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再见，亚特兰大

1990年夏，亚特兰大

离开亚特兰大，他打算为自己创造一种全新的生活，为了完全脱离过去，他甚至为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他再也不叫克里斯•麦坎德利斯了，现在，他是“亚历山大超级流浪汉”。

迦太基是南达科他州一个沉静的小镇，人口仅274人。小镇里，带外墙的民居、干净整洁的庭院、墙面被风雨剥蚀的小店铺相互依偎，谦卑地立在空旷无际的北部平原上，时间似乎静止不动。成排的高大三叶杨荫蔽着一条条少有车行的小街，镇上只有一个杂货铺、一家银行、一个加油站和一个孤零零的酒吧——卡巴莱特。韦恩•韦斯特伯格一边抿着鸡尾酒，一边嚼着甜雪茄，回忆起他认识的一个名叫亚历克斯的怪异青年。

酒吧的墙上悬挂着鹿角、老旧的密尔沃基啤酒广告和拙劣的野鸟飞翔图。酒吧里烟雾缭绕，一群穿着工作服、戴着脏兮兮工帽的农夫正聚在一起抽烟聊天，他们满脸疲惫，脏得和矿工一样，用简短粗鄙的语言大声谈论多变的天气和地里因太湿而无法收割的向日葵。他们头顶上的电视机里，罗斯•佩罗轻蔑的脸庞忽明忽灭。8天以后，比尔•克林顿将成为这个国家的新总统，此时距麦坎德利斯的尸体在阿拉斯加被发现已有两个月了。

“这是亚历克斯以前常喝的酒，”韦斯特伯格皱了皱眉头，搅着手里那杯“白俄罗斯”里的冰块说，“他总是坐在酒吧的那一头，给大家讲他旅途中遇见的奇人异事，常常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镇上很多人都喜欢亚历克斯，很难想象这样的悲剧会发生在他的身上。”

韦斯特伯格是个身强体壮的男人，他肩膀宽厚，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在迦太基镇里和镇外分别拥有一个谷仓。每年夏天，他都会和农场主一起组成联合收割队，辗转于得克萨斯州北部和加拿大边境收割粮食。1990年秋天，他前往蒙大拿州中北部为康胜啤酒公司和安海斯－布希啤酒公司收割大麦。9月10日下午，他开车前往卡特班克为一架发生故障的收割机购买零配件，回程时，他在路边遇到一个搭便车的年轻人，这个面目友善的家伙自称亚历山大•麦坎德利斯。

麦坎德利斯个子不高，但体格强健。他的眼神有某种直穿人心的力量，深邃而饱含情感。他可能有异国血统，也许是希腊，或者是印第安。他毫无防备的样子让韦斯特伯格立刻产生保护这个孩子的冲动。他样貌英俊，是女孩子很喜欢的类型。他脸上的表情变化极快，前一分钟还是慵懒、面无表情的样子，下一分钟就忽然开怀大笑，眉飞色舞，露出满口漂亮的牙齿。他是近视眼，戴着一副金属框架眼镜，看起来很饿。

10分钟以后，韦斯特伯格把车停在埃斯里奇镇上，给他的朋友送包裹。韦斯特伯格说：“他给我俩一人一瓶啤酒，问亚历克斯多久没有吃饭了。亚历克斯承认已经有好几天粒米未进，而且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听到这些，朋友的妻子坚持要为亚历克斯做一顿大餐，他狼吞虎咽地吃完，随即倒在餐桌上沉沉地睡去。

麦坎德利斯告诉韦斯特伯格，他的目的地是萨科温泉，位于2号公路东面400公里处，这地方是他从几个“橡胶流浪汉”那里听说的（“橡胶流浪汉”即那些有车的流浪汉，“皮革流浪汉”则没有交通工具，只能搭车或者走路）。韦斯特伯格说，他只能带麦坎德利斯走16公里，然后就得向北前往桑伯斯特了，他割麦子的拖车就停在那里。然而，到了约定分手的地方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而且车外大雨倾盆。“老天呐，”韦斯特伯格对他说，“我真不想把你一个人留在这该死的雨里。你有睡袋，还是跟我去桑伯斯特，在我的拖车里将就一晚吧。”

就这样，麦坎德利斯跟韦斯特伯格一起度过了三天时光。每天早晨，他都和收割队的工人一起驾驶收割机穿梭于无边的金黄色麦海。分别时，韦斯特伯格告诉麦坎德利斯，如果他需要一份工作，可以去迦太基找他。

“过了几个星期，亚历克斯真的来镇里找我了。”韦斯特伯格说。他在谷仓里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并把自己一处房产里的一个房间便宜租给了他。

