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史诗时代

纯粹从小说书写的专业技艺层面来说，康拉德的确是一直有麻烦的，他这方面的弱点和他小说大师的成就地位颇不相称，却也饶富趣味，这似乎在在提醒我们，好小说真的不只是专业文学创作初级课堂上教的那一套布局、文字什么的而已，而是你到底想说什么，以及你终究说了些什么，期期艾艾的也好，口齿不清到有点紊乱无序也好。当然，好的书写技艺从来就不仅仅只是纯下游的表达或表演而已，它同时也是某种艰难而且独特的召唤方式或咒语，上溯书写源头叫出来书写者不容易表露甚至不知道自己有的东西，恰恰好因为有这样子的有机联系，让我们不孤立地、切割地去丈量书写技艺本身，更不用黑白二分的成功或失败去判决它，而是某种“程度”的问题，某种被表述之物和表述方式之间的彼此相互询问应答到讨价还价的问题，说的东西够强够好，像康拉德这样的可疑技艺就禁得住折耗，也变得可以忍受（当然也总有一些人不愿意忍受，比方说另一位同样用非母语写小说但技艺惊人精湛的纳博科夫，他的确最看得出康拉德的粗疏），甚至还让某些读者生出一种沙中淘金的自虐乐趣，有着察人未察见人未见的特殊满足和骄傲。不是有相当一些ego较大的人更喜欢这样子吗？

真的，如果我们能不震慑于今天康拉德的巨大声名以及因此而来的一堆溢美之词，老老实实地重读康拉德的小说，我们很容易发现他的“古老”——大概从小说才开头一两页就古意盎然，那就是说故事的人马洛船长，这不是菲尔丁、笛福他们那个现代小说曙光时刻的书写方式吗（借助信函、日记、遗稿、某本远方流传的珍稀之书或某个喋喋不休的人好证实确有其事）？那种层次的真实和虚构负担，书写者和阅读者两造不是早已商量妥当大家都没困扰了吗？老实讲，康拉德这个马洛船长，说来还远远古老于梅尔维尔《白鲸》里那个“既然每个人都死了，那谁负责把故事带回来”的以实玛利，同样从船上历劫或至少目睹了奇怪的事归来，抓鲸鱼的以实玛利无疑比运香料运羊毛木材的同业马洛更灵动自然而且还更可信，他不只是个你忍不住会问“为什么事情发生时他都正好在场”的旁观者见证者而已，以实玛利同时仿佛无可遁逃于天地之间地卷入了亚哈船长这趟疯狂复仇之旅，最终还靠着那个棺材改成的浮子（充满文学隐喻趣味）才逃得一命；而且，一样唠叨，一样自己一个人不容插嘴地讲完厚厚一部小说，相对于马洛船长已达笨拙程度的平铺直述和话说从头，我们看，“就叫我以实玛利吧。前些年前，且别管究竟是多少年前，我口袋里只有很少的钱，或者没有钱，岸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引起我兴趣的事，我想，我可以航行一下，看看世界的水乡泽国。这是我一向的习惯，用来驱除愁闷，调节血脉……”这般兴高采烈得几乎从纸上跳出来的开场白，可不只是一个独立的、外加的、和内容不发生化学反应的沉沉背景声音而已，更有意思的是，这人看来还不肯透露真实姓名，以实玛利这个上看《圣经》的诡谲化名（亚伯拉罕和婢女夏甲所生的庶子，相传是阿拉伯人的始祖），配合他故事时间的暧昧弹性以及说者和听者的虚实关系，仿佛把阅读者带入到某个港边的小酒肆里，一个不意邂逅的不眠之夜中，同时又像瞬间从人生现实蒸腾而去，融进了亘古的传说寓言世界，里头隐隐有《旧约》严酷上帝的身影。

这才真叫会说故事的人。问题是梅尔维尔的《白鲸》成书于一八五一年，而且在美国，彼时现代小说书写的边陲未开发之地，而梅尔维尔本人比康拉德更不是个科班出身的书写者。

然而，所谓的古老有个奇怪的时间悖论，显得陈旧不堪的通常并不需要几年工夫，有时几天几星期就够瞧了不是吗？但奇怪某些经历了百年千年万年的东西却生鲜如新，现代感十足。前者是被时间耗损淘汰的垃圾，像坏掉而且再没人生产的机器零件，我们称之为过时；后者则不仅有着强韧的抵挡时间力量，甚至时间还倒过头来帮助它，把流光的风蚀化为打磨过程，像埃及金字塔或米开朗基罗的壁画，“太阳晒熟的美果，月亮养成的宝贝”，这我们称之为亘古而常新。这个看起来很不公平的现象，固然也有着机运问题，但其实侥幸的成分不多，是垃圾是珍宝，最终仍取决于事物自身的本质，时间这个无情的力量只是暴现它而已。

