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共和国与帝国

第一章
种族灭绝蓝图？

现在，仍然有一些散布在世界各地的遗迹遗风会使人们想起，在19世纪80年代和“一战”期间，德国也像其他欧洲大国一样，拥有一个海外殖民帝国。在纳米比亚（Namibia）的温得和克（Windhoek），依旧可以随处买到《汇报》（Allgemeine Zeitung），这份报纸的读者就是留在这个城镇的说德语的居民。如果你愿意去纳米比亚的海滩走一走，可以去海滨城市吕德里茨（Lüderitz），你会经过一些废弃的火车站，用哥特式字母书写的站名还赫然在目。你还可以去阿盖特海滩（Agate Beach）享受冲浪的乐趣，不过得小心企鹅。在坦桑尼亚（Tanzania），你可以在湖边小镇维德黑芬（Wiedhafen）待一下。如果你是个商人，想在喀麦隆（Cameroon）大量购买棕榈油的话，你该去的地方仍然是沃尔曼种植园。在加纳（Ghana）东部，那些曾经属于多哥（Togo）殖民地的德国式建筑，现在已经被宣传成了旅游景点。

同样，在太平洋上，你可以环绕俾斯麦群岛（Bismarck Archipelago）航行，并造访里特岛（尽管岛上已经没有什么可看的了——1888年的一次火山爆发几乎毁掉了全岛）。继续向东，如果你走进萨摩亚群岛（Samoa）的书店，你会看到当地著名诗人摩摩尔·冯·赖歇（Momoe von Reiche）的作品。在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的中餐馆里，你都可以要一瓶德国风味的青岛啤酒（1903年，德国人在位于青岛的德国啤酒厂里酿造出了青岛啤酒）。而在青岛市区，你会看到宏伟壮观的圣弥厄尔教堂，它是一座复古的罗马式建筑，看起来应该属于大约一个世纪之前的德国北部的某个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的确如此。

但总的来说，与范围更大、存在时间更长的欧洲其他海外帝国所遗留下来的大量物质、文化和政治遗迹相比，这些就不算什么了。那些海外帝国在某些时期几乎占据了整个地球。德意志殖民帝国只持续了30多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便土崩瓦解，它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帝国领土被英国、法国、比利时、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国瓜分一空。与大英帝国相比，覆灭前的德意志殖民帝国版图狭小，持续时间短暂，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殖民主义宣传者四处游说，想重新恢复帝国的辉煌时，它仍然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不过，纳粹分子不以为意，因为他们更希望去征服欧洲，或者至少是先征服欧洲。

许多年来，有关这个话题的历史著作——以英裔德国经济历史学家威廉·奥托·亨德森（William Otto Henderson）的著作为杰出典范——往往注重驳斥对德意志帝国的暴力和残忍的指控，据说，帝国的暴力和残忍导致其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被摧毁和瓜分。到20世纪60年代，这些争论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了。然而，赫尔穆特·布莱（Helmut Bley）的著作使情况发生了改变。他在1968年出版的《1894—1914年德国统治下的西南非洲》（South-West Africa under German Rule 1894–1914）一书中，再现了德国人在1904年至1907年之间对纳米比亚赫雷罗人（Herero）和纳马人部落发动的骇人听闻的战争。

布莱所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20世纪初，殖民政府侵占土地的步伐不断加快，德国农场主因此遭到袭击，大约150名德国移居者被杀害。于是，帝国从柏林派遣了一支由1.4万人组成的军队，由洛塔尔·冯·特罗塔（Lothar von Trotha）将军指挥。此人是一名殖民经验丰富、作风强硬的普鲁士军官。他说：“我知道只有暴力才能让非洲部落屈服，用粗暴、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手段进行暴力活动就是我的政策。”他在瓦特贝格（Waterberg）击败了一支赫雷罗人的队伍，之后便宣布，“在德国人的边境内发现的任何赫雷罗人，不管是武装人员，还是平民百姓”，一律处死。在战斗中被抓住的赫雷罗牧人被当场射杀，妇女和儿童则被赶进沙漠之中活活饿死。柏林的德国总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Alfred von Schlieffen）像所有的普鲁士军官一样，深受据称是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ian）学说的影响，认为战争的目的必须是全歼敌人的武装力量。他赞扬特罗塔的行动“无与伦比”，对其利用沙漠完成被总参谋部官方出版物《奋斗》所称道的“使赫雷罗人灭绝”的行动尤为赞赏。

