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研究现状

如上所述，传统的史学范式和西方的学科范式是迄今有关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的两个主要取向，它们虽然都有一定的存在合理性，但都不能揭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本质。

（一）传统的史学范式

大致在“西学东渐”的近代之前，中国学者主要秉承史学范式，侧重目录学历史的梳理。时至今日，仍不乏学者竟其余绪，满足于对历代目录学史实的描述及其历时性变化过程的揭示。

1．中国古代目录学长期以来一直从属于历史学

历史上，自东汉班固（32—92）作《艺文志》列为《汉书》中的一卷，即预设了目录学从属于历史学的宿命。近人江人度[生卒年不详，光绪十八年（1892）就读两湖书院]云：“艺文一志，列于《汉书》，后世遂以目录归史部。不知班氏断代为书，秦灭以后，所存篇籍，自宜统加收纂，以纪一代之宏观，而目录家岂可援以为例？”江氏又曰：“史氏可以编艺文，而目录不得登乙馆。”江人度认为，班固作《汉书》辟《艺文志》专篇以纪典藏，可称善举，但这和目录学在学科上的归属并没有必然联系。然而，中国古代恰恰持守着将目录学从属于史学的传统。

南朝萧梁时期的阮孝绪（479—536）首次将目录列入《七录》的著录范围。他在《七录·纪传录》中列“簿录”类，著录包括《七略》在内的各种“名簿”和“官目”计36种。这是我国“书目之书目”的最早见存，并成为《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在史部设立“簿录”类的先响。《唐六典》卷10记录秘书省所藏图书，且裒为四类，“乙部为史”，史部之下又分十三小类。其中，“十三曰《略录》，以纪史策条目”，著录《七略》等三十部目录，计二百一十四卷。《旧唐书·经籍志》（以下简称《旧唐志》）易“簿录”“略录”之名为“书目”；《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唐志》）易名“目录”，并归之“史部”。嗣后，中国古代的官私书目多以“目录”为类名，将目录类文献归属于“史部”大类之下，从而也预设了目录学的基本定位以及对于目录学的学科接受视角。所以，张尔田（1874—1945）在为孙德谦（1869—1935）《汉书艺文志举例》一书所作之《序》中指出：“目录之学何昉乎？昉乎史。”

宋代的郑樵（1104—1162）和清代的章学诚（1738—1801）等学者都自觉地致力于目录学的理论探讨，他们的《通志·校雠略》和《校雠通义》分别代表了各自时代有关中国古代目录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正如他们的书名所显示的那样，郑、章皆有意将目录学纳入“校雠学”的范畴。然而，校雠学本身也是从属于历史学的。郑樵《校雠略》是其纪传体通史《通志》的一部分；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则与其史学名著《文史通义》互为表里，也是典型的史学著作。历史上，刘向、班固、刘知几（661—721）、郑樵、章学诚乃至陈垣（1880—1971）、余嘉锡（1884—1955）、刘咸炘（1896—1932）、王重民（1903—1975）、姚名达（1905—1942）、来新夏（1923—2014）等古今著名目录学家都首先是以史学成就名世的历史学家，他们的目录学理论和实践无不接受着历史学一般理论、方法和原则的规范，包含着某种史学眼光的审慎。因此，他们的相关成果与其说是独立学科意义上的“目录学研究”，毋宁说是循文史思路而展开的“目录学史研究”。其全部学术努力不是非历史地追问目录学应该是什么，而是历史地追问目录学曾经是什么和曾经变成了什么。理解目录学、回答目录学的意义和存在，就是“理解、把握和集成某种历史”。

2．重视对目录学史的勾勒和书目史实的爬梳

当史学范式成为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的主流话语，目录学研究就被转换为和简化为对书目的历时性勾勒以及对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目录学史实的爬梳。

