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村上春树（1949— ）作为当今日本和国际都很走红的作家，他的创作已历经35年。研究村上恐怕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作品为什么会“火”起来。
1987年村上的《挪威的森林》出版，吉本芭娜娜的《厨房》也于同年成名，它们恰似两颗新星闪烁在日本文坛。在这一年，大江健三郎的《怀念岁月的信》也问世，但是在书店里却出现村上热、大江冷的强烈对比局面。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昔日的名作、经典被不断地忘却，但是村上春树的作品销售达百万部的逾十几册。芭娜娜、小川洋子的作品在欧美犹如在日本国内受欢迎。”
村上春树2009年5月问世的长篇小说《1Q84》出版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售出两百万册，书店经常告罄，媒体也对此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不惜拿出电视新闻的黄金时间，报道这部书的出版。2014年夏天，他的《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又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可见势头未减。他的作品在我国的译介也已近三十年。从20世纪90年代始，村上作品继登陆港台之后又以迅猛之势进入我国大陆，中国大陆开始成为东亚“村上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年大江获诺贝尔奖之后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他的作品选中译文，首次印数是5万册，《读卖新闻》驻北京记者原先生电话采访我时惊呼不得了。但这个印数和村上比较起来恐怕差距甚大。在中国大陆，村上的火有不同的内涵。一般的读者将村上视为小资情调的畅销作家，学界对村上文学的研究则见仁见智，随着研究的深入，已有一批学者进一步认识到村上文学的复杂性，进而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探讨。我国的村上文学研究形成了和日本及有关国度和地区村上研究对话的局面。正是在这一态势下刘研教授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并且完成了预订计划，形成了本书稿。统观全部书稿，刘研教授从几个方面作了别开生面的探讨。
从某种意义来说，任何作家特别是有着比较大影响力的作家都是时代的把脉高手（得时代风气之先者）。读者们在他们的文本里体悟到精神所需，进而产生共鸣。刘研教授抓住这一症结点，把村上的作品置于“日本后战后时期”的语境之中，结合思想史的发展变化，从村上极具个性化的艺术表现，选准了“精神史的寓言”这一聚焦点，这是别具眼光的。所谓“后战后”时代和当今称作“后现代”的术语在很多方面相重合。本书从日本实际出发，对于 “战后”、“后战后”做了必要的阐释。“战后”是一个颇难给予确切含义的概念。昭和天皇裕仁在1945年8月14日宣读停战诏书，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这个时点标示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的终结。以后的日本就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历史进程。从物理时间来说，1945年8月15日宣布终战投降到21世纪的今日都可笼统地称为“战后”。但实际上在这近七十年世界风云变幻中，由于日本并没有持德国对待战争的态度，对于那段历史并没有彻底清算，为此时至今日的“战后”这一概念仍然具有如何正确对待那段历史的含义。当代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乃至社会心态等层面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又具有战后“超克”的意义。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在日本必然产生新的精神危机，其中围绕那段历史的认识是不可回避的症结。20世纪90年代，日本社会出现的流行语“疗愈”可以说是对社会问题的把脉，是对精神危机救赎的愿望。村上春树的创作正是在这一时期出发的。从他进入文坛伊始其创作就与“疗愈”结合起来。村上春树在《在“物语”中人们能治愈什么？》中说：“一天突然想写，现在想起来，可以说是自我治疗的台阶。”刘研教授为了把问题阐释得具体，避免泛化，结合村上的代表作品作了细致分析。
“记忆”是人类建构并确立自我身份的重要机能，村上抓住了这一核心问题作了艺术再现。正如刘研在书中所归纳：村上始终关注战争记忆问题，但他又通过有意选择历史记忆以及将日本人置于被害者地位等叙述，最终未能超越民族主义的文化立场。村上在《1Q84》中指出集体记忆不容剥夺，如果按照这一思路发展的话，应该更深入地批判日本右翼坚持的军国主义史观，众所周知，日本一些右翼宣扬彻底反省那段侵略历史就是“自虐史观”。对于这样的尖锐问题，村上的文本采取了怎样的叙述策略呢？我们不妨从本书中作者对于村上《奇鸟行状录》的文本分析来进一步解读，在该小说里，冈田亨、久美子作为战后出生的第一代对战争记忆是有所抗拒的。《海边的卡夫卡》文本里惹人注目的是“失语”和“文字处刑”等寓言性细节。中田由于偶然看见了冈持老师带经血的毛巾，冈持在失态情况下痛打中田，致使他丢掉了记忆，失语。但是，他同时又具有了能和猫说话的本事，他的兴趣就是为别人找寻丢失的猫。失语之后，中田实现了回归，他自由往来于现实世界和异界之间。