这两种古老同时出现并缠绕于康拉德小说中，唯后者的力量远远大于前者，其光芒熠熠照亮了技艺和文字的晦暗。很多人正确地看出来，康拉德写的其实是某种巨大的史诗故事，现代小说一直很乐于宣告这是陈旧、过时乃至于不再成立的老东西，方式上有点像寓言里那只跳了半天遂决定告诉自己葡萄一定很酸的狐狸，唯真正诚实、深刻而且在实践中看出现代小说书写限制的人（因此创作者远多于评论者，唯限于顶尖一层的创作者）心知肚明，现代小说在人性探索的某一面大大跨前一步的同时，也不得不丢失掉某些极珍贵的东西以为代价，某种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巨大而简单”的正面东西，这使得现代小说变得更聪明更机巧更不易受骗同时，始终有某种“堕落感”，你没苍老世故到不感动，但却早已苍老世故到完全不相信它，感动却无法信以为真，因此它成了某种哀伤的、不可能获致的向往，可是它明明又是人曾经普遍拥有而且生活于其中聆听它并传述它的东西，因此它又是回忆和乡愁，是现代小说难以回返的童年幸福时光。

就这样，既在前又在后，既在古昔过去又在伸手不及的未来，招魂和追求同时进行，而更让现代小说无可奈何的是，明明是这么简单、这么素朴到近乎傻气的东西，但一代代这么多聪明而且技艺千锤百炼的书写巨匠奇怪就是再没人写得出来。事实上不只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告诉我们，还包括一代代的大诗人（诗人相信他们才是史诗的后裔，这里一直有遗产继承权之争暗地里进行），“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雪莱和济慈、丁尼生、斯温伯恩以及勃朗宁……但却无一人获得成功”。于是我们不断重复看到的便是，他们热切地谈论（如本雅明）、跨刀翻译甚或参与搜集整理和改写（如卡尔维诺），并在他们辉煌的书写人生中留下些局部的、片段的试写文字（如博尔赫斯的《恶棍列传》和潘帕斯草原高乔人短篇云云），但好像只能在外围打转，史诗故事就在那里，灯火阑珊却咫尺天涯。

然而，在这一堆书写巨匠团团转同时，偏偏有人简简单单地、干干净净地、什么准备或预兆也没有地一提笔就出来了，宛如这几百上千年时间根本没发生过一般，这人就是从印度半岛冒出来的吉卜林，一个文学素养有限、思想高度不足而且连人格都有点可疑的家伙（博尔赫斯几乎是叫嚷出来地说，他怎么可以让吉姆去干间谍“那个该死的行业”）。吉卜林极幸运地只一步就从丛林跨上诺贝尔文学大师的巅峰位置（幸运的意思是，要早生个几百几千年，吉卜林极可能只是广大民间社会总有的那类生动的、受邻居乡人欢迎的、并赖此糊口的无名说故事人而已）。其真正的奥秘便源自现代小说对于史诗的这个特殊的“记忆/向往”，吉卜林戏剧性的出现，遂有点像人类学者从东非挖出那具阿法南猿露西的骸骨一般，我们本来就知道她存在甚至熟悉，却又惊喜不敢置信，所以据说诺贝尔那次颁奖典礼上，有记者如此情不自禁地写道：“真希望他手里抓着一条蛇……”

所以说，问题不在于古老、过时乃至于技艺失传什么的，而在于“不成立”——所谓的“不成立”，并不仅仅只是语言文字这个层次的麻烦，比方像罗兰·巴特所焦虑的污染问题或德里达他们所细腻追究的漂流虚无问题，这其实是文字语言之前一整个世界消失的问题，适合史诗那样巨大而简单东西生长存留的条件，已从我们生活的土地杳逝了，或更直接地说，我们已不再相信了。不相信，如何能再传述、再书写呢？

