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下流社会》：日本中产阶级的分崩离析
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的《下流社会》一书面世于2005年9月，出版之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销量便突破40万册，上市五个月竟令人惊异地增印了14次，累积销量直逼100万册，成为当时日本最畅销的书籍。如此众多的日本民众将目光汇聚于低收入、低消费的“下流社会”，人们不禁要问：在曾经号称“一亿人口中流化”的日本，中产阶级难道已经分崩离析？“下流社会”真的已离我们越来越近？
日本社会向来以中产阶级居多、贫富差距较小为傲，但《下流社会》的作者三浦展却有感于日本社会的个人收入、学历、生活需求等差距愈来愈大，从而指出当今的日本正在从“中流社会”向“下流社会”转变。
他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期出生的所谓“新中间层”，眼下正出现“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分化，但由“中流”上升为“上流”的实属凤毛麟角，而由“中流”跌入“下流”的却大有人在。换句话说，日本的中流阶层正在经历着一个“下流化”过程。而年轻一代源源不断加入的“下流社会”，其最大的特征并不仅仅是低收入，更在于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的全面下降，也可以说是“对全盘人生热情低下”。
“现在的年轻一代面临就职难的困境，好不容易有了工作，加班又成为家常便饭，真可谓苦不堪言。面对职业、婚姻等方面的竞争和压力，不少人选择不当事业和家庭的‘中流砥柱’，而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归入‘下流社会’的行列。”三浦展一语道破了“下流社会”形成的背景。
从《下流社会》一书所提供的数据来看，日本在泡沫经济时代，个人年收入600万到1000万日元才算是中产阶级，而2004年个人年收入低于600万日元的已占日本纳税总人口的78%，更有37.2%的临时雇员月薪不到10万日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群年轻的创业者在网络科技、创业投资等新兴行业成功掘金，三四十岁便跻身亿万富翁的行列，他们个性极其张扬，生活极度奢华。因涉嫌做假账而锒铛入狱的“活力门”公司前总裁堀江贵文和靠网络拍卖起家的“乐天”社长三木谷浩史等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三浦展1958年出生于日本新澙县，从一桥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在PARCO公司从事市场信息杂志的编辑工作，担任过杂志主编，后进入日本著名的民间智库三菱综合研究所，1999年辞职创办了Culture Studies研究所，专门从事消费文化课题的研究，在家庭关系、青少年以及城市化问题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备受各界关注。《下流社会》甫一面世，也立即引起日本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大报纷纷刊载书评，称该书好似一条醒目的标语，令人们不得不直面正在悄然发生的社会变化。日本两大周刊之一的《POST周刊》和以世态分析见长的《SPA！周刊》则分别以《你也沦入“下流社会”！》《“下流社会”的脚步》为题，煞有介事地宣扬了一整套“下流社会”的处世之道。
这些媒体的评论普遍认为，通过《下流社会》一书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小泉纯一郎出任日本首相之后，为纾解泡沫经济遗留下来的1000兆日元财政赤字，采用了自由开放的小政府管理模式，令整个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如今的日本社会只容许少数富人或有才华的人成为赢家，其他出身平庸的人即使拿着贬值的学位，也都会被打入“败组”，就像多达500万人的自由职业者和至少60万人的“NEET族”（既不上学也不工作的特殊人群），他们没有固定的收入保障，也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不易积攒财富，所以才会贫者愈贫，翻身无望。
针对《下流社会》中对于日本社会阶层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冷峻分析，《读卖新闻》的评论认为，在少数IT精英和商界名流醉心于高档时髦的都市生活的同时，类似于喜欢在便利店里阅读廉价周刊的“散漫一族”这样的低收入人群正在不断壮大，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自由职业者的大军。《下流社会》一书揭示的正是中产阶级分崩离析之后，日本社会各阶层之间无法实现相互理解与沟通。用三浦展的话来说，那就是“井底之蛙”在不断增加。他借用养老孟司在超级畅销书《傻瓜的围墙》中的观点，指出因互联网而变得“缩小的世界”里不经意间筑起了一道“傻瓜的围墙”，人们只跟与自己相同的人来往，而将其他阶层的人拒之门外。
《下流社会》谈的不是艰涩难懂的社会发展理论，而是以大量的调查资料为基石，以消费市场为切入点，完整地剖析了日本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观及消费模式、思维差异。作者没有从主观臆断出发来评判“下流社会”的好坏，而是真实地、全方位地揭示这股社会的暗流，从个人认知的差异以及自我意识形态的滑落来探讨“下流社会”现象。
诚如三浦展在接受《读卖新闻》记者的采访时所言，对“下流社会”不能简单地以好或者不好来加以判断，但当时日本社会阶层的分化还只是处于开始阶段，随着中产阶级的日益崩溃，各种社会矛盾也将接踵而来。在全球化的今天，“下流社会”的现象已非个别发达国家所独有，下流阶层的出现对于任何向往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来说其实都是灾难，因而也很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如何应对社会结构的失衡、如何消除贫富分化，也许会成为一个旷日持久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