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一 萨特，一位“处于左派与右派的交叉火力之下”的哲学家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作为法国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戏剧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思想、学说、著述以至他的社会活动，对法国甚至对整个西方战后一代曾发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萨特一生著作丰赡，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著有《想象力》、《自我的超越》（1936年）、《想象的现象心理学》、《存在与虚无》（1943年）、《唯物主义与革命》、《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年）以及《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1960年）等专著。作为一位作家则发表了大量作品，如著名的中篇小说《恶心》（亦译《厌恶》，1938年）、短篇集《墙》、长篇小说《自由之路》（三卷）、自传《文字》以及剧本《苍蝇》、《禁闭》、《死无葬身之地》、《可尊敬的妓女》、《肮脏的手》、《魔鬼与上帝》、《涅克拉索夫》等。此外还有不少政论及文艺论文、传记，如《反犹太主义者和犹太人》、《什么是文学》和《福楼拜》等。

萨特不是书斋里的哲学家，他提倡“介入”现实，经常对重大事件作出表态，并将他的文学创作称为“介入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抗击德国法西斯而被俘，获释后，即投身于“把德国人赶出法国”的运动。从此他更以自己的行动介入社会的、政治的斗争，创办了《现代》、《人民事业》杂志并参加左翼革命运动。50年代他反对美国的侵朝战争，先后访问苏联和中国，发表了热情赞美的观点，而由于苏军干涉匈牙利事件，他又反对斯大林。60年代，他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抨击美国的侵越战争，同样也谴责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且支持法国工人罢工和学生运动。70年代他又为苏军侵入阿富汗而公开表示深深的失望。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但又经常与共产党人争论。他抨击右派，但同时也激烈地批评左派。他名正言顺地被称为“处于左派与右派的交叉火力之下”的人物。

萨特通过他的哲学论著和文学作品宣扬他的存在主义思想。他不同于雅斯贝斯和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是无神论存在主义者。他提出“存在先于本质”，或者按照海德格尔的提法，“人的实在（human reality）”先于本质。人，“在把自己投向未来之前，什么都不存在”。他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扼要地阐述说，人必须为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一切行为“承担责任”。懦夫与英雄并非天生：在于“自我选择”。“人是自由的”，因为没有上帝，只是孤零零一个人，别无依恃，但他的自由选择摆脱不掉他处在“一个有组织的处境之中”的限制，因此一旦作出抉择，他必须为此承担责任，也使他人承担责任。人，“必须始终在自身之外寻求一个解放自己的或者体现特殊理想的目标，才能体现自己真正是人”。“人类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萨特的这种他自称是“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思想，在法国以至欧洲，对于经历了空前酷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在这次大浩劫、大动乱中心灵和肉体都受到巨大震撼和伤痛，正陷于迷惘彷徨，企图寻找解脱和出路的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1980年4月15日，萨特在巴黎逝世。4月19日，根据死者生前的意愿，遗体火化后送往蒙帕纳斯公墓安葬时，一支“由知识分子、青年、政界知名人士、演员和普通平民组成的五万名未经组织的群众队伍”自发地护送骨灰直至公墓，这生动地表现了人们对这位杰出的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尊敬和哀悼。

这里收入的两篇萨特阐述他的哲学思想的文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和《今天的希望》，前一篇曾于1980年为了纪念这位哲学家的逝世，由周煦良教授译出，发表在上海《外国文艺》同年第五期上；后一篇是萨特生前最后一次阐述他的哲学思想的谈话录。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发表于1946年。正如作者开宗明义指出的，这篇论文的目的，“是针对几种对存在主义的责难为它进行辩护”，因而是简扼地进一步阐明他的存在主义学说的一篇重要文章，无疑也是研究萨特的哲学思想的重要材料。译者周煦良教授是诗人、文学翻译家，不幸已于1985年去世。他早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专攻哲学并获硕士学位，对现代西方哲学原是里手，因此译文收入本书时，保留了他对原作大意所作的综述和评论的译者前记以作纪念，并供读者研究参考。

