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黄之學研究（紀念黄侃先生130周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文章）

章黄學派的特色及在臺灣的發展

竺家寧

（政治大學中文系、東吴大學中文系）

提要：黄季剛先生是章黄學派的核心，學派的發揚光大，由黄季剛先生奠定了基礎，對後世學術界的影響十分巨大，直到今天，在海峽兩岸，都有衆多的門生後人，在這個學派的基礎上，發揚光大。如果我們觀察一下從章太炎到黄季剛，他們的學術表現，並不是如一般想象的這樣停滯與保守，相反的，章黄之學具有不斷創新的精神，學生可以改變老師的説法，自己的研究也不斷地在革新，晚年不同於早年，黄季剛先生改章太炎的古韻部二分法爲三分法，改章太炎的古韻23部爲28部，章黄的精神以今日之我，勇於批判昨日之我，這樣學術才能欣欣向榮，充滿旺盛的生機，不致枯竭消亡。從這裏我們看到了章黄學派的精神所在，就是不斷的更新，不斷的創造，不斷的發展，這才是章黄學派的重要特色。臺灣地區章黄弟子衆多，但是對章黄精神的理解狀况未必相同，本文嘗試把臺灣這方面的重要傳承與發展，做一個簡單的介紹，特别是林景伊先生、高仲華先生、潘石禪先生、陳伯元先生，幾位前輩大師對章黄學説的闡揚，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我們紀念黄季剛先生的會議中，希望藉本文來瞭解這幾位先輩在黄季剛先生學術成就上的傳承，也希望藉本文來表達對這幾位先輩的追念。

關鍵詞：黄季剛；林景伊；高仲華；潘石禪；陳伯元；章黄學派

一、前言

黄季剛先生是章黄學派的核心，學派的發揚光大，由黄季剛先生奠定了基礎，對後世學術界的影響十分巨大，直到今天，在海峽兩岸，都有衆多的門生後人，在這個學派的基礎上，發揚光大。學術界也有人以爲章黄學派，趨向於保守，更重視傳述師説，沿襲前人的看法，門弟子往往獨守師説，不敢逾越，被局限在“本師之説是也”的格局當中。如果我們觀察一下從章太炎到黄季剛，他們的學術表現，並不是如一般想像的這樣停滯與保守，相反的，章黄之學具有不斷創新的精神，學生可以改變老師的説法，自己的研究也不斷的在革新，晚年不同於早年。例如，上古音的韻部，章太炎在清儒的基礎上，繼續更新，獨創了隊部，從王念孫、江有誥的22部，發展到23部。黄季剛又在其老師章太炎的基礎上，由古韻的陰陽二分法，更新爲陰陽入三分法，這是一個巨大的更新，改變了老師對古韻分類的基本思維。於是，黄季剛先生創立了古韻28部。然而，黄季剛先生的晚年，又繼續把古韻部更新爲30部。從這裏我們看到了章黄學派的精神所在，就是不斷的更新，不斷的創造，不斷的發展，這才是章黄學派的重要特色。

臺灣地區章黄弟子衆多，但是對章黄精神的理解狀况未必相同，本文嘗試把臺灣這方面的重要傳承與發展，做一個簡單的介紹，特别是林景伊先生、潘石禪先生、陳伯元先生，幾位前輩大師對章黄學説的闡揚，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我們紀念黄季剛先生的會議中，希望藉本文來瞭解這幾位先輩在黄季剛先生學術成就上的傳承，也希望藉本文來表達對這幾位先輩的追念。

二、章黄學説的特色

章黄學門弟子撰寫論文，最常見的就是通篇使用“本師曰……本師之説是也”的表述方式，努力的來爲前人説話，發揚師説。尊師重道，是正確的，但這樣的思維，終究難免成爲前人的影子，重複過去的研究成果，而不是把各種學術觀點拿來重新檢驗，進行不斷的修整與補充。章黄本身未必贊成這樣的做法。唯有青出於藍，學術才能不斷的繁榮滋長，使舊枝萌發出新芽來。回顧千百年來的語言文字學研究，不就是在這樣的努力下，一棒接一棒，而有今天的輝煌成果嗎？不斷的更新，前修未密，後出轉精，才是章黄學説的真正精神。

