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使命神圣，责任在肩
牛文元 致力“可持续发展”三十年，赢得世界声誉
“可持续发展”帷幕初启，中国首登世界舞台
1983年，第3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时任挪威首相布伦特莱夫人（Brundtland）任委员会主席，所以这个委员会也被称为布伦特莱委员会。1984年5月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由22位世界著名的学者和政治活动家组成，其中包括中国生态学会的创始人、中科院院士马世骏教授。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出现，是人类对共同面临问题的一种积极回应。因为过去一二百年以来工业革命所走过的道路，再往后已经被证明走不通了，那么面对即将到来的新千年，新的发展道路又在哪里？
为此，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审查世界环境和发展的关键问题，创造性地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实行动建议，提高个人、团体、企业界、研究机构和各国政府对环境与发展的认识水平。简言之，就是提出一条人类在21世纪的发展方面需要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和健康可行之路。
当时，我正在美国做公派访问学者并即将回国。马世骏院士获聘为委员后，立即给我写了一封长信，邀我从美国回来共同开展这项工作。马先生和我的导师——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所长、著名地理学家黄秉维院士同辈，但他在信里说得很谦虚：
“已经同你老师说过了。我研究的面太窄，你的研究经历我了解，比较适合搞环境与发展领域的专业研究，希望你能回来与我一道承担委员会的工作。”
前辈竭诚相邀，我当即欣然应允。回国后，我和马先生每周都要碰一两次面，研究如何给委员会提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确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可持续发展”中的见解及在全球所处的地位。布伦特莱委员会成立后，尽管已经按照国际惯例尽量希望将委员的比例分配得均衡一些，但大多数委员还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核心问题就是保护环境，这就等于遏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对此我们当然不能认同。当时，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的水平了，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当时也刚刚迈出改革开放的步伐，如果都跟着发达国家放弃发展去片面关注环境，我们只能一直穷下去，那怎么行？
为此，我们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明确、坚定地表达了上述观点，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四条建议：
第一，环境与发展应当保持平衡，应当和发展阶段相适应。我们不反对保护环境，也不赞成先污染后治理的做法，但是不能将发达国家的标准机械、教条地强加到发展中国家头上。不仅如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还是现阶段的第一要义，不能扼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
第二，环境问题是全球问题，不是局部的和个体的，因此，解决环境问题也要以全球的、历史的视角去考虑。
第三，可持续发展中要体现公平正义。我们提出，西方国家在工业化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占有、消耗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这也是造成众多发展中国家发展落后、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在“可持续发展”这一全球性议题中，有义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经费、技术等方面的补偿及援助，不能坐视不管。
第四，要制定有约束的行动纲领，呼吁世界各地应采取“政府主导、法律规范、企业先行、公众参与”的主导路线。
就这样，从1983年到1987年近四年的时间里，我们先后前往瑞典、日本等多个国家，围绕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国家权益问题和发达国家的委员（包括布伦特莱夫人本人）展开讨论甚至辩论。在此过程中，我们还持续不断地给委员会提供了其他不少有益的建议。
1987年2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八次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上，布伦特莱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获得通过，这就是著名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也称《布伦特莱报告》）（Our Cammon Future or Brundtland Report）；随后又经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后，于1987年4月正式出版。1989年，报告中译本在中国大陆面世。
报告共分为“共同的问题”“共同的挑战”和“共同的努力”三部分，在集中分析了全球人口、粮食、物种和遗传资源、能源、工业和人类居住等方面的情况并系统探讨了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之后，提出了三个鲜明观点：第一，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发展危机不能分割；第二，地球的资源和能源远不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第三，必须为当代人和下代人的利益改变发展模式。
在此基础上，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深刻指出：在过去，我们关心的是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而现在，我们正迫切地感到生态的压力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有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一条仅能在若干年内、在若干地方支持人类进步的道路，而是一直到遥远的未来都能支持全球人类进步的道路。这一鲜明、创新的科学观点，把人们从单纯考虑环境保护引导到把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切实结合起来，实现了人类有关环境与发展思想的重要飞跃。
可喜的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由我们集中提出的前述四条建议中，其中第一、第二两条和第三条的一部分被《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奠基性和纲领性文件所采用，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两条半”。后来，因为马世骏先生和我在国内较早开展可持续发展研究并同世界接轨，有人就诙谐地把我们称为“一马一牛”，权当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和勉励吧。
在“生态环境预警”方面，中国给世界带了一个好头
虽然中国在“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议题中成功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刚进入国内时，一开始却遭到了冷遇，这既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当时中国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一门心思在搞经济增长。因为过去穷怕了，不少人现在一心只想着致富，至于发展经济的方式是不是科学，由此会不会造成环境恶化、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等后果，则顾不上了。
