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代目录学的学术价值

当参照西方学理只能得出中国古代目录学“落后”“愚昧”甚至“没有”时，一些坚守传统的学者们挺身而出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价值进行辩护，他们以叶德辉（1864—1927）、张元济（1867—1959）、余嘉锡、刘纪泽（1901—1960）等为代表，陈钟凡（1888—1982）、李笠（1894—1962）、刘咸炘、赵万里（1905—1980）、潘景郑（1907—2003）、张舜徽（1911—1992）、程千帆（1913—2000）之伦互为唱和。其基本思路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检索技术虽不如西方，但“技术”并非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唯一价值。相反，中国古代目录学是定位在学术层次上的。相应地，清人王鸣盛（1722—1797）《十七史商榷》“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等旨在标榜古代目录学学术价值的名言锦句也在频繁征引之列，由此形成了与致力于“批判”古典目录学分途并鹜的另一个目录学流派。其本质是立足于中西之“异”，认为中西目录学各有系统，也各有自己的特殊性，两者不是先进与落后的问题，强为比附，难免葛藤纠缠。

（一）古代目录学学术价值的具体内涵

梁启超指出：“夫目录之书，裨学有四：载籍浩博，决非一人之力所能尽藏，所能尽读，流览诸录，可以周知古今图书之大凡。有解题者读其解题，虽未睹原书亦可知梗概，为裨一也；书籍孳乳日出，亦散亡代谢，赖有遗录，存彼蜕痕，虽器实已沦，尚可识其名数。又某时代、某类书实始创作或作者独多，某书在某时代已寥落罕闻或散亡最剧，综而校之，学风见焉，为裨二也；稀见秘书，识者知珍，孤微仅存，流传有绪，博稽诸家著录，可以称其展转储藏之所在，按图索骥，或整理流通，或取裁述作，为裨三也；学术分化发展……业成专门，门类区分，或累代递迁，或因人而异，博观互校，得失斯见，循此以称学海之派分渊汇，察艺林之莩坼条敷，知类通方，此其跬步，为裨四也。”

笔者认为，古代目录学的学术价值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揭示以“三代”为节点的学术“源”“流”；二是考辨具体学术问题；三是揭示学术发生、发展的长程历史。

1．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一书中完整地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命题，该书《自序》开宗明义指出：“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反过来，《校雠通义》也是一部专志于考辨学术源流的著述。其《自序》曰：“今折衷诸家，究其源委，作《校雠通义》，总若干篇，勒成一家，庶于学术渊源，有所厘别。”“辨章学术”和“考镜源流”两者互文见义，所“辨”者乃学术之“源流”（而非学术的其他方面）；所“考”者乃“学术”之源流（而非学术之外的其他源流），“辨章学术”和“考镜源流”皆矢志于学术源流的清晰呈现。那么，什么是学术之“源流”呢？

（1）学术“源流”的本义

《章氏遗书外编》卷第十七《和州志二》曰：“夫文字之原，古人所以为治法也。三代之盛，法具于书，书守之官。天下之术业，皆出于官师之掌故，道艺于此焉齐，德行于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为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官守而存师法者也。不为官师职业所存，是为非法，虽孔子言礼，必访柱下之藏是也。三代而后，文字不隶于职司，于是官府章程、师儒习业，分而为二，以致人自为书，家自为说，盖泛滥而出于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纷然矣（六经皆属掌故，如《易》藏太卜，《诗》在太师之类）。书既散在天下，无所统宗，于是著录部次之法，出而治之，亦势之所不容已。”章学诚把繁芜的“学术”问题化约为“源”与“流”的分殊，既溢美“三代盛时”之“源”，又痛诋“三代而后”之“流”。

首先，“三代之盛”的学术之“源”具有下述几个基本特征。一是在学术主体上，“法具于书，书守之官”；二是在性质与功能上，学术以“法治”为务，兼包“道艺”、并蓄“德行”，直接襄赞政治教化；三者，这一堪称理想的学术范型集中体现在“《周官》六篇”中，六篇所叙职官既是行政岗位也是师法所在，反映了官师不分因而政教一体、治学合一的学术气象；四是，作为个案，孔子“述而不作”的六经，“皆属掌故”，共享“三代之盛”的学术品质与荣光。因此，“孔子言礼，必访柱下之藏”，作为“私人”的孔子必访作为“官府”的“柱下”以为其“言礼”之据，故亦不失“同文为治”的官学本色。

其次，“三代而后”的学术之“流”，则不复“三代之盛”的法度。一是在学术主体上，“文字不隶于职司”从而逸出了官府的掌控，于是“人自为书，家自为说”；二是在性质与功能上，“官府章程、师儒习业，分而为二”，遂致政教分离、治学殊途；三者，“《周官》六篇”无由纲纪这些“既散在天下，无所统宗”的图书、学术，“著录部次之法”（目录）于焉产生。

显然，章学诚的学术“源流”并不是泛指学术发生、发展和演化的长程历史，而是聚焦于以“三代”为节点的两个层次和二重境界，两者反映了不同的精神视域和价值认同：“源”意味着遥契大道的正面价值；而相对负面的“流”只有通过复古原则和家法还原，从而回归“源”的境界，才能实现对现实之“流”的纠偏。《汉志诸子》篇曰：“官司失其典守，则私门之书，推原古人宪典以定其离合；师儒失其传授，则游谈之书，推原前圣经传以折中其是非。其官无典守而师无传习者，则是不根之妄言，屏而绝之，不得通于著录焉；其幸而获传者，附于本类之下，而明著其违悖焉。是则著录之义，固所以明大道而治百家也。”通过“推原”，那些“不根”之书就能屏在著录之外；即使“幸而获传”，也能通过“附于本类之下”的源流疏浚，揭明其“违悖”所在。就此而言，他以“考镜源流”相号召的目录学，目的是要回应“不根”或“违悖”之学的现实，具有明显的道学认同和返本情结。他在《宗刘》篇中为正史、名墨两家、集部、类书、钞书等后世“新出”文献类型撰写序言，也是要在“以流证源”的历史回溯基础上，“以源定流”，实现对“流”的规范。所以，《校雠通义·叙》要“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坟籍之初”。《原道》则曰：“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因为“后世文字”属于学术之“流”；而“六艺”“皆属掌故”，是“三代盛时”的产物。所以，《补校汉艺文志》曰：“以道器合一求之：则阴阳、蓍龟、杂占三条，当附易经为部次；历谱当附春秋为部次；五行当附尚书为部次。纵使书部浩繁，或如诗赋浩繁，离诗经而别自为略，亦当申明源委于叙录之后也。”“阴阳、蓍龟、杂占”作为“流”，附于“易经”之“源”即可上达三代之道，其他“历谱”“五行”亦有所附从而返本大道之“源”。而“或如诗赋浩繁，离诗经而别自为略”不能在分类上揭示其“源”，“亦当申明源委于叙录之后也”，即通过序言的形式补救性指出其“源”。