《今天的希望》是萨特与本尼·莱维（Benny Lévy）的对话录，曾分为三个部分发表在法国《新观察家》（Le Nouveau Observateur）1980年3月号上。现据美国“激进思想季刊”《特洛斯》（Telos）1980年夏季号的英文本译出。对话录中的发问者本尼·莱维长年化名皮埃尔·维克多（Pierre Victor），是法国无产阶级左派和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位领导人，也是萨特晚年的坚定伙伴。在《今天的希望》的开端，萨特认为，与一般人所了解的相反，他并不意识到自己是悲观、绝望的哲学家，他认为“希望是人的一部分”，在人类的“行动方式中始终有希望在”，说在他的《存在与虚无》以后的著作中“再也找不到这种绝望了”，“我从未认真考虑过绝望可能作为一种属于我的品质”。但他在这次对话的结尾也承认，他一生中确有两次受到“绝望的诱惑”：一次是在法国战败后被德国占领期间，另一次是1975年苏军入侵阿富汗的时候。然而他说终将“在希望之中死去”，深信当今“可怕的世界”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只是短暂的一瞬”，而希望始终是鼓舞“革命和起义的支配力量之一”，也是他“对未来的概念”，因为“人们必须相信进步”。萨特对当前的左派、激进主义及其政党的评价，几乎一概持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显得偏激而专断，尽管他指的是欧洲的，特别是法国的左派及其政党。他阐述革命暴力的意义并明确表白他作为一个法国人而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对法国殖民主义者采取的武装斗争的立场（他因此与另一位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决裂）。萨特在对话中也阐述了他对革命、民主、选举等社会政治问题的观点。在对话的其余部分中可以看出，在他垂暮之年自知不久人世之际，他关注的仍旧是人、道德、人道主义以及对人的遥远未来的期望。其中有对他过去所持观点的改变或修正，也有进一步的阐发。如他对早年关于意识是道德的，自由是它所具有的价值的惟一源泉这类提法的扬弃，而认为意识都有一个“义务的向度”，而且总有一种企图“超越实在”的要求把人的行动变成一种“内在的强制力”，而这就是道德的开始。道德，应该基于“禁止人们利用人作为达到一个目的的东西或者工具的原则之上”。如他对人道主义，从30年代称人道主义为“胡说”，到40年代阐述存在主义即是一种人道主义，到这次谈话时则反复申述：当“人是什么还没有得到确定”，我们都不是“完整的人”；而当“在努力斗争以期达到人的关系和人的定义的存在（being）”的时候，人道主义是没有意义的；此时此刻我们只是“把人道主义视作我们身上优秀品质的经验，视作跳出我们自身而进入人——从我们的善良行动可以想见的人——的圈子的一种努力来实现”，只有等到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原始关系”即“兄弟关系”，等到“人真实地、完全地存在”的时候，“他和同时代人的关系以及他独自存在的方式”才可以称作“人道主义的目的”。萨特在这里提出的“使每个人（person）成为人（man）”、成为“完整的人”等等，在遥瞩人类的未来这个问题上，他似乎试图与马克思所预计的“人最终将成为真正全面的人”殊途同归。

几乎同很多卓越的思想家、作家一样，萨特的思想体系颇为复杂而且充满了矛盾。他提出的“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他孜孜于探究人的存在与行动的方式及其意义，他关注人在现实社会中的处境以及人最终如何臻于完善的未来前景等等，这些涉及物质世界和人的意识的学说，毫无疑问，是属于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性质的，尽管他针对这种“责难”专门撰写了论文企图为之辩护。但是另一方面，无疑也应该看到，萨特的存在主义学说绝非“丑恶”或邪恶的代名词，像本书第一篇文章中作者引述的那位“容易神经紧张”的资产阶级太太那样，用来掩饰她的粗鲁失态的一个遁辞。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在战后法国甚至西方那些精神陷于“瓦解状态”的知识分子中间，不仅一度是具有相当深刻而广泛影响的思潮，而且随之出现一批着力描绘或揭示人在阴暗、荒诞的周围世界中无以自拔、无能为力的处境、意在使人震醒的存在主义文学。存在主义哲学，特别是一些西方有存在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70年代末在我国开始有所介绍。但由于萨特的主要哲学著作如《存在与虚无》、《辩证理性批判》，以及大量阐述其思想发展演变的政论、文论等尚未系统翻译介绍，国内有读者为了解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体系，不得不求助于第二手资料，甚至从存在主义文学所描绘的人物、情节中悬想臆测，“想当然耳”，以为存在主义即宣扬悲观失望、自我中心、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等等。总之，说明人们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表示关注，而由于未能窥见全豹对其思想体系则不甚了了。

萨特的哲学不是“悲观”的哲学。他认为他的学说是“乐观”的、“行动”的学说。他曾公然声称要“超越马克思主义”，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命题进行错误的非议或指责，但他最后又明确宣告“未来属于马克思主义”，直至临终仍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也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在最后的对话录中，他谈到：“我们的目的是要达到一个真正的选定的机构，在那里每个人（person）都将成为人（man），其中所有的集合体（collectivities）都同样富于人性。”但是他没有进一步阐述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真正选定的机构”。但从萨特数十年的理论与实践看，在西方文化思想界中他是一个富于正义感而且热情洋溢的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这点则是无容置疑的。他一生探索的关于人的哲学，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的性质，即使在法国也曾引起过激烈的论争，但是萨特的哲学和他的名字已经载入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史册，这也是无疑的。

汤永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