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时报》
（1969）

1969年6月初，菲利普·奥克斯代表伦敦的《星期天时报》给我寄来一系列问题。那时，我碰巧被别的一些国家的刊物弄得很恼火，他们利用我提供的材料随意编辑。当他6月15日来的时候，我把写好的回答给了他，还附了下面这张便条。

为了准备这次访谈，我一如既往地写出了回答（有时还有附加的问题），请尽可能做到确切无误。

我的回答代表未刊材料，刊登时应该完整无缺，并且版权归我名下。

回答的前后顺序可以按采访者和编辑的意愿重新安排，如可以拆开，插进提问者的评论或一些描述的语言（但后来添加的材料不能认为是我写的）。

未作准备的言论、俏皮话等，可能在交谈过程中出自我的口，但没有我的同意不能刊登。文章发表前须给我看一下，以避免一些细节上的错误，如姓名、日期等。

奥克斯先生的文章发表在1969年6月22日的《星期天时报》上。

作为一个出色的昆虫学家和小说家，您是否发现您的这两种主要的身份限制或提升了您的世界观？

什么世界？谁的世界？如果我们指的是利物浦、利沃诺或维尔诺的小报读者的一般世界，那我们谈论的是没有意义的一般性。相反，如果一个艺术家创造了他自己的世界，就像我所做的，那怎么能说他影响了对自己的创造物的理解呢？一旦我们对“作家”、“世界”、“小说”诸如此类的术语加以定义，我们就会滑入唯我主义的深渊和普遍观念的溶液中。说到蝴蝶——我的鳞翅目分类学论文主要发表在40年代，只是引起美国蝴蝶学界几个专家的兴趣。就其本身而言，一个昆虫采集家的激情并非是一种特别与众不同的疾病，然而，它处在一个小说家的世界之外，我能以事实来证明这一点：每当我在小说中提及蝴蝶时，无论我写得多么尽心多么辛苦，仍然会显得苍白和虚假，不能真正表达我想要表达的——而我要表达的只能在我的鳞翅目昆虫学论文中用特殊的科学术语加以表达。在分类标签的大头针上和科学期刊的朴素描述中栩栩如生的蝴蝶，会难堪地死于艺术的生花妙笔。然而——不能对你的问题完全避而不答——我得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蝴蝶卫星撞击了我的小说星球。这种情况常发生在提及某些地名的时候。如果我听到或读到“阿普葛留姆，恩加丁”，我内在的观察者通常会迫使我想象一家小旅馆的观景台，旅馆坐落在两千英尺的高处，一条小路通向远处的铁路小站，割草机在工作；但我首先看到的和吸引我的是有着黄色条纹的眼蝶，它收拢翅膀，停在花朵上，而那些花朵很快就会被人用长柄大镰刀残酷地割去。

您最近在报刊上读到的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是关于E. 庞德先生的，这个老家伙对他在纽约克林顿地区的母校作了一次“感伤的访问”，受到了出席毕业典礼的观众——显然是一群笨蛋和疯子——的热烈欢迎。

您看了依据您的小说《黑暗中的笑声》改编的电影了吗？

我看了。尼科尔·威廉森当然是个出色的演员，有些镜头拍得非常棒。那个一边呛水一边咯咯笑的女孩滑水的场景尤其成功。但我对那些性场面的平庸感到吃惊。对此我想多说几句。陈词滥调和寻常套路繁殖起来很快。它们轻易出现在丛林的原始的欢乐中，一如在我们文明化的时髦情景中发生的情况一样。最近的几部影片，包括《黑暗中的笑声》，色情性的角逐已经成了一种俗套，虽然采用这一表现手段不过几年时间。我原本会为托尼·理查森也追随那种时尚而感到遗憾，要不是我因而有机会形成和明确了以下的重要观念：近几个世纪以来，戏剧表演已趋于完美和风格化，如表现人物的吃饭、酒醉、找眼镜、求婚等。但舞台上对性行为的模仿却并不成功，因为没有传统可以借鉴。瑞典人和我们必须从零开始，至今我从银幕上看到的是——男子斑污的肩膀、虚假的性高潮喊叫、几条腿缠在一起——所有这些都那么原始、平庸、俗套，因而令人作呕。这些微不足道的性行为缺乏艺术和风格，与我们的舞台和银幕上对所有其他人类行为的模仿的高水平相比形成多么巨大的反差。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导演应该加以注意。