《和州志艺文书序例》云：“学者苟能循流而溯源，虽曲艺小数、诐辞邪说，皆可返而通乎大道。”又曰：“夫欲辨古书正伪以几于知言，几于多闻择善，则必深明官师之掌，而后悉流别之故，竟末流之失，是刘氏著录，所以为学术绝续之几也。不能究官师之掌，将无以条流别之故，而因以不知末流之失，则天下学术，无所宗师。”追溯源头就是返本大道，从而“辨古书正伪”“竟未流之失”，实现对现实之“流”（也是“器”）的图书、学术的框限。他还从“道器”的角度认证“源流”。认为时间意义上的“源流”分殊，也是哲学层面上的“道器”之别，因而又是应然理想与实然当下的判分。图书、学术由流溯源，就是因器见道，也就是从实然回归应然。《文史通义·与朱沦湄中翰论学书》曰：“文章学问，毋论偏全平奇，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每一具体图书，都有“道”的指向。但“道”是“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因而往往隐而未发，需要通过源流的梳理才能揭示出来。

综上，章学诚认为学术包括“三代盛时”之“源”的理想境界和“三代而后”之“流”不复三代法度的现实两个层次，学术研究的主要目标即在于通过“源”“流”的疏浚，返本三代之“道”。而目录学“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正是要推动学术由“流”溯“源”从而“宣明大道”，由此也给出了关于“目录之学”的另类叙事，并赋予了目录之于学术文化的能动性功能——目录学可以能动性地改造三代以降的学术之“流”，使其上达“三代盛时”学术之“源”的理想境界。

（2）对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误读

然而，后人并未理解章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本义，集中体现在下述两大方面。

一方面，将学术“源流”等同于学术之“史”。钱穆（1895—1990）认为，章学诚是“从学术史观点来讲学术”。但所谓“学术史”，无论从什么角度定义都应该包括学术发生、发展的主要过程及其历时性演化的谱系特征两大方面。“主要过程”虽不囊括所有，但不能回避重要的历史细节；“谱系特征”则要求在描述“主要过程”的基础上揭示其动态的变化规律。然而，章氏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只是专志于以“三代”为转捩点的“源”“流”判分，而不究心于学术长程历史中每一个潮起潮落的细节。并且，章氏对学术“规律”的总结也聚集于“源”“流”二分话语及其不同的层次与境界，而不是从发生、发展的相对完整的过程中揭示学术演化的规律。因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中的“源流”有其具体指涉，与广义的学术之“史”并非全等关系。

另一方面，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简化为考辨具体学术。《校雠通义·焦竑误校汉志》篇曰：“盖类有相仍，学有所本，六艺本非虚器，典籍各有源流。”章氏所究心者，乃典籍之源流，而不是具体而微的个别学术问题。然而，正如余嘉锡所云：“目录之书，既重在学术之源流，后人遂利用之考辨学术。”这里，余氏混同“学术之源流”与“学术”之迹清晰可辨。

诚然，目录通过对“每一书”的著录与提要（或小注），以及通过分类和序言对“一批书”的组织与解说，一方面确实具有考辨学术之“史”（而不仅是“源流”）的功能。因此，中国古代的学术史主要被“定位在学术宗旨和源别派分上，因而以‘目录体’或‘学案体’为其表现形式”。当然，除了“目录体”与“学案体”之外，另有《庄子·天下》、司马谈（? —前110）《论六家要旨》等学术史专论。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考辨与一书相关的个别问题。诸如，通过目录考辨一书作者、版本、内容等。在这一意义上，学界认为古典目录具有学术史和考辨具体学术问题之功能的定位或认识皆属洞见，但却并非“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题中之义，章氏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超越了学术史与具体学术问题的层次。事实上，章氏痛诋“甲乙簿录”与“考订文字”这两类书目类型，表明他也认识到目录具有梳理学术史（而不局限于源流）和考辨具体而微的个别学术问题的价值，但他认为两者都只是“小焉者”。他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是超拔于常识性认知，以三代为节点判分学术的“源”“流”，从而也踩到了广义学术史上的关键性鼓点。该命题涉及“轴心时代”中国学术的革命性裂变，沉潜到了“学术的本质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等宏大问题，其思想远比执着于广义学术史或考辨个别学术问题的认知深刻。

2．对具体学术问题的考辨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一书重点发挥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强调“以能叙学术源流者为正宗”“此即从来目录学之意义也”。但余氏显然是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与对具体学术问题的考辨等同了起来。他在《目录学发微》第一卷《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中总结古代目录学的学术考辨价值计有六条，为王欣夫（1901—1966）《文献学讲义》所取信。王先生指出：“以上六条，故友余氏嘉锡所启示，实为精辟之论，学者由此类推，而目录学的用处才能深广，科学研究的必先通目录学又可概见了。”并于六条之下各举例证予以说明。今参酌余、王二家，并补以例证，以明目录学在考辨具体学术问题上的价值。

