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王念孙“生成类比逻辑”中的必然属性及当代意义

冯胜利

（香港中文大学、天津大学）

提要：科学不是技术而是思想。据此，我们发现乾嘉学术蕴藏着丰富的科学思想。什么是乾嘉的科学思想？我们认为：乾嘉科学最典型的标志就是他们的“理必”思想。本文即在此前提之下，首先从王念孙生成类比逻辑揭示其理必的科学要素，其次说明（一）国学研究若跳不出五四以来对传统小学的偏见和西式框架，则看不到乾嘉之学真正精华之所在，（二）乾嘉小学的科学性质不仅可与现代科学研究直接接轨，甚至可以纠正长期以来只重材料的经验主义之偏颇，弥补当代学术之不足。据此，本文呼吁回归理性主义的乾嘉理必之学（道理上而非材料上的必然），进而发展章黄的发明之学（揭明现象背后规律之学）。

关键词：广雅疏证；生成类比逻辑；理必之学；理性主义；乾嘉学派；章黄学派

一、引言

刘盼遂《高邮王氏父子年谱》说：王念孙在乾隆四十一年“以后四年，皆独居于祠畔之湖滨精舍。以著述至事，穷搜冥讨，谢绝人事”。于是奠下“四辟六达，动搈合度，取精用弘，左右逢原”的学术基础，最终到达“大端既立，则触类旁通”的境界。然而，什么是王氏之“大端”，刘盼遂未言，王念孙本人亦未告晓天下。我们认为，这个“大端”就是自戴东原以来“综刑名、任裁断”（章太炎评语）所开辟的有清一代的理必之学。段氏的理必之论因已有文专述，兹不赘，而王氏之理必裁断，至今鲜有发明，故不揣梼昧，揭举数例，以见一斑：

 

《广雅·释言》：仪、愈，贤也。疏证：引之云：“《大诰》:‘民献有十夫。’传训献为贤。《大传》作‘民仪有十夫’。《汉书·翟义传》作‘民仪九万夫’。班固《窦车骑将军北征颂》亦云‘民仪响慕，群英景附’。古音仪与献通。《周官·司尊彝》:‘郁齐献酌。’郑司农读献为仪。郭璞《尔雅音》曰：‘轙音仪。'《说文》轙从车、义声，或作钀，从金、献声，皆其证也。汉《斥彰长田君碑》曰：‘安惠黎仪，伐讨奸轻。'《泰山都尉孔宙碑》曰：‘乃绥二县，黎仪以康。'《堂邑令费凤碑》曰：‘黎仪瘁伤，泣涕连漉。’黎仪即《皋陶谟》之‘万邦黎献’也。汉碑多用经文，此三碑皆言黎仪，则《皋陶谟》之黎献，汉世必有作黎仪者矣。”

《广雅·释诂四》：襮，表也。疏证：襮者，《吕氏春秋·忠廉》篇“臣请为襮”，班固《幽通赋》“张修襮而内逼”，曹大家及高诱注并云：“襮，表也。”襄三十一年《左传》“不敢露”, 与襮声近而义同。《唐风·扬之水》篇“素衣朱襮”，毛传云：“襮，领也。”《易林·否之师》云：“扬水潜凿，使石絜白，衣素表朱，游戏皋沃。”皆约举《诗》辞。则三家诗必有训襮为表者矣。

《广雅·释草》：菈，芦菔也。疏证：《尔雅》所释，或草与虫同名，芦萉之与蠦蜰是也。凡此者，或同声同字，或字小异而声不异，盖即一物之名，而他物互相假借者，往往而有，故观于蠦蜰，而知芦萉之必不误也。

 

由上可见，王念孙（与段玉裁一样）善用“必有”学理来“订误、发明”（陆宗达评语），不仅如此，冯胜利（2016:77—87）认为王氏还创造了另外一套“理必之法”蕴含在下面这类例子的分析之中：

 

（1）《广雅·释诂一》：般，大也。疏证：《说文》：伴，大貌。伴与般亦声近义同。凡人忧则气敛，乐则气舒，故乐谓之般，亦谓之凯。大谓之凯，亦谓之般，义相因也。

（2）《广雅·释诂一》：方，始也。疏证：凡事之始，即为事之法，故始谓之方，亦谓之律。法谓之律，亦谓之方矣。

（3）《广雅·释诂三》：臧，厚也。疏证：凡厚与大义相近，厚谓之敦，犹大谓之敦也，厚谓之醇，犹大谓之纯也；厚谓之臧，犹大谓之将也。

（4）《广雅·释诂四》：岑，高也。疏证：凡高与大义相近，高谓之岑，犹大谓之岑也；高谓之嵬，犹大谓之巍也；高谓之弼，犹大谓之也。

 

从例（1）可见：王念孙为了证明“般”有“大”义，从“般”与“凯”同义（都有“乐”的意思）的角度入手，说明“凯”有“大”义，则“般”也（应当）有“大”义，因为二者均有“乐”义；进而提出“乐则气舒”的原理，并藉此推出“乐”有“大”义是“乐则气舒”的结果。注意：以“凯”释“般”是类比推理，但不是简单的形式逻辑上的类比推理。请看（2）中各项之间的类比关系：

《广雅疏证·释诂一》：凡事之始，即为事之法，故：

我们知道，一般的类比推理（analogy）的公式是：

X和Y都具有属性p, q, r，

X具有特征F，

所以，Y也具有特征F

（2）中“凡事之始，即为事之法”这句“关键词”至关重要，它告诉我们：A和B有“相生”的关系。词义运动在文化历史观念下衍生出的词义关系（如“始即为法”）可以示解为一种“相生”的关系。据此，我们不能说王念孙的类比义证是简单的类比逻辑。因为形式逻辑的类比推理公式（X和Y都有p、q、r，如果X具有特征F，所以Y也有特征F）里面的X和Y，不含相生的关系。换言之，一旦类比项中X和Y彼此含有了“同源相生”的关系，根据冯胜利（2016）的分析，X所具有的属性和Y所具有的属性就不是偶然的巧合（coinstance）或对应（correlation），而是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原因很简单，凡同源（相同血缘）者必有同质共享成分（genetic certainty）。这就赋予了X和Y中“p、q、r...”系列中的各成分以“基因必然”的性质（基因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氏的类比法蕴含着必然的要素。冯胜利（2016）进而将王念孙发明的这种“类比义证法”称之为“生成类比法（Generative Analogy）”，认为这是王氏独创的、赋有必然属性的一种特殊的逻辑推理式。