臺灣的章黄學派，正是朝這個方向努力，取得了可觀的成果。我們介紹幾位代表性的學者，藉以反映臺灣地區在這個學派的努力下，有哪些具體的發展。

臺灣地區的章黄之學由高明、林尹、潘重規三先生繼承發展，高明規劃設立了政大中文所、林尹規劃設立了師大國文所、潘重規規劃設立了文化大學中文所。他們都是黄侃（季剛）先生的弟子，號稱“民國三先生”。臺灣地區的章黄弟子都出自他們的門下。

三、臺師大林景伊先生對章黄學説的傳承

1970年，筆者進入臺師大國文研究所修讀碩士，即追隨景伊先生學習聲韻、文字和訓詁之學。後來考入中國文化大學博士班，景伊先生擔任我的博士論文導師。

林尹（1910—1983），字景伊，其名字取以伊尹爲師之意。生於浙江瑞安縣，祖父養頤公光緒十六年秀才，學識精湛，望重士林；舅公陳介石（黻麎）、父親林次公（辛）、叔父林公鐸（損）1916年以後同在北大任教。景伊先生年十五即到北京，追隨其叔父公鐸先生，得見當時學術界名流，而後受教於黄季剛先生門下。景伊師十六歲即入北平中國大學，並於季剛先生之課堂上賦詩，頗受季剛先生器重，攜至家中，嚴加督導。景伊師1930年進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除親炙章、黄外，並受學於錢玄同先生。六年後景伊師纂成其第一本聲韻學教科書《中國聲韻學通論》，並由錢玄同作序。先生來臺後，曾任政大、師大、文化大學教授。

筆者1970年追隨景伊師學習時，先生經常在課堂上提及黄季剛先生，景伊師長時間居於季剛先生家中，朝夕誦讀經史百家之書，能得季剛先生之真傳。季剛先生的治學精神、教學方式，景伊師皆一一爲我們細説，每道及當年情况，總是喜形於色，我們也能在歡欣中傳遞薪火，把其中的精華，再傳交給我們的學生輩。記得念研究所時，景伊師要求我們圈點阮刻本《十三經注疏》，不但要圈點經書本文，也包含其中的兩行小字注疏，每周親自檢查圈點的進度，並且要把重點心得做成筆記，當時總覺得負擔沉重，頗爲辛苦。但是，日後這份辛勞的成效便逐漸顯露出來了。此後，對古書裏的資料，往往能適時應用，解决許多疑難問題。這種基本的國學訓練，正是黄季剛先生的教學方法。

景伊先生擅長文字訓詁，博通經史，兼及諸子，尤明音韻之理。著有《中國聲韻學通論》《文字學概説》《訓詁學概要》《周禮今注今釋》《中國學術思想大綱》《景伊詩鈔》等，編有《大學字典》《兩漢三國文匯》，並主持《中文大辭典》《國民辭典》等辭典的編纂工作。

四、政大高仲華先生對章黄學説的發揚

仲華先生是黄季剛先生的及門弟子，1970年筆者跟隨仲華先生學習“治學方法”，上課地點在其木栅家中。幾位同學環坐客廳，頗覺温馨。仲華先生身材高大，個性爽朗，課程講述中，得其心意之處，往往情不自禁，放懷大笑，可見其治學能自得其樂之境界，同學們也從當中感受到學問的無窮樂趣。

高明（1909—1992），字仲華，江蘇高郵人。1926年考入東南大學，1930年畢業於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南京大學，1962年在臺復校）。抗戰期間，先後在西北大學等校任教。來臺後，創辦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招收臺灣首批文學博士研究生，是中國文學博士教育的開創人。又主持政治大學、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及中文研究所。1975年退職後，專心著述，爲闡揚傳統文化畢生奉獻。

