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传统生产方式对工业化的消极影响的长期存在

一、生产要素流动和重组的困难

无论是突破传统生产方式以后进行工业化的西欧国家，还是边进行工业化、边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西欧国家，由于传统生产方式的长期存在已经给国内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造成了巨大影响，而这些影响决不是短期内就能消除的，这些影响无疑会对工业化的推进起着阻碍作用。工业化过程中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组所遇到的困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要知道，生产要素缺乏足够的流动性，在西欧国家工业化之初是常见的。即使一些国家在版图上已经统一了，但地方势力依然强大，城市和乡村之间缺少生产要素流动和重组的渠道。当时，城市经济的辐射力是有限的，往往只局限到城市这些“点”上，至多在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线”上，至于包括乡村在内的“面”，则是城市经济力量达不到的。换句话说，工业化的进行需要有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如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等），但工业化初期却没有这样的条件。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到19世纪初期已经建立一百多年了，情况尚且如此，西欧其他国家生产要素流动和重组的困难，可想而知。

再说，生产要素的重组有赖于企业的策划和组织，企业家是关注企业管理制度变化，以及筹集资本，以便扩大企业规模的人；同时，企业家还是对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给予极大关心的人；因此，缺少合格的企业家，生产要素的重组是十分困难的。在工业化初期，不仅西欧大陆国家缺少合格的企业家，连英国也这样，正如前面提到的，在工业化开始时，在英国，较多的是称职的小业主、有一定技术水平的熟练工匠和善于联系城乡的小商人，但都还不是合格的企业家。合格的企业家是逐渐涌现出来的。

尤其是在边进行工业化、边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西欧大陆国家，由于农民仍被束缚在庄园土地上，不仅技术工人不足，甚至一般的工业劳动力也不足。这同样是传统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结果。

除此以外，在工业化开始时，尽管农村劳动力比较廉价，“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劳动力供给并不必然是富有弹性的”，原因在于：当时的“消费品的选择面不宽，人们习惯于多样化开支，对闲暇而不是高收入的更大偏好使得劳动者对高工资的刺激反应不敏感”。因此，劳动力的供给不足是常见的。

二、财富观念

在中世纪的西欧，有关财富的观念不利于经济发展。按照中世纪的伦理标准，“道德家们从来不认为自我发财是一个值得赞美的目标，或发财成功是一个天赐的报酬。相反，他们谴责贪婪，认为它是积累财富和保留财富的过分欲望”。这显然是当时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会的伦理观。至于一般舆论，则不像教会那样极端，而是带有折中的倾向。“一般舆论更为关注的不是拥有的原则，而是拥有的物品的用途。对他们而言，财富是中性的，无好坏之分。因为它们是使生活变好或变坏的手段，因此，需要判断的是它们的使用方式。”

在中世纪的西欧，商人这种职业始终是被社会瞧不起的，其地位甚至比低等的工匠（如鞋匠、漂洗工、鞣革工、染工等）还要低下。当时，“没有一个职业比商人职业更受到人们的质疑。……道德家们害怕的是投机，而为了避免这个风险，神职人员被要求远离任何形式的贸易；教会信条中也表现出同样的谨慎”。

至于广大小农，在西欧大陆的工业化开始前和工业化初期，则“仇视英国在18世纪发展的那样的资本主义农业”。在他们看来，土地是最重要的财富。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那一小块土地，哪怕是租佃来的土地；他们还十分珍惜在农村一直享有的自治权，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他们同样反对一些激进主义者提出的平均地权的主张。在西欧大陆，“1800年以来的小农的历史表明，欧洲的小农进行了顽强的护卫行动，去反对19世纪的城市及其伸向乡村的全部触角——官僚和资本家、土地改革者和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土地被拿走，害怕这些土地被拿走分配给城市贫民。

上述财富观念在西欧各国工业化过程中长期存在，它对工业化的进行带来不利影响。当人们有钱后，很少想到要用于工业投资。小农只安心经营自己的土地，有钱后除了买地就是建房。富人认为投资于工业太费事，即使当个工厂老板，社会地位也不会提高多少，何必这样做呢？