第一，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

从古典目录的发展历史来看，“考辨古籍真伪和图书整理编目工作是同时并举的两道工序”，刘向校书之际，即颇为留意于辨识图书之真伪，如他怀疑《神农》二十篇为“李悝及商君所说”。班固《汉志》也多著录古书考辨成果，明注“依托”者七，“似依托”者三，如道家《力牧》二十二篇下注云：“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又如，小说家中注伪托者有多种，而《黄帝说》四十篇下更注称：“迂诞依托。”班固还根据刘歆《七略》的著录，判断东方朔（前161—前90?）作品的真伪。《汉书·东方朔传》曰：“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据《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张衡（78—139）亦曾以“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为据，证明谶纬是伪书。同样，在《晋书·曹志传》中，曹志（? —288）以“按录无此”断言《六代论》非曹植（192—232）所作。

又如，明代目录学家胡应麟（1551—1602）在所著《四部正讹》中明确提出考核伪书之“八法”，其首要二法为：“核之《七略》以观其源”和“核之群志以观其绪”。即从《七略》考求文献渊源，并根据各史《艺文志》或《经籍志》了解其发展与变化情况。清代学者崔述（1739—1816）的《古文尚书辨伪》共分二卷，专辨传世本二十五篇《古文尚书》之伪。卷一分“六证”和“六驳”，六证之一题为：“孔安国于壁中得《古文尚书》，《史记》《汉书》之文甚明，但于二十九篇之外复得十六篇，并无得此二十五篇之事。”这里所谓《汉书》，实指《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书序》。六证之五题为：“十六篇之文，《汉书·艺文志》尝引之，与今书二十五篇不同。”也直接以《汉志》为据。姚际恒（1647—约1715）所撰《古今伪书考》辨62种古书之伪，《汉志》《隋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题解》和《四部正讹》等古典目录，也是其主要取资。

第二，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

例如，《礼记正义》卷一引郑玄（127—200）《目录》以证明：《曲礼》在刘向《别录》中属于制度；《乐记》原本由十一篇组成；《冠礼》在大小戴《礼记》及《别录》里都列为首篇。又如，从《荀子·儒效篇》“曾不如相鸡狗之可以为名也”与《吕氏春秋·士容篇》“齐有善相狗者”等记载来看，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即已出现相狗之术，1972年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则出现了《相狗经》一书。然而，“案历来簿录家，未闻有《相狗经》，仅《汉书·艺文志》形法家中有相六畜卅八卷，相狗经应是其中之一”。显然，原本独立的《相狗经》被《汉志》等书目（即所谓“历来簿录家”）根据自己的理解合并到了《相六畜》一书之中，直接导致《相狗经》的湮没不彰。同样，《汉志》“杂赋”有《杂禽兽六畜昆虫赋》十八篇、“杂占”有《人鬼精物六畜变怪》二十一卷等等，也浑言“六畜”而不予分别，无疑也直接影响到了人们对相关文献的理解。

第三，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

例如，《南史·陆澄传》载陆澄（425—494）之语曰：“世有一《孝经》，题为郑玄注。观其用辞，不与注书相类。案玄自序所注众书，亦无《孝经》。且为小学之类，不宜列在帝典。”王俭（452—489）答曰：“疑《孝经》非郑所注。仆以此书明百行之首，实人伦所先。《七略》《艺文》并陈之六艺，不与《苍颉》《凡将》之流也。郑注虚实，前代不嫌，意谓可安，仍旧立置。”这里，王俭根据《七略》《艺文》（即《汉志》）认为，《孝经》“陈之六艺”，属于儒家经书，而非类似《苍颉》《凡将》那样的“小学”类文献。又如，《史记·管晏传列》张守节[约与唐明皇（685—762）同时]《正义》引《七略》曰：“《管子》十八篇，在法家。”查《汉志》可知，《诸子略·道家》著录《管子》86篇，《兵书略·兵权谋》则云：“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等“二百五十九种”。由此可知，《管子》的主体（86篇）为道家著作；其中的18篇（或86篇之外另有18篇），被《七略》定为法家，而《汉志》则定其性质为兵权谋类、并以重复著录的名义“省”了。再如，《晏子》8篇，《汉志》列为《诸子略·儒家》，可知该书的性质定位。但唐人柳宗元（773—819）《柳河东集》卷4《辩晏子春秋》认为，《晏子春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宋晁公武（1105—1180）《郡斋读书志》、明焦竑（1540—1620）《国史经籍志》等书目皆承此说而入之墨家。

第四，因目录访求阙佚。

例如，据《隋书·牛弘传》记载，牛弘（545—610）通过“比梁之旧目”，发现隋初实存文献“止有其半”，并据此进一步提出了访求遗佚的建议。事实上，中国古代曾编制过许多“阙书书目”，以作为搜访遗书的依据，如宋人编制书目的一个重要动机即在于据以确定哪些文献属于“遗书”的范围，《宋会要辑稿·崇儒》所谓“访求《（崇文）总目》以外，别有异书”“以《中兴馆阁书目》点对，如有未收之书，即移文本处取索”，由此可见官府书目在确定“遗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宋代官府还编制了大量的阙书目录，以加强文献搜访工作的针对性，如太平兴国九年（984）所编《搜访书目》《艺文志见阙书目》《秘书省四库阙书目》等等皆是。又如，近人吴引孙（1851—1921）于1893年编制的《有福读书堂书目》将藏书分为经、子、史、集、艺、丛、医、试、说、教、阙十一类，据书前《序例》可知，其中的“阙”是指：“旧书每多残缺，岂易尽获全璧？凡有难得之书，不以缺少书卷而弃置者，特另编‘阙’类附之，以俟异时购配。”

