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的家庭医生

治病还是治病人

在国内很多大医院“看病”并不是一件愉悦的事情，无论是病人还是医生，都很痛苦。很多北京和上海的知名大医院，大夫一天看100个病人很常见。如果按照10小时工作时间来算的话，每6分钟就得看一个病人，且医生还不能吃喝或上厕所。事实上，上述医院的医生工作时间大多超过10小时，因此，每个病人应该能均摊到更多一点的时间，而医生们也能有空喝水、吃饭、去卫生间。即使每个病人能分到的就诊时间不过6分钟，但大家还是乐此不疲，因为这些人都相信大医院比小医院更有保障。

然而，我在荷兰作为病人的体验完全不是如此。我看过几次家庭医生，时间并不长，15分钟。病情也都很简单，多数情况下都是些头疼脑热的小病，除了开一些常用药，医生并没有做什么检查，诊疗费一般花费约为人民币200元。

我曾经多次向国内的朋友推荐社区医院，因为那里人少，很多基本检查也不用像大医院那样需要排队。更重要的是，社区医院的医生和病人的流动性相对小很多，因此医生能有机会较为全面地了解患者的健康状况，而不是仅针对患者的现有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就像我在荷兰社区诊所的经历那样，虽然我的社区医生的诊所非常小，病人的数量也非常有限。每次去看病，等待的病人都不超过三个。但医生和他的护士老婆几乎能很快回忆起绝大多数病人的名字以及病情。我去看肚子疼，大夫会问我上次的过敏怎么样了，再去复查的时候，他也总能准确地回忆起之前给我开的药，询问我吃药以后的效果如何。作为病人，这种被认识的感觉很好。作为一名外科大夫，绝大多数时候，我站在手术台边用消毒铺巾把病人遮盖起来，只露出他的手术部位时，总会迷惑面前躺着的究竟是病人还是“病”。但是在我的社区家庭医生面前，我能确信我是他的病人，因为他不但给我看病，还能照顾到我这个完整的人。事实上，他每周都用至少半天的时间去看望在他诊所注册的重病人，了解他们的病情发展。

当我把荷兰的经历分享给国内朋友时，好多朋友不服气，他们觉得社区医院的大夫水平很难有保证。我不想辩解太多，前文分享的朋友的小孩看皮肤疾病的例子已经能说明问题了，而就我个人体验而言，我的社区医院大夫从来没有给我确诊过什么病，他做的主要工作是给我开一些缓解症状的药物，如果身体恢复了就万事大吉；如果没好，他就将我转诊到大医院了。

据我了解，中国其实也有像荷兰那样的社区诊所和医生。最近几年，很多小规模的私立诊所已经朝着那个方向努力了。这些诊所的挂号费通常在300元以上，对于很多习惯了最多几十元挂一次号的国人而言可能很难接受。但也有习惯了这种医疗方式的朋友告诉我说，尽管孩子发烧去医院看到医生之前就花了300元挂号费，但医生足足花了半个小时向她详细解释了病情，还调出孩子之前的病历综合分析解释，最后医生却什么药都没有开。朋友说，这300元花得值。

并没有那么简单

当然，和转诊制度一样，家庭医生在中国也会碰到西餐配中国胃的老问题。家庭医生制度一直是很多中国老百姓羡慕不已的。家庭医生体系的“正确性”就这么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我，直到我荷兰的博导Jeekel教授向我提出了几乎完全不同的观点。Jeekel教授既是荷兰现代外科学的重量级人物之一，又多次来过中国搭建中荷医学合作交流的平台，因此他对中国也十分了解，算得上是一个中国通了。在他看来，中国并不适合家庭医生制度，主要是因为建立完整的家庭医生制度需要太多的医疗资源投入并且效率不高。效率不高倒是不难理解，因为在荷兰乃至整个西方，看病都是一件很耗时间的事情。除非很有钱或者确实是急诊，否则必须耐心等待。如果能够将大量轻微病、慢性病的诊疗分配到家庭医生、社区医院的话，更有利于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应用。

但为什么说家庭医生需要大量资源投入呢？Jeekel教授解释说：因为荷兰人少，每个家庭医生分担的病人数量相对不多，一个大夫管着两三百个病人，加上荷兰医疗投入占GDP比重大，因此目前来看，家庭医生制度还能够顺利进行。但同样的事情在中国就很难办。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差不多1000个人才能分到一个医生，在这种现状下奢求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家庭医生本身就有些不切实际。或者说，如果真的想要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则需要巨大的资源投入，这对于目前仍处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也有很大难度。大量增加医疗资金的投入也会造成问题，甚至会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虽然我并不完全赞同Jeekel教授的观点，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他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从目前的国内现状来看，医务人员的缺口本身就很大，而且由于学医周期长且国内医生收入普遍不高，因此医生队伍里的新鲜血液也在逐年减少，而家庭医生又是医生中的低收入群体，真正愿意前往国内社区医院工作的大夫变得寥寥可数。说白了，如果没有大量的财政补贴来提高家庭医生的收入，谈人人拥有家庭医生不过是画饼充饥罢了。

遗憾的是，Jeekel教授并没有给出哪种模式才是中国医疗的改革之路。但这件事一直让我警醒：很多在我们看来天然正确的结论甚至很难经得起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