎（1883—1954）遍游中西，著有《黍谷游记》、《新俄游记》、《南游回想记》等。1935年8月下旬，江亢虎自厦门乘船，抵达基隆，展开为期20余日的台湾之旅。他自基隆南下，一路游历台北、台中、嘉义、阿里山、台南、高雄等地，与日本官吏晤谈，结交台籍精英杨肇嘉、林献堂等人，发表演讲，谈内地的新文化运动等，关注台湾的内地劳工、中华会馆、中国驻台北领事馆、台湾经济建设、交通设施、台湾教育，特别是女子教育的情况。9月13日，他返回上海，撰写成《台游追纪》一书，约2万字，配有图片，结集出版。该书图文并茂，可读性强，很多读者阅读该书，了解台湾近况。

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台湾的历史地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有一本《台湾地理》手稿，著作人不详。该手稿简要介绍了台湾的地理概况，包括自然概况、人文概况，侧重于台湾的农业、林业、水产业、矿业、交通等，约8000字。从行文中台湾“最近改为五州三厅”、人口443万，及作者说明，参考袁克吾著《台湾》、龚柴著《台湾小志》、葛绥成著《朝鲜和台湾》，可知该手稿大约草于1936年前后。

内地各界对日据下台湾的情况比较注意，许多报刊杂志刊载有关台湾方面的文章，涉及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及经济的各个领域。《边疆半月刊》等杂志发表了大量关于台湾的文章，如1937年第1期发表了谢衣苓的《最近台湾经济及交通情况》一文，介绍了贸易发展、专卖、运输等。第2期发表了由佐佐木静吾著、朱孝曾译的《台湾一瞥》，作者将库页岛与台湾相比，强调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的重要性。译者指出了日本在台湾推行的同化政策的恶毒性。还有，1929年《农声》发表了侯过的《台湾产业视察报告》；1931年《国际贸易导报》发表了《日本改良台湾糖业生产之锐进》，《新亚细亚》杂志发表了方保汉翻译的《日本南进政策下之台湾》；1932年《工商半月刊》发表了《台湾茶叶之过去与现在》；1934年《女声》杂志发表了李文清翻译的《台湾女工的生活》；1935年《中国农村》发表了李元明翻译的《台湾农家负债之分析》，《东方杂志》发表了市隐的《台湾大地震》；1936年《申报周刊》发表了陈北溟的《台湾的准备与华南》，等等，计有100余篇。

七 大陆对日据下台湾研究总体评估

民国早期，随着台湾经济的成长，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内地多个地方政府和知识界精英展开对日据下台湾的考察和研究，出版考察报告及专著近20部，文章近百篇，取得了若干学术成果。这些涉台研究，既有正面意义，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1．借鉴台湾总督府治理台湾的若干举措

民国早期，发展经济仍然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台湾经过日本殖民者的经营，在政府组织运作、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了借鉴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大陆地方政府及有识之士相继赴台，展开考察，编写考察报告，展开对日据下台湾的介绍与研究。参访者踏上宝岛，见闻了较为先进的海港，宽阔的马路，西洋式建筑，纵贯南北的铁路、公路，遍布各地的糖厂、整齐划一的校舍……从行政组织、政策制定、研究计划、经济建设、交通运输、农田水利、品种改良、法制建设、普及教育等方面，与内地逐一对照，顿显内地的落后与缺失，难免承认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经济建设上所作出的努力，进而萌发将台湾经验移植内地的设想。台湾的初步现代化，首先在于台湾总督府的行政高效，能够制定政策计划，推行于全岛。而内地战乱不断，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缺乏推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央集权政府和高效的地方政府，因此，这些考察报告虽然提出了改进福建省、江苏省等地发展经济的一些计划，因大环境不具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没有将这些经验加以强力推广，只得束之高阁。