第五，以目录考亡佚之书。

据《隋书·牛弘传》，牛弘曰：“案刘向《别录》及马宫、蔡邕等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并说古明堂之事。其书皆亡，莫得而正。”牛弘正是通过《别录》等目录而考知这些亡佚之书的。《隋书·牛弘传》又指出，北齐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缺犹多”，这是利用目录确定图书的残缺情况。《隋志》著录“梁有今亡或今残”，亦可据以考见图书亡佚。又如，《别录》是刘向叙录的结集，见著于欧阳修（1007—1072）《新唐书·艺文志》，由此可以推定《别录》在唐末五代之前尚存。

第六，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

据《唐会要》卷七七载，唐玄宗开元七年（719）下诏详定《子夏易传》。刘知几曰：“《汉书·艺文志》，《易》有十三家，而无子夏作传者。至梁阮氏《七录》，而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韩婴作，或云丁宽作。然据《汉书·艺文志》，《韩易》有二篇，《丁易》有八篇。”鉴于作者及篇目皆舛，他“深以为疑”。司马贞（约生于676—679间，卒于732或之后不久）曰：“按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但此书不行已久。今所存者，多非真本。又荀勖《中经簿》云：‘《子夏传》四卷，或云丁宽所作。’是先达疑非子夏矣。又《隋书·经籍志》云：‘《子夏传》残缺。梁时六卷。今三卷。’是知其书错谬多矣。”“王俭《七志》引刘向《七略》云：‘《易传》子夏，韩氏婴也。’今题不称韩氏，而载薛虞记，其质粗略，旨趣非远，无益后学。”显见，刘知几和司马贞之质疑《子夏易传》，无不以目录为据。

总体上，余先生一言以蔽之的“目录之学为读书导引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的总结，基本上都停留在具体文献或学术之考辨的微观层次。在《古书通例》一书中，余氏又指出：“或得一古书，欲知其时代、撰人及书之真伪，篇之完阙，皆非考之目录不为功。”也聚焦于具体的“一古书”。此外，参考来新夏的相关观点可以发现，古代书目还具有下述学术考辨的功用。

首先，了解图书的本身状况。

即通过目录的著录、提要、分类等因素，获得具体文献的书名、撰者、卷数、版本、内容、存佚、流传等信息。如《四库总目·子部·谱录类》唐陆羽（733—804）《茶经》的提要曰：“（陆）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号桑苎翁，复州竟陵人。上元初，隐于苕溪。征拜太子文学，又徙太常寺太祝，并不就职。贞元初，卒。事迹具《唐书·隐逸传》。称羽嗜茶，著《经》三篇”等作者的生平事迹。由此可知陆羽的相关生平信息。又如，通过朱彝尊（1629—1709）《经义考》可知相关文献的“存、佚、阙和未见。”通过《汉志》著录可知，中国早在秦汉之际即出现了足球专著《蹴鞠》二十五篇；结合《汉志》文献著录可证，小学类的“《别字》十三篇”即扬雄所著《方言》；通过宋尤袤（1127—1202）《遂初堂书目》、清代官修《天禄琳琅书目》的相关著录可以获得文献的版本信息，等等。

其次，指示门径和辅导读书。

汉代大儒王充（27—约97）在《论衡·案书》中指出：“六略之录，万三千篇，虽不尽见，指趣可知。”说明通过目录的著录和分类揭示文献内容的性质与得失，可以达到唐代目录学家毋煚《古今书录序》所谓“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的信息认知。近人缪荃孙（1844—1919）《积学斋藏书志序》认为目录具有“开聚书之门径”和“标读书之脉络”的功能。例如，《四库总目》史部正史类《旧五代史》提要曰：“是书虽文不及欧阳，而事迹较备。”《宋史》提要云：“自柯维骐以下，屡有改修，然年代绵邈，旧籍散亡，仍以是书为稿本，小小补苴，亦终无以相胜。故考两宋之事，终以原书为据，迄今竟不可废焉。”又如，张之洞（1837—1909）《书目答问·正史·补注表谱·考证之属》注曰：“此类各书为读正史之资粮。”《书目答问》附《輶轩语·语学第二》认为：“《四库提要》为读群书之门径。”类似的评论，无疑为读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所以，清朝学者江藩（1761—1831）《经解入门·目录之学第三十二》曰：“盖目录者，本以定其书之优劣，开后学之先路，使人人知某书可读，某书不当读，则为学易而成功且倍矣。吾故尝语人曰：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而据陈垣《余嘉锡论学杂著序》，余嘉锡“之略知学问门径，实受《提要》之赐”，其问学“是从《书目答问》入手”。

3．揭示学术发生、发展的长程历史

上述有关目录学学术价值的总结，多局限于微观层次，似稍失烦琐。事实上，目录是秩序化的文献清单，分类则是赋予文献以秩序的重要手段。而每一类中的众多文献，又主要是根据时代为次排列的，正如《四库总目·凡例》第七则曰：“至其编次先后，《汉书·艺文志》以高帝、文帝所撰杂置诸臣之中，殊为非体。《隋书·经籍志》以帝王各冠其本代，于义为允，今从其例。其余则概以登第之年、生卒之岁为之排比，或据所往来倡和之人为次。无可考者，则附本代之末。释道、闺阁，亦各从时代，不复区分。”显见，《总目》除了对诸如帝王以及“无可考者”等少数极端情况之外，主要是根据撰者的登第或生卒年作为文献排列的依据。因此，同一类目之下的众多文献，事实上形成了历时性的秩序系列，因而也呈现了该类文献学术的长程历史，正如郑樵《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指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俱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认为分类具有考镜历代学术的源流正变及其学术发展大势的功能，宏观文化认知尤其是关于文化知识的体系是通过目录的类例获得的。

与分类相得益彰的序言、提要乃至凡例、案语等目录体制，亦附益分类，致力于揭示某学术门类的“源流”。尤其是层次有别的各类类序，往往专就某类学术立论，更是考辨学术源流的重要体式。例如，《汉志·春秋序》云：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这里，作者从历时性的角度，介绍了《春秋》类文献的缘起（“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右史所记即《春秋》）、文本的生成（“周室既微”，孔子“口授弟子”以及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发展（“末世口说流行”）以及现状（“《公羊》《穀梁》立于学官”），从而为读者揭示了《春秋》类文献发生、发展的大致概貌。