阮孝绪是我国历史上首位对目录本身展开研究的学者。《七录·序》云：“凡自宋齐以来，王公缙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七录·序》十分重视对历史上的目录学家及其“名簿”和“官目”的历时性勾勒，内容涉及我国目录工作的起源和发展，包括从孔子整理六经述及刘氏父子校书编目，班固“因《七略》之辞，为《汉书·艺文志》”，直到四部书目的产生和演化。在此基础上，阮孝绪重点讨论了历代主要书目之间的传承关系并分析各书目的特点及其得失醇驳。因此，《七录·序》可视为我国现存第一部有关目录学史的研究篇什。例如，《七录·序》曰：“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中经》）为朱紫有别。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删正，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

嗣后，《隋志·簿录序》等承绪其事，降及近现代的相关论著则日臻完善了目录学学科史的体例。迄今为止的中国古代目录学成果，也基本上都是以“目录学史”的面貌呈现的。以专著为例，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许世瑛（1910—1972）《中国目录学史》（台北中华文化事业委员会1954年印行）、吕绍虞（1907—1979）《中国目录学史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等都冠以“史”字。这些“史”著皆致力于书目知识的挖掘和历史现象的还原，揭示目录学精神和重建目录学的现实意义并不构成其思考的重点。一些未冠“史”字的著作，如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昌彼得（1921—2011）与潘美月合著以及该社1995年出版的胡楚生的专著皆名之为《中国目录学》，但两书也未能摆脱史学范式的约束。

受益于学术期刊的发达，近代以来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研究论文。这批论文一方面聚焦于个案的研究，内容涉及某书目的作者、编撰情况、类表结构以及书目提要的有无及其得失等等。另一方面，也重视两种或两种以上书目传承与流变关系的揭示与比较。例如，对六分体系演化为四分体系的分析，对《千顷堂书目》与《明史·艺文志》（以下简称《明志》）之间渊源关系的研究等等。但它们仍是以史学视野为首要原则，以文史考证为主要方法，其研究思路基本没有超越“目录学史”的学术规范。

史学范式对历代重要目录学家和主要书目的史实梳理及其发生、发展的历时性勾勒，为我们呈现了有关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基本知识及其演进历程，并成为进一步建构古代目录学理论体系的基础。然而，史学范式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过分重视对历代精英目录学家和经典书目的研究。

诸如，刘向、班固、郑樵、章学诚等学者以及《汉志》《隋志》《四库总目》等书目一直是学界长期聚焦的对象。然而，中国古代书目的数量极其繁夥，据来新夏主编的《清代目录提要》可知，仅“清人所编目录”即达“三百八十余种”。而“英雄榜”“花名册”式的罗列，难免挂一漏万，导致绝大多数目录学家及其书目都在“非经典”的名义下逸出了研究的视野。

其次，史学范式缺乏对目录形式框架背后的精神揭示和理论提炼。

史学范式以揭示历史现象的真实为研究取向，重视史实的梳理，无疑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求实学风。但它“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再现历史现象的要求被毋庸置疑地凌驾于挖掘目录学精神的要求之上”。由此形成的研究成果多局限于认知层面，事实陈述多于意义阐释。即使偶有一得之见，亦多成饾饤，淹没在无限资料的比排和罗列之中。甚至满足于在学科内部衍生大量无关紧要的命题，诸如四分体系的确立者是郑默（213—280）、荀勖（? —289）还是李充（349—362或365）；《七略》到底有没有互著和别裁，等等。我们从中获得的只是有关经典书目的某些确切知识，诸如《四库总目》的编撰年代、实际编撰者、分类体系乃至有多少则凡例或案语，其基本内容是什么等。由此，中国古代目录学堕落成了一门自闭于学术文化之外的考证之学。

（二）西方的学科范式

在“西学东渐”的近现代语境下，中国古代目录学无可避免地被放置在了与西方科学主义的目录学的对比之中。我们知道，学科化是西方近现代学术的典型特征，科学（science）一词的语源本意即为“分科之学”或“分科治学”。学科范式的基本特点是在厘清研究对象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确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真理标准。这种实证方法主要包括以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为代表的逻辑分析和数理论证，以及以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为代表的经验观察与实验验证。建立在学科化范式基础上的西方目录学，重视文献标引和文献组织的客观化，从而也赢得了远远凌越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检索效率。因此，西方目录学也被视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最高参照范本，以西方“他者”为镜像反思古代目录学学理上的不足成为研究的主流。