2．开启了20世纪内地的台湾现状研究

学术研究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台湾是祖国的宝岛，虽然被日本侵略者强占，但祖国大陆人民并没有忘记遭受奴役的台湾同胞。内地知识精英赴台考察，但仅仅是内地的极少部分人。而能够留下文字，介绍给大众的，又是少之又少。他们主要集中在与台湾相邻的东南沿海一带，如福建省、广东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北京市。台湾研究并非他们的主业。他们或受地方政府委派前去考察，如汪洋、王树榛；或自费赴台旅游，如黄强、江亢虎；或赴台从事商务，如江庸；或从事学术研究，如林惠祥；或愤于家乡遭到日本殖民统治，如黄玉斋、许地山、宋斐如，他们尽己所能，将对台湾的认识撰成书籍，加以出版，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无论是赴台经济考察、观光旅游，还是专项学术研究，大陆知识界的一些精英首先关注的是台湾经济建设上的成就，其次是了解台湾的历史地理、总督府架构、农林物产、米糖经济、风土人情、原住民生活，进而研究台湾的社会结构、抗日运动、台湾沦陷的教训等等，加以纪录，拍摄图片，汇编成册，介绍给社会大众，警醒国人毋忘台湾，为1945年中国政府收复台湾积累了一些资料，作出了学术铺垫，开启了20世纪内地的台湾现状研究。内地对台研究的经济动因、政治动因，都可以在这些研究中找到源头。这些书籍，保存至今，弥足珍贵，充分证明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连结，即使在日据五十年里，也没有中断。

3．拉开福建等省经济学台湾的序幕

1895年日本侵台时，台湾省与福建省的经济距离不大，甚至弱于福建省。经过二十年，福建省整体上经济发展较慢，而台湾在基础设施、农业水利、品种改良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民国初年，急于探索经济发展路向的福建省官员，对台湾的旨趣主要集中在经济，特别是农业改良方面。为了借鉴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福建有识之士相继赴台，参观考察，编写考察报告，展开对日据下台湾的介绍与研究。民国初年的福建对台考察活动，因许世英的离职而中止，未能达成实际成效，却拉开了福建经济学台湾的序幕。随着台湾经济的持续发展，福建与台湾的差距越拉越大，以台为师，效法台湾模式、学习台湾经验，成为一任又一任福建省政官员必须应对的问题。

4．对日据下台湾认识的历史局限性

晚清时期，多位大陆籍地方官员赴台任职，写下游记、日记，记录宝岛山川地形、风土人情，为赴台辛苦劳累而感慨万千。不同于晚清大陆籍地方官员赴台游记关注于台湾的自然风光，民国前期，大陆赴台考察人士关注日据下台湾的现状，主要在于其政府组织、施政措施、经济建设、农林水利等方面的建树。

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社会条件、自身条件，民国前期大陆知识界对日据下台湾的认识存在着一些历史局限性。

一是准备较为仓促。大陆赴台人士对台湾的考察，并非有组织的行为，因没有赴台经验，主要是以旅游的名义展开，事前没有周密的计划与资料准备，因此，他们对台湾的了解，只能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参观台湾几座主要城市。他们写下游记，记下对台湾山川河流、地理地貌、风土人情的感受，介绍台湾的工业发展、农业品种改良，交通基础设施；对台湾总督府在治理方面的成效表示肯定，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些考察报告对台湾总督府在治理方面的成效表示肯定，而没有深刻揭露日本殖民者的所谓治绩，是建立在对台湾人民残酷剥削与压榨的基础上。

二是参观时间较短、行程有限。台湾岛3.6万平方公里，四分之三为山地，西部平原是最早开拓的地区，由台南一带向北延伸。随着台北地区茶叶贸易的兴盛，北部经济逐渐成长起来。日本人殖民台湾，将台湾总督府设在台北市，开拓基隆港。在日本本岛经青岛、上海、基隆、厦门、汕头、香港、广州的海运航线上，基隆成为台湾的门户。进入台湾的游客，一般都是坐海轮进基隆港，登上台湾岛。大陆赴台考察人士一般也是乘坐海轮，至基隆港登岸，开始台湾之旅。