因此，目录可视为文化的体系性建构，涉及整个学科或某个门类的发生、发展及其流变。谢国桢（1901—1982）认为，目录学“也可以叫做‘史学史’”，从中可以“看见我国人才蔚出，学术发展的历史”。例如，根据《汉志·小学》的类例及其类序可知，所谓“六书”是指六种字体，而与“象形、指示、会意”等六种造字条例无关。鲁迅（1881—1936）《中国小说史略》首章“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直接摘录《汉志·小说家》所著录的十五家文献及其《序》而入说，第三章篇题复为“《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可视为运用目录考辨一类学术的典范。胡适在为孙楷第（1898—1986）《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所作《序》中指出：“孙先生本意不过是要编一部小说书目，而结果却是建立了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中国研究小说史的专门学者。”又如，潘晟通过《汉志》分析中国古代地理学的源流和特点，指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人文化倾向，早在《汉书·艺文志》中即已经奠定了基础。”

总之，目录能够从历时性演化的角度分析学术发生、发展的长程历史，具有学术史的性质，从而也超出了考辨“一本书”的层次；当然，亦超越了章学诚狭义“源流”的范围。而基于这种长程考索，书目还有助于掌握古籍总的基本情况。例如，由《汉志》可知，汉代“中秘”所藏文献的总数是“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而据《隋志》，唐初包括亡佚和残阙以及道佛在内的典籍有56881卷。又如“《汉志》没有史籍的独立门类，只在《六艺略》的春秋家后附录了23家、948篇。而到《隋志》，不仅把史部标为一大类，而且著录存亡史籍有874部、16558卷，较《汉书》增加多倍，从而还可以了解到历史书籍发展增多的情况”。显然，目录对某一或某类文献的著录，能够反映学术的消长，“窥见学术之盛衰，文化之升降”。再如，“据《隋书·经籍志》，注《汉书》者二十一家，共六百二十卷，而注《史记》的只三家，共九十五卷”。由此可见《史记》以“训诂代本字”，比追求“文章尔雅，训辞深厚”的《汉书》更易于识读，所以注本相对较少。同样，俄国学者马卡罗夫在《法与国家的相互关系》一文中指出：“数十年来，在文献目录中，介绍国家和法相互关系的文献仅有6种，这一情况并非偶然，它是极权国家非法化的反映。”正是有见于书目在掌握文献总体情况中的价值，许多学者多以书目为治学的入手门径。例如，国学大师王国维（1877—1927）研究学术，先“讲目录学，以窥见某种学问或某个问题材料的多少或有无”。

然而，近现代以来对古典目录学学术价值的刻意强调，是以默认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检索功能不昌为前提的。不仅如此，为了强调“中国特色”，学者们更多地看到了书目在学术考辨上的正面意义，甚至夸大了书目的学术价值。

（二）对古典目录学学术价值的反思

古典目录是结合具体文献著录而形成的分类体系，记录和反映了文献及其关系以及文献背后的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具有毋庸置疑的学术考辨价值。但书目首先是关乎文献的著录清单，具有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六艺》所谓“《艺文》据籍而纪，其于现书部目之外，不能越界而书，固其势也”的自性特征，对它的学术价值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1．书目在考辨学术过程中的局限性

古代目录与它所反映的学术之间并不存在严谨的对应关系，两者只是点与面的对应。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诸子》即曾通过比较《史记》中有关篇章和《汉志》的异同，认为《史记》在叙述学术渊源方面优于《汉志》，详见第四章第七节。我们认为，古代目录以“文献著录”为主要形式和突出特点，这既是它的优势所在，同时也构成了其考辨学术时的局限。

第一，目录是一批文献的著录结集，只能反映有文献（一本本“书”）记载的文化。例如，大量青铜制品的出土表明，我国早在商周时期青铜冶铸业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因没有即时出现相关“专著”，所以，在早期目录中没有留下任何关于青铜冶铸业成就的蛛丝马迹，无法通过目录考辨相关学术。

第二，目录以一本本书（而不是一篇篇文章）为著录单元，往往只能反映一本书的整体学术信息，而不能将该书所有篇章的学术信息完整地反映出来。例如，《天官》是《周礼》六篇中的一篇，其中有关酿酒技术的记述（如“辨五齐（剂）之名：一曰泛齐，二曰醴齐”）在目录中难以反映出来。同样，作为《礼记》的一篇，《月令》中诸如“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之类酿酒注意事项的内容也不能直接从目录中考辨而得。

第三，由于种种原因，目录往往不能“通记有无”从而反映全部文献，更遑论反映学术文化的全部了。例如，《汉书·楚元王传》曰：“元王亦次《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汉书·京房传》和王符（约85—约163）《潜夫论》中的《贤难》《考绩》两篇都提到西汉经学家京房（前77—前37）著有《考功课吏法》。然而，《元王诗》和《考功课吏法》皆不见著于《汉志》，无法藉以完整地考辨汉初诗学或西汉官吏考核制度。

第四，目录是对“现有”（有时也包括“曾有”）文献的著录，而从某一学术文化类型的产生到该类型学术文化被总结为一本本“专著”，再到目录将这些“专著”著录在册，整个过程往往包含漫长的时间跨度，从而导致目录在考辨学术源流时难免出现时滞。例如，“宋元两代，乃是‘说话’伎艺表演与话本小说编撰的繁盛期，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时期的公私目录，却对此毫无反映”。

第五，囿于“文献著录”这一刻板形式，目录在著录时还必须考虑到文献的实际情况。如清《四库总目》鉴于墨家、名家、纵横家发展到清代已“寥寥不能成类”，分别只有两种、三种和一种，于是全部归入杂家，所谓“杂之义广，无所不包”。这样，不仅不能考辨墨家、名家、纵横家的学术源流，就连“杂家”也不再是班固所谓“兼儒墨，合名法”的诸子学派之一了。

