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在我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那一天，还有那一年我作为第一个登上美国外科年会讲堂的中国人做学生报告的时候……真的特想、特想给你们打个电话。
每当春节，每到中秋，每一个团圆的日子，我都会深深地思念我的父亲、母亲。想不到一个不再年轻的中年医生，对父母的那份眷恋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淡忘，就像秋天的落叶一样，飘飘悠悠地落到了地上，带着回忆，带着伤感，消逝在冰冷的秋色当中。秋天来了又走了，这种思念却一直持续着，就像看着即将干枯的树枝，头脑里还是它春天郁郁葱葱的样子，时光匆匆流过，每当我想起双亲，又仿佛回到了小时候。一切都好像就在昨天。
我的童年是在宣武区的琉璃巷度过的，我家的小院与举世闻名的文化街琉璃厂就隔着一条街道。我们住的是北大医院的宿舍，红墙，高大的木门是双开的，门口有一小片水泥地，当时的街道都是土路，这片水泥地显示着院子的身世。门的上方有一个半圆形的石雕，雕的是什么我记不得了，据说原来这个院子是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小时候觉得院子挺大的，可以在院子里骑自行车。院内有两棵大枫树，每到秋天，树叶由黄变红，然后落到地上，整个院子都铺满了黄色、红色的树叶，非常好看。记得那时候，我们特别愿意把树叶拢到一起，然后坐在铺满树叶的地上，享受秋天的阳光。躺在厚厚的树叶上，大家都会非常得意。
院子里有两个花池，种着向日葵，还有小喇叭花，紫色的叶子，白色的花，非常好看。院中东西分别有两个葡萄架，每到夏天，葡萄架上叶子葱郁，葡萄一串一串的，大家常在葡萄架下乘凉。那时候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大家玩耍只限于院子里，孩子们从不出去到街上玩。冬天，我们在院子里堆雪人，从台阶上用雪铺成“滑道”。水管漏水我们从不担心，甚至有点喜欢水管破裂，因为院子里到处是冰，就可以滑冰了。
每到周日的中午，妈妈允许哥哥出去玩，而我就得睡午觉，我那时觉得特不公平。我还记得我们在冬天的房间内，由于室内气温很低，食用油都冻成了白色。有时候爸爸妈妈会在周末带我们哥俩去大栅栏游玩，爸爸会给我们买奶油冰棍，妈妈会到商店买三两椰子糖，不定期地发给我们每人一块。
看爸爸做手术
上小学的时候，一次我在家里用一块木头削小船。一不小心，铅笔刀直插进我左手拇指的根部，顿时血流如注。我吓坏了，当时我家的阿姨，我们叫她尉大妈，看了惊呼：“赶紧去医院！”穿过我们住的小胡同就有一家街道医院，尉大妈帮我拿了块干净的布包扎了手指后迅速带我奔向了那家医院。20世纪60年代的街道医院，我印象中充满了来苏水的味道，木质的两扇门上面的玻璃都是毛玻璃，每扇门的玻璃上都有油漆的红十字。那个年代，“红十字”就是“医院”“救护”的意思。
到了医院，里面还是挺热闹的。有许多老年人在排队买药，有的坐在诊室旁的木长椅上闲聊。尉大妈紧张极了，她把我安置在长椅上坐下后就去挂号，那时我才知道看病要先挂号呢。虽然爸爸妈妈都是医生，但是我真的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工作的，只是知道爸爸每个周末上午都要到医院去看病人。轮到我了，医生给我做了简单的包扎就让我回家了。
爸爸下班了,看到我的手裹着纱布，问我怎么回事。接着爸爸打开了纱布 ，看了看伤口，告诉我说：“这样包扎是不行的，要缝合！”
奇怪的是，我一点都没有害怕，因为我爸爸是外科医生。我心里想：缝就缝呗。
爸爸拉着我，到公交站乘上 14 路公交车回到了他工作的北大医院，直接带我来到了外科急诊，记得有一个叔叔问爸爸：“顾老师，您怎么来了，今天不是您的班啊？”
“这是我小儿子，在家淘气把手削破了，我看得缝合。”爸爸说。
“我缝吧。”那个叔叔说。
“还是我自己来吧，你忙吧。”爸爸对那个叔叔说。
爸爸把我带到急诊手术室。我记得手术室不大，由于是晚上，病人不多。这是我第一次进手术室。