要想回归到“异界”的话，当然就要对“文化”处刑，中田失语的核心即在于此。关于“文字处刑”的片断，在文本中写卡夫卡少年刚进甲村图书馆读了卡夫卡的《在流放地》，在这一小说中，那部荒谬的行刑机器，以隐喻揭示了这样的道理，即排除“文字”（语言）之后求得一种解脱。同时村上直接针对战争问题以超历史观对战争和杀人问题做了一番带有哲理的叙述。他借作品中的两个老兵之口说：“一有战争，就要征兵，征去当兵，就要扛枪上战场去杀死对手，而且必须多杀。你喜欢杀人也好讨厌也好，这种事无人替你着想。迫不得已，否则你就要被杀。”这两个逃兵的话与作者整个文本的战争观是一致的。在作品中村上甚至借用卡夫卡少年读艾希曼这个法西斯狂徒的传记，思考艾希曼的杀戮犹太人是“凭想象力”干的。这也就是说人的思想深处都有恶。为此对于恶，人类负什么个人责任就成了疑问。对于这样复杂的文本如果只从某些话语认定作者是“东亚斗士”恐怕是要好好商讨的。本书至少从一个不可忽视的角度透析了村上春树的文学创作。
村上春树是一位极富创新精神的作家。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从创作伊始，就始终“变”字当头，这既是他的风格，也是他的魅力所在。本书作者没有单方面地探讨村上的创作方法问题，而是把它和村上创作的方方面面结合在一起作立体阐释。
从“文化身份”切入村上创作特色是颇具眼光的选择。从20世纪后期以来，“文化身份”问题在西方、在日本都是理论的热点之一。对于文化身份问题，如果用“文化归属感”来表述似乎更容易被理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文学进入转型期，批评话语和文学创作都呈现出对以往文学和文学史重新审视和颠覆的倾向，日本文学的平庸化、无作为的颓势引起各方面的不满。从深层次来看，它和在新形势下如何发展本民族文化，日本在世界如何确立自己的坐标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对于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文化的反思是其突出体现。村上显然对此作了认真思考。日本文坛使尽解数力争改变这一颓势，包括女性作家连获芥川奖的跃龙门都是这一努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村上春树出手不凡，他从“中间地点”理论到“综合小说”，提出并实践自己的物语论。但是对于他的一系列追求的认识有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村上作品问世后在评论界首先引发的反应是 “日本抒情式的美国风格的小说”。村上春树在1993年提出了“中间地点” 论，即“在和异域文化对话和交流的时候，我们应该建立一个言语的中间地点，我能在其中行进，你也能进入的场所。我总觉得我们通过某种言语的组织与转换，不是能够共有一个假定虚设的场所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他对于读者的一个提醒。本书作者敏锐地抓住“中间地点论”，揭示了村上春树在新的形势下日本和西方文化交融中所采取的文化策略，通过翔实的材料分析了村上如何在接受美国文化后，打造了一条让自己的文本顺畅地进入西方社会的通道。正如本书作者所言：“他不是单向地接受西方文学尤其是美国小说的影响。‘中间地点’论的主要目的也不是在揭示影响，不是寻求西方他者作为信息传播者与自我接受者信息的对等性，而是注目于他者与自我在碰撞中的双向交流，即村上在接受信息的时候就已经在改变着信息，某种程度上也在参与建构着西方他者，从而最终完成对自我的创新。”村上的这种写作范式在当今全球一体化时代值得深思。当然这不能确定为唯一的范式，但至少他在尝试一条新路。
在此基础上，本书进一步论述了村上文本的“日本的なもの”的本质属性。村上一再强调：“我是日本人、日本的小说家，用日语为日本读者而创作，从国家的机制到走向自由都是作为作家的我同时必须关注的事情。”在村上的小说中，人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既有对人生如禅似的彻悟，也涌动着对日本文化传统在今天的处境与命运的关注以及历史责任与使命的承担。村上将传统和当今时代紧密连接在一起，接上了时代的地气。村上在小说中通过互文性叙事策略让西方文学和日本文学相互对话，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使文学话语更加呈示写作的深广性及其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内蕴和社会历史内涵。这些内容我想是文学爱好者都会关注的话题。有作者的文本在，此处不再赘言。
村上没有简单地止于“中间地点论”，他追求“综合小说”，关于其内涵，村上本人说：“综合小说实在难以定义，具体地说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就达到了‘综合小说’的地步。这么讲的话也许有些狂妄，不自量力。我的目标是什么时候也写出来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作品。”我认为这是人类的回归意识的凸现。人类在寻求一条返归元点、旨在创新的路。近年，在日本学界，物语研究的著作层出不穷与此密切相关。野家启一就在《物语行为论·序说》中论述了物语与人类的关系。他认为，人类的经验一方面是以身体的习惯和仪式来传承，“同时还需要以存储的物语来传承”，“所谓人是‘物语动物’”。村上与河合的对谈相当大部分是涉及物语问题的。村上认为“当今是物语失去了力量的时代，也是物语复权的时代”。河合认为物语具有整合性，“具有把各种各样的理解结合在一起的力”。他又以《圣经》为例谈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在西洋，特别是基督教文化圈，在《圣经》上写了人与神联系的物语。