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价值观冲突、思想道德滑坡——未成年人犯罪的深层次原因

（一）价值观冲突与未成年人犯罪

研究表明，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认知偏差主要存在两大精神支柱和3种错误观念，其中，两大精神支柱分别是“物质至上”的享乐主义和“为朋友两肋插刀”式的哥们义气；3种错误观念是：亡命称霸的英雄观、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观和低级下流的乐趣观。在上述错误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影响下，未成年人会对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和信念产生抵制心理，对自己的行为性质和后果缺乏明确的认知和判断，有时甚至在明知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情况下仍然实施这种行为，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因为他们更加认同自己的价值判断，不考虑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分别针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和同年龄段普通中学生的价值观、世界观、崇拜的明星以及喜欢的娱乐方式等内容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二者在一些方面存在显著差别。

从表2-1的数据来看，在“公正、友善、爱国、诚信、自由”等具有社会公认的主流价值观中，未成年犯和普通中学生也存在一些差异。在价值认同中，未成年犯最重视自由（73.3%），其次分别是诚信（67.2%）、友善（51.7%）、公正（50.7%）、平等（46.1%）。相比之下，普通中学生在各个主流价值观重要性的看法上，都比较一致，比例分布也比较均匀。他们最看中的是诚信（89.8%），其次分别是友善（82.3%）、公正（80.6%）、平等（78.7%）。此外，在爱国、敬业、民主等维度上，普通中学生的认同比例也明显高于未成年犯。本次研究也发现，未成年犯和普通中学生对自由的选择存在很大差异，未成年犯往往非常重视个人的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为了追求自由，他们往往离家出走，或过早地接触社会，在没有经济基础保障的情况下，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表2-1 不同群体的价值认同情况

从表2-2的数据来看，在“健康”这一维度上，未成年犯与普通中学生都有较高的选择，但与未成年犯（62.2%）相比，普通中学生（91.5%）更加重视健康，二者间的差异较大。未成年犯更加认同金钱的重要作用，其次是名誉和爱情，这可能与他们更早地接触社会存在密切相关。相比之下，普通中学生更看中名誉的重要性，排在第四位的才是金钱。

表2-2 “在生活中，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统计情况

从表2-3的数据来看，未成年犯更容易受当前社会大众传媒、商业利益等因素的影响，缺少独立的判断能力，他们所崇拜的人物依次为歌手（39.5%）、富人（37.3%）和影视明星（35.5%）。而普通中学生，则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更多地把是否对社会有更大贡献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他们所崇拜的人物首先是科学家（43.2%）、作家（42.3%），其次是歌手（36.7%）和影视明星（32.6%），仅有一小部分学生把富人作为自己崇拜的对象，所占比例仅14.3%，明显低于未成年犯。

表2-3 日常生活中的崇拜对象

注：百分比采用的个案百分比形式，是某项目回答人数占总调查人数的百分比。

表4表明，在“如何才能成功，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这一问题上，未成年犯和普通中学生间的认识基本无差异，认为都需经过个人努力，创造机会，并且还需要聪明、有他人关照，以及运气等。但考虑前述价值观念和注重内容等方面的差异，相同的成功因素将产生不同的结果，在正确的方向上努力会继续发展壮大，而在错误的方向上努力、发挥“聪明才智”只会更快地走向覆灭。

表2-4 事业成功主要取决因素分析

价值观既反映了一个人做事的根本原则，也反映了他在面临现实冲突时的价值取向。未成年人的价值观，一方面是在日积月累的人生经历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另一方面，会因受到突发事件的强烈刺激而发生改变。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犯罪的未成年人在人生价值取向上存在很大的误区。他们往往把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对立起来，认为两者不可调和，坚信为了实现个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以损害社会价值的方式来实现自我价值。在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上，犯罪的未成年人选择了一种错误的评价方式，他们没有把劳动和奉献确定为人生价值的评价标准，而是选择将金钱和财富作为个人追求的目标。在上述价值观的潜在影响下，当未成年人面临现实冲突时，他们会无意识地启动决策系统，认为满足自己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从而做出错误选择，走上犯罪道路。由此可见，价值观是未成年人成长之路上的基石，对他们适应社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思想道德滑坡与未成年人犯罪