证券市场出现后，情况并未好转，因为早期的证券市场是不规范的，证券诈骗案使人们感到买证券的风险太大，人们不敢涉足。一般人的想法是：证券不如实物，而实物中最可靠的是土地和房产，这种多年形成的财富观念不是短时间内就会改变的。

财富观念往往同等级观念结合在一起。等级观念也是从西欧中世纪时期传承下来的。拥有大片土地的是最受社会尊敬的，拥有房产的人同样被社会重视。再次一级的，就是有技能的人，包括工匠、技师。例如在英国，整个19世纪，这种财富与等级相结合的观念始终未变。以技能来说，由于“在一个劳动力普遍过剩的经济中，技能特别短缺”，所以某些有技能的工匠、技师便高人一等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在建筑、家具、玻璃或印刷以及其他行业中的熟练手工艺人，都在从事着为富人提供奢侈品的工作，而不是为大众提供批量生产的工业品，对于富人来说，看重的是他们的技能而不在意支付给他们的费用。”以泥瓦匠和他手下的劳工为例，“劳工在酒吧是不许与泥瓦匠进入同一个房间的，如果只有一间屋子，劳工们只能到外面去喝酒”。这些都是传统社会保留下来的等级观念的例证。

三、竞争意识的薄弱

在传统生产方式下，农村以自给性生产为主，农民缺少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农村既作为防范‘寄生的外人’的盾牌，又作为小农生活的调节者”，如果有外来者试图打破这种平衡和相对宁静的生活，都会遭到农民的反抗，以至于会形成“农村联合成一条共同的战线去对抗所有的外人”。这种情况延续了许多年。

在城市中，由于长时期内行会起着支配作用，手工作坊和商铺都是某一个行会的成员，作坊主和店主的竞争意识是受抑制的，竞争活动也是受限制的。后来，虽然行会组织失去了原来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行会组织也逐渐消失，但小业主们的竞争意识依然是薄弱的。

这里应当提到工业企业经营的风险性。当手工业者经营小作坊时，“几乎所有的制造成本都是可变的——主要是原材料和劳动力——现在它们却越来越多地沉淀为固定设备”。固定设备投资额越大，对投资者和经营者来说，流动性或灵活性就越小，也就意味着风险性越大。在经营小作坊时，如果遇到了市场萧条，“可以以很少的代价停止生产，而只有在条件变得有利时才恢复生产。现在，它却成为它的投资的囚徒，这是一种传统商人—企业家认为非常难以接受甚至不可能接受的局面”。

缺少竞争意识对工业化初期西欧国家的消极影响不容低估。这种消极影响主要反映于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对小业主们来说，他们对风险的害怕和求稳自保的心理状态，使他们往往产生小富即安的想法，在工业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上趋于保守、守成，不愿再冒风险；他们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因为竞争的加剧使他们感到力不能及，只得适可而止。要知道，一个工业化时期的企业家，应当既会筹集资本，又会市场营销，还要善于管理职工队伍，而小业主们由于缺乏竞争意识、风险意识，所以不少小业主跨越不了从小业主上升到工业企业家的门槛。

另一方面，这又同前面所说的财富意识联系在一起。小业主们有了一些钱财，他们宁肯购买土地和房产，这样既稳妥，又可增加自己的声望，而不愿投资于企业的扩大经营。

上述消极影响要经过较长时间才渐渐消失。

再说，工人在工业化初期同样是缺少竞争意识的。他们本能地相信这样一种说教：“只有那么多工作，一个人因为更快工作所获得的东西就是从他的同伴口里抢夺面包。”他们害怕计件工资，害怕业绩考核，更害怕技术进步。这种思想同样存在了很长时间，直到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才有所改变。