“怕吗？” 爸爸问我。我摇摇头，说：“不怕。”
爸爸换上了刷手衣，我奇怪，为什么不是白大褂呢？“这是做手术时候穿的。”爸爸告诉我。一个护士阿姨也穿着刷手衣，戴起手套。爸爸把我安顿坐下，我开始有些害怕了，爸爸先帮我把手洗干净，然后就戴上手套给我消毒。由于伤口较深，清水冲洗时隐隐作痛。
我下意识地问：“爸爸，一会儿会很疼吧？”
“可能会的。别怕，你是男子汉啊！”爸爸这样对我说，看得出口罩后面的脸上还带着慈祥的微笑呢！
“啪！”手术灯亮了，爸爸在一旁准备器械，手术器械和金属弯盘的摩擦发出“叮哩咣当”的响声，听起来有点怕啊！此时，刚被清水冲洗过的伤口也开始痛了起来。
爸爸给我打麻药了，“有一点疼，坚持！”有爸爸在，我什么都不怕！
真的有点痛，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爸爸说，“你要是害怕就转过头去。”
“不！”
我还是坚持要看，因为我觉得新鲜，没见过缝针是什么样子，没见过手术刀是什么样子。我第一次见到缝针，原来是弯的啊！爸爸认真地缝着伤口，我还记得他缝了3 针！一边缝一边问我：“疼吗？”
“不痛，没有任何感觉，好像手不是自己的。”
“这就是麻药的作用。”于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打了麻药之后就没有任何知觉了。
缝好伤口，爸爸又给我做了包扎，我记得，直到我乘车回到了家，我的拇指一直都还没有感觉呢。如今，我也当了三十多年的医生，想起爸爸当年为了不让我痛，给我打的麻药真不少啊！
给爸爸打针
爸爸得了肝炎。在家里休息了一段时间。
妈妈每天要给他打针，我不知道打的是什么针。每当妈妈打针的时候我都站在一旁看，觉得挺好玩。一次爸爸问我：“顾晋，你敢给我打针吗？”
“我？”我看看妈妈，觉得那是不可能的。
我奇怪，妈妈并没有反对，那个时代，家长居然能够让一个小学生学打针，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
“真的让我来？”
“你来给我打！真的，你敢吗？”
“敢!”我觉得特有意思。
“记住，先要消毒，然后要排空针管里的气泡，这个妈妈帮你做好。你要做的是进针要快！因为进针越快,病人不会感觉到痛！”爸爸细致地给我讲解。
“那我就打了？”
“等等！”站在一旁的妈妈说，“还没有告诉他打针的部位呢！”妈妈补充道。
“打针要在这个部位打，”爸爸边说边比画着，“你应该记住，打针的部位在臀部，通常我会把这个区域画一个十字，要在外上四分之一区域。”
“为什么？”
“因为其他的部位下面会有神经或血管。”妈妈解释道。
“我懂了，医学真难啊！”我自言自语道。
“是啊，你要想成为一名医生就得好好学习！”爸爸说。“来，开始吧！”
我的小手按照妈妈的指点，准备好了针管，说时迟那时快，“嗖”的一声，我的针头飞快地扎进了爸爸的肌肉里。
“打了吗？真的不痛啊！不错不错！”
爸爸这样夸奖我，我挺得意，其实由于用力过猛，针头整个都扎进了爸爸的皮肤中。妈妈在一旁看着直笑，说：“这小子真敢下手啊！”
“没错，不愧是外科医生的儿子。”
第一次给爸爸打针，我特得意，后来还在小伙伴中吹牛呢！
做吴老师那样的好医生
家庭的熏陶，加上我的生长环境，耳濡目染，顺理成章，我真的当了医生。是医生选择了我，还是我选择了当医生，我也说不清，好像命中注定，水到渠成。爸爸、妈妈、哥哥，没有争议的选择，没有悬念的结果，在我们家里，甚至没有考虑过让我选择其他职业，我们讨论的只是做哪个专科。爸爸坚持不让我学泌尿科，原因是我不能和爸爸做相同的专业，爸爸担心我们在一个病房工作不方便。他老是自嘲：“我是搞下水道的，你就别学了。”可是生活好像和我开了个玩笑，我做了下消化道，不是下水道，算是清淤河道吧。
我们家是一个医生之家，爸爸在泌尿外科，妈妈是内分泌专业，哥哥是骨科医生，我是外科，我的姑姑是妇产科医生。
记得一次我遇到一个处理非常得意的病人，回到家自然要跟老爸显摆一下，爸爸听了以后，也说我做得好，但是也指出了我的不足。