二、《广雅疏证》中的类比论证

为发明王氏的“生成类比法”，冯胜利、殷晓杰从《广雅疏证》中爬梳出九十九条类比义丛（具有类比性的语义关系丛）进行对比研究。例如：

1.“忧敛乐舒”类比义丛

【原理】伴与般亦声近义同。凡人忧则气敛，乐则气舒。

【推演】故乐谓之般，亦谓之凯。大谓之凯，亦谓之般，义相因也。

2.“类律声义并同”类比义丛

【原理】类与律声义同。

【推演】故相似谓之类，亦谓之肖，法谓之肖，亦谓之类，义亦相近也。

3.“远大同义”类比义丛

【原理】凡远与大同义。

【推演】故远谓之荒，犹大谓之荒也，远谓之遐，犹大谓之假也，远谓之迂，犹大谓之吁也。

4.“大则覆有”类比义丛

【原理】俺与奄亦声近义同。大则无所不覆，无所不有。

【推演】故大谓之幠，亦谓之奄，覆谓之奄，亦谓之幠，有谓之幠，亦谓之抚，亦谓之奄。

5.“张大同义”类比义丛

【原理】凡张与大同义。

【推演】故张谓之幠，亦谓之扜，犹大谓之幠，亦谓之吁也；张谓之磔，犹大谓之袥也；

张谓之彉，犹大谓之廓也。

6.“美大同意”类比义丛

【原理】美从大，与大同意。

【推演】故大谓之将，亦谓之皇。美谓之皇，亦谓之将。美谓之贲，犹大谓之坟也。

美谓之肤，犹大谓之甫也。

7.“健疾相近”类比义丛

【原理】凡健与疾义相近。

【推演】故疾谓之捷，亦谓之，亦谓之壮，亦谓之偈；

健谓之偈，亦谓之壮，亦谓之，亦谓之捷。

健谓之，犹疾谓之咸也；

健谓之武，犹疾谓之舞也。

8.“有大义近”类比义丛

【原理】有与大义相近。

【推演】故有谓之厖，亦谓之方，亦谓之荒，亦谓之幠，亦谓之虞。大谓之厖，亦谓之方，亦谓之荒，亦谓之幠，亦谓之吴。

就目前我们观察到的材料来看，上述类比推证法（严格说是生成类比法）在中国训诂学史（以至于中国逻辑史）上，未曾有过。需知：简单类比法的运用在王氏之前并非没有先例，“但其自觉度、类比项的多重性和纵横性，前此学者均不及王氏之深刻且自成体系”（冯胜利2016）。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陆宗达先生在讨论古代“去”和“除”的词义的时候，首次继承、发展和拓宽了传统类比法在词义分析和对比上的使用，他在《训诂浅谈》里指出：“从‘去’和‘除’的对应的意义上，同样可以引申出‘拿掉’、‘杀死’、‘宽恕’、‘躲避’这些意义。”亦即：

去=1．躲避、2．拿掉、3．杀掉、4．宽恕

除=1．躲避、2．拿掉、3．杀掉、4．宽恕

 

去 1．躲避 “公赋《南山有台》，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左·襄公二十年》）

2．拿掉 “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左·闵公二年》）

3．杀掉 “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左·闵公元年》）

4．宽恕 “叔党命去之。”（《左·宣公十二年》）

除 1．躲避 “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左·哀公元年》）

2．拿掉 “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左·僖公二十八年》）

3．杀掉 “欲除不忠者以说于越。吴人杀之。”（《左·哀公二十年》）

4．宽恕 “请以除死。”（《左·昭公二十年》）

上述义列中各对应项，均可供类比互证。这是词义引申系列对比研究的首例，后来学界推出的“同律互证”（冯胜利1982）、“同步引申”（许嘉璐1987）、“相因生义”（蒋绍愚1989）、“类同引申”（江蓝生2000）、“同义衍生”（张博2003:260）等对词义类比发展的分析和观察，都是基于上述现象的发现、扩充和发展。然而，读者若细审其中推理系统和机制，则不难看出，其类比对象在“多重线性连续集合”的关系方面，尚缺乏王氏义列类比“纵横交织”的生成属性，故其推理难以为“必”。

什么是王氏的“类推理必”呢？下面这段疏证文字代表了王氏推理的典型模式：

 

《广雅·释诂一》：捊，取也。疏证：凡“与”之义近于“散”, “取”之义近于“聚”;“聚、取”声又相近，故聚谓之收，亦谓之敛，亦谓之集，亦谓之府；取谓之府，亦谓之集，亦谓之敛，亦谓之收。取谓之捊，犹聚谓之裒也；取谓之掇，犹聚谓之缀也；取谓之捃，犹聚谓之群也。

 

这种推理的论证方法和境界，至今很难模仿；唯近代学者张舜徽先生在解释“椟”与“匵”时，显示出他的“悟道”之功，可谓对王氏的交叉生成类比法体会入微，且发挥尽致：

 

匵即椟之或体，犹桮之籀文作之或体作耳。盖匵之言窦也，谓中空也。匮谓之匵，犹沟谓之渎，皆取义于中空也。匵之义通于窦，犹匬之义通于窬矣。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推证模式呢？下文就概括说明笔者2016年对此的分析，并给予补充、说明和发挥。

三、王念孙“生成类比法”的原理和分析

冯胜利（2016）将《广雅疏证》中的九十九条类比例证分为两类：（一）“线性类比式”（一般类比）,（二）“多维关系式”（纵横类比）。先看线性类比式逻辑。

3.1 线性类比式逻辑

若以上面最典型的“捊，取也”之例说明之，则该条例证的逻辑关系可解之为“线性（单向）类比关系矩阵”，亦即由二至三个语义串构成“方类”（语义项矩阵）：

这是王氏类比逻辑的基础式，亦即取“A谓之x，亦谓之y, B谓之x，亦谓之y，故…”。它在类比逻辑中的推理模式是：

X和Y都具有属性p, q, r，

X具有特征F，

所以，Y也具有特征F。

下面看多维关系式逻辑。

3.2 多维关系式逻辑

王氏理必的精华在他类比论证的第二层：给出了基础式中类比项之间的“相生关系”（用“↕”表示）：

这里王氏首先建立起一个“聚”和“取”对应的“同轨义串”，然后，再进一步发掘它们在同源系列上的对应关系，亦即“取”可以说成“捊”, “聚”也可以说成“裒”……。这一步至为关键：“取和聚”是同源词、“捊和裒”也是同源关系（“缀和掇”、“群和捃”都是同源关系）。这便铸就了多条“同源义串”之间，串与串共享的“基因”关系和属性。换言之，义串彼此之间的对应关系是“生成对应性”的关系；这是构成“生成类比”逻辑系统的核心环节。