依據黄慶萱《高明教授學述》，仲華先生初名同甲，入學後，自更名爲明，字仲華，一字尊聞。父雲軒公諱哲，清秀才，精曆算之學，曾任運河水利專門學校學監，兼授數學。兄孟起名超，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精辭章。先生幼承家教，耳濡目染。四歲入塾，從茅鍾麒先生識字，讀四書。六歲，轉從謝韞山先生習古文辭，讀五經；而雲軒公則自課以算術。謝先生督教甚嚴，先生之國學基礎實奠立於斯。九歲，入高郵縣立第一高級小學校。十三歲，入南京鍾英中學。1925年考入東南大學，年十七。本擬入數學系，以雲軒公命入中文系。始從駢文大家李審言先生、古文大家姚仲實先生、理學大家王伯沆先生遊，而姚孟埙先生指導先生治《易》。1927年，學校更名爲中央大學。先生復從黄季剛先生侃治經學、小學，從吴瞿安先生治詞、曲，從伯沆先生治詩、古文辭，從汪辟畺先生治目録、版本，從胡小石先生治金石、甲骨。

是時，仲華師遨遊中國學術之林，眼界益闊，顧以季剛先生之青睞，命立門牆，治經學、小學特勤。黄先生嘗賜以嘉號曰“淮海少年”，蓋用蘇軾贈秦觀“淮海少年天下士”句，欲以“天下士”期之也；又嘗勖之曰：“侃從學於餘杭章君，章君從學於德清俞君，俞君則私淑高郵王氏，溯吾人學統，實出高郵。汝，高郵人也，今既從學於侃，當以光大高郵之學爲志，幸毋負於爾之鄉先輩也！”先生悚然受教，益不敢怠於學。1930年夏，先生畢業於中央大學。

仲華師1930年大學畢業後，初任教於江蘇省立松江中學。翌年春，赴東北任教，遂遘九一八瀋陽之變。1940年六月，時武漢大學遷樂山，先生至樂山爲友人程千帆會昌代課，並至烏尤寺復性書院聽馬一浮先生講理學。旋應果夫先生之召，至重慶小温泉中央政治學校任秘書。一年後，張道藩先生繼果夫先生任政校教育長，以先生兼通新舊文學，聘授國文。自是以後，先生遂專任教職，復致力於學術。1944年，劉季洪先生出任西北大學校長，延先生任教，旋兼中國文學系主任。時西京圖書館遷徙陜南，近在咫尺，先生遂得恣意閲其藏書，於其中禮學書摩挲殆遍。會抗戰勝利，遷校西安，劉校長更力邀先生兼教務長一年餘。1948年，先生應師範學院院長陳東原先生之聘，赴湖南衡山任教。顧以時局變化，不可以居，乃轉道廣州來臺。1949年，任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國文系教授。1956年，張曉峰先生改臺灣師範學院爲大學；令師範大學創立國文研究所，而以先生主其事。曉峰先生欲提高國學水準，促進學術發展，規劃建立博士制度，指定浦薛鳳博士所主持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及先生所主持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招收博士研究生。先生以此爲創舉，前無所循，乃苦心擘畫，期能盡善。此後各大學競設中文研究所及博士班，中國學術文化之普及與發揚，一時在臺呈萬花競豔之象。同年，以陳百年先生之禮聘，先生兼任政治大學中文系主任。1959年，劉季洪繼百年先生任政大校長，先生轉任教務長一年。次年香港政府創設中文大學，合崇基、新亞、聯合三書院而爲一，乃聘先生前往主持系務。先生於是辭去師大、政大之教職，赴港任教。頗得聯合書院師生之敬愛。後張曉峰先生創辦中國文化學院及中華學術院，聘先生爲中華學術院哲士，且以中文系主任及中國文學研究所長二職懸以待先生者二年，先生不敢負厚意，乃於1964年返臺。會政大亦成立中國文學研究所，劉季洪校長亦以所長一職懸以待仲華師，得曉峰先生之諒解，復返政大，並兼任師大國文所教席。1972年赴新加坡，任南洋大學客座教授。

