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阿摩斯
新鲁达合作银行的克雷霞做了个梦。那是在一九六九年早春时节。
她梦见自己的左耳中听到一个声音。起先是个女子的声音,不停地说着,说着,可是克雷霞不明白说的是什么。她在梦中干着急。“如果有人总是在我耳中讨厌地唠叨着,我将如何工作?”她在梦中思忖,但愿这声音能够停息,如同关掉收音机,或是将电话听筒搁到机座上。然而它却不能消除。声音的源头深深潜藏在耳朵里,藏在布满鼓膜和耳轮的弯弯曲曲的小回廊之中,藏在微显潮湿的薄膜的迷宫深处,藏在耳内黑暗的洞穴里。无论是用手指挖,还是用手掌捂住耳朵都压不住这声音。克雷霞觉得,整个世界必定都会听到这嘈杂声。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声音,整个世界都在颤动。耳中总在不停地重复某些句子,语法完全正确的句子,听起来很美的句子。然而这些句子却没有意义,只是模仿人的说话方式而已。克雷霞害怕它们。但不久之后克雷霞的耳朵里响起了另一个声音,男人的声音,它亲切、纯净。跟这个声音交谈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我叫阿摩斯。”他说。他询问她的工作,询问她父母的健康,但她有个印象,其实这些询问都是毫无必要的;他知道有关她的一切。“你在哪儿?”她迟疑地问他。“在马里安德。”他回答说,而她知道,在波兰中央地带有这么一个区域。“为什么我在我的耳朵里听见你说话?”她还想知道点什么。“你是个不同凡响的人,我爱上了你。我爱你。”同样的情况还发生过三四次。同样的梦。
早上她在忙于银行来往业务中喝着咖啡。外面下着软湿的雪,很快就融化了。潮气甚至渗进了有暖气的银行办公室,侵入了衣架上的大衣、人造革手提包、哥萨克皮靴和前来办事的客户。对于银行信用贷款部头头克雷霞·波普沃赫来说,这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在这一天她理解到,自己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领略到被人专断地、不容分说地、无条件地爱着的滋味。这是个惊人的发现,宛如脸上挨了一拳,打得她晕头转向。银行大厅的景象变得苍白了,她的耳朵里短时间沉入静寂。在这突如其来的淹没了她的爱情中,克雷霞感到自己就像一把迄今从未用过的茶壶,第一次灌满了纯净得透明的水。冲好的咖啡凉了。
她的做法是:提早下班,径直去了邮局。她拿起了波兰中央地区各大城市的电话号码簿:罗兹的、谢拉兹的、科宁的、凯尔采的、拉多姆的,自然还有琴斯托霍瓦的,最后她拿到了她关心的马里安德的。她掀开了字母A开头的那一页,用染红了的指甲在姓氏栏从上到下移动。在罗兹、谢拉兹、科宁等城市都没有阿摩斯或阿摩兹。在为数不多的农村电话网用户中也找不到他的姓氏。她现在的感觉,最贴切的说法就是愤怒。她知道,他一定是待在什么地方。她头脑里一片空白地坐了片刻,然后再一次开始寻找。她拿起了拉多姆、塔尔努夫、卢布林、弗沃茨瓦维克的电话本。她找到了莉迪娅·阿摩舍维奇和阿摩辛斯基夫妇。然后她那绝望的思维开始找窍门,玩文字搭配:阿摩斯,索马,马索,萨摩,奥马斯,[1]直到那双指甲染红的手拆开了这个其中的密码——阿·摩斯,显克维奇街五十四号,琴斯托霍瓦。
克雷霞住在农村,一辆肮脏的蓝色公共汽车天天从乡下送她进城。汽车在盘山公路和弯道上爬行,有如一只发灰的甲虫。冬季,天黑得早,它那对燃烧的眼睛扫视着石头覆盖的山坡。它曾受到过祝福。它让人们认识山外的世界。所有的旅行都由它开始。