我们还需注意的是：生成关系不仅发生在与“取和聚”对应的一组亲缘族系上，同时还发生在与“取和聚”对应的“多组”亲缘族系上，亦即：

取谓之捊——拿起来，聚谓之裒——捊=裒：把对象捧起来

取谓之掇——捡起来，聚谓之缀——掇=缀：把对象连在一起

取谓之捃——收起来，聚谓之群——捃=群：把对象集在一起

这个纵向同源矩阵与上面横向同源矩阵及他们各自之间的彼此对应类比项，构成了一个立体的“三维网阵型”的类比系统。面对这样一个以类比为基础、以不同生成源系纵横交织为方式而形成的论证体系和模式，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王念孙的“类比义证法”不是形式逻辑中简单的类比逻辑。比较：

Ⅰ-横向生成式

X=聚，Y=取，那么，

X和Y都具有属性p=收，q=敛，r=集，

X具有特征F=府，

所以，Y也具有特征F=府。

Ⅱ-纵向生成式

∵ 聚谓之收、谓之敛、谓之集，

取谓之收、谓之敛、谓之集。

聚亦谓之府，

∴ 故取亦谓之府。

Ⅲ-生成类比逻辑

X和Y都具有属性p, q, r，

如果p, q, r，具有衍生关系，

且X和Y具衍生关系。

则X和Y的属性系列可以被预测和验证为真。

Ⅰ和Ⅱ都是简单的类比论证。然而，王氏的“类比义证”并未止于此（详论参冯胜利2016）。王氏的方法是用X和Y的相同特征来说明X和Y有“对应关系”，而这种“对应关系”本身不是任意的（因为X和Y有基因传递的必然性）。这就是Ⅲ中的“衍生关系”。这种“衍生关系”在王氏的义证里实现为词义之间的“引申”或“派生”关系。因此，如果X和Y都分别具有一个集合{p→q→r}，且X和Y二者本身具有“亲缘”关系，那么它们自然（从遗传基因的承袭性上）具有生产“对应性集合（子体系统）”的派生能力，因此造成子系集合的对应关系。冯胜利（2016）指出：这才是王念孙“义丛类证”的精髓所在。下面的图示把上面抽象的分析具体化和模型化，更便于理解。

王氏创造的这种生成类比法，在中国学术或逻辑史上（无论将来的逻辑学家如何评骘它的地位和贡献），均堪称首创。在乾嘉学术的历史长河中，段王二人公认为清朝三百年学术史上的佼佼者，之所以如此，与王氏独创的“生成类比逻辑”（冯胜利2016）和段氏发明的“理必演绎逻辑”（冯胜利2014）是分不开的。二者可谓珠联璧合、相映成辉，构成乾嘉科学理论最富有公理思想的中华智慧史上的交响乐章。

令人遗憾的是，这曲学理逻辑的中华乐章至今湮没无闻，鲜有发明和继承，唯张舜徽先生在《说文解字约注》中解释“椟”与“匵”关系时，用到此法，让我们看到段王逻辑的运用，仍不绝如缕：

 

匵即椟之或体，犹桮之籀文作之或体作耳。盖匵之言窦也，谓中空也。匮谓之匵，犹沟谓之渎，皆取义于中空也。匵之义通于窦，犹匬之义通于窬矣。

 

其取证的类列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同类（匣、盒）

（2）同义（沟、洞）

（3）同质（匚=木：=匵=：桮=椟=）

（4）同源（匵之言窦=沟谓之渎=匬之义通于窬）取义中空

注意：（1）、（2）、（3）中的例证仍属类比逻辑，而（4）中的“同源”纵向关系的贯穿，将类比逻辑提升到“生成类比逻辑”的高度，其结论不再是“某有某义”，而是“某与某”之间的关系的存在和确证。具言之：匬与窬的关系=沟与渎的关系=匵与窦的关系=木与匚的关系。再进而言之，匬与窬有关系是一个平面，沟与渎有关系是另一个平面，匵与窦有关系是第三个平面，这三个平面中的前与后二者之间的关系都共享同一“DNA”（中空），同时又共享造字平面上的“木与匚”的关系并以此来表现。如此“交叉/立体式相关类比”的对应咬合的论证法，正是王念孙理证之法的精华所在。

当然，一定有人怀疑王氏之类比论证究是否真的含有必然属性。这种怀疑并不奇怪，因为黄季刚先生发现的上古音28部和19纽间的互补分布（李思敏1996，何大安2001）就长期被误解为是乞贷论证（林语堂1928、王力1978、李思敏1996）。王念孙的生成类比逻辑不能为人一蹴而解（解释和理解），也不足为怪。这里问题的关键之处是我们对什么是科学逻辑缺乏基本的正确认识和了解。譬如，表面看去，王氏的论证方法很难直接让人得出其运算真值的必然属性，非但如此，甚至还可能误解他是在循环论证：用“取=收、敛、集、府”说明它和“聚=收、敛、集、府”相同，又用“聚=收、敛、集、府”说明它和“取=收、敛、集、府”相同。事实上，就像被人误解为“循环论证”的“黄氏互补分布”一样，其背后皆有彼此“相挟”的“共构”关系，因此其相关必然的属性早已暗铸其中。请看巴赫（Bach）的解释：

用不同的规则论证理论各个方面的正确，回过头来又用理论来说明规则的正确——表面看来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的论证。但是，这种印象是建立在一种对科学推理过程错误理解的基础之上。推理在实验科学中并不是按照线性的形式进行的（像这里强调的那样），它是以所有成分全方位同现的形式进行的（proceeds on all fronts simultaneously）。我们不是在建造金字塔，而是在构建“楔形拱式桥”，其中每一块楔形石必须同时承力才能成功。

 