第六，中国古代目录学是一门“自性”学科，具有独特的学科知识和学理结构，只有对目录学有深刻的“专业”了解，才能对学术文化做出准确的考辨。例如，清儒王念孙（1744—1832）是清代训诂学大家，但他因没有掌握目录学的相关知识，在校勘《汉志》“《曲台后仓》九篇”时也犯了错。其《读书杂志》曰：“后苍下脱‘记’字。”王念孙认为，“曲台后仓”当为“曲台后仓记”。但事实上，《汉志》著录有“蒙省”之例，在“礼类”所著录的《（礼）记》《明堂阴阳》《王史氏》《曲台后仓》这一组相关文献中，后三种都“蒙”第一种《（礼）记》而“省”了那个“记”字。因此，诚如杨树达（1885—1956）指出：“王说似矣，而实非也。”

2．目录在文献理解和文化接受上的能动作用有待进一步揭示

章学诚“用社会进化和学术思想发展的观点，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目录学史中编制目录的方法、理论和观点”。但与其“学术史”一样，章氏的“目录学史”亦区隔为“源”和“流”两大阶段：一是“《七略》的体系，是结合着我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并且溯源于《周官》，以部次当时所有的重要图书资料”，此乃践行了“考镜源流”理念的黄金古代目录的理想模型；二是《七略》以降的目录（他泛称为“四部”或“著录之法”），则已不复《周官》和刘氏法度。

一方面，章氏反复伸张：“刘氏父子渊源流别，最为推见古人大体”（《章学诚遗书·信摭》）；“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无著述之故也”（《校雠通义·原道》）；“然自有著录以来，学者视为纪数簿籍，求能推究同文为治而存六典识职之遗者，惟刘向、刘歆所为《七略》《别录》之书而已”（《和州志艺文书序例》）。

另一方面，他痛诋后世著录因源流意识的缺位而导致对目录学精神追求与意义建构的放逐。他认为其表现形态有二：其一，把目录做成簿录。《校雠通义·焦竑误校汉志》所谓“未悉古今学术源流，不于离合异同之间深求其故；而观其所议，乃是仅求甲乙部次，苟无违越而已”。其二，把目录做成校勘。《章氏遗书·信摭》所谓“校订字句”“争于字墨”，留意于“鱼鲁豕亥之细”。

显然，目录学也存在“源”“流”之别，它与图书、学术的二元判分相同步。这样，既树立了目录学的正面标杆（以《七略》为代表的“源”），也揭橥了其反面（以“四部”为代表的“流”）疏失，从而提出了“四部”之“流”如何才能回归《七略》之“源”的问题。总体上，他认为著录、解题和分类（包括作为分类补充手段的互著和别裁）、序言都必须以“考镜源流”为职志，才能完成当下的现实目录（流、器）向黄金古代的理想目录（源、道）的回归。《校雠通义·宗刘》曰：“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学术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讨论流别，以使之恍然于古人官师合一之故，则文章之病可以稍救，而《七略》之要旨，其亦可以有补于古人矣……《七略》之古法终不可复，而四部之体质又不可改，则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别之义，以见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书之要法。”

从分类的角度来看，“四部”虽是历史的必然，即认可其存在合理性，但必须通过序言“附以辨章流别之义”，从而回归《七略》“古人官师合一”的“要旨”。“而郑樵顾删去《崇文》叙录，乃使观者如阅甲乙簿注，而更不识其讨论流别之义焉，乌乎可哉？”同样，互著和别裁，也是考镜原委，从而“竞末流之失”的利器，远远超越了“徒为甲乙部次计”的层次。《校雠通义·互著》认为：“古人之申明流别，独重家学，而不避重复著录明矣。”《校雠通义·别裁》则曰：“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他在《和州志艺文书序例》又总结指出：“夫篇次可以别出，则学术源流无阙间不全之患也；部目可以互见，则分纲别纪，无两歧牵掣之患也。学术之源流无阙间不全，分纲别纪无两歧牵掣，则《周官》六卿联事之意存，而《太史》列传互详之旨见。”

总之，章学诚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仅要考辨学术的“源流”，还致力于“竞末流之失”，使“非法”之“流”回归“三代盛时”之“源”，实现“天下文字”的经世价值，而目录正是促使“流”回归于“源”从而遥契三代之道的重要路径，具有解构和重塑学术文化的能动性。说明目录不仅是一个文献整序结构，也是文化整序体系，表征着一个文化图式。因此，书目不是被动的反映论，而是具有对于文献理解和学术接受的反作用。例如，三教九流或九流十家中的“九流”，已成为人皆可道的常识。然而，汉初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仅论及道、儒、墨、名、法、阴阳“六家”。梁启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书后》云：“刘歆《七略》踵谈之绪，以此六家置九流之前六，然以通行诸书未能尽摄也，则更立纵横、杂、农、小说四家以广之，彼为目录学上著录方便计，原未始不可，若绳以学术上分类之轨则，则殊觉不伦。”梁先生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一书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依梁氏之说，诸子别为“九流”并不符合学术实际，而只是出于图书分类（不是学术分类）的权宜之计。但由于《汉志》的目录导向作用，至今流传的仍然是“九流”，而不是“六家”。显然，目录的体系性决定了它对文化发展的内在建构形式具有权威性，有助于形成一种对文献理解和文化接受上的态度、看法或观点，反映了目录学极其深刻的能动价值。又如，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四库全书总目》作为我国封建时代学术理论的最后总结，在前人的基础上，将丛谈、辩订、箴规之类的说理文从小说领域中清除出去，同时也将那些多参神异、怪诞不经的作品从史部退入小说家类，使我国古代小说观念与范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演变历程后，使小说这一文体最重要的两种文体特征：叙事性和虚构性，得到了进一步凸显”。由此可见，《四库总目》对我国“小说”概念及其创作的现实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说，“古代目录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而且还暗藏着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里绵延发展的文化密码”。

