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汉语新文学所倚重的“新文学”概念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而且具有历史的陈旧感。但是，“新文学”的概念毕竟一度显然是一个能够体现“正能量”的文化概念和学术概念。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新文学的倡导者和最初的创造者们都非常乐意用“新文学”这个概念。从20世纪10年代中后期到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草创时期这十数年，文学界、评论界都将这时正在兴起的文学叫作“新文学”。

“新文学”除了与此相对的“旧文学”而外，没有任何其他概念能够与之匹敌。虽然胡适更愿意用“白话文学”来指称，但他的“白话文学”并非专门用于指称新文学，甚至主要不是用来指称新文学，而是指经过“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国语文学”。据胡适自己说，“白话文学”的概念也不过是1917—1918年间流行起来的——他在1921年撰写《白话文学史》“引子”的时候，明确声明“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其实，“白话文学”作为概念比这个时间早得多，至少1915年8月胡适在为东美的中国学生会“文学科学研究部”撰写论文《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时，就已经使用“白话文学”概念。显然，即便是如此钟情于“白话文学”概念并乐于使用此概念的胡适，也同样习惯于使用“新文学”概指他们努力倡导的白话文学。1916年4月，胡适写作《沁园春·誓诗》表达自己推动文学革命的决心，首次明确使用了“新文学”概念：“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这也应该理解为“新文学”概念正式使用的肇始。鲁迅、周作人、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等新文学的倡导者、推动者、创造者，都习惯于用“新文学”这个概念。

“新文学”概念以鲜明的文化倾向性和先进意识的取向性，成为那个时代最有魅力的文化概念。10多年来，几乎所有新文学的参与者都没有想到用其他概念来取代这个概念。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隆重出版，将“新文学”在冠以“中国”这样严肃的国族领属之冕以后，成为一门学术、一种文明、一个学科的正式概念得以确定。《中国新文学大系》既标志着中国新文学学术和学科概念的确定，也体现了中国新文学研究的集大成，体现着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在此前后，虽然“现代文学”之类的概念随着文化观念“现代化”的浪潮汹涌而时有闪现，但“新文学”和“中国新文学”一直作为主流的学术和学科概念引领着时代的学术和文学研究。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中国第一部新文学史专著——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所使用的仍然是“新文学”概念，尽管经过新民主主义历史观的陶冶，体现更缜密更政治化的历史分期标志性的“现代文学”概念已经占据上风。

“新文学”虽然是自外于传统中国文学（也就是“旧文学”）的概念，但它的出现同时又自然地、自觉地使现代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形成一种割不断的文化勾连，既然是新文学，那就必然与“旧文学”处在相对的位置，但它们都属于“中国文学”。而“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断代则明显地弱化了这样的勾连。新文学在历史运作中拼命和中国传统文学也就是“旧文学”进行切割、分离，对之进行反抗、反叛，但越是反抗、反叛，越能显示出“新文学”实质上与“旧文学”有一种想割舍却难于割舍的联系。反叛性运作使得新文学非常自觉地把新的东西置之于与旧东西的比照之中，让自己挣不脱赖以形成新旧概念的原来的文化框架。所以，“新文学”兴起于对“旧文学”的反叛，但也同时显示着新的传统与旧的传统之间所难以摆脱的逻辑联系。当我们谈论“中国新文学”，运用“中国新文学”概念时，与之相对、相通、相联系的自然是“中国文学”这个概念。但作为时代性标志的“中国现代文学”，其所相对的就不一定是“中国文学”，而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区别性具有某种绝对性和决定性意义，它们之间发生的文化联系就不可能那么自然。

从这一历史状况来说，“中国新文学”和“中国文学”不是直接对阵的两极，“中国文学”可以涵容中国新文学。它们之间可以是对应关系，也可以是包容关系，当然，在一种特别的分析中可以是对立关系。新文学倡导者们把自己创造和推动的文学概括为“新文学”，就实际上承认了“新文学”是“中国文学”这个庞大母体中的一种异数，其中被注入了新质。“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所构成的仅仅是一种简单对应的关系。由此可见，“新文学”概念在当年的使用非常精彩，非常富有历史内涵。