克雷霞天天坐它上班。打汽车从车站把她带走的那一刻算起,到她站在银行厚重的大门前为止总共用了二十分钟。在这二十分钟里世界变得难以辨认。森林成了房屋,山中草地成了广场,牧场成了街道,清澈的小溪成了每天变幻不同颜色的小河——因为它不幸从布拉霍贝特纺织厂附近流过。克雷霞在公共汽车里就脱掉了胶鞋(她称之为雨鞋),穿上了皮鞋。鞋后跟在银行大楼宽阔的德式台阶上敲得橐橐响。
她在银行是最雅致最讲究的人物。时髦的发型——精心梳理的淡黄色烫发,染了色的发根。日光灯照在她的头发上射出洋娃娃般的钻石的反光。涂了加长型睫毛膏的睫毛在她那光滑的脸颊上投下了柔和的阴影。珍珠色的口红微妙地勾勒出她嘴巴的轮廓。年岁越长,越是浓妆艳抹。有时她对自己说:“够了,别再涂胭脂抹粉了。”但尔后她又发现,岁月的流逝剥夺了她面部的清晰性,模糊了线条。她甚至觉得,她的眉毛稀疏了,湛蓝的虹膜发白,失去了光彩,嘴唇的线条越来越不清晰,而整个面部变得不确定,仿佛就要枯萎。这是克雷霞最害怕的。她担心自己会来不及开花就凋谢了。
三十岁的克雷霞跟父母一起住在新鲁达附近的农村。他们充满希望的房子坐落在拐向曲折的盘山公路的破烂的地方公路旁边,似乎可以预想到地理位置会给它带来参与历史进程的光荣——军队浩浩荡荡从这儿频繁过往,寻宝者在这儿从事各种冒险活动,边防军在这儿追逐从捷克走私酒的人。然而公路和房子都不走运。没有发生任何事。只是房屋上方的森林变得稀疏了,犹如克雷霞的眉毛;她的父亲有系统地不断砍伐幼小的桦树做辕杆和棍棒,砍伐松树做圣诞树,长高的青草使羊肠小道变得模糊,像她嘴巴的线条那样;他们房子粉刷成蓝色的墙壁发白,就像克雷霞的眼睛。
克雷霞在自己家里的地位相当重要:家里靠她赚钱、购物、把买好的东西用母亲缝制的手提包拎回家。她在顶楼有自己的房间,有沙发床和装衣服的柜子,但是只有在银行她才成了一个人物。在这里她有办公室,用薄得像硬纸板的胶合板与客户熙来攘往的大厅分隔开。坐在自己办公桌后面,听得见银行嘈杂的声音——开门关门的咣当声,农民沉重的皮靴在木地板上走动的咯噔声,总爱飞短流长讲别人闲话的妇女们压低了嗓门儿的嘁嘁喳喳声,两个最后的旧算盘——管理部门还没来得及把它们换成新式的带把手的嗒嗒响的计算机——发出的敲击声。
十点钟左右就开始喝咖啡的日常习惯:铝质小匙子叮当作响,玻璃杯底轻微地磕碰着托盘,这些都成了办公室的铃声。她把磨好的昂贵的咖啡放在装过果酱的玻璃罐中从家里带来,公平地分配到每个玻璃杯中,沸水在它的水面上形成了厚厚的褐色浮膜,直保持到瀑布一般地撒下糖的时候。咖啡的芳香弥漫着新鲁达合作银行,直到天花板,而那些恰好在这时排队等候的农民则咬着嘴唇,抱怨自己不迟不早偏偏碰上了喝咖啡的神圣时刻。
就在这时克雷霞记起了自己的梦。
像她这样无缘无故被人所爱是件多么痛苦的事。这样的爱情给人带来了何等的不安!由于难以置信,思绪是多么杂乱无章,加速跳动的心脏在怎样膨胀!世界又是在怎样游移和失去具体的可知性!克雷霞突然变得孤立无助起来。
复活节过后,银行接到通知,在琴斯托霍瓦为银行工作人员举行业务培训会议。她认定这是最现实的提示,就去了琴斯托霍瓦。她把自己的衣物收拾到人造革旅行包里,心中想着上帝。她寻思,尽管人们对上帝众说纷纭,但上帝总是在最适宜的关头显圣。
