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塔克曼
《从史著论史学》

历史学究竟有什么用？这似乎成了一个魔咒似的问话，很多历史学家在这个斯芬克斯式的问题面前，总有些尴尬为难。最近，关于历史学的西洋论述阅读甚多，似均涉及此，可见西洋人亦需要回答这一问题。今天读到芭芭拉·塔克曼（Babara W.Tuchman）《从史著论史学》（Practicing History）（梅寅生译，台北：久大文化公司，1990），其中倒是有一个较好的说法，此书在说到以色列的人对考古有特别的兴趣时，就说，“一个民族为了觉得自己是国家，不但必须有独立和领土，并且还要有历史”（165页），这就说明，历史学最重要的意义就是通过同一个历史的溯源来“建构文化上的认同”，只是很多历史学家害怕承认这一点，担心一旦承认了这一点，历史学就再也不是“科学”。芭芭拉·塔克曼正色说，不要幻想历史犹如科学，“如果历史是一种科学，我们应当能够掌握它，认识到它的情况，制定它的模式，知道明天将要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我们不能？答案在于我称之为不可知的变数（unknowable variable），也就是人”（307页，原文是1966年10月在芝加哥历史学会上的演说）。可是，正是因为有这种不可知的变数，历史有着它永恒的魅力，它不像科学那样简明有序，不像文学那样纯属想象，尽管想象对于历史也很重要，“想象之于诗人犹如事实之于史家。史家判断力之运用在事实的选择，其艺术在事实的排列，他的方法是叙述，他的主题是人类过去的故事，他的功能是将人类过去的故事公之于众”（37页，原载《纽约时报·书评》1964年3月8日）。

不过，尽管如此，历史学家仍然要辛辛苦苦去收集资料，重新恢复历史的细节，她说，“所有原始资料中最原始的是未发布的资料：私人的函札、日记或报告、命令等，再就是政府档案库的文电。这些未发布的私人和官方的原始资料具有相当的直接性和亲切性，二者当可揭露知名人物的片断并可使事情的细节显得像真的一样”（18页），也许历史就会从这些丰富的文献和具体的细节中自行折射出来。

（2002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