不过该行动也遇到了批评的声音，德意志帝国总理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不赞成此次行动，称其不符合基督教教义。他还警告说，这会毁坏德国在海外的声誉。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中央党的政客们也直言不讳地对此进行了谴责。由于对赫雷罗人采取妥协政策而受到军队排挤的殖民地总督西奥多·鲁特维恩（Theodor Leutwein）向比洛提出了针对此次行动的抗议，并称种族灭绝行为是“严重的错误”。鲁特维恩因此被解除了职务，不过他认为赫雷罗人应当被征为劳工，这一观点赢得了不少支持者。于是赫雷罗人部落剩下的人（大部分为妇女和儿童）和纳马部落的人一起，被投进了“集中营”（这是德国人第一次正式使用“集中营”这个术语）。

然而，那些被投入集中营的人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在位于纳米比亚海岸对面的沙克岛上，殖民政府在岩石地带建起了条件极为恶劣的集中营，囚犯们被迫参加劳动，他们的食物配给极其有限，还得衣不蔽体地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干活，如果干活不够卖力，就会遭到皮鞭的毒打。每天都有尸体被抬到海滩上，海浪将尸体冲入有大批鲨鱼出没的海水中。甚至南非的报纸也对集中营里的“恐怖和残忍”提出了抗议。这些集中营也成为科学研究的场所。后来当上第三帝国首席“种族卫生学家”的人类学家欧根·菲舍尔（Eugen Fischer）来到雷霍博特镇（Rehoboth），对镇上居民的混血状况进行了研究（他称这些居民为“雷霍博特的杂种们”）。他和同事们获取了不同种族人的头颅以进行头颅测量研究，最终有300个头颅被运回了德国。

菲舍尔总结道，混血的后代（非洲黑人与布尔人或德国移民的后代）劣于布尔人或德国人，但优于非洲黑人，并认为他们适合在警察里的军士阶层、邮政部门和一些其他的分支机构工作。这些相对劣等但仍然有用的种族应当受到保护，对待方式应不同于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然而法律采纳了特罗塔的看法，即非洲人是下等人种，他几乎陷于一种病态的恐惧，认为混血会传播疾病。1905年，法律开始禁止异族通婚，两年之后，所有既成事实的德国人和非洲人之间的婚姻都被宣告无效。这些措施将“种族耻辱”（Rassenschande）或“种族亵渎”这个词纳入了德国的法律术语；30年后，该术语又重新出现在了《纽伦堡法案》中。德国移民享有的法定地位高于其他移民，德国移民可以征用赫雷罗人，强制他们劳动，并强迫他们佩戴身份标牌（这是后来被纳粹采用的另一个措施）。

据统计，战前赫雷罗人的人口总数为8万，到战争结束时锐减至1.5万，而人口总数为2万的纳马人，有1万人遭到杀害。监禁在集中营里的大约1.7万名非洲人中，只有一半人活了下来。鉴于特罗塔的种族信念，毫无疑问，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种族灭绝。而布莱将此揭露出来，便提出了一个迫切的问题，即德国皇帝的德国和希特勒的德国之间的延续性问题。其他的殖民政权也很残暴，尤其是比利时在刚果的统治。这些殖民政权会毫不犹豫地实施大规模屠杀，以此来镇压起义，或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从19世纪70年代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到20世纪30年代在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人，情况都是如此。种族歧视、侵占财产和强征劳动力绝对不是德国人的专利。

