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传统文化与人才培养

文艺复兴中的传统文化影响力

——以本韦努托·切利尼与人相学为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陈绮

本韦努托·切利尼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雕塑家、珠宝工艺师、美术理论家，同时又是卓越的作家。在他的宇宙观里保持了许多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因素，是具有鲜明文艺复兴时期特征的代表人物。他受到罗马教皇、佛罗伦萨大公、法国国王的高度评价，是风格主义雕塑中装饰派的代表。在文学上，他最著名的成果是他的自传，记述了当时意大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文艺复兴的一面镜子，一部16世纪意大利的百科全书，其中对于很多重要人物和事件的描写都是独一无二的，因而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成为每一个研究文艺复兴历史的人都要参考的第一手资料。1796年，著名诗人歌德在把《切利尼自传》译成德语时这样说道：“我从这个人的忧虑之中看到的整个世纪，要比最清晰的历史记载还要真实。”不过，自切利尼的自传面世以来，其真实性就一直是研究者争论的话题。这主要是因为其多变的职业生涯和说话的基调。这让他变成了夸夸其谈的人——他整日沉浸在成功的幻想中，总是过高地评价自己的作品。现在，大多数学者发现切利尼的记述可能与人们从完全基于个人记忆的叙述中得到的合理内容一样，都具有同等的真实性。当然，主观性是不可避免的，同时，这种情况很显然在历史事件中也不占多数，但这在对自我和他人的评价当中却频繁出现：在善恶的体系中，切利尼把自己放在了善的一方，把其他人，尤其是他的对手和那些让他感到恼火的，放在了恶的一方。这个体系在反映外貌描写的地方显得尤为明显，体现的与其说是一个作家艺术家的审视方式，不如说是普通大众的审视方式，无意识地或全凭直觉地借鉴了传统文化中的人相学原则。

一、传统文化中的人相学的观念

首先，我们可以在这部自传中发现许多“驴”。例如：红衣主教萨尔维亚蒂（Cardinal Salviati），罗马使节“说这些话时，这位看上去比起人更像驴的主教变得比原来还要丑了。”庞贝（Pompeo），教皇的宝石匠：“庞贝来到我的身前，把我叫到商店外面，像一头驴一样给了我最为令人作呕的亲吻。”柏纳道（Bernardone）“这里有柏纳道、驴子和猪……”根据一份伪亚里士多德的手稿（Pseudo-Aristotelianmanual），与驴相似的人有如下特征：

（1）厚嘴唇，上嘴唇包下嘴唇。

（2）（脸）瘦。

（3）（眼睛）凸出。

（4）（额头）呈弧形。

（5）（头）小。

（6）（耳朵）大。

无名氏拉丁作家所著的Trattato di Fisiognomica中有这样的描述：“悬垂着的柔软嘴唇表现出来一种惰性（静止、迟钝）。人们可以在驴和老马身上发现这样的迹象。”“眼睛太凸出的人是愚蠢的：看看驴就能知道。”这本书中还有更多的此类描述：“驴是一种懒惰、愚蠢、倔强、迟缓、傲慢的动物；它的声音难听。可以明显地看到，与此种类型动物相对应的人胳膊大、脑袋长、耳朵大、嘴唇又长又下垂、声音令人厌恶。这些人行动迟缓、不积极、对艰难和侮辱不屑一顾。”显然，传统人相学中驴的形象含有贬义。从冒犯萨尔维亚蒂主教的态度和庞贝遭遇的不公平竞争来看，切利尼以讽刺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了描述。而对于经纪人柏纳道的描述也达到了很好的讽刺效果。就像对切利尼的对手班迪内利（Bandinelli）的描述一样，切利尼在这里故意用了轻蔑语，让语言有了荒诞不经的讽刺效果和蹩脚的安慰感。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包含了从动物到人的面相感应过程。如果人的身体特征是面相的符号，那么对于读者身体特征和人物的性格来说，切利尼的描述就讲得通了。动物就像演绎推理的中点，给了读者一个有形的空间来勾画角色。比起了解，视觉概念更能引导我们认同这惊人的数据——有点像通过熟悉事物解读不寻常事物的感官持久性。切利尼以驴来分别描述不同人物之后，那些人物实际上就消失了。他们并没有受到特定的肉体限制，而是变成了“一种类型”，然后被归为“恶”的类别，切利尼以同样的方式将许多人物形容为“野兽”。红衣主教萨尔维亚蒂：“八天以后，主教的野兽派人来请我，恳求我将碎片聚为整体。”“这个人野蛮的方式让我也变成了野兽。”皮耶尔·弗朗西斯科·雷克奇奥先生（Sir Pier Francesco Riccio）:“然后，我与这头驴说了话，描述了我的要求，因为这座房子旁有个花园，我想在上面建一个工作室。”“这头畜生仍在那儿，昏昏沉沉的，像黏土一样苍白。”