我记得爸爸跟我说过几次，“吴（阶平）老师常常说，‘做医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像吴老师这样的大家都这样谨慎，我们就更应该精益求精，千万不能因为一点成功而得意” 。爸爸一生谦虚谨慎，严谨求实，一丝不苟。他把吴阶平老师的话时刻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一次，有个老年病人找到爸爸的门诊，外地医生为他诊断是肾癌，让他切除肾脏。病人不放心，还是来到北京。爸爸看了他的片子，仔细地询问病史，发现诊断貌似符合肾癌，但是还有一些疑问让他不踏实。爸爸坚持让病人再一次做检查，家属不理解，“大夫，这不是让我们又花钱吗，我们当地都做了检查！”家属不干，爸爸仔细做工作，家属勉强做了这个检查，最后爸爸的诊断对了，排除了肾癌的诊断，病人的肾脏保住了！家属和病人非常感激，老人眼含热泪，一直为开始的不理智道歉。爸爸说：“没有什么，如果我不是医生，我开始也会提出同样的质疑。”
爸爸就是这样，对待病人非常有耐心，对待工作更是一丝不苟。正是爸爸的这种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
送别爸爸的日子
2002年，爸爸总觉得心前区不舒服，考虑是心脏的问题。于是我们就到医院检查，做了冠脉造影，发现确实有冠脉狭窄，按照医生的建议，我们同意给他做冠脉搭桥。出院后爸爸一直坚持工作，周末出差讲学。后来爸爸觉得放了支架，应该没有症状了，但是他还是感到心口部位闷闷的。他和我说了之后，我有点不祥之感，难道他的消化道有问题？职业的警觉告诉我，胸前区闷胀感如果除了心脏的问题，有可能是贲门的问题，我建议他去做个胃镜。胃镜结果是残酷的，爸爸他得了胃癌！
我们全家立刻乱套了，我虽是个医生，但真的没有思想准备，做胃镜检查的同时，也做了病理检查，我们要等待病理结果。但是我在旁边看到了溃疡，诊断真的没有什么争议！爸爸也没有思想准备，得知这个消息后，推掉了已经安排的珠海出差。我们商量决定给他做手术。短短的半年，刚刚结束的心脏手术，又要接受开腹，爸爸的情绪非常低落。我安慰他说：“没准是淋巴瘤呢，如果是淋巴瘤，药物治疗效果不错，也许不手术呢。”话是这么说，其实我自己都不相信。
结果是残酷的，爸爸罹患的是胃癌，病理是部分黏液癌，这是一种恶性程度较高的恶性肿瘤。手术进行得比较顺利由于做了全胃切除，术后的进食很困难，爸爸消瘦得很厉害，每天不能正常进食，后来发展到吻合口狭窄，疾病折磨得爸爸非常虚弱。
那时正值SRAS（非典型性肺炎）肆虐，我又在医院当副院长，负责医疗工作，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爸爸尽量不麻烦我，每当我去看他的时候，都要问他需要什么，他总是摇摇头，说不需要。后来我在他的日记本中看到，他是不想因为他的病牵连我。
2003年的“十一”有七天长假，忙碌了一个夏天的我们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人们从SARS中解脱了，许多人都议论着要在这个国庆节黄金周好好玩玩。
可这时候，爸爸的病情已经很重了。那天我就和妻子商量了，一定要好好陪爸爸。国庆节第一天的早上，我就到了医院，爸爸见了我自然很高兴，还和我聊了一会儿。
后来他困了就不知不觉睡着了。我一直陪在爸爸的身旁，爸爸一觉醒来，看到我仍然坐在他的旁边，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满足……这是爸爸生病后我和他一起度过的最长的一天。
自从爸爸生病后，我经常拉着爸爸的手，我们父子一辈子没有怎么拉过手，除了小时候。但是当我知道爸爸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我就主动地拉着他的手和他说话。
SARS控制住了，爸爸的病情却恶化了。记得爸爸临走前，我赶紧给哥哥打电话，告诉他爸爸可能不行了。哥哥紧急从洛杉矶飞了回来，那个时候爸爸已经不能说话，看到哥哥他很激动，虽然说不出话，但是手脚都轻轻动了，似乎是想说什么。哥哥拿出女儿带给爷爷的小礼物，是一个小的毛绒玩具，上面挂着吉祥物，哥哥走到爸爸身边，把头放到爸爸身旁，贴近爸爸的耳朵说：“是楠楠带给您的礼物！”看得出，爸爸的意识非常清楚，他虽然没有力气说什么，但是我看到了泪水从爸爸的眼角流了下来……