韦斯特伯格说：“这些年有很多背包客在我这儿干过，可大多数人都做得不好，根本就不在工作状态。亚历克斯和他们不一样。他是我见过最勤快的人，不管给他派什么活，无论是重体力活，还是把烂谷子和死老鼠从仓底清理出去这种脏活，他都做。这些活又累又脏，一天忙下来，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尽管这样，他也从来没有中途撂挑子，只要他接手一项工作，就一定会完成。工作对他来说简直是一件关乎道德的事情，他是个道德狂，为自己设定了极高的标准。”

“不难看出亚历克斯是个很聪明的孩子，”韦斯特伯格喝光了第三杯酒，继续回忆道，“他读了很多书，平时说话时会用很多华丽的词。他有时候会自己给自己找些麻烦，我想可能是因为他想得太多了。有时候，他努力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有意义，想要弄明白为什么人们会彼此伤害。我告诉他好几次，别在这些问题上钻牛角尖，可他实在太固执了。他总是要完全搞清楚一件事情的答案，才肯继续走下一步。”

有一次，韦斯特伯格从报税单里发现麦坎德利斯真正的名字是克里斯，而不是亚历山大。韦斯特伯格说：“他从来都没有提过为什么改名字，从他平时说的那些话来推测，他和家人的关系不太好，但我不想管别人的闲事，所以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他。”

如果说麦坎德利斯同父母和兄妹之间的关系疏远，他在韦斯特伯格和其他工友那里则找到了家的感觉。韦斯特伯格的大部分员工都住在他位于迦太基的房子里，离镇中心只有几个街区，是一幢简单的维多利亚时代安妮女王风格的两层建筑，前院种着一棵高大的三叶杨。这里的生活轻松欢乐，四五名房客轮流做饭，大家常常一起去喝酒，一起追女人，虽然从来没有成功过。

麦坎德利斯很快就爱上了迦太基，他爱这个小镇的沉静，爱它的平民化和谦逊的风气。这里是时代洪流下的一股逆流，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正适合他。那个秋天，他同小镇和韦斯特伯格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韦斯特伯格三十几岁，小时候被养父母带到迦太基。他是个全才，当过农夫、电焊工、商人、机械师、倒爷、执业飞行员、电脑程序员、电子产品和电子游戏设备维修技师。就在他遇见麦坎德利斯之前，他的一项才能惊动了警方。

韦斯特伯格曾经制造并销售“黑盒子”，这是一种非法解码卫星电视信号的设备，装上它以后，就能免费收看加密的有线电视节目。联邦调查局获知他的违法行为，设下圈套将他抓获。他向警方坦白了自己的罪行。1990年10月10日，就在麦坎德利斯到达迦太基两个星期以后，他被送往苏福尔斯服刑4个月。韦斯特伯格出事以后，麦坎德利斯也就无活可干了，若非如此，他也许会在迦太基多停留一段时间。10月23日，他离开迦太基，重新开始了流浪生活。

麦坎德利斯深爱着迦太基。临走前，他送给韦斯特伯格一本珍藏的1942年版的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在书的扉页上，他写着：“亚历山大赠送给韦斯特伯格。1990年10月。聆听皮埃尔的声音。”即使流浪到了西部，麦坎德利斯也一直和韦斯特伯格保持着联系，每隔一两个月都会给他打电话或者写信。他还把韦斯特伯格的地址设为自己的通信地址，此后无论遇到什么人，他都告诉他们，南达科他州是他的故乡。

麦坎德利斯其实出生在弗吉尼亚州安嫩代尔的一个中上层家庭。他的父亲沃尔特是一位著名的航天工程师，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就职于美国航空航天局和休斯飞机公司，为航天飞机和其他一些备受瞩目的高科技项目设计先进的雷达系统。1978年，沃尔特辞职下海，创建了用户系统咨询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而他的合伙人就是克里斯的母亲比莉。沃尔特一共有8个子女：克里斯、和克里斯关系特别好的亲妹妹卡琳，还有6个和克里斯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他们是沃尔特和前妻的孩子。

1990年5月，克里斯从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毕业。在校期间，他是学生刊物《埃默里之轮》的编辑和专栏作者，以平均分3.73分的优秀成绩（最高分为4分）拿到历史学和人类学学位。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曾授予他荣誉会员的称号，但被他拒绝了，他认为，头衔和荣誉同一个人的优秀程度没有任何关系。

克里斯最后两年的大学学费是用他家一位朋友的遗产支付的，这位过世的长辈留给他4万美元教育基金，毕业时还剩2.4万美元。父母原本以为克里斯会用这笔钱继续去法学院读研究生。“我们还是不了解他。”他的父亲后来承认。当沃尔特、比莉和卡琳前往亚特兰大参加克里斯的毕业典礼时，他们不曾想到，当然也没有任何人会想到，不久以后，他会把这笔剩余的教育基金捐赠给美国乐施会，一个旨在消除饥饿的慈善机构。

