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兰
《极权主义》

读鄂兰（Hannah Arendt，大陆译作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蔡英文译，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2，1992）。与霍布斯邦（Eric J.Hobsbawm，一译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对照阅读，不免有一些感想。二十世纪给人最深刻记忆的历史，除了技术的增长、生活的富裕之外，最重要的是极权主义、战争恐怖和贫富差异。而这种历史的根源之一，就是“极端的追求”或“极权的形成”，按照霍布斯邦的说法，二十世纪集成了十九世纪以来的“世俗宗教思想，如社会主义与民族（国家）主义，个中的神话，则是抽象的教条，或被当作神人般的政治人物”（中文本，853页）。

那么，极权主义从何而来？鄂兰在其What is Authority一文中依照统治结构、管理方式、政体组织，区分三种政体：一是权威形式的政府（the authorian government），这种金字塔式的政治体制，其权威的依据来自政体之外的、超越政治的力量（如“天”、“上帝”），由此整个结构异常一体，而中心在金字塔之顶部，如教廷或罗马政治体制，其权力依据一为上帝，二为传统；二是专制独裁之政府（the tyrannical government），这是“平等”的政体，一人专制下所有人均无权力，公众无空间发表其不同政见，亦无团体保护其自由，这一政府的权力依据是武力；三是极权主义形式之政府（the totalitarian government），它如同一个洋葱式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onion），中心是空的，政治领袖恰在此中，其凭依的权力来源是一种虚幻的“真理”或“理想”，如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等普遍被认同的幻想，只是一旦幻想幻灭，其结构即崩溃（参见译序的说明）。

按照她的分析，由于社会上的群众是“自私”的，他们本身是“隔离、孤独以及缺乏正常社会关系的”，因此，除了建制完善的组织可以外在地把他们组合成一个社会之外，只有一种理想可以把他们内在地凝聚成一股力量。在相当普遍的情况下，人们处在一种隔绝的、孤立的“寂寞”之中，这种寂寞是无所归依和漂泊不定的，于是这种情绪很容易使人趋向于高度组织化的政治取向。同样，在相当普遍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也处在一种“寂寞”之中，它同样无所归依，而且漂泊不定甚至不知所措，可是，人向来都需要一种明确的、清晰的、不证自明的“真理”作为安身立命的依据，靠它来实现价值的评判，这既是对他者的认同或拒斥的基础，也是对自我反思和肯定的依据。因此，这种需要也很容易使人相信一种“真理”，即使它是“神话”或“幻想”也罢，这个虚幻的真理或神话就成为共同意识和信仰基础。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恰恰就是从人们对“组织”和“真理”的需要中诞生的。

这个思路可以用来理解中国古代王权。依照林毓生、史华兹之“Universe Kingship”之说法，中国古代王权则政统（政权）、道统（真理）和神统（宗教）三者兼而统之，故其结构稳固。自汉唐之间，即中古贵族社会渐渐瓦解，唐宋以后中国政体之发展即渐趋此方向。唐之科举，宋之释兵权、天授神书，民族对抗（辽、金、元、清），均刺激了一个“中心”或“极权”之形成，其合法性和合理性来源于传统历史之制造，来源于“天（理）”之象征性暗示，武力之拥有，以及道德精神的独占，此均为此极权结构形成之缘由。麻烦的事情在于，一旦这一结构整体崩溃坍塌，则一切无所底止而人心不可收拾。晚清以来各种思潮与政党“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均如走马灯般无法稳定与深入，而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之意识形态、政治诉求、社会组织恰在此时填充了“中心”的空间，故其能够成一统。

（1998年7月23日、8月23日，1999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