当您写小说时，您显然意识到了历史和时代，虽然您的小说人物的生活状态反映了常见的困境。作为一个作家，您是否感到任何特定的时代会产生您感兴趣的特殊问题呢？

我们是否要界定所谓的“历史”？如果“历史”意味着“事件的书面记载”（那就是历史女神克莱奥的含义所在），那么就让我们来诘问：实际上是谁——什么样的抄写员，什么样的文书——把它们写下来？他们是否胜任这样的工作？我倾向于猜想，大部分的“历史”（即人类的历史——非岩石的天然证词）是被平庸的作家和有偏见的观察者篡改过的。我们知道，警察国家（如苏联）实际上删节和抹掉了旧书中属于过去的事件，因为它们与当前的虚假状态不一致。然而，甚至最有才华和最尽职的历史学家也可能出错。换言之，我不相信存在着脱离了历史学家的“历史”。如果我要选择一个人来保存记录，我想（至少我乐意），选择我自己会更安全。但没有什么记录或我自己的想法可以产生出你所说的特殊“问题”。

您曾说过，就艺术而言，您对《洛丽塔》的欣赏超过了您其他的所有作品。您的小说新作《爱达》取代了您对《洛丽塔》的喜爱之情了吗？

说不上真正取代。确实，《爱达》给我造成的麻烦超出了我的其他小说，也许这种重叠的忧虑正是爱的极致。顺便说一下，说到我的第一个小仙女，让我借此机会来纠正一位不知姓名的家伙几个月前在伦敦一家周刊上产生的一个奇怪的误解。“洛丽塔”不应按英语或俄语习惯发音（那个匿名者认为应该这样发音），而发拉丁颤音“l”和轻俏的齿音“t”。

作为一个作家，您感到孤独吗？

20、30年代我结识的大部分作家是俄国侨民。我和美国小说家并没有真正的接触。在英国，我曾经和格雷厄姆·格林共进午餐。我和乔伊斯吃过饭，和罗伯—格里耶喝过茶。孤独意味着自由和发现。沙漠孤岛可能比一座城市更激动人心，但我的孤单，总的来说没有什么意义。这是特殊环境——遇难的旧船、不测的风浪——的结果，而与性情无关。私下里，我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热情、开朗、坦率、直言不讳、拒绝伪艺术。我不在乎自己的创作被批评或遭冷落，因而，想到那些与文学无关的人会因我发现D. H. 劳伦斯的作品很糟糕或认为H. G. 威尔斯是一个比康拉德更伟大的艺术家而心烦意乱就忍俊不禁。

您怎样看待所谓的“学生革命”？

惹是生非的人从来就不是革命者，他们多半是反动分子。正是在年轻人中间，我们可以发现为数众多的循规蹈矩的人和平庸的人，如成群结队、蓄着胡子的嬉皮士。美国大学里的示威者很少关心教育，如同砸坏英国地铁车站的足球迷们不关心足球一样。这些愚蠢的流氓属于一个家族——他们中间有头脑的人不多。

您的写作方式是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三十年前，我习惯在床上写作，墨水瓶就在床边，或者在白天或夜晚的任何时间里，我在头脑里进行构思。当麻雀醒来，我却进入梦乡。现在我上午站在小讲台前用铅笔在卡片上写作，但每当阴沉的日子，我在乡间长时间散步，蝴蝶也不来干扰时，我仍然在脑海里构思很多东西。下面是一个失意的鳞翅目昆虫学家的小诗：

在岩石上——

久久地攀登；

来对了地方，

却错了时辰。

您写日记或保存档案材料吗？

我是一个记忆力很差但热衷于记忆的人；我可以非常清晰地回想起景色、姿势、语调，以及无数的具体的细节，但记不住姓名和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