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产业革命

产业革命（又称工业革命）最早是被用于说明工业化开始时所经历的一场技术变革的术语，这场技术变革通常是指使用蒸汽机作为动力以代替工业化以前所使用的人力或畜力。产业革命这个名词起源于法国，法国经济学家热罗姆-阿道夫·布朗基（Jérôme-Adolphe Blanqui）在1837年出版的《欧洲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史》一书中，使用产业革命一词来描述当时英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产业革命作了如下的解释：“十七世纪末工场手工业时期发明的、一直存在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那种蒸汽机，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相反地，正是由于创造了工具机，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马克思把工具机的创造放在比蒸汽动力的使用更加重要的位置，他指出：“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是用一个机构代替只使用一个工具的工人，这个机构用许多同样的或同种的工具一起作业，由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推动，而不管这个动力具有什么形式。”

使产业革命一词传播开来而使人们熟悉的，是阿诺德·汤因比。他于1884年出版了《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讲话》一书，以至于常让人们误以为他是产业革命一词的创始人。

根据熊彼特的研究、分析，产业革命一词是经济学界对工业化过程中的长周期进行历史考察的总结。他写道：“19世纪的经济史学家不自觉地和独立地证实了第一次长波的真实性，我们的资料也允许我们去进行观察，这就是从1783年到1842年的这一长波。这些经济史学家们也正好事先证实了我们关于这种现象的解释，特别创用了‘产业革命’这一名词。”因此，争论谁是最早使用产业革命这个名词的人，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一名词的使用只不过是对历史上发生的事实的确认而已。况且，产业革命是连续的，要想确定某一个日期是产业革命的开始或结束的时间，也都没有意义。我们大体上只能有一个模糊的时间表。

近年来，工业化或产业革命问题在国外经济学界之所以引起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同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起飞”（take-off）概念，以及20世纪60年代展开的一场“由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学术讨论有关。按照罗斯托的解释：“起飞”是“现代社会生活中巨大的分水岭”，是“稳定增长的障碍和阻力得以最终克服的时期”，“起飞被定义为一场与生产方式急剧变化直接有关的、并在较短时间内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产业革命”。兰德斯把罗斯托关于起飞的解释作了如下的归纳，即起飞“标志着经济性质的重大变化，标志着机器代替人的技能、广泛使用以非植物燃料为基础的非生物性动力、采用新的非植物性原料（特别是化学制品），总之，标志着生产模式的转变”。兰德斯得出的论断是：“起飞”可以被看成是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界碑。

西方经济学界对罗斯托提出的“起飞”学说是有争论的。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罗斯托认为，只要经济起飞了，就可以顺利地滑翔飞行，由起飞进入持续增长，这种持续增长依靠新主导部门不断代替旧主导部门而实现。罗斯托写道：“增长就是通过不同的形式、不同主导部门不断重复起飞阶段的经验而进行的”，换言之，持续增长无非是“起飞过程的重复”。西方经济学界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罗斯托认为，既然“起飞”被定义为在短时间内经济所发生的急剧变化，以及“起飞”被定义为一次产业革命，那么工业化初期的经济增长就不是渐进的过程。

针对上述第一个争论焦点，库兹涅茨提出如下的反对罗斯托观点的意见：他认为所谓“由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假设是没有根据的，一方面，任何增长都是“自我持续的”，因为经济增长易于造成进一步增长的条件（如投资基金的形成、劳动力供给的增加等等），但另一方面，任何增长也是“自我限制的”，因为经济增长同时造成了不利于进一步增长的条件（如刺激的减退、对稀缺的自然资源的压力、既得利益者对竞争者的抵制等等）。库兹涅茨的结论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增长经常是一场斗争；如果给人们一种轻而易举地自动增长的印象，即认为可以舒舒服服地自我持续滑翔飞行到较高经济水平，那就会使人误解。”