巴赫揭橥的“共构同力”推论法，实际就是物理学引力轴心下的三维共构成分间的互存原理的体现，同时也是王念孙纵横生成类比法的“理必”原理之所在。这当然不是说王念孙的思想源于巴赫（二者相差二百年），然而，这种“共构同力”的“相挟”逻辑关系，不仅王氏，就是乾嘉时代的其他学者的研究里面，亦不乏见。如：

 

音学须览其全，一处有阙，则全体有病。（江永《古韵标准》）

苟尽去之（指合韵说——引者），则仆所分十七部之次第、脉络亦将不可得而寻矣。（段玉裁《经韵楼集·答江晋三论韵》）

 

显然，这些都是系统中成员“多重咬合”逻辑思想的不同体现。黄季刚先生在论音形义三者关系时说：

 

三者虽分，其实同依一体：视而可察者，形也；闻而可知者，声也；思而可得者，义也。有其一必有其二，譬如束芦，相依而住矣。

 

这是对段氏之系统成员彼此咬合之说的进一步概括。季刚先生在论声母与韵母的关系时说：“声之与韵，相挟而变。”其中“相依而住”、“相挟而变”反映的就是拱形桥下“楔形石互为存在条件”的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没有形式逻辑的帮助，没有巴赫拱形桥的启示，我们或许认识不到或看不出王念孙的理论竟有如此之深的内涵、如此丰富的内容、如此严密的逻辑。这里不由让我想起王国维在《哲学辨惑》中比较西方学术和中国传统的时候的话。他说：

 

余非谓西洋哲学之必胜于中国，然吾国古书大率繁散而无纪，残缺而不完，虽有真理，不易寻绎，以视西洋哲学之系统灿然，步伐严整者，其形式上孰优孰劣，固自不可掩也。……且欲通中国哲学，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

 

中国传统学术里面潜有真理和宝藏，这无可异议；然而要么古籍残缺不全，要么古人没有明言。所以没有特殊的工具则发掘不出。王国维这里谈的虽是哲学，然经学、史学及训诂学，均事关哲学甚至传统科技，其背后暗示或暗藏的，都是中国学术史上有待发覆的重大问题，正需中西结合的理论工具，将其发掘出来，使之重现日月之光。这里所要指出的是：西方的语言科学（Larson,2009, Grammar as Science.MIT Press）、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等科学性理论工具，在中国日益普及；我们正处于一个千古难逢藉此理解、发掘和继承传统学术精华的大好时代！

四、当代意义

王氏《广雅》之学当代意义的全面发掘，还有待长期和深入的研究与开发。事实上，开发的对象不仅是他的《广雅》学，更在于王氏其他训诂实践中隐藏和体现的学理思想及科学方法。能否充分认识和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取决于我们对什么是科学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取决于我们对训诂实践中潜藏的科学思想的爬梳和挖掘。这两个方面正是以往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的缺欠或空白。一般的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均注意于历史、文化、思想、道德和哲学方面的内容，很少从科学的本质和观念上，探讨中国传统学术里面的科学思想，更不用说从训诂材料里面看科学了。然而，王念孙（以及乾嘉一代的学者，尤其是皖派学者）的学术精华及其当代意义，就在他们的训诂考据之中——不是一般所谓考据方法（如胡适所谓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而是他们科学的理念、思想和理必论证法。曹聚仁在《国学十二讲·八》中的《浙东学派》一节里，一语破的：“用现代语来说，皖学长于分析，戴东原和王念孙、引之父子考证名物，其细密精审，和欧洲十九世纪大科学家相比，毫无逊色，只是研究的对象不相同就是了。”因此，如果对“和欧洲十九世纪大科学家关注的不同”的训诂材料不了解或不精通，那么其中之“毫不逊色的细密精审”的科学思想，也便无从谈起。曹聚仁还说：“攻读中国古书，而不接受王氏父子的字词诠释的话，简直等于面壁而立，无所从入的了！假如他们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科学的话，他们便是达尔文、法布尔那样的科学家了。”为什么曹聚仁如此鞭辟入里的见解至今鲜为人知、鲜有提及呢？这和我们对科学的理解直接相关：把科学片面地理解为技术而不见其思想属性和本质，可谓其源。科学是思想，因此本文所要揭橥发覆者，就在王氏之学的科学思想和他训诂分析中的科学属性。王氏之学的现代意义，无疑很深很广，本文旨在发凡起例，从两个方面看其学术的前瞻性：（1）王氏之学乃主观之学而非材料之学，（2）王氏的训诂材料乃由推演而得并非盲目搜取。下面再分别述论之。

4.1 王氏之学乃主观之学

何谓主观之学？兹姑以章太炎为例而明之。甘蛰仙在论章太炎学问时有一处最为警辟，他说：“太炎先生之学，主观之学也。”今天，“主观”这个词指的是“唯心、不客观”，然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观”一词的含义不是英文的subjective，而是相当于rationalism这一学理术语的概念。请看太炎自己对“主观之学”的定义：

 

主观之学，要在寻求义理，不在考迹异同。既立一宗，则必自坚其说；一切载籍，可以供我之用，非束书不观也。虽异己者亦必睹其籍，知其义趣，惟往复辩论，不稍假借而已。（《诸子学略说》）

 

