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你们所谓的进口其实就是我们欧洲本地产的，所以价格比中国便宜是很自然的事。”
当时在手术台边，我很诧异荷兰医生使用那些昂贵的医疗耗材为什么像不要钱一样，于是就问我的导师，他给出了上述解释。今天，当我坐在电影院里看《我不是药神》的时候，这句话在我耳边不停回响。如果让我再次回到那天的手术台，我或许会跟我的导师说：“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这本书中的多数文章都是2011年到2015年我在荷兰留学期间以及回国初期写的，其中一部分陆续发表在《东方早报》“身体周刊”上。尽管专栏写了很久，但我的内心一直存有疑问，这本书是写给谁看的？正如要让荷兰人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是很难的，起初我并不知道这些比较中国医疗与荷兰医疗的文章的读者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从事什么职业，是医生还是普通人，因为文章中的一些关于医疗的故事看起来离中国人还有一点远。然而，今年2月的《流感下的中年北京》（以下简称《流感》）文章和《我不是药神》电影引发的医疗相关话题的现象级讨论，以及回国至今的临床工作经历让我顿悟——这本书是写给每个中国人看的。
《流感》一文是我蜷缩在值班室的下铺上读完的，当时正值北京的冬天，彻骨的不仅是天气，还有字里行间的痛苦。文章在短短几天内就达到几千万阅读量并上升成为热点话题，我想是因为和作者同年代的很多人都从中读到了自己的恐惧，特别是在大城市里拼搏的中青年人，他们能从中隐约触摸到自己的过去、现在或是将来。
文章描述的很多情节，我都作为参与者或者旁观者有过类似的经历。要知道在荷兰，医生和患者都要省心一些，因为几乎每个荷兰人都有商业保险，保险可以覆盖绝大部分医疗开支，导致在外人看来，荷兰人看病几乎免费。而支撑这种“免费”医疗体系的，则是商业保险公司对风险和收益的精确计算。
文中对于岳父最后一句话的描述，让我想起了曾经遇到过的让我无法忘怀的“遗言”。患者女儿一直拒绝告诉父亲真实病情，父亲去世前留给女儿的最后一句话是：去把厨房水龙头关了。那时他已经在病房躺了一个多月，身体每况愈下。事后女儿大哭，后悔没有告诉父亲真相，让他走得不明不白。这样的事情会让我想起荷兰医生的极端纯粹，把患者的身体交给患者自己来决定，只要患者明确表达意愿，医生甚至可以不“参考”家属的意见。
文章甚至还谈到“不让孩子学医”的话题，这也戳中了不少医生的软肋。在同样以临床专业身份到荷兰攻读博士的中国留学生中，除了我，其他人都转行了……
《流感》文章作者的岳父仿佛就是我经手诊治过的患者之一，我们医患双方都很努力，但最终却没有获得大家想要的结局。在这几年的临床工作中，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我在荷兰的所见所闻，我会思考，如果遇到同样的问题，荷兰人会给出怎样的答案。然而，无论何种答案出现在荷兰都不会让人觉得奇怪，这正是风车之国的独特之处，独特到即便在西方国家，荷兰也总是扮演先行者的角色，比如安乐死。很多在我国医疗领域被讨论、争论的话题，实际上在西方也饱受争议，而荷兰人则敢于大胆尝试，把探索精神发挥到极致。尽管其他国家不免置喙，但他们依旧特立独行。荷兰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是一种比西方“更西方”的形象。这种代表性和争议性也正是我想写荷兰的原因。
在荷兰留学的四年时间里，我看到了一个和我们非常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而在不同的文化、历史土壤中所衍生出来的问题即使看上去类似，解决方法和带来的效果也是千差万别的。医疗本就是一个国家的大话题，它所涉及的领域众多，更关系到每一个国民的生活甚至生命。所以我并不是要在这里给中国的医疗体系提出什么修改建议或解决方案，我只是尽自己所能去还原真实的荷兰医疗。如果我的这些小故事能为我们的医疗大话题提供一些思考的素材，甚至带来一点启发，那将会是非常令人欣慰之事。
由此想到《我不是药神》电影的最后一幕：影片用几行文字描述了真实事件发生后，我们政府对于进口抗癌药问题的一系列政策变化，这让我国慢粒白血病患者的存活率从2002年的约30%提高到2018年的约85%，这正是“真实”所带来的最实际的改变。而对于真实的描述，正如《我不是药神》这样的作品，也获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李克强总理还对电影引发的舆论热议作出批示，从而让下一次改变更值得期待。
我们每一次看到的真实，都会为改变埋下种子。
谨以此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