以人喻兽，是对兽的赞扬；以兽喻人，则是对人的贬低。即使人物的特征并不具有形体，但对曼泰加扎·巴提斯塔·德拉·波塔（Giovan Battista della Porta）而言，观相的过程建构在双轴之上——肉体符号的选择和结合。人相学制定的语言并不是受身心因素影响的个体的具体现实，而是在可能的物理性证据间所作出的选择。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出纳员拉坦齐奥·格里尼（Lattanzio Gorini）:“他把东西递给了工薪出纳员，又干又瘦……这个家伙很瘦弱，还是个小个头；他有着像蜘蛛一样的小手和小虫子的嗓音，干起活来像蜗牛一般……”“这个人一边回答，一边用蜘蛛般的手做着手势，嘴里还发出虫子般尖锐的声音……”这应该是这本自传中最细致的形体描写。虽然我们不能在伪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手稿中找到像蜘蛛、小虫和蜗牛这样相似的事物，但是我们在这里找到了相对应的描述：胆小鬼的特征是，身体四肢柔弱、胳膊小、手又长又细、身体侧面小而弱、动作紧绷、没有活力，此外又懒又胆小。《面相论》（Trattatodifisiognomica）中的描述：“过于细小的手简直就是为了偷窃而生的，手指还相当灵巧。”“如果（手指是）小而细的，那么这就是蠢人的特征……如果手指间的间隔太大的话，那么这就是人变化无常、爱嚼舌根的迹象……脚步慢，如果这是与生俱来的，那也表明了一定程度上的懒惰，除非最重要的迹象之间不相互抵触。”“事实上，小而短的步子表明人缺乏完整做一件事的能力。这样的人节约、卑鄙、说谎，狡猾的脑子里满是诡计。”与对其他人的描述不同，切利尼对其外貌所展现出的美德相当有信心。他大致记录了别人对其相貌的一些评论，金匠乌利维耶里·德拉·乔斯特拉（Ulivieridella Chiostra）曾说：“你俊朗的外貌让我相信你是一个正直而诚实的年轻人。”麦当娜·齐亚（Madonna Porzia）曾说：“美德很少能与丑恶共处一室，如果我做了这样的事，我应该极力隐藏作为一个诚实者的美丽容颜。”一位很有名望的哲学家也曾说过：“我从这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了精致的面相和对称的身材。因此，我认为他会言出必行，甚至做的比说的还要多。”从古代开始，性格和性情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从一个人的外貌推测而知的问题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人相学设立了固定的规则，对人物固定的特征进行阅读。这些特征包括身体各部分的特征和整个身体的特征，也包括头发的长度、皮肤的细腻度、肤色、声音、面部表情、眼部的运动、姿势、手势和步态。对切利尼外形描述中的人相学理论的应用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简要地看一下源自希腊的这种描述方式的本质。这种描述方式对切利尼自传当中的此类描述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动物艺术的历史与所有形式的艺术同时出现，因为动物是当时首先挑战人的艺术能力的主题。在伊索寓言中，动物可以拥有强大的想象力。在动物的帮助下，常识和通向生活的真实方式产生了。这对于人相学是必不可少的。

二、科学性的人相学体系建立

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哲学思辨指向“对应理论”（theory of correspondences）。这种理论认为，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因相似性而彼此联系。在《斐多篇》中，灵魂转生的主题使得人与动物的结合再次出现。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历史》（Histoira Animalium）一书中提到了他对人和动物心理的对比性研究。这为上述的“对应性”提供了科学基础。我们从书中获知，有些物种是“性欲特别强，例如山鹑”，同时“其他物种更倾向于贞洁，例如整个乌鸦群体”；在动物的道德品质方面，书中提到，“卑鄙而奸诈，例如蛇”。亚里士多德的手稿为我们系统地整理了此类资料。它一开始就探讨了可能用来处理这一主题的方法——动物学的方法是过去最早使用的方法。人相学的“科学性”建立起来，自此在人格研究、古代文学中人物描写技巧的研究中扮演了活跃的角色。波勒莫（Polemo）（88—145）跟随亚里士多德的引领，特别倾向于展现人与动物之间的密切联系。伽林（Galen）（129—216）是巧妙地将亚里士多德人相学研究中人与动物的紧密联系与情绪在身体里循环的理论结合起来的第一人。在4世纪，阿达曼迪斯（Adamantius）的《面相学》（Physiognomonica）中不断提及人与动物之间的对照。另一部正式的专著是匿名作家所写的《拉丁面相学》（Physiognomonia Latina），这也是人们最常提及的一部专著。