中午，爸爸的血压开始不稳定。我值了一夜班，哥哥来接班了，我和哥哥简单交代了一下，看了看呼吸急促的爸爸，悄悄地出了门。刚刚到家，哥哥来电话了：“你出去了，他的血压就下来了，你快回来吧！”我又马上返回了医院。进到病房，让爸爸看见我，他的血压一下子稳住了。是心灵感应吗？我不知道。现在我仔细想想，当时是爸爸不希望我离开他，我知道他虽然不能说话，但头脑一直很清楚。
爸爸又坚持了几个钟头，傍晚安然离世。当时，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让所有的人都到室外，我要单独和爸爸在一起待一会儿。爸爸静静地躺在那里，看着他瘦削的面庞，我真的觉得他没有走，他只是太累了。我知道，从此，我再也没有机会和爸爸交流，我的生活工作中的困难，我的烦恼，我的忧伤，爸爸再也听不到了。那个慈祥、睿智、善良的为我们遮风挡雨的爸爸，永远地离开了我，永远再没有人告诉我遇到困难应该怎么办，永远没有人像爸爸那样爱我，疼我，鼓励我，鞭策我，为我担忧，分享我的喜悦。此刻，我真实地感受到了，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永远给我力量的人、为我牺牲的人，走了。
病榻上，爸爸那双没有血丝的手，露在白色的被单外面，我还是恋恋不舍地拉着这只手，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温度，冷冰冰的……
那天天气冷冷的，还下起了小雨，我们为爸爸送行，老天为爸爸哭泣！
爸爸临走的前一天是周五，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和爸爸本可以创造一个传说的，那就是：《中华外科杂志》在南京召开第十一届编委会，会上爸爸作为副主编光荣退任顾问，并要在会上接受《中华外科杂志》的荣誉证书；而我又是第一次新当选的编委并受到杂志的邀请。如果我们父子二人同时出现在那个会议现场，一定是一个美妙的传说了！两代人像接力一样为中华外科事业辛勤耕耘，将是一个何等感人的场面。然而，那个晚上同样让我难忘。爸爸在北大医院他用毕生精力奋斗的病房内，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里程。哥哥从美国飞来看爸爸，看到爸爸的情况不禁失声痛哭。爸爸在最后的日子里，还一直挂念着泌尿所，他在病榻上还给所领导写信，商讨泌尿所的未来和人才培养。爸爸虽然患的是胃癌，但他一直坚持住在泌尿科病房，因为他要和泌尿外科在一起，那是他一生奋斗的地方。那天晚上，爸爸的病情突然恶化，泌尿所的领导也紧急从南京赶回病房，陪爸爸走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天。
那天是2003年11月15日。
一年又七个月之后，妈妈也跟着爸爸走了
妈妈病倒了。
爸爸还在世的时候，手术后恢复得不错，妈妈要陪爸爸一起去复查。
B超室大夫是我的好朋友。那天我正在医院手术，刚下手术台，发现北大医院超声科主任的未接电话。我打过去。“顾大夫，你母亲陪你父亲做超声检查，我给她也做了检查，胰腺发现肿物，我看不好！但是我没有告诉她真实的情况。”
我的脑袋“轰”的一声，内心惴惴不安。
我知道，我最艰难的时刻来了！但毕竟我是一个医生，我稳住情绪说：“谢谢，王主任，我知道了。非常感谢你！”
我顾不上过多客套，挂了电话，把医院的事情安排好，匆匆赶回家。
一进门，爸爸妈妈都坐在沙发上，看到我进来，都不做声，空气像凝固了一样。我们住的是老房子，一共80平方米，爸爸妈妈怕麻烦，基本上只做过简单的装修。房间在一层，光线比较暗。那个下午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觉得这个房间简直就要塌了！望着坐在沙发上两鬓斑白的一对老人，把我和哥哥艰辛养大成人、一生为家庭和患者操劳的爸爸妈妈，同时患病的他们显得那么无助。哥哥一家远在国外，我的内心在流血，我想，现在只有我是他们的主心骨了！我告诉自己，我必须坚强！
爸爸妈妈表情凝重，看起来，妈妈已经知道自己也罹患肿瘤了。