1910年，由基隆至高雄的纵贯南北铁路筑成，将台湾西部平原主要城市连结起来，而东部仅筑有宜兰至花莲的铁路，基隆至宜兰、屏东至花莲尚无铁路，靠公路相连，交通仍是不便。台湾经济发展集中在西部地区的主要城市，即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经台中，通过公路，可至日月潭，嘉义至阿里山有铁路相通。游客坐火车、汽车，沿基隆南下，走马观花，至高雄折返，一般需要20余日。大陆赴台考察人士，一般沿南北纵贯线对台湾主要城市进行考察，获取对台湾的感性认识。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一般会登上阿里山、泛舟日月潭。

由于时间、行程上的限制，大陆赴台人士无法长住在台湾，不可能深刻了解台湾社会，难以与台湾各阶层民众密切接触。由于交通的限制，大陆赴台人士一般无法到山地与原住民近距离接触，没有到东部地区，如宜兰、花莲、台东，尚难对台湾全岛作细致深入的考察。日本殖民者对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严加防范，对赴台旅游、从事商务活动的大陆人士经严格盘查后，发给证照，允许进入台湾岛，但这些人士若想深入了解基隆港、高雄港的具体情况，则会被阻止。大陆赴台人士每到一地，经常会遭到日本警察的盘查，无法了解台湾社会的全貌。

三是研究资料取得困难。大陆学者搜集到的资料，主要是台湾总督府出版的统计资料和日本人撰写的台湾书籍。这些统计资料、书籍，一般都是歌颂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的治绩，而很少去揭露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残暴性。由于赴台行程时间仓促，大陆学者一般也不可能自己展开对台湾社会的详细调查。受限于研究资料，大陆学者对台湾的研究只能从事通俗性介绍、初步研究、宏观研究。

四是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与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大规模、长时期的调查研究相比，大陆学者的研究方法，以考察、编写、翻译资料为主，较为单一，没有充分运用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对台研究的广度上，主要集中于一般历史地理、台湾总督府、经济建设的介绍。在对台研究的深度上，对台湾总督府的体制、糖业、农业品种改良等方面有一定的认识，对日本的殖民压榨、台湾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等认识较为浅显。这些赴台考察报告、游记对台湾的介绍与认识仍停留在表层，不可能对台湾的地理地质、民风民情、经济发展、阶级结构、社会运动作深入而细致的研究。我们不必苛求于先人，他们在当时那种研究条件下，已经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值得后人敬仰。

五是对台研究成果传播有限。限于当时的出版条件和流通手段，这些书籍因印数较少，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大城市销售，能够有钱购买并阅读的，仅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部分著作属内部研究报告，不对外公开发行。当时中国社会处于战乱中，民众为生存而挣扎，社会大众无暇顾及台湾问题，这些书籍不可能成为畅销书，传播与影响十分有限，能保存到今天的，几乎都是孤本。

六是对台研究的自发性、分散性、不可持续性。北洋政府长期陷于战乱，顾不上远在东南的台湾。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台湾也是爱莫能助。由于中央政府未能认识到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没有成立专职机构，组织人力对台湾进行考察与调研，因此，在民国前期，台湾问题几乎进不了国家的战略层面。由于没有成立固定的对台研究机构，没有专职研究人员，没有专项研究经费，没有研究计划，对台研究处于自发阶段。如汪洋等人因参观台湾劝业共进会而研究台湾的政治、经济，黄强等人赴台观光旅游而萌生研究台湾米糖经济的想法，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福建省政府、江苏省政府派人赴台考察，或学者自行赴台，没有相互通气，往往重复介绍台湾常识，这种研究是零星的、分散的。这些研究属于取经性研究、游记性研究、借鉴性研究，因此，只要满足于一时的现实需要即可，与内地现实政治、经济发展相脱节，难以为继，浅尝即止。考察报告、赴台游记出版后，撰写者便不再继续深究日据下台湾现状，难以持久，形不成合力，十分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