必须承认，以西方学理为观照，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古代目录学的认识，从而避免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局限于“中国”和“古代”的时空维度自说自话，也有助于在中西对比的层次上，平实地展开并呈现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个性特征。但中西对比主要是在“求伍于他人”的理念下进行的，这不仅误解了“对比”的本质，也导致中国古代目录学个性特征的澌泯。简言之，它是以曲解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本质为代价的。

1．厘清目录学的研究对象

在类似“书目又称目录，它是著录一批相关文献，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组织而成的一种揭示和报导文献信息的工具”的现代目录定义中，与文献著录、组织与揭示等无关的内容都被排除在了目录学“学科”之外。然而，中国古代目录学既有与“学科”意义上的现代目录学相同的内容，也有与后者相异的旨趣。

一方面，中国古代目录也致力于呈现文献秩序，以便实现检索文献的目标。例如，“歆于是总群书”所“奏”之《七略》以及“删其要，以备篇籍”的《汉志》都反映了一批文献的秩序，说明若干看似杂乱无章的文献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相应地，书目提供的文献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兑现了检索文献的要求。又如，管庭芬（1797—1880）《海昌艺文志》记海昌一地艺文，卷首列姓氏韵编，以备检索。

另一方面，由《七略》《汉志》肇端的中国古代目录学并没有将自身价值限定在作为文献秩序以及提供文献检索的层次之上，而是要进一步指陈学术秩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和人伦秩序（“申明大道”“大弘文教”）。从《汉志·总序》可知，秦始皇“燔灭文章”是“以愚黔首”的重要举措，而战国以降的“书缺简脱”则意味着“礼坏乐崩”，文献兴衰直接对应于政治沉浮，说明书目不仅是形式主义的分类著录体系，也具有政治文化层面上的内涵。大致而言，“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和刘向的部分校雠工作主要是从物理文本的角度恢复因“燔灭文章”和“书缺简脱”而导致的文本缺失。而刘向“条其篇目，撮其旨意”的校雠工作以及刘歆“总群书”的分类编目工作则主要致力于纠偏“以愚黔首”和“礼坏乐崩”的文化现状，并进一步对“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的文化失序予以规范，从而回归仲尼及其七十弟子“微言大义”的文化法度。

总之，“依刘向故事”的中国古代目录学既有作为文献秩序的表层结构，也是暗含文化秩序的深层结构，本质上构成了古人认识文献、进而阐释文化的一套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但在西方式的现代学科范式观照下，这些“非目录学”的内容或者遭遇到了“批判”或者被无情地“祛魅”了。例如，蒋伯潜（1892—1956）指出“严格言之，研究学术源流派别，是学术史底任务，不是校雠目录学底任务。分类编目者，固须对于学术史有深切的研究，洞悉历代学术源流，所分之类方能妥当；而且分类明确的目录，确是研究学术史绝好的史料。但不能把目录学和学术史混为一谈，把学术史底工作，全部强纳于校雠目录学底范围中。所以条别学术源流，至多只能说是分类编目底一种成绩或效果，不是校雠目录学底本身的工作。”蒋氏之论，以及20世纪80—90年代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持续批判，本质上都是要以“学科化”为原则努力将“非目录学”的内容剔出目录学的领地。而对类似“申明大道”“大弘文教”的责难更是扇焰扬波，声势甚壮。例如，杜定友（1898—1967）曰：“盖《（四库全书）提要》作者本无分类标准可言。儒、杂之分，在乎其人，而不在乎其学。褒之贬之，本无所据，惟以孔门弟子尊之为儒，以遂其尊圣卫道之念而已，所谓非客观之也。”杜氏之论的本质是认为，非客观化的“尊圣卫道”并不符合“学科化”的目录学思想，因而需要“祛魅”。

