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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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代的温柔

然而,太长的好运气有其难以逃遁的代价。中一次奖谁都晓得那是幸运、是这一生可能只造访这么一回的恩赐,你会心存感激,但当它持续五年十年甚至更久,就不可避免地质变成某种正常处境,是我本来就该享有的东西,你的生活样态、生命样式乃至于梦想,会建立在这终究不会驻留的基础上头,和它密密地嵌合交织起来,以至于它最终变成你损失不起的东西,这是好运气利用人性的最令人无法招架的反噬。《渡河入林》和之前海明威小说最根本的不同便在这里,《渡河入林》最真实的悲伤也源自这里。

只是它未免来得太晚了些,生命时光已然挥霍殆尽,再没那个余裕重新去学去想来对付它,再没有战场,只有废墟,甚至是青草重新长长、农家重又冒起炊烟的没有遗迹废墟,就像《渡河入林》书中老上校寻觅而且自言自语的那样;更糟糕的是,海明威简易到讨巧地步的那一点点生命哲学,根本性地阻断了所有突围和救赎的可能,他相信肌肉,不相信头脑和心灵,而肌肉总是这三者中率先松弛老化的,这条路已不回头走下去了,“走向了原始与野蛮,通向了D. H.劳伦斯与某种民族学”。尽头处便只剩老动物般的颓然倒下死亡。

把时间直接跳到我们此时此刻,一切就更明白了——战争仍不时开打,但我们说那是愚人、恶棍和疯子难以根绝的恶,至迟从越战之后,就连后知后觉的美国人也都这样想事情了,紫心勋章什么的比越南土产还不值钱还拿不出来;狮子不再是百兽之王,一如长着好吃排翅的鲨鱼不再雄霸七海一般,如今它们远比我们家里的蟑螂还脆弱、还容易捕杀灭绝;日前,就连西班牙斗牛也从善如流改了,如今面对愤怒公牛的不再是那种乔张作致的携剑斗牛士,而成为空空两手的体操选手,以灵巧的前空翻后空翻来闪避锐利的犄角;非洲的萨伐旅safari,源自东非斯瓦希里语,指原野上的探险旅行和猎游。则是所剩不多那些西方的有钱有闲冷血肥佬才干的蠢事,正常人去那里是救助医疗灾民难民的。如斯大情境之下,我们如何再能津津有味地展读《战地钟声》、《死在午后》和《乞力马扎罗的雪》呢?

张爱玲有回讲起她过世多时的祖母,聪明地慨叹等她自己也死去时,她的祖母将跟着再死去一次。如今,海明威的文学处境大致也是这样,他的神话在二次大战之后死去一次,而在这一代曾经和他重叠活在世界、比他年轻、以大师之心仰望他的人们死去时,他将无可避免地再死去一次。

我们这一代人极可能是文学史上对海明威小说最复杂也最深刻理解的稍纵即逝时光,绚丽如晚照夕晖。之前,人们在时代的强光直射下,容易睁不开眼睛,陷入一种不假思索且没有层次的热爱,看不出他的局限与缺点;之后,则又会太弃之不读,一种单纯的遗忘,在历史的黯夜角落里。

如今已年过七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便属于这么一代的人,他另外写过一篇发表于《纽约时报》的深情款款文章《嗨!大师》,回忆自己年轻、什么都还不是的时光在街头和海明威邂逅的美丽往事,文章篇名便是他隔一条街对海明威大喊致意的声音,看来心情不错的海明威也挥手回应;已经过世的卡尔维诺也属于这一代人,我们前头断续引用的卡尔维诺的批评之言,便出自这么一篇名为《海明威与我们》的文章,卡尔维诺公正地指出海明威种种毛病,唯不改善意,“可是,十年后的今天,当我评估自己与海明威学习的成果时,我的账目是盈余的。‘你可没办法愚弄我,老头,’我可以这么对他说,最后一次沉湎在他的风格中,‘你可没有得逞,你永远也不会是个差劲的师傅。'”事实上,文章题名“海明威与我们”这样的谈论视角,已经就说明了太多事情了不是吗?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尔维诺当然都是远比海明威好的小说书写者,这上头,海明威仍保有他最终的幸运。海明威自己绝不会看到一个文学前辈有这么多问题不口出恶言的,就好像他四下找人比拳击一般,他也把以力相向的擂台搬到文学世界里来,时时想证明自己比谁强大;然而,这些真正有实力一拳击倒他的后来小说大师却选择以温柔待他。

可温柔不是不讲出实话,而是怎么讲实话,以及在非冷酷不可的实话之外多点什么——海明威小说,一旦失去了大时代的光环加持之后,其局限和缺点很容易被看穿,尤其是他始终停留于三十岁之前的心智程度,以及因此无可避免的虚假狂暴和感伤,更难以唬弄有年岁有生命阅历的成熟眼睛,因此,喜欢海明威小说这件事很难成为一生持续不懈的事,人一到某个年纪和心智程度就只能告别它,如《圣经》说:“你若不回转小孩的样式,就断不得进入天国。”于是,这些温柔谈论海明威小说的好心人,他们的多点什么,便是不约而同把笔带回到自己的年少成长岁月,回转到我是小鬼你是大师的最原初幸福关系,借此暂时收起理性的芒刃,慧而有情。

我们每一个人显然都年少过,并不难回忆并理解所谓的启蒙大致是怎么一回事。在那个与其说是阅读、还不如讲是热切搜寻瞻望外面广大世界的特殊时刻,对我们深具启蒙意义的书,不见得需要多好(老实说太好还不行,因为相距太远,不可能看懂),而是取决于它所联缀并排闼送到你眼前的某种大世界图像。因此,一方面它有个别性、偶然性和发散性,做不得书好书坏的可依据判别,如格雷厄姆·格林讲“端看你爸爸书架上放着哪几本书而定”;另一方面,它通常得有点疏阔、有点大言、有点通俗,书本身和作者有撼动世界的巨大声名,因为书名和作家名字在实质内容之前,率先进入我们眼底,也领先一步给予我们对大世界的想象。卡尔维诺回忆海明威对他年少时日的吸引力便大体如此,“既是诗意的,也是政治的,是一种朝向积极反法西斯主义的困惑敦促,与纯然智性的反法西斯主义相反”。意思很明白,对成长于原生法西斯的意大利半岛且打过游击的卡尔维诺,不是海明威小说,而是介入西班牙内战的海明威这个人,作为一个反法西斯英雄的象征这沸沸扬扬的存在。事实上,彼时连左派都一度错认海明威是“我们这边的人”,这个天大的历史误会还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日,现实世界的错乱荒唐构成了方位学的悖论,右边的反方向并不必然就是左边,反法西斯极右政权的海明威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大右派,24K美国制的标准格式大右派,那种你完全可预知某件事他会怎么反应、怎么讲话、采取什么行动的右派。

但这些,一如青春幸福时光,已无可挽回地消逝了。然而不是有所谓“永劫回归”这类的阴暗历史说法吗?适合海明威小说的那种大世界空气谁能讲他日不会反扑回来呢?这可能没错,但现实的神话英雄如瓷器,打碎了便难以完好黏合回去,因此,神话也许会重现甚或永存,但它不会费心回收海明威这个人,它只会重新制造出另一个海明威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