她乘的是一列昏昏欲睡的列车,里头塞满了疲惫不堪、无精打采的乘客。车厢单间没有空位子,她只好紧贴着肮脏的窗玻璃站立在过道上,就这么站着打瞌睡。后来夜里有人下车,她终于能坐下来。她挤在那些被干燥的空气烘热的身体之间,睡着了。她睡得很沉,黑乎乎地,油腻腻地,完全没有图像,连思想的残存碎片也没有。直到她一觉醒来,这才明白自己是在旅途之中;此前只是在空间里移动,普通的、漫不经心的地点变化。只是梦关闭了旧的,敞开了新的;一个人死一般地睡去,另一个人醒来。这黑暗的空间不分昼夜,是真正的旅行。幸好从新鲁达开出的驶向远方世界的所有列车都是在夜里行驶。她想,在这次旅行之后,再也没有什么跟先前一模一样的东西了。
凌晨她到达琴斯托霍瓦。时间还太早,她任何地方也去不成,于是在车站酒吧要了杯茶水,捧着玻璃杯暖手。在邻近的小桌子旁边坐着一些裹在方格头巾里的老年妇女、被烟草熏得过头的男人、为生活所累的丈夫、面孔像破旧钱包的父亲、因做梦而脸色绯红的儿童——从他们半张半合的嘴角流淌出淡淡的一团口水。
等待天亮用了喝两杯柠檬茶和一杯咖啡的时间。她找到了显克维奇街,向上走,走在街道的正中央,因为小汽车尚未苏醒。她望着一扇扇窗户,看见褶皱密集的窗帘,还有偎倚在窗玻璃上的橡皮树。在某些窗户里还亮着灯,但灯光发白,不引人注目。人们在这种光线里正匆匆忙忙地穿衣、吃饭,妇女在煤气灶上烘干长袜,或是为上学的孩子准备三明治,铺好的床将体温保留到下一个夜晚,烧煳的牛奶冒着煳味,鞋带回到皮鞋稳当的洞孔中,收音机在播送新闻,但谁也不听。后来她遇上第一个买面包的队伍。所有的人都在默默无言地排着队。
显克维奇街五十四号是一栋灰色的大房子,底层开了个鱼店,带有一个深深的庭院。克雷霞站立在房子前面,懒洋洋地打量着那些窗户。我的上帝,原来是这等普普通通。
她在那里站了约莫半个钟头,直到最终不再感到寒冷。
培训枯燥到极点。在专门买来做记录的本子上,克雷霞心不在焉地用圆珠笔胡乱涂写。主席台桌子上铺的绿色呢子给她某种慰藉。她本能地将它抚平。合作银行的工作人员在她看来都非常相像。女人被氧化成浅黄色的头发都剪成西蒙娜[2]的发式,嘴唇都涂了仙客来色的口红。男人清一色都穿着藏青色的西服,都带个猪皮的皮包,像彼此约好了似的,休息抽烟的时候尽说些俏皮话。
晚餐是面包和黄色的奶酪,用陶瓷杯喝茶。
晚餐后大家都转移到康乐室,桌子上出现了烧酒和酸渍的小黄瓜。有人从皮包里掏出一套镀锡的小酒杯。男人的手在穿着尼龙长袜的女人膝盖上游荡、徘徊。
克雷霞微带醉意去睡觉。她的两个室友凌晨才出现在房中,她们相互悄声提醒着要注意保持安静。这样过了三天。
第四天她站立在油漆成棕色的门前,门上挂着瓷质的小牌子:阿·摩斯。她敲了敲门。
给她开门的是个高个、瘦削的男人,身着长睡衣,嘴上叼着香烟。他有一双深色的充血的眼睛,仿佛好长时间没有睡觉似的。当她发问的时候,他眨了眨眼睛。
“阿·摩斯?”
“不错,”他回答,“阿·摩斯。”
她粲然一笑,因为她觉得认出了这个声音。
“我就是克雷霞。”
感到意外的男人后退了一步,让她进入门廊。住宅小而拥挤,洒满了日光灯银色的光。看起来就像火车站那样凌乱、邋遢。到处是装有书籍的硬纸箱,成堆的报纸,收拾了一半的衣箱。盥洗间敞开的门里冒出蒸汽。
“是我,”她重复了一遍,“我来了。”
男人突然围着她打转转,大笑起来。
“可小姐是谁?我认识小姐吗?”他突然又拍了拍额头,“当然,不用说,是小姐,小姐是……”他的响指在空中打得噼啪响。
克雷霞明白,他没有认出她来。可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要知道他是在另一种情况下,通过做梦,从内里认识她的,而不是像所有的人那样在正常的情况下彼此相识。
“我会把一切都向您解释清楚。我可以再往里头走进一点吗?”