但是那是正统的，绝对权威的，这即是书，对其他的东西是绝对不容许的。”这种情况直到文艺复兴才发生改变。他还认为，日本没有强大无比的神，因此物语是自然发生的。村上以《源氏物语》为例来印证他的观点，认为“它的创作方法和结构都是复合型的”。而且认为《源氏物语》超越了因果律，比如“冤魂”，“它不是物语的一种装置，而实实在在是现实的组成部分”。村上的《海边的卡夫卡》正是在这一思路下，重新激活“物语”，以新的叙述建构了自己的作品。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把神话的创作、转化及运作的逻辑“看作是解开原始人从自然到文化过度的奥秘的关键”。同时，《海边的卡夫卡》明晰地体现了村上的后现代主义的身体观。村上克服形而上的灵与肉对立的二元论，将看得见的身体与看不见的身体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思考。无论是卡夫卡少年还是佐伯，作者都是这样考虑的。由此我们能够联想到梅洛–庞蒂的将身体的灵性化和心灵的肉身化双重进程看作是整个世界的实质，也联想到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思维”，这就是回归意识。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文化世界并不奠基于某种理想性，不是出于人们的理性建构，而是取决于身体间性，取决于人们之间的原初的生存沟通。”村上是把后现代主义的身体问题作为重头戏来安排的。与此关联的是在文本中调动美术和音乐一同构建文本。这一问题还未引起人们的更多关注，但是它很值得讨论。从根本上来说，当今“文学”的本质在发生巨变。文学作为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观照，更主要的是美学上的观照，昔日的僵化的观念在失去效能。
刘研教授的书稿还有一个值得首肯之处，就是作者没有拘泥于某种方法，而是博采众家，在立足文本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和读者共同辨析、对话。简单化是迄今为止我国文学研究的痼疾之一。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如：有日本学者说日本文学具有“脱政治性”，于是中国有的日本文学研究者看了日本文学中的风花雪月的描写，身边琐事的絮语，就匆忙附和，这实在谬以千里。不必说“笔部队”的法西斯文字，仅就村上文本而言，难道“政治”色彩还淡薄吗？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对村上的作品做简单的归类，更不能贴标签。在村上的文本中，“中国形象”问题肯定是大家所关心的。但是把村上的有关文本读过，往往不得要领。究其原因，往往有种非此即彼的思维阻碍对于复杂问题的多方位思考。诸如“热爱中国”、“贬损丑化中国”，其实在有些作家的文本中并非如此简单，村上是突出的一位。 “中国”这一他者形象对于现代日本人来说是一种深深的无法根除的烙印，村上也不例外。本书作者首先认真地做了梳理并指出，村上书写中国他者，其核心在于对自我的构建。我个人认为村上在这里是构建一个“场”，你也进去去再创造好了。这里的原因还是时代的变化，昔日的“中国像”已被日本人否定，但是新的中国像是怎样的，又是一团乱麻。正如本书作者所言，战后传统的“自我图像”和“他者图像”（强大的日本帝国与“低劣野蛮”的近代中国）解体，日本人当代“自我图像”和“他者图像”的建构，很大程度上与深藏的“精神创伤”有关，同时在新的关系和力量对比及反差基础上又孕育出新的“羡憎情结”，因此中国这一“他者图像”更为微妙与复杂。
本书作者认为，“在日本‘后战后’时期如何面对‘中国’他者这一问题上，村上的‘中国想象’多多少少与日本传统民族心理有着内在关联”，“日本人生活在自己心情的世界中，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他者的他者性。归根到底，这意味着日本人对于自我的自我性没有充分的认识，而且也没有将自他之间的关系性作为问题来考虑”。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本书还针对村上春树关于奥姆真理教制造的沙林毒气案件的作品做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对于突如其来的灾难，一般看作不可思议，特别是天灾和人祸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但在村上看来，二者因共通的“地下性”而息息相关。本书抓住村上的思路跟踪探讨下去，将村上在文本中最为核心的思考作了深入阐发。正如本书所表达的，与大多数思想家和作家将上述事件视为自身之外的“事件”来思考不同，村上不仅“象征性地将阪神、淡路大地震与奥姆真理教这两个事件作为‘这是我的事件’来思考，而且是必须要书写这两个事件的小说家”。
笔者之所以将本书作者这些文字转录于此，旨在向读者传达这样的信息：村上围绕这一重大问题的思考用了多种叙述方式，有的纯粹是调查笔录，有的是短篇（寓言式的），有的为长篇。它们在方法上各有千秋，但是在着眼点上有共同的指向。在当今社会，信息网络已经把每个人连在一起，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和自己无关的事，更何况人的内心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组合。村上思考得很有哲理性，如果浅尝辄止显然会产生偏颇。
因为比较熟悉刘研教授的研究过程和她的文本，本序就作为一次漫谈，也和其他读者进行对话，不当之处尽管再进一步交流，这不就是学问的真谛吗？
2014年10—11月，长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