“新文学”概念随着“现代文学”概念的兴起逐渐处于退却状态，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历史观和无产阶级现代文化观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之后，具有民主、科学思想内涵的“新文学”就处于节节退让的状态，“现代文学”作为学术概念经过20多年的跋涉，慢慢占据了文学研究的地盘，并且显示出比“新文学”概念更大的优势。当然，这样的优势是在与“新文学”概念的劣势相比照的意义上被凸显出来的。

“新文学”概念的时代色彩过于强烈，它天然地承载着新文学初倡时期的时代信息。新文学是胡适、鲁迅、陈独秀、周作人这一代人倡导起来的，凝聚着这一代人伟大的文学实践，鲜明地表现出这一个伟大时代的成就，时代的精神。新文学创造了一个时代，引领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成就太过突出，色彩太过强烈，以至于后来的时代在精神品貌方面与这个时代拉开的距离之大，会远远超过它们之间的时间差。这就意味着，那个伟大时代很容易被时间涂抹为一种鲜明的过往。历史正是如此，“方向转换”在20世纪20年代的初期就被新文学家挂在嘴上，许多当事人就在几年之后谈起“新文学”运动时，也会产生一种落寞、荒凉之感，唤起一种挥之不去的陈旧之感。人们还未来得及从“五四”时代走出，回眸“五四”则彷佛遭到了历史的定格，只能以令人追怀的但毕竟时过境迁的感兴打量和谈论那个时代。因此，“新文学”既然代表着它所特有的鲜明的时代性，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辉煌和华美就将风华蜕变，将逐渐失去竞争力。现在，人们已经不习惯于使用具有特定时代标记的“新文学”概念，直至我们做“汉语新文学”的倡导。

“新文学”之“新”其实早已被文学革新者所征用。梁启超时代就已经普遍使用“新”概念，如“新小说”“新文体”等。“新”代表着一种价值观，代表着时尚，代表着理想的文学形态。新文学时代所运用的“新”继承了这样的观念。所不同的是，新文学之“新”具有明确的思想和精神内涵，如民主与科学之类，这是梁启超文学改良时期所缺乏的明确、稳定的因素。

现在我们倡导使用“汉语新文学”这个概念，就应该设法把“新文学”所带有的特殊时代的历史感打磨掉。“新文学”是在新的文化传统、新的问题、新的艺术面貌、新的语言形态意义上，建构了新的思维体系和新的规范，这里的“新”是不断充实、不断壮大的新的思想和文化传统，是不断面临、不断克服的新的社会人生问题，是不断改进、不断创新的艺术方法及其承载形态，是不断新变、不断进化的语言表述和语言审美。这样的“新”不应该停留在“新文学”诞生的那个历史原位，它应该是“与时俱新”之“新”。

要倡导“汉语新文学”学科和名称，就务必阐释好新文学的“新”义。这种“新”还须与传统、与文明的积累和文学所有的成就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是有纵深感和有力度的“新”。“汉语新文学”概念可以使“新文学”免于成为被框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僵硬概念，可以使其褪下原来的历史时代色彩，再次启动它的生命力，使其在用于概括当代文学现象时依然保持文化的活力。

汉语新文学之“新”，与汉语的语言形态也同样有关。我们的民族语言中，汉语是主要的语言，但绝对不是唯一的语言。汉语新文学并不是要把其他的语言文学抛撇在一边，而是要在世界文学框架内强调我们民族文学的主体形态。汉语还是个流动性的概念，不同世代有不同的汉语形态，因而汉语新文学实际上是在倡导汉语的进取性，倡导在与别种语言文学交流中的不断改良、不断丰富、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