文艺复兴时期，幸存下来的人相学经典专著主要是希腊作品：伪亚里士多德的《面相学》（Physiognomics），以及古希腊辩论家波勒莫说明文的几个版本或简写本；例如阿达曼迪斯和伪阿普列乌斯学派（Apuleius）的作品，而后者还包含部分卢卡斯（Loxus）的专著。据统计，出版于1483—1619年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的7个版本中（4个拉丁文版、1个希腊文版、2个双语版），除了1483年出版的拉丁文版之外都收录了《面相学》，同时在16世纪，这篇文章总共出版了49次（希腊文、拉丁文和意大利文）。让我们将目光转回切利尼身上。在16世纪，人相学仍然很受欢迎。其中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有关人相学作品的出版物数不胜数。科克莱斯（Cocles）于1504年出版了其名著《颅相和面相》（Chyromantieac Physionomie Anastasis）。米开朗基罗·比昂多（Michelangelo Biondo）的《以脸识人》（De Cognitione Huminisper Aspectum）于1544年在罗马出版；1548年，他校订了皮耶特罗·德阿巴诺（Pietrod'Abano）的作品（面相学论）（Decisionesphysionomiae）。同年，据报道，琼蒂尼（Giutini）正在准备一部作品，其主题仍是人相学和相手术。1549年，这部作品在里昂（Lyon）出版，拉丁名为（人性之相）（De Fiversa Hominium Natura）。

16世纪末，曼泰加扎·巴提斯塔·德拉·波塔出版了《人相论》（Della Fisionomia dell'uomo）。当然，我们不能假设德拉·波塔与切利尼有私人交情，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当时人相学很是流行。人相学并不需要在理论的层面得到认同。它最需要的是简单的参考手册，可以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所以，如果人相学在当时是一个大众现象，那么切利尼对其感兴趣就不足为奇了。艺术与传统文化中的人相学之间的紧密关系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根据色诺芬（Xenophon）的说法，苏格拉底曾经和画家帕贺塞斯（Parrhasius）有过一次谈话。在谈话中，他们提到面部表情的变化与心情有关，也与诸如宽宏、慷慨和卑鄙这样的道德品质有关。这正是在艺术领域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在这个领域见证了所谓面相式描绘（physiognomic portrait）的诞生。而面相式描绘不仅仅是人相学或现实的同义词，而是表明了对于代表人物肉体特征的描绘与对心理表现的研究是结合在一起的。

波尼奥·格利寇（Pomponio Gaurico）（1481—1530）的著作《论雕塑》（De Sculptura, 1504年）中有一章完全讲述人相学。其中包含了动物形象的对比。如果你需要艺术和人相学之间存在联系的证据，或更确切地说，体现动物化外貌的证据，那么提香（Titian）晚期的绘画作品《慎之寓言》（Allegoriadella Prudenza,1566）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同时，艺术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正如切利尼所说：“维特鲁威（Vitruvius）与其他人都说过，一个人如果想要从这种艺术，那么他一定要在音乐和绘画上有些特长……”文学和文艺也是如此。切利尼熟悉三种“设计的艺术”（artsofdesign）并在某一时刻甚至打算用寓言的形式把它们呈现出来。他可能也认为它们一定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为他会时不时把它们称作一种艺术：“所有设计的艺术，就是指雕塑、绘画和建筑。”从切利尼作品中发现的文学描述可能表明了传统人相学研究与肖像雕塑之间存在明显的关系，也可能表明了两者之间有进一步的联系。人们可以进一步搜寻艺术与文学资料，对此加以证明。

切利尼基于人物好或坏的面相描述，把人分为好人和恶人。但他其实产生了一种误解，因为他只是将人物的体型、肤色、头发和声音等作为解读人物性格和性情的标准。很早人们就注意到，好的和坏的情绪不断出现之后，就会在脸上留下印记。同时，人们也注意到，每一种特定的情绪都有其表现方式。因此，动作、姿势和面部表情应该纳入切利尼的描述之中。因此，人相学是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分支学科。阿尔贝蒂（Alberti）尤为注重一点，他指出身体的运动应该总是显得大方得体。好像是受到了阿尔贝蒂说法的启迪，达芬奇提倡描述性绘画应具有情感功能，催促画家应该描绘唤起观者情感的人物形象。他全心全意投入到人物类别的面相描述上，使得许多早期评论家认为他已经成为了一名技艺精湛的人相学者，而其他的一些评论家则认为他已经就这个主题写出了一部特别的著作。达芬奇并没有考虑人体的固定结构，尤其不认为人脸能显示人的思维和性格。另一方面，这里有着一个长久存在的问题，即面相学究竟是巫术还是科学。对切利尼而言，他非常可能认为面相学是一种巫术而非科学——这种对于面相学的误解在他那个年代很常见。虽然早期的经典面相学主要侧重描述性，但之后中世纪的作家尤为注重面相学的预言性以及和占星术有关的方面。他们的著作也经常背离经典，而转向手相学、指甲研究（Onychomancy）、钥匙占卜（Clidomancy）、观足学（Podoscopy）、痉挛测病术（Spasmatomancy）以及其它预测性传说和巫术的分支。显然，切利尼跟从了当时的潮流，忽视了人相学是科学还是巫术的争论。对他来说，有时人相学甚至与神话和巫术有着相同的定义。这也是当时艺术界的一个普遍看法。

本文从切利尼自传当中身体描写的特征出发分析了其中的传统面相学因素的影响。切利尼对身体的描写与其说理性，不如说更具强烈的想象性，这使得他的自传更有叙述性，但同时也减弱了其作品的可靠性。从表达上看，也可管窥当时的传统文化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影响。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淀，无论是写作还是绘画抑或雕塑，都不可避免的打上了时代和环境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