然而，古代目录既要建立表层的文献秩序从而达到检索目的，又要建立深层的文化结构从而规范文化和建构社会秩序。它突破了有限的外在结构，表达着无限的思想文化洞见，具有极其深刻的本体论意识。西方学科化的“领地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实证精神对这些更为本质的内容采取了一瞑不视的态度，从而也误读了古代目录学的本质。

2．追求客观化和逻辑化的研究方法

西方近现代“科学”强调主客二分，作为主体的研究者独立于作为客体的研究对象。因此，西方目录主要体现为形式主义的字典式目录和以学科属性与文献主题概念的逻辑类项为分类标准的分类目录。它们的最大特点是不带任何主观情感、信念或意愿，严格持守客观化的原则。例如，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的《资本论》若按作者姓氏音序，将被排列在字母M的位置，若按书名音序将被排列在Z类。在分类目录中，《资本论》则被根据学科属性分到了“政治经济学”类目之下。这里，马克思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以及《资本论》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巅峰之作的崇高地位，都不构成改变其位置和顺序的理由。

中国古代目录中的文献秩序主要是通过分类来建构的，但古代分类既不等同于形式逻辑分类也与文献的学科属性关系不大。例如，经史子集四部体系即跟逻辑或学科无涉。又如，《四库总目·子部》包含的知识门类颇为猥杂，作者根据“治世者所有事”“小道之可观者”“旁资参考者”及佛道“外学”为原则，将十四个子目概括为四个层次，是典型的根据文献价值的现实地位为依据而做出的划分。《四库总目·子部类序》曰：“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故次以术数。游艺亦学问之余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艺术。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观者也。诗取多识，易称制器。博闻有取，利用攸资，故次以谱录。群言歧出，不名一类，总为荟粹，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杂家。隶事分类，亦杂言也，归附于子部，今从其例，故次以类书。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愈于博奕，故次以小说家。以上四家，皆旁资参考者也。二氏，外学也，故次以释家、道家终焉。”

这说明文献并不是客观的知识论存在，而是人伦意义上的价值论存在。同样，古代的提要、序言乃至凡例、案语等书目元素，也都采取了明确的导向性话语，努力将文献白纸黑字背后的人伦内涵揭示出来。例如，《汉志》对恢复仲尼及其七十弟子“微言大义”之文化法度的追求，就直接落实在对诸如《道家类序》这样的导向性话语之中。其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这里，道家有“其所长”；而其“及放者为之”的不足，主要体现为“绝去礼学，兼弃仁义”等与儒家相抵触的思想。

显然，知识论意义上的学科或逻辑原则，并非古代分类的重要约束。但近现代以来的古典目录学研究，基本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西方化的逻辑与学科化道路。

我们知道，术语是学科化研究的核心要素，凝聚着学科的基本特征。“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古代目录学中的一些主要（甚至全部）术语也走上了西方化的道路。例如，认为古代的“提要”就是西方的“摘要”，古代的“箴线”“韵编”“通检”就是今天的索引，都是显例。在西方学科范式视野下，学者们普遍相信，目录中所表达的东西一定是合乎逻辑的，面对文献就像面对其他物件一样，这就把目录范畴和逻辑范畴等同了起来。这一认识思路，集中体现在对“类”概念的认识上。姚名达认为，我国类书及其分类体系实为“现代最进步之主题目录”。杜定友认为：“自来部次图书，首重类例。类例者，犹今之分类也。”昌彼得、潘美月曰：“所谓的‘类例’，即是现今习称图书的分类。”事实上，古代书目分类不像近现代分类那样通过明确的类名范畴，建构一套关系裸露、法则繁琐的描写主义的形式体系，而是疏通、空灵，不滞于形且以意统形、心凝形释，努力建构出一种削尽冗繁的意义结构。《说文》云：“类，种类相似，唯犬为甚。”段注云：“说从犬之意也。类本谓犬相似，引申假借为凡相似之称。”强调“类”的相似，而不是性质相同。《周易·乾·文言》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类”不是事物性质的集合，而是功能的归类。所以，《汉志·六艺略》中的“易”与《数术略》中的“蓍龟”，《六艺略》中的“诗（经）”与《诗赋略》中的“歌诗”等等，虽然“性质”近同，但功能各异，因而被分到了不同的类目之下。基于同样的道理，《四库提要》讥《道藏目录》将仙道合一为不当，实未得其中三昧。又如，《四库总目·类书类小序》曰：“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皇览》始于魏文，晋荀勖《中经簿》分隶何门，今无所考。《隋志》载入子部，当有所受之。历代相承，莫之或易……其专考一事如《同姓名录》之类者，别无可附，旧皆入之类书，今亦仍其例。”类书列在子部，虽无学科化的理据，但却“有所受之”，符合中国人的文化感受。