甘蛰仙所说“章太炎之学即主观之学”，即谓治学目的“在寻求义理，不在考迹异同”、在“立宗，坚说”而不在唯古是求（如吴派惠栋之学）的学理路数。因此，对主观之学而言，材料、载籍，均是“供我之用”的工具。不难看出，“主观之学”就是（或相当于）今天的“rationalism理性主义”。因此甘蛰仙对章太炎的评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太炎先生之学，理性主义之学也。”中国学术有理性主义吗？议者或以为我们在有意拔高。本文提出：乾嘉的皖派学者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理性主义的创始人，他们的学术无疑是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最佳代表，只是我们以前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已。什么是皖派之学？章太炎自己评论皖派学术时给出的千古名断是如下六字：“综刑名，任裁断。”把这六字之意译成今天的术语，我认为就是“统合逻辑，断定必然”。这样的学理不是理性主义是什么？周予同说：“大概地说：他（章太炎——引者）潜心治学的方法，承袭古文学派的皖派的考证学。”据此，章太炎的主观之学所继承的就是戴震所创皖派学术“综刑名，任裁断”的理必科学之精华。高邮王氏是戴震的高徒，自然是理性主义的代表之一。事实上，王念孙不仅是当时理性主义的杰出代表，更是乾嘉理性学派的实践者和开拓者。本文开篇所引刘盼遂《高邮王氏父子年谱》，说到王念孙在湖滨精舍四年“穷搜冥讨，谢绝人事”，最后“大端既立，则触类旁通”。其中“大端立而后旁通”的次序，本身就告诉我们：王氏之学是用“大端”（的理论）来统帅（和解释）各种类别的材料——用理性来统御现象和材料。本文所揭举之“王氏主观之学”者，就是指此治学立论和分析现象的程序与过程。当然，刘盼遂只发现了王氏“发明道理在先（大端既立）而贯通材料（触类旁通）在后”的立学程序，而其中之“理（=大端）”究竟是什么，却未能发覆，留下一个学术史上的长期未解之谜。根据本文的研究，我们认为这个“大端”（至少是其中之一）就是上文揭示的“生成类比逻辑”所函预的必然属性：王氏发现了“意义相近的一类词”可以根据类衍逻辑同步而行，于是发展出另一组对应义列词。而发展和被发展的词的意义之间的同源性质（genetic/cognate relation），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绝非偶然。以前举之例观之：

【原理】美从大，与大同意。

【推演】故大谓之将，亦谓之皇。

美谓之皇，亦谓之将。

美谓之贲，犹大谓之坟也。

美谓之肤，犹大谓之甫也。

理性分析（主观之学）告诉我们：“大谓之将，亦谓之皇”这种词义现象，如果不是偶然，则“必有其邻（道不孤）”——必然可以理性地（主观地）得出一个道理：美与大同意。注意：得出这条道理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这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最大不同——道理得出只是起点，下面的任务是如何用这条道理去“触类旁通”！换言之，如果“美与大同意”，那么含有“大”的意义的词，就可以、也应该、或必然可能（如果是同源的话）发展出“美”的意思来。《广雅疏证》的精华就在于它成功地利用了这种“生成类比法”（或“类衍逻辑”）来系联、测探和验定出大量的古代同源词；与此同时，创新和发展了汉语的文献词义学（和逻辑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氏之学确乃主观（=理性）之学。

最能证明王氏之学乃主观之学者，是王念孙利用类比原理所推出的意义来解释词义，而不仅仅是用古人的成训来训释和核实词义。请看《广雅疏证》卷一上“奄，大也”下的注疏：

 

奄者，《说文》:“奄，大有余也。从大申。申，展也。”《大雅·皇矣》篇“奄有四方”，毛传云：“奄，大也。”《说文》:“俺，大也。”俺与奄亦声近义同。大则无所不覆，无所不有。故大谓之幠，亦谓之奄；覆谓之奄，亦谓之幠；有谓之幠，亦谓之抚，亦谓之奄。矜怜谓之抚掩，义并相因也。

 

人们对王氏训诂的一般印象是：王氏训诂，每下一训，义必有据——有古代注释家的成训为实据。其实并不尽然。王氏父子当然熟悉并善用汉代注释家的典籍成训并以此来解证词义，然而他们的训诂分析远未局限于此；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善用理据来“推释”词义——故称之为“理训”（与段氏“理校”适可交映成辉）。请看我们为上面王氏训诂找出的出处（古注根据）：

 

奄，大也。《大雅·皇矣》“奄有四方”毛传。

幠，大也。《小雅·巧言》“乱如此幠”毛传。《尔雅·释诂》。

奄，抚也。《大雅·韩奕》“奄受北国”毛传。

奄，覆也。《鲁颂·閟宫》“奄有龟蒙”郑玄笺。

幠，覆也。《说文·巾部》。《仪礼·士丧礼》郑玄注。

幠，有也。《尔雅·释诂》。

抚，有也。《礼记·文王世子》“君王其终抚诸”郑玄注：“抚犹有也。”《广雅·释诂》。

奄，有也。前人无此成训。

 

不难看出，王氏所谓“有谓之幠，亦谓之抚，亦谓之奄”中所依据的“奄，有也”，并不见于古注。不见古注何以王氏仍然说“奄”有“有”义，且加以推演、并将其收入类比系列之中呢？无疑，这是从“大则无所不覆，无所不有”的“义通原理”上，以理推之的结果：因为“抚、奄”均有“大”义（据前人成训），又因为“大则无所不覆、不有”（王氏的概括），故“抚”、“奄”亦有“有”义（理推所得）。在我们从《广雅疏证》爬梳出的九十九条类比义丛中，至少有五十三处的词义训释没有古注的来源，皆从“以理推义”的“理训”中所得。这种以理推义的“理训法”和其师戴东原的“以音证义，以义证音”的理性推演法，以及和同门段玉裁的“理校法”，均出一辙。王氏之学乃主观之学者，此之谓也。

4.2 王氏《广雅疏证》的材料多由推演而致

王念孙是清朝著名的考据学家。考据学家最注重的当然是材料。重材料没有错，但比材料更重要的，或王氏之学所以为王氏之学者，乃在于王氏学术体系中的大量材料是理论导引的结果。再具体一点说，王氏关注、收集、诠释、发现的材料，是他从自己的理论里推出来的、是他证明理论的需要和工具。从上文的引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譬如：

 

《广雅·释诂一》：将，美也。疏证：将者，《豳风·破斧》首章“亦孔之将”，毛传云：“将，大也。”大亦美也，二章云“亦孔之嘉”，三章云“亦孔之休”，将、嘉、休皆美也。将、臧声相近，“亦孔之将”犹言亦孔之臧耳。美从大，与大同意。故大谓之将，亦谓之皇。美谓之皇，亦谓之将。美谓之贲，犹大谓之坟也。美谓之肤，犹大谓之甫也。

 