仲華師之論著學行，博而知統，學有所歸。著作繁富，包括經學、儒學、語言文字學、目録版本學、文學理論、修辭學、史傳，旁及兵學與佛學。經、史、子、集，無一不具。論著之外，亦有文學創作。體裁則韻文與散文並存，文言與白話兼具。仲華師涉獵之廣，學養根柢，著作之富，遠邁常人。當年從仲華師學習“治學方法”，受益極大，啓發思維，對筆者後來的研究工作，影響深遠。

五、中國文化大學潘重規先生的“敦煌學”

1975年筆者進入中國文化大學博士班，始跟從潘先生學習“敦煌學”。潘重規先生，婺源人。1908年生。本名崇奎，小名夢祥。章太炎先生爲之易名爲重規，黄季剛先生因易其字爲襲善，石禪則先生自號也。1924年入東南大學（後改爲中央大學）中文系，從黄季剛先生受業。中央大學中文系畢業後，曾先後擔任東北大學教授，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戰勝利後，任暨南大學教授、安徽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長，新加坡南洋大學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主任兼文學院院長。1973年，自中文大學退休，應聘爲法國巴黎第三大學博士班客座教授。次年返臺，先後擔任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主任兼文學院院長，東吴大學講座教授，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化大學兼任教授。

1974年，法國法蘭西學術院有見於先生敦煌學研究的卓越成就，特主動頒予代表法國漢學最高成就的儒蓮獎（Julian Price）；法國科學院敦煌學研究會聘爲名譽會員。1976年韓國嶺南大學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1992年，敦煌研究院爲推崇先生數十年來在倡導敦煌學研究上的貢獻，特由院長段文傑先生率團來臺頒贈該院榮譽院士頭銜；2000年7月，國家文物局、敦煌研究院爲慶祝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表彰先生的成就與貢獻，特頒予“敦煌文物保護研究貢獻獎”。

先生少從王伯沆、黄季剛遊，治學嚴謹，數十年如一日。1951年在臺灣師範學院設“四書講座”，倡導孔孟學説，以振發人心，撰注《民族文選》，發揚民族精神，主編部定標準本國文，爲臺灣國文教育奠定基礎。又與胡適論《紅樓夢》，與羅家倫辯簡體字，在學術界有深遠之影響。其後更迭次參加國際漢學會議，往來英國倫敦、法國巴黎，甚至隻身遠赴列寧格勒閲讀敦煌寫本，期以闡揚中華民族之絶學。石禪師更積極獎掖後進，培育繼起的研究人才；石禪師自1941年發表《敦煌寫本尚書釋文殘卷跋》開始，從事敦煌學研究逾一甲子。其研究態度、觀念、方法與精神，在在都足以啓導後學，洵爲研究敦煌學者之典範。

石禪師研究《紅樓夢》，引申民族大義，1951年5月22日應臺灣大學中文系邀請講演，講題“民族血淚鑄成的《紅樓夢》”，舉座感動。胡適執舊説，石禪師爲此與胡先生力辯。先生之卓識可知矣。

先生晚年掇拾敦煌散帙，致力尤勤，遠涉俄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英、法諸博物館，勘對原卷，自云：“敦煌石窟寫經生。”所著《敦煌雲謡集新書》，校對筆畫，字字斟酌。又如《瀛涯敦煌韻輯新編》《敦煌俗字譜》《切韻殘卷校記拾遺》《敦煌變文集新書》《敦煌壇經新書》，多八十高齡後手寫手校印行之本。法國科學院敦煌學研究會聘爲名譽會員。1992年敦煌研究院由院長段文傑先生頒贈該院榮譽院士，1995年獲頒中華文化獎，2000年獲頒“敦煌文物保護研究貢獻獎”。先生學術之宏偉，精深博大，宜爲舉世所稱仰。

石禪師身體素健，九十高年仍爲文化大學、東吴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榮譽講座教授，緩步登樓講課，巍然一叟，弟子輩見之感愧，莫不奮發黽勉，詎料高齡九十有七，忽以肺疾，呼吸不適，4月10日入國泰醫院，24日竟以不治。先生德配即季剛先生之女念容女士，幼諳詩書，性情淑均，弟子樂與之近，任教臺北第一女子中學，臺北師範學校，以疾終於香港九龍。繼室傅節梅女士，扶持石禪師二十年，備嘗辛苦。