关于上述第二个争论的焦点，库兹涅茨同样是持反对意见最有力的一位经济学家。他认为工业化开始时是一个缓慢的、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他指出，罗斯托关于工业化初期的经济增长并非渐进的过程的观点是缺乏足够的统计数字作为依据的。库兹涅茨的结论是：“除非我完全误解了罗斯托教授关于起飞的定义以及起飞的统计特征，否则我只能得出如下结论，即可以获得的证据不足以支持罗斯托教授的假设。”

关于罗斯托的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假设，除了库兹涅茨提出否定性的论点以外，还可以从较早的研究者那里看到与库兹涅茨相似的见解。例如，1958年，霍瓦特通过实证分析，就提出了投资有效性和无效性问题，从而得出新增投资生产率将会下降的结论。1961年，罗森斯坦-罗丹认为，投资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还需要深入研究，经济的持续增长并不是不受限制的。

至于能否把历史上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纳入罗斯托的一般公式这一问题，索洛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指出，罗斯托的理论缺乏弹性，不足以应付任何一种新事实的发现。索洛还从模型编制的角度来反对罗斯托的整个体系。他认为：“一个模型的中心就是一组行为规则（behaviour rules），即对于一个经济变量的运动同另一些非经济的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组说明……而罗斯托教授的公式却没有包括这种行为的关系，因此，无论它的术语和叙述多么引人注意，它很少分析，或者没有进行分析。”因此，在索洛看来，罗斯托的“起飞”概念和“由起飞进入持续增长”概念，只不过具有“术语学”的意义而已。

尽管西方经济学家在“起飞”问题上争论不休，但有关“起飞”和“由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讨论是有意义的，因为讨论提高了人们对于工业化和产业革命的认识。通过这场争论，经济学家对于同产业革命有关的问题比过去更加注意了。“在罗斯托之前，经济学家们很乐意地将工业化的条件留给历史学家们去研究”，而通过这场讨论，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学界关心产业革命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把那些过去被排除在外的难以捉摸的因素，特别是技术，纳入了他们的思考范围”。同时，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和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人们对产业革命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了。理解的加深表现于：

首先，人们认识到，产业革命并不仅仅是一场技术上的变革，它也是一场政治革命和制度上的变革，影响广泛、深远，直接涉及所有制、企业经营方式、收入分配、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人际关系的变革。如果仅从技术变革的角度来理解，那就过于狭隘了。加之，技术上的变革同制度上的变革往往相伴而言，彼此制约，又彼此推动。

其次，人们认识到，产业革命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事件。正如罗斯托所说，工业化开始后，“在10年或20年后，经济的基本结构和社会的社会政治结构都发生了转变，致使今后稳定增长率能够正常地维持下去”。罗斯托推出了若干国家“起飞”的大致年代：

如上所述，罗斯托关于“起飞”的概念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罗斯托对各国“起飞”时间的判断更引起一些学者的异议，因为较多的经济学家不同意把“起飞”或产业革命划定为一个短暂的阶段，而认为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并且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奇波拉主编的《欧洲经济史》一书中评论到：罗斯托认为短时间内通过“起飞”就能使一国基本的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改变的说法“几乎完全不符合现实情况”。理由之一是：产业革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工业化更是如此，“我们看到的工业化过程决不是在某一特定的二十或三十年内完成的”。理由之二是，“确实也没有事实证明，在二三十年内就可以达到经济起飞的目标，并且不存在相应可以用来衡量‘经济起飞’特征的数据”。

罗斯托的论断或假设尽管未能得到史料的证实，但不管怎样，他强调产业革命不仅是技术变革，而且是制度变革，并认为新的制度结构使得经济增长具有不断前进的效应的论点，是可以站得住的。

作为一个渐进的过程，产业革命可能有若干次。第一次产业革命同工业化的开始时间大体上相吻合，但产业革命以后仍在发生。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继续出现了重大的技术发明并在生产中得到应用，于是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这些产业革命的出现，都同一定的重大技术创新有关，而重大技术创新所引起的经济波动形成了一个个长周期，也就是“经常所提到的为时54年到60年的‘长波’”。每隔五十多年的一次长周期，经过康德拉季耶夫的描述和分析，被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但熊彼特却认为，正因为有了长周期，所以产业革命这个术语“现在看来是不恰当的，而且也陈旧了”。