但是，只有德国人采用了集中营这种形式并创造了这一称谓，还刻意营造了极为严酷的环境，其目的是既要强制在押人员劳动，又要将他们毁灭。（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表达“通过劳动来毁灭”是纳粹后来创造出来的，但效果是相同的。）只有德国人以种族为依据，公然企图灭绝被其殖民的整个民族。只有德国人在法律上禁止殖民地的异族通婚，他们不仅在西南非洲，还在东非（1906年）和萨摩亚群岛（1912年）都执行了上述政策。只有德国人随后又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种族灭绝行动，他们不仅要灭绝欧洲的犹太人，可能也要灭绝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犹太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或许让人惊奇的是，在布莱的著作出版后的几十年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那些转而研究德意志帝国和第三帝国之间延续性的批判历史学家，都专注于纳粹主义在德国国内的根源、希特勒在德国的统治以及“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在越南战争或许还有布莱著作的影响之下，左翼分子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但是随着美国从越南撤军，以及欧洲剩余的殖民地相继获得独立，这股浪潮也就消退了。在联邦德国，遗留在日常生活中的殖民主义痕迹也随着不断发展的现代化经济开始消失。那些出售殖民地商品（Kolonialwaren）——咖啡、茶、香料、稻米和诸如此类来自海外的干货——的杂货店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德国城镇中还随处可见，而现在大都重新起了名字或加上了掩饰。比如，今天在艾德卡（Edeka）商店里购买咖啡的人中，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个商店的名字是“殖民地商品经销商的消费者合作商店”（Einkaufsgenossenschaft der Kolonialwarenhändler）的缩写。20世纪70年代之后，德国的前殖民地似乎已经与德国毫不相干，大都被人们遗忘了。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后殖民研究的出现，人们的兴趣又复苏了。现在，历史学家们把种族主义和种族意识形态，而不是极权主义和阶级剥削，作为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解释的重心，所以德国的殖民历史又显得极为紧要了。人们兴趣复苏的标志是布莱的著作成了经典，被译成英文，经修订后，以《德国统治下的纳米比亚》（Namibia under German Rule）为书名，于1996年出版。各种专著和文章开始出现，内容涵盖了德国殖民主义话语、种族科学的殖民地起源，以及文学作品对被殖民者的表现等。对文化记忆的兴趣在不断增长，德国出现了对后殖民记忆和纪念活动的研究。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所著的《德国殖民主义简史》（German Colonialism: A Short History, 2012）对这批新著述做了总结，并将其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重新引发了人们对德意志帝国的兴趣。书中精彩的插图和地图、带注解的参考文献，加之作者对史学趋势敏锐的把握，使该书成了同类作品中的典范，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指导，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正如康拉德所言，德国殖民主义部分起源于德国的历史。殖民的梦想和幻象就如同一块空白的银幕，德国民族主义者可以在德国最终取得统一之前，将德国统一的影像投射在银幕上。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曾在1848年说：“我们将乘船穿越大海，在各处建立新的德国……我们要超越西班牙人，对于他们而言，新世界就是一个充斥着神职人员的屠宰场。我们也不同于英国人，对英国人而言，新世界只是座堆满金银财宝的宝库。我们将以德国特有的非凡方式来建立新世界。”然而，更重要的是德国资本主义的总体背景，当时是以一些像汉堡这样的独立州为中心的。据说，在19世纪70年代，汉堡的大商人们造访过“密西西比河沿岸的每一座城镇”，并“在伦敦停留过20次”，却一次也没去过柏林。凭借迅速发展的德国工业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汉堡的商人们在非洲许多沿海地区和世界其他非殖民地区进行贸易活动，在全球各地的城市中一共设立了279个领事馆。德国科学家、探险家和传教士因为伟大的功绩，在国内赢得了众多的追随者，比如格哈德·罗尔夫斯（Gerhard Rohlfs），他是第一个从北向南（常常身着穆斯林服装）穿越非洲的欧洲人。

俾斯麦相对缺乏热情（“只要我还是宰相，”他在1881年说，“我们就不参与殖民活动”），但是，在1884年，他却发动了“瓜分非洲”的行动，把涉及德国经济利益的许多地区宣布为保护领地，同时也支持法国的类似行动，以转移法国人的注意力，以免他们因为在普法战争中丧失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Alsace-Lorraine）而对德国进行报复。也许他还想安抚强大的国家自由党所代表的商业利益集团，因为在即将到来的国家大选中，他需要后者的支持。1881年至1882年间，英国和法国在北非的争斗进入白热化状态，在此之后，对领土的争夺几乎已经不可避免了。无论如何，瓜分行动从非洲一直扩展到了全世界。德意志帝国逐步建立并扩张，最终成为继英国、法国和荷兰之后的第四大帝国。

德国人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中，包括了今天的纳米比亚，那里人口稀少，土地贫瘠，德国的大牧场主们很快在那里立住了脚，而自1907年起，铜和钻石的开采则给私人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利润。喀麦隆疟疾流行的海岸地区被来自汉堡的沃尔曼家族的商业利益集团所控制（橡胶和棕榈油由德国人在内陆经营的种植园所生产）。在多哥，棕榈油贸易由海岸上的当地非洲裔巴西精英阶层控制。在人口密集的东非殖民地［包括除桑给巴尔（Zanzibar）以外的坦桑尼亚，还包括卢旺达（Rwanda）和布隆迪（Burundi）］，德国殖民者建起了棉花和剑麻种植园。在新几内亚（New Guinea）、萨摩亚群岛和周边的太平洋岛屿，德国殖民者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商业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很大。还有通过《胶澳租界条约》从中国得到的胶州湾——中国从1898年起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租期99年，由德国海军部管理。他们采取积极有力的政策促进青岛的现代化进程和发展，为青岛市安装了路灯，还建立了一所大学，中国学生可以在那里学习德国的科学技术和学问。