我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但是我很快就冷静下来了。应该先摸清他们了解的情况。我问：“妈妈，您也做检查了？”
“结果不妙。”妈妈表情平静地说。妈妈一直是这样，遇事不惊，永远镇定自若。
爸爸垂着头，不语。
“下一步尽快约CT吧。”我缓和了一下气氛。毕竟我是肿瘤外科医生，什么病情我都见过，但是发生在自己的亲人身上，又是父母同时患病，我知道，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将异常艰难。但是，我有一个信念，不管怎样，路还得往前走，生活还得继续。
“已经约了。”妈妈依然淡定，看得出妈妈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是的，一个从医几十年的医生，突然知道自己得了肿瘤，会是什么感受？况且对于妈妈来说，刚刚经历了与自己相濡以沫的丈夫罹患肿瘤，却得知自己患病的坏消息，她会是什么心情！但是，我没有看到妈妈流泪。确切地说，从小到大，我没有看见过妈妈流泪，面对肿瘤，妈妈依然坚强！
妈妈经历了手术、化疗、放疗，治疗的痛苦，妈妈从不抱怨，从不放弃，妈妈是坚强的。妈妈患病期间，爸爸病重了，我在准备一切。妈妈的身体刚刚从手术后恢复，知道爸爸快不行了，仍然有条不紊地安排着家里的一切。爸爸走了，医院组织告别仪式的前一天，妈妈告诉我：“明天送爸爸，我不去了。”妈妈依然淡定，冷静得出奇，没有眼泪，我理解妈妈，她的话不多，平时也是这样。但是妈妈做事非常严谨，一丝不苟。我理解此刻妈妈的心情，我也深深地点点头。说实话，我真想上去抱抱妈妈，她承受了太多太多的痛苦，从爸爸生病，我就没有再看见她笑过。但是她从没有在我们面前掉过一滴眼泪！
那是一个难忘的下午，爸爸妈妈的影子永远刻在我的脑海，至今难以忘怀。我是幸运的，有一对做专家的父母，从妈妈身上，我学会了坚持，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永不放弃，学会了坦然面对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爸爸妈妈走了，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永远不可磨灭，冬去春来，日月穿梭，生命的轮回，仿佛爸爸妈妈还在，像春天一样，走了又回来……
无尽的思念
我其实最喜欢和父亲聊天，他总是给我希望，给我力量。他在的时候，我和他无话不谈。他走的那天，我独自一个人坐在父亲床边，让所有人都出去，我想和他说话。每当我遇到重大问题都要和父亲聊聊，父亲走了，已经十多年了。他带给我的财富却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爸爸是我生命的灯塔，是我终生的导师，我爱他，思念他，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我会为父亲自豪！十几年过去了，爸爸一直在我的心中，我想他，在我的内心深处，那份情感永远不会淡忘。我知道，爸爸还在，他在某处看着我，默默地看着我……
2011年1月14日，在中华医学会5层会议室，举行了一个庄重的仪式，内容是中华医学会新一届的部分专业学会主任委员的就职仪式。中华医学会领导班子中的在京成员出席了这次会议，我也作为肿瘤学会的主任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当我从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刘燕飞同志手中接过主任委员证书的时候，心情非常激动，刘会长还开玩笑地说：“顾晋的父亲也是我们过去泌尿科的主委，这是两代人的主委啊。”参加这次就职仪式的中华泌尿外科学会主委叶章群教授也走上来和我握手，他说：“您父亲和我的导师周泗维教授关系非常好，祝贺你！”
“你是父亲的骄傲！”同行们说。
在那个骄傲的时刻，爸爸，我特别想您。
寄给天堂里的爸爸妈妈