他迟疑了一下。香烟灰落到了地板上。男人伸手向她指了指房间。
她脱下鞋,进去了。
“小姐您看,我正在收拾行李。”男人如此解释房内的杂乱无章。他把沙发床上揉得皱巴巴的被子送到了另一个房间,返回后便在她的对面坐下。洗褪了色的长睡衣露出他胸口的肋骨:真是瘦骨嶙峋。
“阿·摩斯先生,您是不是有时梦见了什么?”她没有把握地问道,立刻就知道自己犯了错误。男人纵声大笑起来,巴掌拍在条纹睡衣盖住的大腿上,嘲讽地望着她。至少她觉得情况就是如此。
“有意思,小姐来找一个不相识的家伙,就为了问他,是不是梦见了什么。这真的像梦一样,像梦……”
“我认识先生。”
“是吗?怎么小姐认识我,而我却不认识小姐呢?咳,或许我们是在雅希的演唱会上相识的?在雅希·拉特卡那儿。”
她否定地摇了摇头。
“不是?那又是从哪里认识的?”
“您叫阿·摩斯。”
“我的名字是安杰伊[3]。安杰伊·摩斯。”
“克雷斯蒂娜·波普沃赫[4]。”她说。
他俩都站了起来,彼此握了握手,又重新坐下,神色都有些尴尬。
“那么……”过了片刻他开了口。
“我叫克雷斯蒂娜·波普沃赫……”
“这我已经知道。”
“我今年三十岁,在银行工作,担任主管的职务。我住在新鲁达,您知道那是在哪里吗?”
“在卡托维茨附近的什么地方。”
“完全不是。是在弗罗茨瓦夫省。”
“啊哈,”他漫不经心地说,“您不想喝点啤酒吗?”
“不。谢谢。”
“既然如此,我只好自己喝了。”
他站起身,走进厨房。克雷霞见到壁柜上有台打字机,卷筒上还卷着一张纸。她突然想到,他此刻该做些什么,该怎么说,一定都写在那儿呢,她甚至站起了身子,但安杰伊·摩斯已返回来,他手里拿着一瓶啤酒。
“说句实话,我原以为小姐是住在琴斯托霍瓦。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觉得,我认识小姐。”
“是吗?”克雷霞高兴地问。
“我甚至想过……”他眼睛射出一道闪光,就着瓶子喝了一大口酒。
“什么?”
“您知道,是这样,人有时记不住所有的事情。并不是总能记得住。或许我们之间真有过些什么?在演唱会上,在……”
“不,”克雷霞急忙说,她感到自己脸发烧,“我从来没有见过您。”
“怎么,您不是说认识我吗?”
“是的,但只是认识您的声音。”
“我的声音?上帝,您耍什么花招?我大概在做梦。到我这儿来了一位姑娘,一口咬定,说是认识我,却又是平生第一次见到我,只认识我的声音……”
蓦然他呆若木鸡,一动不动,酒瓶子仍贴在嘴边,目光死死盯住了克雷霞:
“我明白了,小姐是安全局的。你认识我的声音,因为你窃听过我的电话,对吗?”
“不对。我在银行工作。”
“好,好,不过我已拿到了护照,就要走。我就要出国,你明白吗?我就要到自由世界去。就像你看到的,我在收拾行李。这已经到了尽头,你们不能再把我怎么样。”
“请您别……”
“你想干什么?”
“我梦见了您。我是通过电话簿找到您的。”
男人点着了香烟,站了起来。开始在塞满破旧家具的房间里从窗口走到房门来回踱步。克雷霞从小手提包里拿出身份证,打开放到桌子上。
“请您看看,我不是什么安全局的。”
他俯身到桌子上方,朝证件瞥了一眼。
“这什么也不能说明,”他说,“要知道证件上不会写着谁是安全局人员。”
“我该怎么做,您才能相信我呢?”
他挺立在她的上方,抽着香烟。
“知道吗,小姐?已经不早了。我这就要出门。我跟别人有约。再者我在收拾行李。我必须去办各种重要的事情。”
克雷霞从桌上拿起自己的证件,放进小手提包。她感到喉咙憋闷得发痛。
“我这就走。”
他没有挽留。他把她送到门口。
“就是说您梦见了我?”
“是的。”她边说边穿鞋。
“您是通过电话簿找到我的?”