兹以康有为（1858—1927）《新学伪经考》卷三《汉书艺文志辨伪》中的观点为例，对目录学的能动作用做进一步的分析。

康有为初刊于1891年的《新学伪经考》计十四卷，重点指出清儒所诵法的许慎（约58—约147）、郑玄等“汉学”并非汉代之学，而是王莽（前45—23）“新”政权之国师刘歆所造之学，故称“新学”。全书的核心观点是，“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而刘歆得以遂志的主要原因在于借“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总体上，康氏之论并不为学界所信服，其弟子陈千秋（1869—1895）、梁启超“亦时病其师之武断”。但康有为缘《汉志》而入说，明确意识到文化只是意味着对于某种目录而言的文化，它已经被作为目录学家的主体及其所使用的目录系统解释过了。目录作为符号化的中介系统，参与学术文化的建构，并积淀为文化模型传之后世，它并不是真实地反映文献及其文化，而是包括书目主体的有意识的解释，文献及其文化已经通过书目的中介作用而部分地“失真”了。

在卷三《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中，康有为指出：“按：刘歆伪撰古经，由于总校书之任，故得托名中书，恣其窜乱。东汉主张古学若贾逵、班固、马融、张衡、许慎之伦，皆校书东观者，其守古学弥笃。盖皆亲见中古文经，故惑之弥甚。通学之徒皆已服膺，其风灭天下，力固宜然。故原伪经所能创，考古学所以行，皆由《七略》也。”“若中秘之藏，自非马迁之为太史，则班嗣之有赐书，杨雄之能借读，庶或见之，自余学者无由窃见。故歆总其事，得以恣其私意，处处窜入。”他认为刘歆“由于总校书之任”而伪造古文经，“古学所以行，皆由《七略》也”。

目录通过文献的汇通与条理表达对文献背后文化的总体看法，成为重要的文化认同机制，左右着人们对学术文化的接受和理解。他说：“古今总校书之任者，皆有大权，能主张学术，移易是非，窜乱古书。先征之今，国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群书纪昀主之，算法则戴震主之。而《四元玉鉴》为中国算学最精之术，戴震于《测圆海镜》提要云：‘按：立天元一法，见于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数》中，厥后《授时草》及《四元玉鉴》等书皆屡见之。’则戴震必见其书，而乃不为著录，盖欲独擅其术也。《提要》之及其目者，乃其不觉流露，不及校删者耳。纪昀力攻朱子，述董亨复《繁露园集》之野，讥《名臣言行录》不载刘元城者数条，其他主张杂学，所以攻宋儒者无不至，后生多为所惑。近世气节坏，学术芜，大抵纪昀之罪也。”这里，他以例证的形式指出，人们大部分的文化认知是经由没有注意到的、或许也不可能全然注意到的目录学方式而获得的。文献世界及其文化体系是存在于书目清单之中的，只有通过书目，一种文化模型的要目才能清晰地显现出来，书目结构因而也成为人们认识和接受文献与文化的必由之阶，也就是清人王鸣盛所谓“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因此，文献及其背后文化的真相并不是直接进入认知领域的，而必须经由书目范畴才能为人所接受和把握，我们不可能站在书目之外审视文献。而书目作为一种结构，是以一种可以追踪其与文化背景之密切关系的方式，对观察到的东西进行解释的结果。它既与可观察的表象物理有关，也与不可观察的深层精神有关。后者决定了书目实际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创造性的系统，目录主体在运用书目整理文献、条理文化时，已经把自己的思想前见投射到了书目之中，从而也重塑了文化体系和知识秩序，并将其建构为一个关于文献与文化的演绎系统。

康有为又曰：“六经皆孔子所作。《诗》三百五篇，《书》二十八篇，《礼》十六篇，《易》上下篇，《春秋》十一篇，乐在于声，其制存于《礼》，其章存于《诗》，无文辞，是为‘六经’。禀于圣制，尊无与上者。《易》之《系辞》，《礼》之《丧服》，附经最早。然《史记》称《系辞》为传，《丧服》亦名传，亦弟子所推补也。自六经而外，皆七十子后学所记，各述所闻，或独撰一书，或合述一书，与经别经，统名曰‘传’，凡儒家言皆是，犹内典佛说者为经，菩萨说者为律、论也。虽以《论语》纪孔子言，以非孔子所撰，亦名为‘传’。”他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既与此前的周公等人无关，亦与孔子弟子无涉。例如，“《易》学为歆乱伪之说有三，而京、焦之说不与焉：其一，文王但重六爻，无作上下篇之事。以为周公之作，更其后也；其二，《易》但有上下二篇，无十篇之说，以为孔子作《十翼》，固其妄也；其三，《易》有施、孟、梁丘，并出田何，后有京氏为异，然皆今文之说，无《费氏易》，至有高氏，益支离也。”亦即，六经之一的《易经》既与文王、周公无关，孔子弟子所作为《十翼》亦不得入经，古文经《费氏易》更是无稽之谈。“唐人尊周公为先圣，而以孔子为先师，近世会稽章学诚亦谓周公乃为集大成，非孔子也，皆中歆之毒者”。

在《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下》中，康有为总结“《六艺略》之作伪，略见于此。而其大端有五罪焉”：

颠倒“六经”之序。《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序，孔子手定；孔门旧本，自《经解》《庄子》、史迁无不以《诗》为首，《书》次之，《易》后于《诗》《书》《礼》《乐》，而先于《春秋》，靡有异说。而歆以《易》为首，《书》次之，《诗》又次之。后人无识，咸以为法，自是《释文》《隋志》宗之，至今以为定制。倒乱孔子六经之序，其罪一也。