先生1939年開始，接觸敦煌寫本。1941年2月，發表第一篇敦煌學的有關論文《敦煌寫本尚書釋文殘卷跋》。直至2001年在《敦煌學》23輯發表《敦煌變文集新書訂補（三續）》爲止，總計發表有關敦煌學的論著，計專書15種，論文86篇。

石禪師在佛教典籍方面，亦涉獵極深。1979年，先生於巴黎細校佛經卷子，撰成《敦煌寫本〈衆經别録〉之發現》，除辨明P.3848非《衆經别録》之謎外，更論述《衆經别録》每經詳辨其文質者，意在因文以明道。

敦煌本《六祖壇經》記録六祖求法經過，云“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石禪師因於1992年撰《敦煌寫本〈六祖壇經〉中的“獠”》一文。又撰成《敦煌六祖壇經讀後管見》發表於1992年。强調敦煌本《壇經》，乃接近於六祖原本之抄本。並詳舉力證，反對胡適主張《壇經》爲神會僞造之説，論據確鑿，極見功力。1991年先生以近九十高齡，發心據北京8024號、英倫S.5475號、敦煌博物館及大谷光瑞等之敦煌本《壇經》，細爲校定，並工楷手録定本，力求恢復《壇經》原貌，以提供研究禪宗歷史與《壇經》者正確之資料。

筆者在修讀博士課程階段，對敦煌學的瞭解，全得自石禪師。也因而奠定了筆者此後决心遠赴巴黎，親覽佛經原卷的志向。筆者1996至1997以整整一年的時光，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專心細讀敦煌卷子，邊讀邊抄録，累積了許多研究材料，也發現了很多原先依賴微卷所看不到的部分，由此開啓了筆者投入佛經語言研究的契機。於是2002年在嘉義中正大學及高雄佛光山，發起了第一届佛經語言學術研討會，邀請了海峽兩岸，以及國際著名漢學家共一百餘位，齊聚一堂，切磋討論，共襄盛舉。此後，獲得東亞地區佛學界及語言學界的熱烈響應，形成了“佛經語言學術會議”的傳統，分别在臺灣地区、大陸、日本、韓國舉行。今年已經進入第十一届，使這個領域薪火傳承，隊伍不斷壯大。推其原始，不能不歸因於當初石禪師的啓發。

六、臺師大伯元先生對章黄學説的拓展

伯元先生是章黄學派的傳人，他不但承繼了章黄學派的學術理念，更發揚光大，開拓了章黄學派，證明了章黄之學不是停滯保守，而是不斷地向前邁進，不斷地更新調整，不斷地向前開拓，這就是章黄之學的根本精神，也是章黄學派的核心價值。我們先看看伯元先生在古聲十九紐的基礎上，如何進一步，對上古複聲母做了探索。

1．複聲母是瞭解上古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回顧上古音研究的歷史，有幾個重要的里程碑，第一是清儒的古韻分部，從顧炎武到江有誥、王念孫，使上古韻母的類别有了客觀的歸納。第二是聲母的研究，由錢大昕開始，提出了著名的“古無輕唇音”條例，比西方的格林語音律（p＞f）早了一百年，顯示了清儒對中國語言學的研究絶不落後於西方。第三是上古聲調的研究，發現了聲調的來源起於不同的輔音韻尾，包括了去聲的-s尾，和上聲的喉塞音韻尾。第四就是百年來的複聲母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從英國漢學家艾約瑟到高本漢到林語堂、董同龢、周法高、李方桂，就同清儒的古韻分部一樣，一棒接一棒，越來越清楚，同時也釐清了複聲母和前綴的關係，把構詞前綴的辨義功能和語法功能説出來，這方面在無數學者的努力下，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2．複聲母研究的三個階段