在表2-5关于17个品质的选择中，未成年犯与普通中学生存在显著差异。按照比例的大小顺序排列，未成年犯的选择依次为孝敬（47.6%）、敢于担当（19.4%）、诚实（6.7%）、善良（5.8%）、正直（4.6%），除了孝敬和敢于担当外，其他品质的选择率都比较低；相比来说，普通中学生的选择面更大一些，他们的选择依次为孝敬（23.3%）、善良（14.6%）、诚实（13.8%）、敢于担当（11.8%）、爱国（8.5%）、正直（6.7%）、自信（6.2%）。通过对比发现，在未成年犯的价值观选择中，除了对父母的孝敬和自己所作所为的敢于担当外，其他的价值观所占比重很低。也就是说，与普通中学生相比，未成年犯更加关注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价值观念，对他人、对社会乃至国家的关注度都很少，这尤其表现在对“善良”“爱国”等价值观念的选择上。导致上述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本次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正在服刑的未成年犯，由于他们处于被监禁状态，远离父母和社会，承受着失去自由的痛苦，同时也意识和体验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对亲情、对自己所犯罪行的感悟也比较深刻，因此，会更看重“孝敬”和“敢于担当”这两个品质。

表2-5 “人最重要的品质”分析

从表2-6的数据来看，未成年犯与普通中学生在社会认知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相比之下，未成年犯的社会认知比较消极，2/3左右的人对社会充满了不信任，一半以上的人认为这个社会是“弱肉强食”的，认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世界观，31.6%的未成年犯认同“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能成功就行”的观点。普通中学生的社会认知相对来说比较积极乐观，虽然有42.4%的普通中学生不认同“多数人都诚实守信”的观点，但是在自身人生观、价值观的选择上，他们都倾向与社会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观保持一致。值得一提的是，普通中学生对法律功能的看法比较中立和客观，只有29.4%的普通中学生认同“法律是保护弱者的”观点，远低于未成年犯的认识程度。

表2-6 普通中学生和未成年犯在社会认知方面的差异分析

上述结果表明，未成年犯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存在很大偏差，致使思想道德水平较低，他们不相信社会上的其他人，认为“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社会充满了竞争和欺骗”，过分迷信“金钱”和“成功”的影响力，同时，选择“只管满足自己本能的需要，而不管手段的对错”，缺乏罪恶感。从表2-6的数据来看，缺乏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不关心其他人，是未成年犯存在的主要问题。正如阿德勒所言，“罪犯真正的问题是缺乏社会兴趣和合作之道”，“罪犯和其他人一样，都挣扎着要成为优越，要解决问题，要克服困难，但是他追求的方向是错的。他之所以采取错误的方式，是因为他不了解社会生活的要求和不关心其他同胞，因此，他的行为是十分不明智的”。

错误的价值观、思想道德状况反映在行为上就是行为方式的偏差。很多未成年犯在人生成长的过程中，不能与老师、同学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他们不知道尊重他人的重要性，缺乏正直和同情之心，认为“谩骂、打人甚至偷拿或抢”的侵犯行为都是有理由和正当的，不需要有内疚感。

表2-7的数据进一步表明，与普通中学生相比，未成年犯的诚信观和人际互动模式存在较大缺陷，甚至缺乏基本的是非感，对“考试作弊”（45.7%）、“谩骂同学”（51.0%）、“与老师争吵”（48.2%）、“打别人”（53.4%）、“抢别人东西”（34.0%）缺乏正确的认识。其他如“说谎”“偷拿别人东西”“与父母争吵”等方面，未成年犯的错误认知水平也高于普通中学生。这种对他人“人格和利益”的忽视、不尊重乃至侵犯，是影响他们实施犯罪行为的重要因素。

表2-7 普通中学生和未成年犯在诚信和人际侵犯观点上的差异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