总之，西方分类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范畴，所谓的“类”，是具有共同属性的事物所组成的自然类，符合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要求。而中国古代没有形式逻辑，用西方的思想索解中国古代的“类”，无论裁剪得多么周到和精致，都不能揭示出中国古代“类”的义理韵味和精神内涵。不假思索地运用西方学理来研读古代目录学，总给人一种“洋腔洋调”的感觉，与其说是在“分析”古代书目学，不如说是在“规范”古代目录学。这也是在用西方的方法论对古代目录学进行了近百年的圆说和修补之后，关于类、分类、类名等概念至今仍不清晰的主要原因。

3．确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真理标准

现代目录以二次文献作为身份标签，只是“揭示和报导文献信息的工具”，查全、查准、查快的检索效率是其反省的唯一维度。从根本上说，这是“把科学看做一种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获得知识”，即把目录当成实现文献检索目标的工具性手段，目录“科学”变成了有关文献著录、组织和检索的“技术”，因而特别重视对著录、组织、检索等技术手段的完善。作为工具的技术是建立在“计算理性”之上的，最有用的技术被认为是最确当的技术。于是，目录学就被简化为如何计算出一个文献服务效率最大化的目标以及达到这个目标的可行路径的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法（cost—benefit analysis）等经济学原则也成为衡量目录学价值的主要方法。然而，技术只是在常识的水平上理解目录学，只能解决目录学的具体问题，思想的力量难以进入其中。

而“标准”就是重要的“技术”要素之一。我们知道，近代西方科学旨在“去掉一切个人的因素，说出人类集体智慧的发现”。相应地，《文献著录总则》《检索期刊条目著录标准》等各种“标准”以及《中图法》《图书在版编目数据》等虽无其名但有其实的各种“标准”，都反映了对“公度性”的追求。如《中图法》就是用人工语言以及符号化的分类代码，以克服自然语言的“个人因素”，从而彰显其公度性的。由此形成了一套貌似精准、实质僵化的技术系统，本能地抑制着人的创新精神，人成了系统的奴隶。

相比而言，中国古人对文化秩序的追求高于对文献秩序的追求，因此，“确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真理标准”并不是古代目录学的根本关切。在中国古代，技术本身并不能独立存在，它无法“逃逸”社会文化语境而只在文献整理的操作层次上获得独立发展。例如，古代目录中类别体系的设置需要同时考虑该体系与社会文化是否协调。又如，古代的“互著”表面上是关于书目著录的技术，即章学诚《校雠通义·互著》所谓“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著，以便检稽”，从而彰显实践效度。但是，《校雠通义·互著》又曰：“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互著在技术层面之外，还要兑现“部次流别，申明大道”的内涵。因此，互著不仅是以检索效度为取向的技术问题，更是一种人文表达。而当效率不再是技术的唯一反省维度，以泯灭主体能动性为特征的“公度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在中国古代，书目的编制事实上也几乎没有任何“标准”可言，不仅分类体系有六分、四分、五分、七分、八分、九分、十二分等区别，同为四分的郑默《中经》、荀勖《晋中经簿》、《隋志》《崇文总目》《四库总目》等四部书目的具体类别体系也迥不相侔。同样，源自刘向《别录》的叙录（亦称书录、书叙），后世又发展出传录体、译才体、辑录体、提要体、序跋体、读书笔记体等形式与内容皆各具特色的体式，也见证了“标准”在中国古代目录学中的无效。