她点了点头。
“再见。我很抱歉。”她说。
“再见。”
她冲下楼梯,来到街上。她一路朝下走到车站,一路都在啜泣。睫毛膏融化了,刺激得眼睛生疼,世界变得模糊了,出现了许多闪亮的彩色斑点。售票处对她说,最后一列驶往弗罗茨瓦夫的火车已经开走,下一列要到明天早上才开。于是她去了车站酒吧,要了一杯茶。她什么也不想,只是望着单调地浮泛着的柠檬片。雾蒙蒙、潮气重的夜色从月台流入了车站内部。“这不是说明梦并不可信的证据。”克雷霞最后作如是想。梦总是有意义的,从来不会错,是现实世界没有成长到梦的正常状态。电话簿说谎骗人,火车选择了不适当的方向,街道看起来彼此过于相像,城市名称中字母出错,人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名字。只有梦是真的。她觉得,在左边的耳朵里她又听到那温存的、充满爱恋之情的声音:
“我给询问台打过电话,小姐您要乘的开往新鲁达的最后一班火车已经开走了。”安杰伊·摩斯说,他坐到了她的小桌子旁,用手指在潮湿的漆布上画了个十字,“小姐睫毛上的睫毛膏糊了。”
她从小手提包里掏出手帕,用唾沫弄湿了一角,擦了擦眼睑。
“就是说您梦见了我?这是难以理解的奖赏。如此梦见一个不相识的人,一个住在国家的另一端的人……哎,说说看,在这个梦中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是您曾对我说话。”
“我说过些什么?”
“说我是个不同凡响的女人,说您爱我。”
他把响指打得噼啪响,慢悠悠地望着天花板。
“这是结识异性多么奇特的方式。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她没有吭声。用小匙子小口地喝着茶。
“我真想此刻已经待在家里。”过了一小会儿她说。
“我们走吧,到我那儿去。我有两个房间。”
“不。我在这儿等车。”
“随您的便吧。”
他走向小卖部,给自己端来一大杯啤酒。
“我想,您不是阿·摩斯。就是说,不是我梦见的那个人。我定是在什么地方弄错了。可能是另一座城市,不是琴斯托霍瓦。”
“有可能。”
“我将不得不再去寻找。”
男人猛地把啤酒杯往桌子上一搁,以致啤酒都泼出了一些来。
“可惜,我将无法知道结果。”
“不过您有相似的嗓音。”
“我们走吧,到我那儿去。您在床上睡个好觉,而不是在酒吧的小桌旁打盹。”
他看到,她有些踌躇。她睫毛上没有了那些噩梦般的睫毛膏看上去要年轻得多。疲惫软化了自命不凡的外省闺秀。
“我们走吧。”他重复了一遍,而她则无言地站了起来。
他拎着她的行李,重新朝山麓走去,踏上了已是空荡荡的显克维奇街。
“在那个梦中还有些什么?”他在房间里一边给她铺沙发床,一边问。
“我已不想说这件事了。这并不重要。”
“我们喝点啤酒?或者喝点烧酒好睡觉?我能再抽支烟吗?”
她点了点头。他消失在厨房里,而她犹豫了片刻之后走向了打字机。在她读完一首诗的标题之前,她的心就开始怦怦跳。诗的标题是:《马里安德之夜》。她立在打字机前方恍如瘫痪了一般。而她背后,在厨房里她梦中的阿摩斯把玻璃杯弄得叮当响。一个活生生的、温存的、瘦削的、有双发红的眼睛的男人,就是这个人,他了解一切,理解一切,他进入人的梦中,在那里播种爱情和不安。这就是那个推动世界的人,仿佛世界是块大幕布,用它遮挡了某种别的真理,难以捉摸的真理,因为那是没有任何事物、任何事件、任何牢靠的东西支撑的真理。
她用颤抖的手指触动了打字键。
“我写诗,”他在她背后说,“我甚至还出版过诗集。”
她无法转过身来。
“喏,请吧,请小姐坐下。现在这已没有什么意义。我就要去自由世界。要是您给我地址,我会给您写信。”
她听见他的声音就在自己身后,在左边。
“您喜欢吗?您阅读诗歌吗?这只是草稿,我还没有把它写完。您喜欢吗?”