在解释《广雅》“将，美也”的时候，王念孙没有根据古人成训来疏证这条训诂，原因很简单，除了《广雅》以外，汉以前的注释家没有留下“将，美也”的训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雅书”疏证？这就是王氏发明的“生成类比逻辑”的训释法。析言之：“将”训“美”是因为“将”有“大”的意思。又因为古代“美与大同意”，所以不仅“大”的意思可以用“将”说，“美”的意思也可以用“将（皇/藏）”说。何以见得这种“义通”之说是正确的呢？换言之，怎样证明“大”与“美”二义之可通？于是疏证上古词义的工作，就变成证明二义相通之“理”的发明与验证。这就逼着王氏去寻找能够证明该组词义关系之理的新材料。一旦王氏建立了“大”和“美”之间的二义相关的义通轨道（义轨），这种关系就不能只出现在一个或一对词上，而必须有其他类同的例证，才能证明这种关系的存在和必然，于是理论“倒逼”王氏有目标地去发现、去探寻，结果找到了“贲/坟（一声之转）”有“大”和“美”的意思，以及肤/甫（一声之转）同样有“大”和“美”的意思的新材料（以前不曾有过的材料）。有了这些材料，便可断知“将/皇（一声之转）”的原理 ——“将”有“大”和“美”的意思不是偶然的现象或臆断的猜测。不难看出，“贲/坟”与“肤/甫”不是随意收集的材料，而是理论驱动的结果。

事实上，没有类比逻辑思想的前导（亦即理性思维的指导=主观之学），王氏不会做《释大》，尽管至今我们对《释大》背后隐藏的深刻思想和意图还没有完全发现和理解。但无论如何，从本文的分析上看，我们可以清楚地洞见：没有类比逻辑的导引，王氏不会主动、自觉地把“贲/坟”与“肤/甫”排列在一起进行生成性类比的论证。因此，王氏的材料不是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式的上天入地、四处搜寻而得来的；相反，它是为了证明一个理论、一个思想、一个观点、或一个关系而去有目的、有方向、有线索、有程序地探测出来的结果。因此，我们说王氏父子的训诂材料是其理论推演的结果。

最可证明这一点的是王引之的《经传释词》。

人人皆知《经传释词》是一部奇书、一部划时代的巨著。然而，它是怎么产生的，却很少有人深究。人们一般都把它当作乾嘉考据学者辛勤读书、归纳和总结的结果。其实不然，它不是从浩瀚的材料里找出来的，而是“大端既立”的理论逼出来的。几千年来训诂学家哪个不披星戴月地读书、哪个不“碧落黄泉”地搜寻，企图找到一鸣惊人的结果呢？然而，谁也没有找出《经传释词》那样的旷世之材（语料）。为什么呢？因为以往的学术没有乾嘉式的“理必”方法、没有理性指导的材料发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原因。我们看一下王引之在《经传释词·自序》里自己怎么说的，便可悟出一二：

 

自庚戌岁入都侍大人，质问经义，始取《尚书》廿八篇绎之，而见其词之发句、助句者，昔人以实义释之，往往诘为病。窃尝私为之说，而未敢定也。及闻大人论《毛诗》“终风且暴”、《礼记》“此若义也”诸条，发明意恉，涣若冰释，益复得所遵循，奉为稽式，乃遂引而伸之，以尽其义类。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以为《经传释词》十卷，凡百六十字。

 

这里前几句特别值得注意：读书时察觉前人之解有未当者（诘为病），于是形成了己见（私为之说）。这很重要，因为“己见”不是在成批的新材料里形成的（那时还没有成批有序的材料），而是读书（积累）时，从随意偶得的直感里产生的想法。王引之的这段文字当逐句分析才能得其要旨、才能见出他发明古代虚词语法的经过和历程。兹试释如下：

 

1.绎之，而见昔人以实义释之往往诘为病【观察阶段observation，直感instinct】

2．窃尝私为之说，而未敢定【思考阶段，abduction溯因、理设hypothesization，定性characterization】

3．闻大人论“终风且暴”、“此若义也”发明意恉【创说阶段，发明其中的道理，获得insight】

4．复得所遵循，奉为稽式【立论阶段，建立通理generalization，高端研究的前提模式】

5．遂引而伸之，以尽其义类【演绎阶段deduction，科学研究的最高阶段】

6．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verification考证阶段，研究过程的最后阶段，亦即理论指导下的搜寻材料，以期证实verification与证伪falsification】

7．分字编次，以为《经传释词》【收获阶段，化为研究成果】

 

这简直就是王氏父子（甚至有清一代学者）治学路数具体写照。首先是沉浸于典籍（绎《尚书》廿八篇），而后才有己见（察觉昔人之病）。这种“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直感。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产生初步的想法（私说）。科学哲学（参Charles Peirce's Theory of Scientific Method）告诉我们：观察的直感加上初步想法是发现规律不可缺少的重要步骤或环节（abduction），而待到上面阶段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所谓“众里寻他”的“千百度”）时，才会有“蓦然回首”式的“灯火阑珊”的飞跃：意旨的发明（=规律呈现）。这里“发明”一词极为重要，它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一个理性主义的关键术语，意思是：“使（对象背后的道理/规律）显现出来。”“发明意旨”是使动结构，意谓“使（自己原来私说的现象背后的深层）意旨（规律）显露出来”。这个飞跃（认识到虚词在音不在字的规律——今天的“字本位”恰恰反其道而行之，悲哉！）是在他父亲讨论“终风且暴”（=既风又暴）一类现象时，受到启发而豁然开朗（顿悟）的。当然，这时他仍处于所谓初获insight的阶段（insight=卓见或卓识）。待到把思想变成规则，就是下面说的“稽式”（立论）阶段，才是学术自觉的理性（或理论）高度。可以说，这是王氏父子（乃至乾嘉学术）治学的时代特征，即今之generalization（建立通理），是高端研究的必要前提，也叫middle level generalization，是对有关研究现象一般性概括或设定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稽式”也可以理解为“规则”。显然，对王氏来说，“规则”的建立是下面5、6两个更高研究阶段的开始或基础，而不是终结。

注意：在此（第4阶段）之前的材料和在此之后的材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材料。前者我们称作“触发材料”——触发卓见、建立通理的材料（溯因材料）;5、6两阶段所发现的材料称作“推证材料”——推演出的、供予验证的材料（如上文的“贲/坟”与“肤/甫”）。触发材料是普通材料、一般材料或初步分类的毛坯材料；推证材料是新发现的、从来没有意识到（或非此不可能有）的材料（包括从未得解的老材料）。显然，前后两种材料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在科学哲学的分类里，前者叫现象，后者是事实。