综上，中国古代目录学与其说建构文献秩序以便利于文献检索，毋宁说建构文化秩序从而净化社会风气、引领社会和谐。因此，技术本身从未被提纯出来予以独立运思以求精进，以限制人的主观能动性为代价的各种“标准”也不构成古代目录学的底色。

4．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式微

近现代以来，因歆羡西方形式主义目录的现实效用，中国古代目录学被强行纳入西方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之中，技术、效益及其物质层面上的实用性成为相关研究的主要视角。西方现代学术是以学术分科以及研究的系统化、逻辑化为前提的，通过借鉴西方学理，学者们普遍意识到学科独立是现代新兴学科的基本标准，并自觉地将中国古代目录学作为一个学科、一门学问来研究，古代目录学的相关史料第一次被从西方科学意义上的“目录学”的角度予以认读，有助于人们看到前人看不到的东西，也获得了郑樵和章学诚等“先儒未得而闻”的一些认识成果。并且，“一个现代学科必须具备当代意识以及当代文化基本的精神特征、价值观念和表达方式，这也构成了我们判定一个研究课题是否有意义的基本标准”。

然而，当古代目录学的西方化改造在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并貌似完成了学科现代化之后，我们却不无遗憾地发现，中国古代目录学因背弃了其特有的人文精神而成为没有文化生命的纯粹的工具或符号。于是，理性的西方目录学获得了普遍意义，而中国古代目录学则只具有特殊意义；西方目录学的发展程度高，中国目录学的进化水平低，中国古代目录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批判和质疑，如杜定友即认为传统四部分类“不完全，不概括，太简单，不合时，不合论理，无秩序，不普通，无标准，无远虑，无世界眼光，无科学思想”，他甚至得出了“中国无目录学”和“中国无分类法”的结论。

总体上，目录学研究的这种“外语化”，有其深刻的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

首先，其学术背景是世界范围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自然科学化。有鉴于实证精神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功，十九世纪末以来的许多人文社会科学也自觉效仿自然科学，以“事实”和“逻辑”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方法成为研究人文社会问题的主流方法。它默认社会制度、人类经验、个人或群体的价值目标都是自然的，因而也是可以且只能用自然方法予以说明的。并且，只有达到了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解释或说明，人文社会学科才算达到了“科学”的要求。同样，在目录学中，人们认为认知文献进而认知文化世界的唯一合适的方法就是理性的方法，其他方法都是不可接受的。然而，人文社会科学以人文社会现象与问题为对象，研究目标与自然科学也不尽相同。拿目录学来说，比照自然科学建立起来的目录学，将文献当作抽象的对象之物，舍弃了具体文献的现实意义，人的主体性也在主客二分的规训下遭到了无视。

其次，就其社会背景而言，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是在20世纪初受到“西学东渐”的冲击和影响而起步的。它是中国被西方坚船利炮打败后，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时而自觉接受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结果，其核心特点就是基于单线进化论和实证原则，得出中学不如西学的结论。而在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今天，我们无须再鹦鹉学舌般地操持着西方学理，亦步亦趋于西方的话语。当代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们，会生成不同的文化类型，记录不同文化类型的文献也是千差万别的。相应地，条理文献的目录学也旨趣有别，西方目录学并不是自明的普遍性公理前提。

今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自然科学化已经受到广泛的质疑，21世纪的中国也已经不是晚清时期的封建帝国。然而，借鉴西方学理来认识中国古代的书目实践，并建构相应的目录学理论，仍是今人研究的主流原则。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有不同于西方的、特色自成的目录学。按照西方学术标准建构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学科范式，必将因不能回应精神层面上的文化问题而丧失有效性。这就需要我们立足于中西之“异”，在充分反省“汉话胡说”（即用西方学术语言分析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研究方式的基础上，努力回归“汉话汉说”的研究轨道，从中国古代目录学自身形式和内容的总和出发，分析其固有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