她垂下了脑袋。热血在她耳中轰隆作响。他轻微地触了一下她的肩膀。
“出了什么事?”他问。
她转身朝着他,看到他盯着自己的一双好奇的眼睛。她感觉到了他的气味——香烟、尘土和纸张的气味。她偎依到这种气味上,他们如此一动不动地站了几分钟。他的双手抬了起来,迟疑了一下,而后就开始沿着她的后背抚摸她。
“可毕竟还是你,我终于找到了你。”她悄声说。
他的手指触摸到她的脸颊,他亲吻了她。
“就算是吧。”
他把手指插进她氧化成浅黄色的头发,又伸嘴去咂吮她的嘴唇。后来他把她拉到沙发床上,动手脱她的衣服。她不喜欢他这种过于狂野的举动,她感觉不到欢愉,简直就像在做出牺牲。而她又不得不允许他随心所欲。于是她被脱掉了裙装、衬衫、吊袜带和胸罩。他那瘦削的胸腔在她眼前移动——干巴巴,像石头一样生硬、呆板。
“你在梦中是怎样听我诉说的呢?”他气喘吁吁地悄声问。
“你是在我耳朵里说的。”
“在哪只耳朵里?”
“在左耳里。”
“在这里吗?”他问,接着就把舌头伸进了她的耳朵。
一切都为时太晚。她已不能解脱,无可逃遁,只好闭紧眼睑,任其摆布。他用身体的全部重量压服了她,占有了她,穿透了她,使她麻木。而她也不知是从哪里知道,这是必经之途,知道首先得把属于阿摩斯的东西给他,为的是以后能将他本人带在身边,将他像植物,像棵大树一样栽到房子前面。因而她屈从于这个陌生的身体,甚至还用双手笨拙地搂抱它,加入了有节奏的古怪的舞蹈。
“真见鬼!”过后男人说,点燃了香烟。
克雷霞穿好了衣服,坐到他身边。他把烧酒斟满两个酒杯。
“感觉如何?”他朝她投去短暂的一瞥,喝光了杯里的酒。
“不错。”她回答。
“我们睡觉去。”
“现在?”
“明天你要赶火车。”
“知道。”
“得上好闹钟。”
阿·摩斯慢慢向盥洗室走去。克雷霞一动不动地坐着审视阿摩斯的神殿。墙壁漆成橙黄色,但经日光灯的冷色光照射变成了令人不快的青紫色。在床垫子从墙边挪开的地方,看得出更鲜亮的橙子的颜色。她觉得,那地方发亮,刺眼。窗口挂着被香烟熏黑的窗帘,右边是个搬空了的壁柜,上面摆着一台打字机,滚筒上戳着《马里安德之夜》。
“你为何爱上了我?”他从盥洗室返回时她问,“我跟别的女人有什么不同?”
“你是个发了疯的女人,我敢向上帝保证。”
他又穿上了那件袒胸的条纹长睡衣。
“说我是个发了疯的女人,是什么意思?”
“你是个疯子。行事出人意料,缺乏理性。”
他给自己斟满一杯烧酒,一口喝干,说:
“你穿行半个波兰来找一个不相识的家伙,对他讲自己的梦,还跟他上床。这已足够说明你是发了疯。”
“你为什么骗我?你为什么不承认你是阿摩斯并且知道有关我的一切?”
“我不是什么阿摩斯。我叫安杰伊·摩斯。”
“那么马里安德是怎么回事?”
“哪个马里安德?”
“《马里安德之夜》,马里安德是什么?”
他扑哧一声笑了,挨着她坐到椅子上。
“是市场上的一家酒馆。所有的本地下三烂都到那里喝酒。我为此写了一首诗。我知道,是首蹩脚货。我写过一些更好的段子。”
她难以置信地望着他。
归程中充塞了开关门的咯噔声——夜班火车的门、车间的门、车站厕所的门、公共汽车的门的咯噔声。最后是家里的大门发出的沉闷的撞击声。克雷霞扔下旅行包,旋即躺到了床上,睡了一整天。傍晚惴惴不安的母亲来叫她吃晚饭。这时克雷霞已忘记她到什么地方去过。梦,如同橡皮,擦掉了整个旅行。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克雷霞在自己的左耳里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是我,阿摩斯,你到哪儿去了呢?”
“怎么了,你不知道我能去哪里?”