现代小说的发展可清晰看出一些不回头且直线加速的单行道，其中一道便源于这个不相信。思维的除魅，或用本雅明诗意而意象丰饶的话来说，是人的生命和天上的星辰逐渐断去了联系并持续远离，人仍旧被命运拨弄，唯已不再是有意义有目的的操控，或者说，我们已不相信其背后有善的或恶的意志，也就是说，命运已不复是个神（或莎士比亚笔下熬煮大锅子的三女巫），而降格为偶然或者几率，没有记忆没有连续性所以也就无从预期并待之以任何爱恨情仇；同理从人这端看回去，人的任何作为亦回不到天上星辰那里，牵动不了世界的运行，人的成功、失败乃至于毁灭遂缩小为只是你一个人的成功、失败和毁灭，顶多及于你方圆几英尺内的亲人友朋，再无可能如普罗米修斯或阿喀琉斯那样改变整个世界，震动天地诸神。

连革命都没了，像一八四八年领先消失的西欧。

这个人与天上星辰持续远离的思维红位移现象，由于系通过人的逐步觉醒、怀疑、破解到不相信完成的，这里便包含了一个时间程序，以缓缓侵蚀、瓦解、流失的样式呈现出来，因此，它还可以被我们具象地、经验地予以“空间化”，一块一块土地轮着进行，比方说西欧最先，然后沙皇统治下急于西化的旧俄，再来东岸新英格兰十三州除外的北美新大陆，东欧，亚洲，拉美，非洲等等。这个思维的变化和小说的变化轨迹很清楚是一致的。

如此似乎也某种程度（极有限地）解释了康拉德和吉卜林的不同小说风貌——康拉德不像吉卜林那样停留于明亮、开阔、流畅、史诗大线条的原说故事方式，该说他努力写得比较“像”现代小说或者他所在的世界较早也较多遭到现代化的入侵？我们借用波德莱尔的话来说是，“他在古代理想中加入了现代艺术的好奇和精细，这种组合经常使他的作品具有古怪的魅力。”但这是善意地从成功一面来说，事实上，康拉德也在古代难以再成立的理想中加进了现代小说的多疑和酸涩。毕竟，这不是你可以简单从现代小说和史诗故事只撷取其长处强项组合起来创造某个动人高峰的问题，记得聪明但相貌平庸的萧伯纳和美丽但脑袋空空的邓肯（Isadora Duncan）结婚那个笑话吗？天底下没这等讨巧便宜而且正正好的事；这是两个异质东西激烈撞击的危险不可测之事，其中相斥的远比相容的多，而且更在核心的、本质的、难以让渡妥协的层面。思维的好奇和精细化，事实上正是史诗故事所赖以成立那些大剌剌的、不假思索的、仿佛大家约定好了一起信守或说自明的大价值之所以崩毁的关键，它一旦启动，便难能喊停，遑论回头。我们晓得，二十一岁进入英国的康拉德，先是把自己投入海洋整整十五年之久，三十七岁上了岸之后也一直过着半隐居半隔离的生活（“他的周围总有一种神秘的气氛。这部分缘于其波兰出身，部分由于他那令人难以忘怀的外貌，部分是因为他喜爱住在听不到饶舌者流言蜚语、不受女房东们干扰的穷乡僻壤”），船上的水手戏称他为“俄罗斯公爵”，他一直顽固地守卫着他毋宁更波兰贵族式的老想法老价值（康拉德既不相信民主亦不相信革命，这两者对他都太“现代”了），然而，怀疑终究仍无孔不入地渗进来，尤其通过现代小说书写对人性的好奇和察觉——某种程度来说，康拉德的书写生涯仿佛重演了史诗故事到现代小说的这段历史，这也使他越晚期、越向现代小说倾斜的作品越失去了“古怪的魅力”，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来说是，“有一种不自觉的朦胧感，一种不确定，几乎是一种幻灭，使人困惑，令人困倦。”原来那些古老高尚的情操价值仍在，忠诚、怜悯、荣誉、服务云云，但似乎变得有点空洞，或说有点孤零零的，废墟般过度被保留，过度被强调。

只因为人心远比海洋更复杂，“它有自己的风暴；它有自己黑夜的奴隶”，作为一个深知书写之难的小说同业，伍尔夫对康拉德的诊断是，“对他的严峻考验在于社会整体，而不是与世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