綜觀複聲母研究的百年歷史，大約可以分爲三階段：

第一個階段“學説的提出”在19世紀末葉，西方漢學家艾約瑟首先提出了上古漢語存有複聲母的可能性。

第二個階段是“懷疑與論辯”的階段。在20世紀上半，有些學者延續了艾約瑟的發現，進一步探索了各類型的複聲母形式，有些學者提出了質疑，認爲漢語不可能具有像英文那樣的複聲母。任何學術發展的歷程都會經過這樣的過渡階段，發生正反兩面的討論，正如西方的哥白尼提出地球繞日的發現，達爾文提出生物進化論，當時都有很多不同的反對聲音。複聲母的研究也經歷了這樣的過程。

第三個階段是“確立與系統”的階段。在20世紀下半，經歷了半個世紀學者們的討論與驗證，逐漸塵埃落定，質疑的論點逐漸地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釋，研究的方式也從原先一種一種的複聲母類型討論，發展成全盤的，系統的研究，也就是從原先的證明有這類複聲母，有那類複聲母，發展爲探討上古漢語的所有複聲母是如何構成一個體系的，這種系統性的研究，海峽兩岸不約而同的在1981年分别提出了兩篇論文，一是武漢的嚴學宭《原始漢語複聲母類型的痕跡》，發表在第十四届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後來又在《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1年第2期發表，一是臺北的竺家寧1981年7月的《古漢語複聲母研究》。

嚴學宭先生在《古漢語複聲母論文集》的序文中説：“我跟竺先生素未謀面，不通音訊，研究的興趣卻是相投的，研究的結論，也有許多地方是相通的。”兩岸研究進程的一致性不是偶然的，而是學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瓜熟蒂落的表現。

3．從《水經注》當中求證複聲母

伯元先生利用酈道元的《水經注》探索了當時遺留的複聲母痕跡，他在論文的摘要中説：酈道元的《水經注》裏隱藏了許多語音現象，值得研究中國語音史的人重視。伯元先生搜集了《水經注》裏有關語音的資料，試用現代語音學理及歷史語音的演進各方面加以解釋。發現在《水經注》裏頭就早已埋藏了許多複聲母線索，伯元師乃一一加以發掘，細加解釋。

伯元師《酈道元水經注裏所見的語音現象》一文，見《中國學術年刊》第二期，1978年6月。該文就6世紀初的《水經注》當中隱含的複聲母證據，提出討論，共得8條：

 

（1）鄔水=慮水，慮鄔聲相近。慮*gl＞l：鄔ʔ（慮gl从虍x聲）

（2）參辰口=陰口，參陰聲近，蓋傳呼之謬耳（服虔曰：水南曰陰，口者，水口也，參、陰聲相近，蓋傳呼之謬耳）。參*s＞ʃ：陰*s-k＞ʔ（此s爲詞頭Prefix）

（3）羊里亭=羊子城，韻近字轉耳。里l：子*tsl＞ts（李l-从子tsl聲）

（4）角崩山=角林山，世俗音譌也。崩*pl＞p：林l（崩pl从朋聲，朋即古文鳳，鳳从凡聲，从凡者有風，从風者有嵐l）

（5）窮水，音戎，並聲相近。戎*sŋ+j＞ z：窮*ɣ＞g-（从戎sŋ-聲者有娀s-）

（6）力口=棘口，棘子木=力子木，棘力聲相近。棘*kl＞k：力l（棘人*b'l从棘*kl聲）

（7）賜水=厲水，賜厲聲相近。賜*s-g＞s：厲*gl＞l（賜*s-g＞s：逷*sk'＞t'：易*sg＞d＞ø）（厲*gl＞l：蠆*sk'＞t'：噧*s-k'＞x）

（8）漼水=桂水，漼桂聲近。漼*s-k'＞ts'：桂k（漼*s-k'＞ts'：堆*skl-＞t:*sk'l-＞t'：唯*sgl＞d＞ø：摧*s-g'r＞dz'：睢*s-gl＞s）

 