“我不知道。”他回答说,“难道你不是跟我一起漫游?”声音沉寂了。克雷霞觉得,这沉默是某种羞惭的表现。“你别再走得那么远。”倏地她耳朵里的声音又响起来。
“对你而言这意味着什么?”她怒气冲冲地问他。他大概是给这个腔调吓坏了,只好保持缄默,而克雷霞则不得不从梦中醒来。
自打这次去琴斯托霍瓦的远行之后,什么都跟先前不一样了。新鲁达的街道干了,洒满了阳光。姑娘们将一束束报春花摆到办公桌上。指甲上涂的指甲油脱落了,氧化的头发底部出现了黑色的发根并将浅色的发梢推向了肩膀。中午银行大厅的大窗子打开了,街上的嘈杂声——儿童的喧闹声、小汽车的噪声、妇女突然加快了脚步的尖跟皮鞋的咯噔声、鸽子噼啪响的振翅声——从窗口涌了进来。下班成了一件令人愉快的事。狭窄的小街道吸引人们从它那儿经过,在那儿可细瞧人们的面孔,记住某些特殊的小院风光。咖啡馆开门揖客,烟雾缭绕的空间充满了好奇的目光和懒洋洋的谈话。玻璃杯里冲泡的咖啡飘出永恒的香气,铝质的小匙子发出叮当的响声。
五月克雷霞去找一位占卜家,向他询问自己的未来。占卜家给她撰好了占星图,而后闭目凝神地坐了许久。
“你想知道什么?”他问她。
“我将来会怎样?”她说,而他必定是在眼睑下看到了某种辽阔的空间,因为他的眼球忽左忽右地转动,仿佛看到了事物内在的发展前景。
克雷霞点着了香烟,等待着。占卜家看到了浅灰色的谷地,而在谷地里看到了残留的城市和村庄。画面是静止的,没有生命的,化成灰烬了的,而且每时每刻都在褪色,变得苍白。谷地里的天空是橙黄色的,低矮而轻灵,犹如帐篷顶。没有一样东西在动,没有一丝风,没有一丁点生命。树木使人想起石柱,仿佛盯住过罗得之妻[5]的目光也同样盯住过它们。他似乎觉得听见了树木在怎样轻微地爆裂。那里既没有克雷霞,也没有他自己,也没有别的任何人。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只感到由于心慌而引起的腹部痉挛。他害怕自己现在不得不撒谎、胡诌。
“永远不会一次就彻底死去。你的灵魂将会多次来到这里,直到找到了它寻找的东西。”他说。随后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补充说,“你会出嫁,生孩子。孩子会生病,而你会关心照料他。你的丈夫将会比你年纪大,会使你成为寡妇。你的孩子会离开你,走得很远,或许会漂洋过海。你死时将会很老。死亡将会使你愉快。”
仅此而已。克雷霞离去时心境平静,因为这一切她都知道。没有必要花这份钱。拿这些钱她能买件淡绿色的珍珠纱线的女衬衫,这样的衬衫多以打包的方式从国外寄来。夜里她又听见阿摩斯的声音。他说:“我爱你,你是个不同凡响的人。”
在半睡半醒中她似乎觉得能辨识出这个声音,觉得她能肯定这声音属于谁,于是就幸福地睡着了。然而半睡半醒中做的梦,像所有的梦一样,终必是梦。早上醒来时一切都化为乌有,烟消云散了,留给她的只是模糊的印象,仿佛她知道点什么,只是她不很明白究竟是什么。这就是一切。
注释:
[1]阿摩斯(Amos)、索马(Soma)、马索(Maso)、萨摩(Samo)、奥马斯(Omas),均由A、M、O、S四个字母按不同顺序排列组合而成。
[2]可能是指法国女演员西蒙娜·西蒙(Simone Simon,1910—2005)。
[3]在波兰语中安杰伊(Andrzej)与阿摩斯(Amos)都是以字母A(音“阿”)开头。
[4]克雷霞是克雷斯蒂娜的爱称。
[5]典出《圣经·创世记》19:1—26。上帝要剿灭所多玛城,因为罗得曾礼遇两位天使,天使把他们夫妇和两个女儿领出所多玛城,让他们逃往小城琐珥,并且嘱咐他们不要回头。上帝将硫磺和天火降向所多玛城时,罗得之妻回头看,立即化为盐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