2008年，我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我最想的就是能够和你们说说话，这是我们顾家的骄傲啊。而且，我还是在上海团，我父亲的故乡，上海的亲戚们纷纷来电祝贺，爸爸的哥哥——我的伯父，也是爸爸最敬重和爱戴的人——专门给我打电话祝贺，我记得他最后一句话是：“顾晋，你是我们顾家的光荣，你爸爸要是在，一定会非常高兴的，我们为你骄傲！”
2009年，我作为第一个登上美国外科年会讲堂的中国人，在做学生报告的时候真的特想给你们打个电话。达达现在上大学了，他的进步很大。周芸和我身体都很好，哥哥和平平在美国也很好。您知道吗，自从你们走后，哥哥更关心我，我们的感情更加深厚，每周我们都通电话，哥哥和平平还给你们捎去了信。2015年1月10日，法国国家外科科学院的大厅里，我接受了法国国家外科科学院外籍院士的荣誉称号。妻子陪在身边，哥哥、嫂子专程从美国赶来代表你们出席了这个庄严的仪式。当我从法国国家外科科学院主席Daniel Jaeck教授手中接过奖章时，我的内心激荡起伏，我多么想让你们和我一起分享这一美妙的时刻啊！爸爸妈妈看到这样的场景一定会高兴，一定会自豪，一定会为我鼓掌的！
爸爸妈妈，我们真的很想你们，是你们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医生，如何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在这个家里，爸爸妈妈永远是我们哥俩的榜样，但是，遗憾的是你们没有看到我们的每一点进步，每一点成就，我们真的想和你们分享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幸福，想让你们看到今天的我们，在医学道路上的收获。当我站在美国外科学会的讲台上的时候，当我接过法国国家外科科学院外籍院士奖章的时候，我多希望爸爸妈妈能在下面亲耳聆听，看着他们开心的微笑，多么想在掌声中拥抱我的爸爸妈妈。这个时刻，我真的想了许多次，天堂里的爸爸妈妈，你们看到了吗？
编者注：
顾大夫的父亲：顾方六（1927.7.4～2003.11.15）。
顾方六教授是我国著名泌尿外科学家，中国共产党党员。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原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泌尿外科杂志》总编辑，《中华外科杂志》副总编，1995年起任《北京医科大学学报》副总编。第六届亚洲泌尿外科学会主席，国际泌尿外科学会中国国家代表、美国泌尿外科学会会员、日本泌尿外科学会荣誉会员、亚洲泌尿外科学会理事，1991年起任良性前列腺增生国际咨询委员会1～5届委员、前列腺癌国际咨询委员。泌尿外科疾病国际咨询委员会亚洲代表，欧洲肿瘤学院高级顾问。1986～1992年任Urological Research编委，1989年起任International Urology and Nephrology编委。顾方六教授在泌尿外科临床、教学、科研领域作出卓越的贡献，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拥有崇高的学术地位。
顾大夫的母亲：施曼珠（1929.4.30～2005.6.27）。
施曼珠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内分泌学家，中国共产党党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创始人之一。曾任北大医院肾脏内分泌实验室副主任、内分泌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组理事。施曼珠教授医德高尚、技术精湛、治学严谨，教书育人孜孜以求，诲人不倦，在我国内分泌学界有重要影响力。施曼珠教授为人正直，心胸坦荡，她是慈祥的母亲，贤惠的妻子，又是孝顺的女儿。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高风亮节的人生态度是青年医师和学者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