以上所擬的複聲母是上古音的遺留，保存在北魏時代方俗語言中。因此，伯元師强調，這些地名的俗讀實爲反映複聲母的绝好材料。

複聲母的研究雖然經歷了前後一百年的努力，但是未來還有開闊的研究空間，等待有志於此的學者繼續邁進。複聲母的研究正如同清儒的古韻分部，從顧炎武到江有誥、王念孫、章太炎、黄季剛，一棒接一棒，前修未密，後出轉精，任何學術的發展都會有這樣的過程，伯元先生已經爲這方面樹立了里程碑，從單聲母到複聲母，後續的學者當接下這一棒，繼續下去，就像古韻分部的接力賽一樣，這是有志於聲韻學的同道，責無旁貸的工作。

我們再看看伯元先生在語言風格學的研究，這方面表現在對東坡詩的韻律風格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1．聲韻學和文學的整合——東坡詩的聲韻分析

“語言風格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它是語言學和文學相結合的産物。换句話説，它是利用語言學的觀念與方法來分析文學作品的一條新途徑。

伯元先生曾撰《聲韻與文情之關係——以東坡詩爲例》一文，嘗試從聲韻的角度來分析東坡詩。他特别推崇蘇東坡的聲韻造詣，引用邵博《聞見後録》云：“李方叔云：‘東坡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複置行篋中。’余謂：‘學者不可不知也。'”邵博是北宋理學家邵雍的孫子，邵雍與東坡在北宋同時。又引用岳珂記載：“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關於“六”字的語音，伯元先生引用十五種方言，證明讀“六”的元音是[a]，正合於東坡所謂的“張口”；説明了東坡不僅是文學家，在語言聲韻上，也頗爲講究。

伯元先生又云，律詩中之奇數句，今所謂出句，出句雖不入韻，但卻用平上去入四聲間隔，以取其錯綜之美，杜詩如此安排，而蘇詩亦往往如此。例如東坡詩：

 

柏舟高節冠鄉鄰（平），絳帳清風聳搢紳。

豈似凡人但慈母（上），能令孝子作忠臣。

當年織屨隨方進（去），晚節稱觴見伯仁。

回首悲凉便陳迹（入），凱風吹盡棘成薪。

 

這種平上去入四聲分用的技巧，足見在聲調上的錯綜間隔之美。

元豐七年五月十日，東坡作《白塔鋪歇馬》腹聯疊字“迢迢”對“冉冉”。迢是定母蕭韻。伯元先生認爲凡有d、t等音的字，多含有特定的意義。例如：特、定、獨、單、第、嫡、點、滴等是。蕭韻韻值爲-ieu，全部都是元音組成，這種韻母因爲無輔音的阻礙，聲音最爲舒暢悠揚。另外，這首詩用了一系列的日母字，表示柔弱、軟弱的概念。至於鹽琰韻字則多函胡纖細之義。因爲琰韻的韻值爲-jɛm或-jem，前有-j-介音，後有韻尾-m, j的響度最小，-m韻尾嘴唇緊閉，也很能符合函胡纖細的這層意思。伯元先生這樣的觀察，很富啓發性。

伯元先生又有《乾鍋更戛甘瓜羹的蘇東坡》一文，也是從聲韻角度切入。他先從東坡的人格個性説起，引用《宋史·蘇軾傳論》云：

 

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

 

這裏所説的特立之志，就是獨立的意志，不爲利誘，不爲威迫，行其所當行，爲其所當爲；所謂邁往之氣，就是孟子所言“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浩然正氣。《宋史·蘇軾傳論》最後幾句評斷，伯元先生覺得最足以代表蘇軾的立身行事。伯元先生所欣賞的，也正是他的爲人行事風格。

伯元先生認爲决定文情的因素很多，韻只是其中的一端而已。真軫韻適宜表現凝重的情感，因爲真軫韻的韻值是-en或近於-en的音，主要元音是一個半高的前元音，韻尾是舌尖鼻音，元音高則口腔的張口度就小，有舌尖鼻音-n韻尾，則口腔封閉而不暢通，這當然適合表現心情沉重或情緒凝重的感情。他舉例説，宋哲宗紹聖元年四月，東坡貶寧遠軍節度副使。《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詩》云：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