如何给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下定义，西方经济学家也是有争议的，但一般都不否定产业革命连续性的存在，也不否定工业化过程中重大技术创新多次出现的事实。在这里，不妨引述一下麦格劳在所著《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一书中的说法：

第一次产业革命（1760—1840年）——代表性的新产品是蒸汽机、机床以及工厂出产的棉纺织品、铁器、陶瓷等。

第二次产业革命（1840—1950年）——代表性的新产品是钢材、涡轮机、化学品、火车、汽车、收音机、家用电器、电视、抗生素等。

第三次产业革命（1950年至今）——代表性的产品是计算机和软件、移动电话、新药品等。

当然，以上的说法只是有关三次产业革命的若干说法中的一种。

麦格劳还指出：产业革命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产业革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非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发生产业革命。

再次，人们认识到，由于各国进行工业化以前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况很不一样，也就是产业革命的背景很不一样，所以各国产业革命的进展情况和后果也是有差异的。英国确实是世界上最早实现产业革命的国家，但长期以来，英国却被认为是产业革命最为典型的国家。这种说法是不妥的。“最早的”未必是“最典型的”。更不能认为其他国家的产业革命都要仿效英国的模式。以本书所考察的西欧大陆国家为例，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典等国的产业革命，尽管或多或少地曾借鉴于英国，但却各自结合本国的国情，而并非从英国照搬。至于美国、日本的产业革命，以及后来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革命，那么特点就更加显著了。因此，很难认定英国的产业革命才是典型的，其他国家的产业革命则是非典型的。应该说，世界上只有最早进行产业革命的国家，没有最典型的产业革命国家。

最后，人们还认识到，产业革命带来了社会观念的转变。产业革命的实质被认为是对中世纪管制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各种规则的一种替代，它是同当时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思想传播联系在一起的。在产业革命之前的重商主义阶段，宣传政府垄断和管制的经济思想占据主流地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的问世（1776年），标志着经济思想史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这时起，产业自由取代政府管制的观点传播开来了。

观念的转变无疑是具有深刻意义的产业革命后果，但这一转变持续的时间相当长久。从亚当·斯密传播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到约翰·穆勒对经济自由主义作了全面的阐释，并成为英国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经历了大约七八十年的时间。由于产业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技术变革，而且还带来制度上的变革，所以社会观念的转变，既是技术创新的后果，更是制度变革的产物。社会观念的转变又推动了此后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

那么，产业革命是不是“把人类历史分开的分水岭”呢？争论依然不绝。道格拉斯·诺思是不同意这种论点的，他认为这是一种“对于工业革命的偏见”。诺思指出，产业革命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发生时，主要是技术方面的进步，而且其过程是渐进的，“并不是与我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过去的根本决裂”。他还说：“真正的革命是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发生的，时间要晚得多。”因此，诺思采用了“经济革命”这个概念：“‘经济革命’一词旨在表述一种经济制度中的两种不同的变革：一种是知识存量的重大变化引起的社会生产潜力的重大变化，另一种是为实现那种生产潜力而在组织上必然发生的、同样是基本的变化。”诺思的观点是很有启发性的。

但对于产业革命的意义也不能估计过高。麦格劳从另一个角度来评论产业革命的作用。他写道：“资本主义解除了人们相互间的旧有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束缚，除此以外，它并未能‘解放’任何人”；“一旦市场取代了这些旧的习俗，政治权力便向拥有新财富的人倾斜”。诸如此类的看法一直有一定的影响。

尽管存在着对产业革命的不同评价，但这并不妨碍对西欧工业化和制度调整的研究。何况，即使认为资本主义未能“解放”任何人的学者，也不讳言资本主义社会从产业革命以来发生了“一系列剧烈的社会调整”，但这一调整过程“时至今日仍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