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古代目录学三大内容旨趣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

中国古代目录学中的技术、知识和信仰既有表面上的不一致，又具有内在精神上的高度一致性，堪称是辩证的统一。

首先，中国古代目录学中的技术、知识和信仰是统一的整体。

庄子“庖丁解牛”的典故旨在揭示形下之“技术”上达“依乎天理”之“道”的必要性及其可能路径。同样，古代目录学中“部次甲乙”的技术也是以“因其固然”、上达知识和信仰为依归的。例如，明代官私书目多重分类检索，但主流分类仍以经、史、子、集四部体系为圭臬，因而也直接回应了传统文化重经史、轻子集的学术主张。明代书目多首列“制书”，也是对皇权崇高地位的确认。甚至1909年，学务公所印刷处铅印的《河南图书馆书目》将中外图书分为经史子集丛和“时务”六类中，六类之首仍为“圣训”。并且，经史子集四部首列“御选、御纂、钦定”各书，“用昭敬慎”。说明作为技术的分类，必须与学术类别以及政治教化与人伦彝常的整合达成共识，才能确证自身的合法性。

《晋书·郑默传》曰：“（默）起家秘书郎，考核旧文，删省浮秽，中书令虞松谓曰：‘而今而后，朱紫别矣。'”虞松[魏正元元年（254）任中书令]赞扬郑默《中经》的分类体系伦叙清晰，达到了“朱紫”有别的境界。《论语·学而》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朱熹（1130—1200）《集注》云：“朱，正色，紫，间色。雅，正也。利口，捷给。覆，倾败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胜者常少，不正而胜者常多，圣人所以恶之也。利口之人，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人君苟悦而信之，则国家之覆也不难矣。'”显然，“朱紫”之典表明，郑默《中经》的文献分类工作，本质上也是社会政治工作。文献的“朱紫”之别，直接对应于社会文化的“郑声”与“雅乐”、“是”与“非”、“贤”与“不肖”之别。表明书目技术或知识本身必须受到主体道德的规范，而社会公正又处于价值判断的首位。同样，在《四库总目》中，《史部·传记类》下又列出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等三级类目。其《序》曰：“一曰圣贤，如《孔孟年谱》之类。二曰名人，如《魏郑公谏》之类。三曰总录，如《列女传》之类。四曰杂录，如《骖鸾录》之类。其杜大圭《碑传琬琰集》、苏天爵《名臣事略》诸书，虽无传记之名，亦各核其实，依类编入。至安禄山、黄巢、刘豫诸书，既不能遽削其名，亦未可薰莸同器。则从叛臣诸传附载史末之例，自为一类，谓之曰别录。”这里的三级类目首先是对史部传记文献的进一步划分，从而具有文献检索的价值。如《碑传琬琰集》诸书“虽无传记之名，亦各核其实，依类编入”，即因交代了分类原则而便利于文献的检索。同时，该《序》也有考辨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等各类文献学术渊源的用意。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类别次序的编排，还反映了在儒家正统观念之下，不同的人物良莠有别、高低有序的社会现实，从而将文献分类直接与现实中的人物评价相联系，文献的分类过程成为现实中的世界和人的象征定位过程，因而在更高层次上回应了目录如何“申明大道”的问题。又如，《四库总目·史部·地理类》下的三级子目为：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其《序》云：“其编类，首宫殿疏，尊宸居也。次总志，大一统也。次都会郡县，辨方域也。次河防、次边防，崇实用也。次山川、次古迹、次杂记、次游记，备考核也。次外纪，广见闻也。若夫《山海经》《十洲记》之属，体杂小说，则各从其本类，兹不录焉。”这里，三级类目的编排以宫殿居首，从大到小，由内而外，秩序井然，也是兼具检索技术、学术考辨和申明大道的统一整体。我们知道，不论就天而言还是就人而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理论体系皆包含着贵贱尊卑的等级关系。目录学通过文献排序参与维护社会人伦秩序，无疑有助于养成循礼守法、贵贱不逾、温良恭顺的社会风尚。从目录体系中，可以窥测理想的社会模式，古代文化的精神旨趣和道德关怀也具有了目录学的学科依托。

中国古代目录学技术、知识和信仰三者的统一，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语源本义中亦可读见。“辨章”一词渊源甚早，《尚书·尧典》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史记·五帝本纪》曰：“九族既睦，便章百姓。”《后汉书·刘恺传》曰：“职在辩章百姓，宣美风俗。”清人王引之（1766—1834）在《经义述闻》三《平章百姓》中指出，平章、便章、辩章中的平、便、辩三字互为通假，义为辨别。目录对文献（以及背后学术）的区分，和政治上对民众的分类管理是一致的，书目也是“为治之具”，包含着深刻的“道术精微”。“考镜”又作“镜考”，同样具有政教人伦内涵。《汉书·谷永传》“愿陛下追观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镜考己行”，注曰：“镜，谓监照之；考，校也。”镜考有借鉴它事以自省的意思。可见，章学诚是在传统文化的特殊语境下使用这一术语的，文献分类本质上就是对世界和人的分类，文献规整性的“小序”可以折射出世界和人之规整性的“大序”。

其次，三者之间有时并不能取得完美统一，这就需要确立优先顺序。

《四库总目·凡例》第十二则云：“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今所录者，率以考证精核、论辨明确为主，庶几可谢彼虚谱，敦兹实学。”表明《四库总目》重视“义理”“褒贬”等形而上的内涵，但又强调它们必须以形而下的事实知识为前提，从中可见四库馆臣在面临学术考辨和申明大道的不一致而产生的焦虑。又如，明代官私目录多以“小序解题并无”的甲乙簿录为主要体式，直接与明人重视检索功能有关。显然，优先原则的不同选择，直接导致了对目录结构和形式的不同的倾向性设计。

但总体上，中国古代先贤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学术是为大道服务的。正如《荀子·劝学》所云，“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显然，信仰高于知识，知识高于技术，从技术到知识再到信仰，呈现出价值层次递增之势。钱穆比较中西学术指出：“（西方）诸艺皆独立在人之外，人乃从而学之，此则学为主而人为从，乃为孔子所深戒……故孔子教人学六艺，乃必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与道不同。苟徒知游于艺以为学，将使人没于艺，终必背于道。”因此，儒家以建立秩序、维护人伦为判断文化现象的根本标准。重伦理，即是重社会秩序，儒家之学行全部聚集于伦理政治。同样，“中国历代书目的编制者，并没有去思考‘书目’和书架上庋藏的图书顺序有什么关系。他们所考虑的，一是如何将图书‘学术系统化’，二是如何在书目中传达出教化思想”。总之，“申明大道”的“教化思想”在中国古代目录学中处于优先地位，其次是学术考辨，而排检则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杜定友认为：“我国目录学者未尝以检查方法之是否便利而加以研究也。”杜氏之嗤点，正反映了“技术”在中国古代目录学中等而下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