長風送客添帆腹，積雨浮舟减石鱗。便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伯元先生認爲在這種情形下，心情焉得不沉重，所以他選擇了適宜表達凝重心情的真韻。

又《南康望湖亭》云：

 

八月渡長湖，蕭條萬象疏。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

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虚。岷峨家萬里，投老得歸無。

 

伯元先生認爲蘇軾此時，以一個曾經是皇帝師傅的崇高地位，遭受滿朝小人無比刻薄的迫害。所以他用魚虞韻來透露他滿腔的幽怨。因爲魚虞韻的主要元音不是o，就是u，不論是o或u，口腔的張口度既小，嘴唇又閉攏，收斂作圓形，最足以表達這種幽咽的情緒。

 

吾窮本坐詩，久服朋友戒。五年江湖上，閉口洗殘債。

今來復稍稍，快養如爬疥。先生不譏訶，又復寄詩械。

幽光發奇思，點黮出荒怪。詩成自一笑，故疾逢蝦蟹。

 

東坡用了佳蟹韻來表現他開朗的心情，因爲佳蟹韻的韻母是ai，口腔由侈而弇，嘴唇由張開而伸展成扁平形狀，那情形極像人開口笑時的狀態。杜工部的律詩，頸腹二聯，若用疊字相對，往往可藉聲韻與文辭的配合，而加强情意的對比。例如杜詩《秋興》:“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蘇軾詩中，也有很多類似的表現技巧。元豐七年五月十日，東坡作《白塔鋪歇馬》詩云：

 

甘山廬阜鬱相望，林隙熹微漏日光。吴國晚蠶初斷葉，占城蚤稻欲移秧。

迢迢澗水隨人急，冉冉巖花撲馬香。望眼盡從飛鳥遠，白雲深處是吾鄉。

 

伯元先生認爲腹聯疊字以“迢迢”對“冉冉”。迢的聲母定的讀音正是d’或d，應隱含有特定或確定的意義。蕭韻韻值爲-ieu，全部都是元音組成，這種韻因無輔音的阻礙，聲音最爲舒暢悠揚。

2．研究方法的開拓與發展——從王力、蔣紹愚先生到伯元師

伯元先生在語言風格學方面具有承先啓後的作用，把聲韻學、語言學跟文學結合起來，可以推到王力先生的《漢語詩律學》一書。其次，蔣紹愚先生又撰寫了《唐詩語言研究》一書，都是語言風格研究的里程碑。伯元先生雖然沒有把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結集成書，但是他的東坡研究，已經樹立了很好的榜樣，提供後學者從這個角度繼續下去。這是聲韻學的應用，是聲韻學走出象牙塔的重要一步。這正是伯元先生在章黄學術上的開展上，給後人的啓示。

七、結論

章黄學派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是一個重要而具有影響力的學派。許多前輩大師，樹立了很好的風範，培養了許多優秀的學者，一棒接一棒的傳承著這個學風。今天，我們要發揚光大這個學風，最重要的，就是能夠抓住學派的核心精神，充分體認這個學派是一個不斷進步的學派，不是停滯保守的學派。它的求真精神，讓我們不斷的革新，不斷的發展，不但要青出於藍，在巨人的肩膀上，更上層樓，看得更遠。正如黄季剛先生改章太炎的古韻部二分法爲三分法，改章太炎的古韻23部爲28部。同時，章黄的精神還要以今日之我，勇於批判昨日之我，正如黄季剛先生的28部，革新爲30部一樣。這樣學術才能欣欣向榮，充滿旺盛的生機，不致枯竭消亡。如果我們只能作前人的影子，不斷重複前人説過的話，决不是章黄的精神。我們應該學習的，是前人留下的，爲學的方法與過程，而不是前人的結論。學無止境，學海無涯，這是章黄給我們的最好榜樣。

臺灣向來很重視傳統文化，章黄學派在臺灣的發展十分成功，造就了無數的優秀學者，我們在這個黄侃誕辰一百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上，介紹了臺灣的幾位章黄大師，希望也藉這個機會得到兩岸學者的共同切磋，讓我們共同的文化財産，繼續興盛壯大，這是我們的理想和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