毕业典礼在5月12日举行。那一天是星期六，全家人坐在一起，听完美国劳工部长伊丽莎白•多尔的冗长演讲，比莉为微笑着走向主席台领取学位证的克里斯拍了一张照片。

第二天是母亲节。克里斯送给比莉一盒糖果、一束鲜花和一张充满真挚感情的卡片，让她十分惊喜和感动——这是两年来她收到的唯一一份儿子送给她的礼物。就在两年前，克里斯曾经宣称，原则上他再也不会收受和赠送任何礼物了。而且前不久，当沃尔特和比莉提出送给克里斯一辆新车，并愿意在教育基金用完以后继续支付他读法学院的费用时，克里斯还严厉地责备了他们。

他坚持说，自己已经有了一辆完美的车，就是他钟爱的1982年产的达特桑B210，车身有轻微的凹痕，但是尽管跑了20多万公里，机械性能还是完美无缺。后来，他在写给卡琳的一封信上抱怨道：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竟然提出给我买一辆新车，甚至还打算为我支付读法学院的学费。我已经告诉他们100万次，我的车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车，一辆能从迈阿密穿越北美大陆跑到阿拉斯加的车，一辆跑了成千上万公里却从来没出过问题的车，一辆我绝不会卖掉的车，一辆我十分珍爱的车。他们根本就不会认真对待我说的话，以为我会欣然接受他们赠送的新车。从现在开始，我不得不慎重考虑，以后再也不接受他们任何礼物了，否则他们会以为能买到我的尊重。

克里斯读高三的时候买了这辆二手的黄色达特桑，从那时候起，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当学校放假，他就会独自开着这辆车进行公路旅行。大学毕业典礼的那个周末，他曾不经意间向父母提到，他准备在接下来的暑假继续上路。他的原话是：我想，我准备消失一段时间。

但父母没有把这句话当回事，沃尔特还温和地提醒儿子：“嘿，走之前记得先回来看看我们。”克里斯笑着微微点了点头，这个举动让沃尔特和比莉以为，他会在夏天结束以前去安嫩代尔看望他们，于是和他挥手告别。

直到6月底，克里斯都还待在亚特兰大，给父母寄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成绩单：种族隔离和南非社会A；人类学思想史A；当代非洲政治A－；非洲粮食危机A－。寄送成绩单的信封里，他附了一封短信：

这是我最后一个学期的成绩单。成绩还不错，总平均分也很高。

谢谢你们从巴黎寄来的照片、剃须刀和明信片。看起来，你们在那里享受了一个完美的假期，一定很有意思。

我把劳埃德（克里斯在埃默里大学的好朋友）的照片给他了，他非常开心，他正好缺一张领取毕业证的照片。

其他就没什么了。亚特兰大开始变得特别闷热潮湿。代我向大家问好。

这是克里斯的家人最后一次收到他的消息。

在亚特兰大读书的最后一年，克里斯搬到校外独自居住。他的房间就像一个修行室，只有一张直接放在地上的薄床垫、一个牛奶箱和一张桌子。房间的摆设井井有条，干净简洁，如同军营一般。他没有电话，这样，沃尔特和比莉就没法给他打电话了。

自收到成绩单一直到1990年8月初，克里斯的父母再没有收到他的任何消息，于是，他们决定开车去亚特兰大看望他。到达他租住的公寓时，却发现房子已经空空如也，一张“出租”告示贴在窗子上。公寓管理员说，克里斯6月底就已经搬走了。沃尔特和比莉回到家，发现夏天他们寄给克里斯的信被捆成一捆退了回来。“克里斯要求邮局把信件保留到8月1日再退回，显然，他不想给我们透露任何风声，”比莉说，“这让我们非常担心。”

其实，克里斯已经走了好久了。沃尔特和比莉去看望他的5个星期前，他把所有家当搬进他那辆小达特桑，漫无目的地向西开去。毫无疑问，这是一次长途冒险之旅，一次会改变很多事情的史诗之旅。他觉得，他已经用4年时间完成了一项荒唐而艰巨的任务——上大学。终于，他不再受任何束缚了，可以从父母以及同辈那个令人窒息的世界里逃离，逃离那个抽象的、安逸的、物质过度的世界，那个割裂他原始生命悸动的世界。

离开亚特兰大，他打算为自己创造一种全新的生活，一种肆意体验各种经历的生活。为了完全脱离过去，他甚至为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他再也不叫克里斯•麦坎德利斯了，现在，他是“亚历克斯超级流浪汉”，是自己命运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