俾斯麦还幻想像老东印度公司在南亚次大陆的管辖区域那样建立保护领地，国家并不参与管理，而是交由私人企业负责，但是这样的幻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在反抗德国商人和殖民者日渐严重的剥削的过程中，非洲各团体与德国人发生了激烈的暴力冲突，于是德国官僚在军队的支持下，很快便开始对这些地方实施正式统治。这样只会让局面变得更糟，因为国家开始使用暴力来保护与当地农场主和商人发生冲突的种植园主和殖民者，从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抵抗。西南非洲的种族战争最引人注目。暴力是德国人统治的一贯特征。在东非，不断发生的军事冲突迫使柏林的帝国政府于1891年接过了殖民地的管理权，这些冲突大多是由肆无忌惮的殖民冒险家卡尔·彼得斯（Carl Peters）挑起的。但是帝国政府接管殖民地后，武装冲突还在继续发生，在接下来的6年里，德国发起了61次“惩罚远征”行动。1905年，因为争夺土地、提高税收和要求强制劳动而引发的冲突，最终演变成了马及马及起义（Maji-Maji uprising），大约8万名非洲起义者死于军队镇压。与西南非洲的情况形成对照的是，德国人并没有将其看作种族战争，可其实许多伤亡是由穿着德国制服的非洲人造成的。死亡人数非常大。叛乱者的土地和村庄遭到摧毁，20多万名非洲人在饥荒中丧生。

暴力，包括对非洲人的公开毒打，在德国殖民地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喀麦隆，官方记录的毒打事件从1900年的315次上升到了1913年的4800次（当然是低估了）。喀麦隆的非洲酋长们向帝国议会起诉，但是被总督驳回了。总督这样做，倒不是因为他残忍，而是因为商人和传教士们反对他在土地上做出较大的让步。到德国殖民统治末期，一位前任大酋长因反对在喀麦隆的主要城市杜阿拉（Douala）实行种族隔离而被处死，双方矛盾激化。德国一向脆弱的统治在此显露无遗。和非洲人相比，德国人的数量很少——喀麦隆的德国移民和官员加起来还不到2000人。因此德国人只能寄希望于在他们的殖民地上建立“权力之岛”。无论在哪里，非洲人都没有完全接受德国人的统治。他们被有效地排斥在殖民地的政治和公共领域之外，这注定会让他们觉得与德国人的统治格格不入。

实际上，非洲人常常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在马及马及起义之后，东非的总督承认，开始只是局限在当地的一小撮“半野蛮部落”的叛乱，最终演变成了“某种全国性的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有时候，德国人的政策可以创造出新的身份，就如同在卢旺达那样——卢旺达的殖民官员们手里有人种指南，他们把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不明显的社会差别变成了固定的种族身份，随后又使之成为法律区分种族的基础。历史学家所指的“种族构成”由此产生，它为1994年发生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埋下了祸根。

在殖民地还能进行一些在德国无法进行的科学实验。诺贝尔奖得主、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为了找到昏睡病的治疗方法，可以每天给1000名东非患者注射高剂量的砷而不会感到不安。此做法危险性很大，随时可能造成实验对象死亡。实际上，像欧根·菲舍尔这样的科学家在人种改良方面进行的研究大力宣扬了种族差别和“种族劣等”思想，这一思想后来被用于纳粹的种族灭绝行动。1896年，德国举办了柏林殖民地博览会，同时，汉堡的哈根贝克动物园（Hagenbeck’s Tierpark）展出了一个非洲村庄，这样的展览为在德国人心中建立一种深得人心的种族优越感发挥了很大作用。