西汉以前但有博士之经，即秦火不焚之本，孔氏世传不绝之书，无阙文亦无异本也。歆作古文以窜易“六艺”，或增或改，诸经皆遍，以其伪古经文加于孔子今文经之上。如《易经》本上下二篇，而云：“《易经》十二篇。”此歆所增改也。“《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上《古文经》者，歆作也；下《经》者，博士传孔子之《经》也……以己伪经加孔子真经上，悖谬已极，其罪二也。

博士传孔子学者，《诗》止齐、鲁、韩三家，《礼》止高堂生十七篇，《乐》止制氏，《春秋》止公、谷二家。歆伪为《毛诗》《逸礼》《周官·大司乐章》及《乐记》《左氏传》，于是，论议之间，斥三家《诗》“取杂说、非本义”“《士礼》不备，仓等推而致于天子”“制氏《乐》仅知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公、谷二家口说失真”，诋之唯恐不至，而盛称其伪作之书。后人无识，竟为所惑，孔子真经微而几亡，伪经盛行。其诬毁篡圣，大罪三。

六经皆孔子笔削，包括天人，至尊无并。虽以《论语》《孝经》之美，《王制》《经解》《学记》《庄子》《史记》不以并称。至于小学，尤为文史之末技，更无与经并列者。歆伪作古文以写伪经，创为训诂以易经义，于是以《论语》《孝经》并六艺，又以伪作之《尔雅》《小尔雅》厕“孝经家”，自是六经微言大义之学亡，孔子制作教养之文绝。自后汉以来，训诂形声之学遍天下，涂塞学者之耳目，灭没大道，其罪四。

六经笔削于孔子，礼乐制作于孔子，天下皆孔子之学，孔子之教也。歆思夺之，于《易》则以为文王作上下篇，于《周官》《尔雅》以为周公作。举文王、周公者，犹许行之托神农，墨子之托禹，其实为夺孔子席计，非圣无法，大罪五。

显然，康有为认为《汉志》并不是文献整序的工具与消极表述或传递信息的符号系统，而是通过序言、提要、类例乃至凡例、案语等体式，用一种方向感极强的导向性话语，表达特定的思想与观念，体现出“衡量学术文化的自我尺度，从而也构成了一种极大的能量，左右着人们的文化理解”。康氏进一步指出：“名、法、道、墨诸家，其道不能废者，宜为‘异学略’，附于《七略》之末……今歆编《七略》，以儒与名、法、道、墨并列，目为诸子，外于六艺，号为九流……且儒者，孔子之教名也，既独尊孔子之六经，而忽黜其教号、弟子，与衰灭之教并列……不知歆何怨何仇于孔子，而痛黜之深如此。出于异教之口犹可，出于歆家承儒业者，岂不大异哉。”又曰：“歆抑‘儒家’于九流，其谬固如此。而后之修史者，自班固以下，以《儒林》别立列传，皆囿于歆之邪说。夫《史记》之立《儒林传》，盖武帝以前百数十年间，孔子之学未一统，伏生、申公之伦皆独抱遗经，经略方新，而反侧未靖，《史记》纪其行事，特揭‘儒者’之号，以表异之，事之宜也。若至武帝厉学官、置博士之后，孔子之后淹有四海，而犹拘拘以‘儒’自表，无乃悖乎？”显然，康有为认为，刘歆致力于将客观的文献世界改造为特定的主观观念，并决定了使用书目的人获得了关于文献及其背后文化的特定认知和意义判断。因此，“孔子‘六经’不亡于秦政之烧书，而乱于新歆之校书，岂不痛哉！王允谓：‘不可令佞臣执笔。’若校书之权任，尤先圣大道所寄，岂可使佞人为之哉？”

康有为的上述“诸所主张，是否悉当，且勿论”，但他明确认识到了目录具有重塑文献理解和文化接受的能动作用。然而，“迄今有关古代目录学的所谓学术价值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被动的、反映论的层次之上”。

3．古代目录学学术价值小结

从上述古典目录学学术价值的三个层次来看，所谓考辨具体学术问题，就是对专书、专人、专学作钩沉、搜讨、考释和评论，其基本学风是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所谓“考事迹之实”，反对“驰骋议论”“擅加予夺”。因而，只是一种知性的研究，往往满足于繁琐的枝节性问题的论证；所谓学术史的长程考察就是在“中国古代”的时空语境下勾勒学术发生、发展的脉络及其变化演进的动态规律；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是在区隔以“三代”为节点的学术之“源”与“流”的基础上，通过目录学“竟其流别”的工夫，完成现实的学术之“流”对于理想的学术之“源”的回归。

显然，无论是哪个层次的所谓“学术价值”，固然超越了文献检索的机械物理层次，但都只是在“中国”“古代”的时空范围内，于纸上争短长，相关成果缺乏起码的学科建设关怀。一方面，利用古代目录学从事学术考辨的学者多为文史领域的专家，他们虽有深厚的文史功力，但对现代目录学多无深入了解，其成果并不能为当代目录学提供独特的意义创造。另一方面，图书情报界的学者往往缺乏文史功力，迄今亦鲜见有哪位业界人士能够利用古代目录学具体考辨出哪怕一条或一点“学术”。由于不能身体力行，图书情报界还停留在对诸如“目录学者，学术史也”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类口号式的热情欢呼和简单移植文史学者的成果以证明古代目录学“确实具有”学术价值的低层次水平之上。

综上，当我们“一言以蔽之”地定性中国古代目录学时，恐怕不是说“学术史”就是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其认知背景是在近现代西方目录学传入中国之后，古代目录学“甲乙部次”的检索功能因相形见绌而导致的学术反弹。但是，以文史学者担纲的相关研究，俨然成为与现代目录学理论与实践无关的传统珍玩，既没有世界意识和当代眼光，从而缺乏烛照世界和当代的光芒；更丧失了目录学理论本体，从而不能为当代目录学研究和目录实践提供真正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操作性的所谓“借鉴”。就此而言，文史考辨如何与现代目录学理念取得学科视界的有机融合，应成为未来相关研究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