那么王引之是怎样得到“推证材料”的呢？这就是第5个阶段的“引而伸之，以尽其义类”的演绎操作deductive operation。这是研究的最高阶段，因为这是事关通理的“真伪”判断的关键步骤：没有“引而伸之”不能证其“是”，没有“以尽其义类”不能得其“必”。而如要引申、如要尽类，则需有方向、有目的、有计划、有程序地去发掘材料，于是才有了下面“凡……遍……”的操作项目——既是预测prediction，又是验证verification。这一阶段所以重要是它告诉我们：王氏学术的材料是推出来的，而不是随机盲目的、上天入地、四面八方的找出来的。正因如此，《经传释词》的材料带有理性主义的两大特征：一是涣若冰释的现象在《释词》里俯拾皆是（如“终风且暴”）；二是牵强的例子其中也偶有所见。人们一般看到的是前者。然殊不知后者也是“推证材料”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负”产品。原因很简单，当在“主观/理性”思想指导下对所需材料“遍为搜讨”的时候，材料越多可提供的具有事实意义的证据就越强，其理论的威力就越大。因此，为增强事实的说服力和展现所创理论的巨大威力，原创者总不免把有些近似的材料也纳入彀中。这就是为什么俞敏先生在《经传释词札记》里至少十数处批评王氏“或失之贪”——“贪”字用得非常妙，形象地说明了王引之“有理欲明”而急于求证（或破解）的迫切（但健康）的学术心态；这和仅仅用材料之“奇”来炫人耳目的取巧心态截然不同。俞氏的批评是中肯的，但我们要看到的是王氏所以失误的自然性的另一面：越是理性主义的突破，其推证材料偶有偏误就越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可以说这是原创性思维无法避免的一种常规代价吧。

总之，对王氏而言，如果没有发明，就没有冰释；没有冰释，就没有稽式；没有稽式，就没有引伸和尽其义类，也没有“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的操作项目及其最后的“编次”成果。

4.3 理性主义的发明之学

王念孙在《广雅疏证·自序》中讲：“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杂之讥，亦所不辞。”不难看出：“发明前训”是他疏证《广雅》（及其整个学术）的目的和宗旨。上文讲过，“发明”一词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一个理性主义的关键术语，意谓“发之使明”或“使（现象背后的规律）显露出来”。如果说王念孙的学术是皖派“综刑名、任裁断”的主观派或理性主义，那么其学术之极，旨在“发明”，则是理性主义自然而然的学理归宿。

事实上，贵“发明”不仅是王念孙的学术要旨，它更是整个乾嘉学术以至传至后代的章黄之学的最高目标与圭臬。请看王念孙如何评述段玉裁的学术成果：

 

吾友段氏若膺，于古音之条理，察之精，剖之密。尝为《六书音均表》，立十七部以综核之。因是为《说文注》，形声读若，一以十七部之远近分合求之，而声音之道大明。……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

 

所以“千七百年来无此作”者，乃段玉裁能“明声音、明小学、明经学”之“道”。这里“明”字是关键词。江沅在其评价《说文解字注》时也用“发明”二字以为说：

 

先生发明许书之要，在善推许书每字之本义而已矣。……形以经之，声以纬之，凡引古以证者，于本义、于余义、于引申、于假借，于形、于声，各指所之，罔不就理。……县是书以为的，则许氏箸书之心以明，经史百家之文字亦无不由此以明。（江沅《说文解字注·后序》）

 

事实上，不只乾嘉学者，就是民国初年的太炎先生，他在评价黄侃古音二十八部十九纽的成果时也说“此亦一发明”。章黄嫡传，本师陆宗达先生在评论皖派时所强调和注重的，同样是“发明”。他说：

 

……以戴震为代表的“订误”派。这一派以纠正旧注、创立新说为主。目的是：发展语言文字科学，批判旧注、发明新义，从而提出自己的新理论，使训诂学进一步提高。清代训诂学家段玉裁、王念孙、俞樾等人都属于后一派。

 

颖明先生不仅清楚地点明什么是“发明”，而且释以新义：发明就是创立新说、提出新理论、发展语言文字科学。这是对传统学术精髓的最好诠释。

然而，今天的现实却令人惋惜和深思。当我们受到王念孙“理性主义”启发，认识和发掘传统学术科学精华的同时，看到却是这个千古辉煌的理性传统被中断（甚至阉割）的惨痛历史。对此体会最切、理解最深、阐释最明的，是季刚先生。他的看法是通过吉川幸次郎公之于世的：

 

幸次郎于此公（指季刚先生，引者）私淑有年，昔江南之游，税驾金陵，亦职欲奉手此公故也。通名抠谒，即见延接，不遗猥贱，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兴，而发明之学替矣。”

 

“学贵发明”，这是对中国传统之学的学术要旨最精辟的概括和阐释。我们看到，中国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思想发展到季刚先生，第一次破天荒地将其概括为“发明”二字，并把它提高到中国学术之根本（范式）的高度，提出“中国之学不在发见而在发明”的核心议题。我认为：黄侃先生这一论断，堪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上的一大发明，其精辟之学理与深刻之涵义，迄今言中国学术史者均所未及。最具讽刺意义的是，研究本国学术史的中国学者没有看出（或看到）这一点，反倒是日本学者对此颇有领悟。从下面的文字来看，对季刚先生有关中国学术之根本及其近代转型的思想，理解最深最透的，当属日本著名学者吉川幸次郎和京都“支那学”的继承者和开拓者小岛佑马。吉川幸次郎在（1999）《我的留学记》里面回忆说：

 

黄侃说过的话中有一句是：“中国学问的方法：不在于发现，而在于发明。”以这句话来看，当时在日本作为权威看待的罗振玉、王国维两人的学问，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发现，换句话说是倾向资料主义的。而发明则是对重要的书踏踏实实地用功细读，去发掘出其中的某种东西。我对这话有很深的印象。

 

又说：

 

“中国之学，不在于发现，而在于发明。”……人们认为考证学是只用归纳法的，在日本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但我知道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不只是归纳，也用演绎。演绎是非常有难度的，必须对全体有通观的把握。绝不是谁都有能力这样做的，于是，就认识到中国学问确实是需要功底的。

 

