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潞、崔永华 编
《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

《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刘潞、崔永华编，非卖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印行。在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发现此书，觉得可作现代思想与学术资料来读，下面摘录数则：

（一）1953年9月21日在中国科学院召开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后来由中宣部印发会议记录。当时出席的人有陈伯达、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胡绳、尹达、刘大年，缺席者有杜国庠，黎澍和佟冬列席，几乎囊括了当时有权势的正统历史学家。陈伯达代表中央发言，说这个委员会是中央决定的，“是党的机构，名单在半年以前已经中央的指定”，虽然声称“委员会是一个研究的组织，对问题提出意见，不是发号施令的机构”，但他提出的几项意见却是指导性的，如（1）马恩列斯（特别提到《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我们共同语言的基础”；（2）要熟悉“苏联三十年来关于历史科学的经验和一些重要的结论”，包括历史著作和教科书；（3）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来的中国史学要加以研究，“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他总结道，“这个委员会的方针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需要注意的是，这次会议上还组建了历史研究所，通过了所长和副所长人选。（43—45页）

（二）1962年8月26日郭沫若《致刘大年》，信中称《中国史稿》第四册“反帝反封建的一条红线，像一条脊椎一样贯穿着，这是所以有力的基本原因”（127页）。

（三）1957年范文澜《致刘大年》，信中说到，他代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在党组上的发言稿“不能发表”，需要改写，并专门拟出几条：（1）社会科学是“研究阶级斗争的科学”；（2）近百年来，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反帝反封建、过渡时期各种改革与创造、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少数民族，靠的是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在中国生动的运动，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阐发、叙述”；（3）百家争鸣；（4）反对教条主义；（5）推广研究的范围；（6）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部”，调有斗争经验有研究能力的干部来……（以上大意，105页）。

（四）1961年5月7日范文澜《致刘大年》谈到黄炎培赠书给近史所的事情，范让刘大年去看望黄，但下面却说：“他是我唯一的现存尚在的老师，但不是启发我向往革命的老师。写信时我不大愿意自称学生，直写姓名又恐伤他自视老师视我为学生的感情，你如去看他，当面替我说病未恢复，不多出门的意思。”这是一个自认为是革命者的历史学家对老师的暧昧态度（186页）。

（五）1986年6月22日罗尔纲《致刘大年》求序，以及1958年4月22日尚钺《致刘大年》谈自我批判，让我看到学术在权力之下的委屈和卑微（140—141页、106页）。

（1998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