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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人们普遍承认，17世纪经历并完成了一场非常彻底的精神革命，近代科学既是其根源又是其成果。参见A.N.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1925; E.A. Burtt,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Physical Science, New York, 1926; J.H. Randall,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nd, Boston, 1926; Arthur Lovejoy的经典著作：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Cambridge, Mass., 1936以及我本人的Études Galiléennes, Paris, 1939。这场革命可以（并且已经）用种种不同方式加以描述。例如，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它最典型的特征在于意识的世俗化，即追求的目标由超验转向内在，关注的对象由来生来世转向今生今世；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最典型的特征在于人的意识发现了自己本质上的主体性，因此在于中世纪和古代的人的客体主义被现代人的主体主义所取代；还有一些人认为，这场革命的典型特征在于理论（θεωρíα）和实践（πράζις）之间关系的转变，在于静观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这一旧有理想让位于行动的生活（vita activa）的理想。中世纪和古代的人旨在对自然和存在进行纯粹的静观，而现代人则渴望支配和主宰自然。

这些刻画不能说不对，它们的确指出了这场17世纪的精神革命（或危机）的某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对此，蒙田、培根、笛卡儿以及怀疑论和自由思想在17世纪的广泛传播已经为我们做了例证和揭示。

然而在我看来，这些方面只是一个更为深刻和基本的过程的伴随物和表现，正如有时所说的那样，这一过程的结果是人在宇宙中失去了他的位置，或者更确切地说，人失去了那个他生活于其中、并对其进行思考的世界，人要转变和更迭的不仅是他的基本概念和属性，甚至是他的思维框架本身。

粗略地说，这场科学和哲学的革命（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将这一过程的哲学方面和纯粹科学的方面分离开来：它们相互依存，密切相关）可以描述为和谐整体宇宙（cosmos）的解体，从在哲学和科学上有效的概念来看，也就是一个有限封闭的、秩序井然的整体的消失（在这一整体中，价值等级决定了存在的等级和结构，从黑暗沉重的不完美的地球一直到位置更高也更完美的星辰和天球），实际上，和谐整体宇宙（cosmos）的观念只是从事实或历史上讲才和地心世界观联系在一起。然而，它亦可以与后者完全分离开来，比如在开普勒那里。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无定限甚至无限的宇宙，该宇宙被保持同一的基本组分和定律维系在一起，所有这些组分都被置于同一存在层次。这就意味着，科学思想摈弃了所有诸如完美、和谐、意义和目的等基于价值观念的考虑，存在最终变得完全与价值无涉，价值世界同事实世界完全分离开来。

在此我要试图说明的正是17世纪革命的这个方面，即和谐整体宇宙的解体和宇宙的无限化，至少就其发展的主线而言是如此。

事实上，关于这一过程的完整历史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它涉及新天文学如何从地心说转变为日心说，从哥白尼到牛顿的技术发展，以自然的数学化为一贯倾向的新物理学以及随之出现的实验和理论并重的历史；它还涉及旧哲学的复兴和新哲学的诞生，这些哲学学说时而与新的科学和宇宙论相联合，时而又与之对抗；它将不得不叙述“微粒哲学”这一德谟克利特与柏拉图的奇特结盟，讨论“充实论者”（plenists）与“虚空论者”（vacuists），以及严格机械论和引力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论；它还不得不讨论培根和霍布斯、帕斯卡和伽桑狄、第谷和惠更斯、波义耳和盖里克（Otto von Guericke）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观点和工作。

然而，虽然各种要素、发现、理论和争论千头万绪（它们彼此之间内在关联，共同构成了这场伟大革命错综复杂、不断变动的背景和结果），但是这一伟大争论的主线以及从封闭世界迈向无限宇宙的主要步伐却清晰体现在一些大思想家的著作中。他们深知这一争论的重要性，全神贯注于宇宙结构这一基本问题。我们这里所要关注的正是这些大思想家及其著作，接下来我们将以环环相扣的形式对其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