有些人把殖民地看作新事物的实验室：在那里，可以建立新的城镇，而不必考虑现有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在那里，可以运用种族科学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而不用过时的欧洲等级地位制度；在那里，可以按照父权的传统原则建立模范社区，而这种传统原则正被德国国内愈演愈烈的女权运动削弱。在德国，肩负着“上帝使命”的新教徒开始把那些穷人和“懒人”从大城市贫民窟里穷困和无知的“黑色大陆”上解救出来，他们用的是殖民地传教工作的语言，目标也很像传教。1913年，依据在殖民地反复推敲出的种族主义信条，德国制定出了一项新法律，以种族血统而不是以居住资格（欧洲其他地方通常以居住资格进行界定）为基础来界定德国的公民身份。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开始把波兰人和斯拉夫人看作劣等种族，并放弃了关于德国在东欧“文明使命”的讨论，因为他们不再认为波兰人可以被改造成有用的德国人，而是深信波兰人的种族特征和非洲人一样，已经不可救药。

难道这一切都意味着殖民帝国和大屠杀有直接的联系吗？德国对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的种族灭绝行动和30多年后对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有非常明显的相似之处，但是也存在着很大差异。尽管在西南非洲确实有集中营，但是它们不同于特雷布林卡（Treblinka）死亡集中营，因为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只屠杀犹太人。在纳粹的眼中，犹太人是一个全球性的威胁，而非洲人像斯拉夫人一样，只是当地的障碍，需要征服和排除他们，以便给德国移民腾出空间。德国的殖民经验煽动了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在种族领域，但是在个人层面上，这样的延续性就不多见了，尽管也存在以下例子：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的父亲是西南非洲的第一任总督；弗朗茨·里特·冯·艾普（Franz Ritter von Epp）曾在对赫雷罗人的战争期间在特罗塔的军中服役，后来当上了巴伐利亚（Bavaria）的纳粹总督；还有喀麦隆的副总督维克托·贝彻（Viktor Boettcher），纳粹占领波兰之后，他在波兰政府里担任高级官员。

特罗塔的种族灭绝战争在德国的殖民历史上是一个例外，它更多起因于发起人的军事和种族信条，而不是德国殖民主义的特征所致。德国人自称肩负着现代文明开化的使命，并将其融入殖民统治最后阶段所实施的教育、经济和宗教政策之中，而在1939年至1945年间的东欧，则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一战”把人变得像野兽一般（“一战”本身也是殖民主义对欧洲的一种冲击），在此影响之下，政治暴力成为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德国生活的普遍特征，并将贝彻这样的人变成了纳粹分子。与其他的欧洲国家相比，德国的殖民主义似乎在概念上具有更系统的种族主义特征，在行动上更加野蛮残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导致了后来的大屠杀。

尽管如此，针对赫雷罗人的战争远远超过了殖民主义的任何其他方面，早已作为种族大屠杀一个重要的类比和预兆，进入了当今德国公众的记忆。人们由此展开了慷慨激昂的辩论，讨论怎样才能以最好的方式纪念它。不来梅（Bremen）贸易港口是辩论最为激烈的地方。在主火车站后面的一个小公园里，有一个10米高、由砖块砌成的大象纪念碑，每天都有来来往往的上班族和游客经过这里。这座风格化的纪念碑建于魏玛共和国末期，人们将其视为对德国殖民主义历史的纪念和提醒。纪念碑底座上贴着赤陶瓦片，每片瓦上都刻着一个德国前殖民地的名字。1932年7月6日，在公园举行了雕塑落成典礼，有人发表了演说。演说颂扬了殖民主义取得的成就，要求夺回他们失去的殖民地。

不可思议的是，这尊大象纪念碑在“二战”中幸存了下来，只是底座周围的各种碑文在1945年之后很快被剔除了。到1982年大象纪念碑落成50周年的时候，它已经成了令德国人难堪的雕塑，尤其是因为纳米比亚当时仍处在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的统治之下。1988年，金属工会的当地青年组织在底座旁边竖起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拥护人权，反对种族隔离”。两年之后，大象被正式宣布为“反殖民主义纪念碑”，大象纪念碑最初的目的被掩盖了起来。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时候，不来梅市长在大象的周围举行了一个正式的庆祝仪式；1996年，纳米比亚总统萨姆·努乔马（Sam Nujoma）在一次对德国的国事访问中，为一块新的纪念匾揭幕，匾上刻着“纪念1884年至1914年间德国殖民统治下的纳米比亚受害者”。现在，大象纪念碑由一个被官方认可的致力于宽容、创新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社团照管。公园里的一块铜匾提醒着来访者们这座纪念碑的过去；在附近，又建起了一座小型的纪念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的纪念碑，算是一种“对立纪念碑”（anti-monu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