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唐代史家李延寿在他所编撰的《北史》中提出：从上古以来，不断有各游牧部族相继兴起，称雄于中国北方。对这些部族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中原王朝的官员们或主张怀柔，或主张采取军事打击。但是这些部族与中原政权的关系如何，主要视其本身力量的强弱而定。当其强盛的时候，常常出兵寇掠中原王朝；而当其势力衰弱时，则转为款塞依附。

除去其中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因素，李延寿的这段议论相当深刻地指出了两个相当重要的事实。第一，北方游牧民族相继称雄，“互为君长”，是以族群之间的力量对比为前提的。一个部族取代另一个部族成为新的草原霸主，只要更加强大有力，而并不需要将原先的统治部族完全消灭。故而，实际上各游牧民族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包容的关系，每一个大游牧政权之下，除统治部族之外，还包含了很多其他不同的民族在内。因此，不难想象各民族之间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个方面，可以理解为游牧世界内部族群力量的循环竞争发展。第二，就地缘关系来看，草原政权与中原政权的关系，同样也遵循着实力原则。双方是友好还是敌对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彼此间力量的对比。中原士人乃至于帝王一再强调的内修其政、外服四夷的主张，实际上也就是发展壮大自身实力，从而谋求并保持双方的力量平衡，甚至于是形成新的、有利于自身的力量制衡。就此而言，则可以理解为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地缘政治平衡的循环竞争发展。这两个方面，对于我们理解古代游牧世界本身，以及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关系，是相当重要的。

需要说明的是，人们现在了解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历史，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汉族或其他民族的记录。这些记录的形成，一般说来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既包含一部分事实的成分，也会夹杂民族的口传故事，还有叙述和记录者的理解与再加工。叙述者与记录者对于信息的保存，很大程度上还受其本身知识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在对异民族的文化书写方面，古人和今人一样，都不免带有无法完全克服的偏见。只不过，现代人或许对这种偏见有某种“自觉”，而古人则觉得理所当然。因此，能够多大程度上对这些记录的三个层次进行剥离，不仅仅是技术操作问题，更是处于理论上无法克服的循环悖论的尴尬境地。所以，那种宣称自己掌握“真实历史”的独断论式豪言壮语，无非是痴人呓语。我们所能谈论的，仅仅只是文本建构或再建构的“历史”。

正是由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密切，而这些民族本身又鲜有历史记录保存下来，因此叙述他们的历史不得不放在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中来展开。这也就是这本小书要以中原王朝的年代框架来叙述的缘由。少数民族历史资料的先天不足，也不全然都是坏事。这种缺憾反过来至少在两方面是有益的。其一，它使我们不得不从更为宏观的地区视野来观察历史，而不是孤立地去看一个民族、一个政权的兴亡；其二，它使我们看到各民族、各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互动。而这些，在我个人看来，才是历史最引人入胜、最具魅力和挑战性的地方。

大概六七年前，适遭桥下据屐之厄。先前素未谋面的余太山先生不仅多方热心襄助，还给了一个机会，命我写一本通俗的小书。我深知学植浅薄，无力写出像样的东西，但既是师长的盛意，便硬着头皮应承下来。花了几个月工夫写出稿子，出版却遇到了麻烦。一放几年，也就淡忘了。去年秋冬，余先生计划要编一套丛书，我又把这个旧稿翻出来凑数，利用几个月的时间，零零星星地做了一些补充修改，把近年的一些思考和理解加了进去，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诚惶诚恐地拿出来。

我个人感觉，写通俗的小书要比写学术论著还难。把复杂烦琐的学术内容变成通俗易懂的读物，需要良好的语言驾驭能力和相当的学术素养。写研究论著，面对是的同行专家，很多东西是大家所熟知的，不用多费笔墨，比较好办。写通俗小书，中间还多一道化专业为简易的工序，讲多了累赘拖沓，说少了大家看不明白，掌握火候不容易。更麻烦的是，通俗不等于庸俗。想写清楚、说明白，研究得不深不透，不行。研究不深入、无所得，写出来的东西，不是杂菜拼盘，就是“大话西游”。可这两种素养偏偏都是我所缺乏的，要写好，实在没信心，只能是勉力而为。不过，不管菜做得是否色香味俱全，但毕竟算是掌勺人一点小小的诚意。我更希望借此向那些无私帮助过我的师友们，致以最衷心的谢忱！

陈凌

2009年5月识于京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