“中国之学，不在于发现，而在于发明”因为“发现”是靠别人不知道的材料说话，而“发明”则是靠别人熟悉的材料但不知道的“奥秘和规律”说话，这就需要有更深厚的功力和更有力的逻辑。这就是为什么吉川幸次郎说“……演绎是非常有难度的，必须对全体有通观的把握。绝不是谁都有能力这样做的。”于是他认识到：“中国学问，确实是需要功底的。”这里还牵涉到“发明”背后演绎逻辑的掌握和使用等问题，笔者对此有文专论，故不赘（参冯2014）；这里所要一提的是吉川谈到的“资料主义”。季刚先生的话是指五四以来兴起的一股席卷整个学术界的“发现材料”的新风尚，可以傅斯年提出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口号为代表：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10月）

 

“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影响所致，几乎所有学者无不怀有不断扩大史料的心怀和意图，于是使常见史料受到空前的忽视。近年，罗志田在《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中所回顾的，就是这段“诡异”的历史。当然，季刚先生针砭的不是个人（如罗振玉或王国维），而是整个时代学潮。他担忧的不是学派的不同，而是中国传统的丢失，不是学统的转型，而是将来的前途。其忧虑所及，今天看来就更见深意。他曾经说：“无论历史学、文字学，凡新发见之物，必可助长旧学，但未能推翻旧学。新发见之物，只可增加新材料，不能推倒旧学说。”事实证明，今天的中国学术，或者更确切地说“资料主义转型以来的中国学术的今天”，不但没有推倒传统的发明（古无轻唇音、二十八部十九纽等学理的发明），反倒压抑了今天的发明！以我们今天的学术很少有自己独立的理论这一点看，不仅王氏的生成类比法给我们以理性思维的震动，章黄的“发明转型”理论更给我们以“振聩”的警示，而最令今人警悟者是小岛佑马反对“发现”提倡“发明”深刻见解。他曾具体地阐释何为“真正的学问”，认为“滥用人们未知的文献而提出所谓新说，这不是学问。对谁都能见到的文献做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发前人所未发，才是学问。”有人可能会批评这种看法太片面。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的学界仍未出现自觉的理性主义的学说和成果，这就不只是片面，恐怕是残缺了。对此，传统的办法是折中（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但折中的结果往往是以牺牲理性一方为代价。原因很简单，材料主义可以不要理性（如傅斯年所主张的“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见上引），但理性主义则不能无材料——离开材料，理性主义将不复存在。呜呼！学术升降系之此也，去从之际，亦大矣哉！

五、结语

我想用罗志田的话作为本文的结语：

 

在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没有被充分结合进学术史研究之前，我们对清代或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都有些偏颇。正因显带倾向性的梁、钱二著长期成为清代学术史的权威参考书，对这一时段学术的一些基本的看法不仅可能有偏向，且有些偏颇的看法已渐成流行的观念，甚至接近众皆认可的程度了。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当然不必回到清人“汉宋、今古”一类的藩篱之中，但把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则是非常必要的，也有利于后人在此基础上写出更具包容性的清代学术史论著。

 

这段话，点中时弊要害者在第一句：“在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没有被充分结合进学术史研究之前，我们对清代或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都有些偏颇。”事实上，根据本文对乾嘉理必思想的发覆以及本文对王念孙“生成类比推理逻辑”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乾嘉发明之学的学理思想没有充分揭橥于世之前，对清代或近三百年的学术不可能从根本上做出科学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学术史，若非隔靴搔痒，也属不够客观。有鉴于此，本文呼吁回归乾嘉理必（道理上而非材料上的必然）和章黄发明（揭明现象背后的道理）的理性传统，使将来相关的文史哲的人文研究，得以用独立的科学思想和方法来观照传统学术（如乾嘉）里面的科学理念，并以其所得回观、返照西方科学的传统和理念。如此中西学术参照比合（包括思想文化），或有新的突破和出路，俾能创造含有东西方思想精华的学术理念和科学体系。

参考文献

曹聚仁：《国学十二讲》，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2年。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第2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1935），收入《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Bach Emmon, An Introduction to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64.

冯胜利：《论段玉裁引申义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82年。

冯胜利：《从人本到逻辑的学术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期。

冯胜利：《乾嘉“理必”与语言研究的科学属性》, 《中文学术前沿》第九辑，2014年。

冯胜利：《论王念孙的生成类比法》,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冯胜利、殷晓杰：《王念孙〈广雅疏证〉类比义丛辑要》（2016年手稿），将刊于《段玉裁王念孙科学理念材料初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甘蛰仙：《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蠡测》, 《东方杂志》第21卷纪念号，1924年1月。

Goldin Paul, Non-deductive Argumentation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In:Paul Els and Sarah Queen（eds.）Between History and Philosophy:Anecdotes in Early China, New York:Suny Press,2017.

何大安：《声韵学中的传统、当代与现代》, 《声韵学论丛》第十一辑，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第1—16页。

胡适：The Scientific Spirt and Method in Chinese Philosophy.In:Charles Moore（eds.）The Chi nese Mind:Essential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Honolulu: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67.

黄侃：《声韵略说》，载《黄侃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

黄侃著，黄焯编：《蕲春黄氏文存》，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王国维著，佛雏校辑：《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蒋廷黻：《中国社会科学的前途》, 《独立评论》,1932年12月4日第20号。

蒋绍愚：《论词的“相因生义”》, 《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庆祝王力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周年》，上海：知识出版社，1989年。

江蓝生：《相关语词的类同引申》, 《近代汉语探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李思敏：《关于黄侃古音学“乞贷论证”问题的思考》, 《薪火编》，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

林语堂：《古音中已遗失之声母》, 《语丝》,1928年第4卷42期，收入《语言学论丛》，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

陆宗达：《训诂浅谈》，北京：北京出版社，1964年。

吉川幸次郎：《与潘景郑书》（1935年），载程千帆、唐文编：《量守庐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

刘岳兵：《从小岛佑马的思想基础看京都Sinology的特点》，载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7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罗志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钱钟书：《读〈拉奥孔〉》, 《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Reilly, Francis E. Charles Peirce's Theory of Scientific Method. 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70.

施春宏：《语言事实与语言学事实》, 《汉语学报》,2010年第四期。

王力：《黄侃古音学述评》, 《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香港大公报，1978年。收入《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清]王引之：《经传释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许嘉璐：《论同步引申》, 《中国语文》,1987年第1期。

俞敏：《经传释词札记》，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

张博：《汉语同族词的系统性与验证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章太炎：《菿汉微言》, 《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赵元任著，王洪君译：《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1975），载《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载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