四、行政效率

在工业化初期的西欧，尤其是在那些边进行工业化、边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国家，行政机构的效率一直是低下的。这不仅由于传统的行政审批和管理方式在不少方面仍然沿袭着过去惯用的那一套，而且也由于立法进程缓慢，许多能够促进工业投资和建设的法律法规与规章制度没有出台，有关处理企业劳资纠纷的法律法规也没有出台，这些都阻碍了工业化的进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化的改革比政府出钱帮助建立工业企业更加重要。以工业化初期的英国和西欧大陆国家相比，“不是资本本身使英国的迅速进步成为可能。钱本身没有做任何事情；事实上，在这方面，欧洲大陆的企业家比他们的英国同行的处境更好，因为他们常常可以从国家得到直接补贴或者是垄断性特权”。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英国在工业化初期发展得更好呢？是依靠市场，抓住市场机遇，也就是说，“使英国经济与众不同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它对于经济机会极端敏感并做出响应”。

就行政效率而言，工业化初期英国的行政效率也是很低的。正如熊彼特所说，在19世纪的英国，“没有发生扫除十八世纪臃肿的官僚机构的革命，这种官僚机构是毫无效率的，浪费的，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挂名差事，是同不受欢迎的重商主义政策、甚至同政治上的腐败贪污连在一起的”。连英国尚且如此，西欧大陆国家当时就更差了。一般地说，当时西欧各国的官员中大多数人不熟悉如何管理工业企业，他们或者因循守旧，或者凭借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甚至还同传统势力勾结在一起阻挠私人企业的发展。因此，行政效率的提高以行政体制的改革为前提。但改革异常困难。可以这么说，“当时没有一个认真负责的行政官员会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公共行政管理状况下，任何管制和监督方面的富有雄心的冒险活动能够取得除失败以外的其他结果”。这个问题要拖延很久才逐渐得到解决。

提高行政效率所涉及的问题之一，就是应对政府官员进行培训，使他们懂得市场规则和工业化过程中对于所遇到的问题的处理办法。在工业化初期，西欧大陆国家要比英国更重视这一问题。西欧大陆国家认识到，“只有政府，才能支付得起官员们昂贵的考察旅费，甚至远达美国进行考察的旅费”。政府支付官员培训和考察的费用，对以后行政效率的提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在工业化开始后，英国政府本来不打算过多地干预社会生活，但政府有作为或不作为同样会引起社会一部分人的不满。例如，19世纪后期英国政府规定英格兰每一个出生的儿童不但必须登记而且必须接种牛痘。这本来是一件有利于人口管理和公共卫生的规定，但也被认为是对自由横加干涉。又如，英国当时制定了这样一项法律，即在船舶到埠24小时以内，凡上船要求水手让他在那里投宿的人，都要受处罚；还有，经营海事用品（如锚、帆、缆绳或旧缆绳等）的人，不得从显然未满16岁的人手里购买海事用品，否则要受处罚。这些规定都有利于维护社会治安，但却引起把海员看做“仿佛只是儿童一样”的议论。

企业同样存在提高行政效率、管理效率的迫切性。工业化刚开始时，来自西欧各国农村的工人是不适应近代工业的管理方式的，即使是来自手工作坊的工人，他们刚踏进工厂时也不适应。他们会认为自己传统的权利被取消了，他们认为再也不能用传统习俗来保护自己了。这样，既影响工业企业的管理效率，又影响工人的工作效率。

五、传统生产方式对工业化的消极影响是缓慢地消失的

以上所提到的这些不利于工业化的消极影响，有一个缓慢地消失的过程。即使在突破传统生产方式之后进行工业化的西欧国家，由于财富观念的转变、竞争意识的加强和行政效率的提高都滞后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所以不可能在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之后使传统生产方式对工业化的消极影响就立即消除。至于在那些边进行工业化、边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西欧国家，传统生产方式对工业化的消极影响的消失就更加滞后了。

然而，工业化本身却在不停地为自己的进展而创造条件、开辟道路。工业化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传统生产方式的消极影响终于逐渐消失，西欧几个主要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也逐渐缩小了。英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原来遥遥领先于法国和德国，到了19世纪70年代前期，英、法、德三国之间的这种差距已经缩小。这表明工业化进程有自身的规律性，传统生产方式或大或小的消极影响，迟早都会消失。

关于英、法、德三国经济发展方面差距的缩小，可看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