1988年，我接受了马世骏先生的建议，来到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工作。刚去不久，我就郑重提出：应当把“可持续发展”列入科研计划中。
这一建议遭到不少人的不理解和批评，质疑我们不过是在炒作一个新名词，在玩概念。但是我们心里非常清楚：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来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就摆在我们面前，其中许多负面作用已经非常明显。对中国而言，在当下与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如果不重视可持续发展，重复别人走过的弯路，肯定要吃大亏，且不说子孙后代，当代的发展都将难以为继；推而广之到全球，如果不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地球承载力能不能支撑人类生存都是个大问题，对此我们应该吸取教训，而不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和身边的志同道合者们都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在我们的积极倡导下，“可持续发展”最终于当年被列入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科研计划中。
同年，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指示国家科委给我们下达了一个任务：对中国生态环境的评价和预警进行研究。这是中国首次开展关于生态环境的基本评估，体现了中国政府的清醒认识和战略远见。研究组共有三人，由我任组长，胡鞍钢和王毅担任我的助手。在宋健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于1989年发布了国内第一份《中国生态环境预警报告》。报告发布后，在国内引起很大震动，宋健同志为此还作了一个很长的批示，指出必须关注生态环境的问题。应当说，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搞发展上，对于生态环境的问题可以说较少关注，所以这份报告一出，不少人开始认识并开始关注到环境、资源问题的紧迫性。
这份报告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1990年8月，第五届国际生态学会议在日本横滨召开，我代表中国生态学会出席。会议期间，我们把中国在生态环境预警方面的基本理论、方法、过程等向大会做了一个报告，引起了国际生态学会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日本国内的主流媒体也都刊载了这一消息。国际生态学会认为，在真正意义上对生态环境的预警，中国是最早开展此项研究的国家之一，可以说在世界上带了一个好头。
1991年，经我提议，中国科学院开始筹备“环境与持续发展研究室”，这也是我国最早开展“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机构之一，旨在面向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需求及重大前沿问题开展研究。不料，此时却传来马世骏先生因车祸去世的不幸消息。当时我在美国，接到消息后立即赶回国内。马先生的意外离世，对我而言是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可持续发展”领域而言，则是失去了一位难得的人才，这也让我深感自己在今后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方面更加责无旁贷。1992年，中科院“环境与持续发展研究室”正式成立并由我任主任。
“地球峰会”上响亮发声，中国令世界刮目相看
1992年6月，在《我们共同的未来》问世五年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又称“地球峰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隆重召开。这也是继20年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环境与发展领域中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共有183个国家代表团和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到会讲话。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应邀出席首脑会议，与各国政要进行了广泛的高层接触；时任国务院环境委员会主任宋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部长级会议，我也有幸以专家身份参加了大会。
应当说，这次“地球峰会”是在全球环境持续恶化、发展问题更趋严重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围绕“环境与发展”这一主题，在维护发展中国家主权和发展权，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等根本问题上进行了艰苦的谈判。
对于这次大会，中国可以说是有备而来。一方面，随着生态安全、环境保护等理念在中国的推广，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加入到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和实践中去，著名民间环保人士梁从诫先生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梁先生曾不止一次提及，他之所以开始关注环保，源于20世纪80年代我给《百科知识》月刊的一篇投稿。他也是这份刊物的创办人之一。在文中，我对当时方兴未艾、叫好声一片的乡镇企业提出警告：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使用的多数是大型企业的淘汰机器，是高耗能、高污染的家伙，实际上是把污染源扩大并分散，这对污染的治理会非常困难，将给中国的自然环境带来不可估量的隐患。在当时，认识到乡镇企业可能造成的潜藏环境危机，这篇文章算是比较早的一篇。梁先生曾说，这篇来稿他反复读过，每看一遍内心都会受到一次强烈的震撼，由此决定弃史而转投环保之路。
为此季羡林先生曾说：“从诫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之举。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1989年《中国生态环境预警报告》的研究发布后，宋健同志批示并呈报至国务院常务会议，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对此十分肯定。此外，原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甘师俊等也很积极地支持我们的研究。这一时期，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也牵头开展关于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利用等方面的工作。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地球峰会”的各项准备工作。1991年6月，中国发起并在北京主办了第一届“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7月，又向大会筹委会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与发展报告》，此外还先后担任筹委会和正式大会副主席。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这一时期我们也做了不少工作，对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内涵、战略目标、行动路线、政策支持等开展了系统研究并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宋健同志本人在繁重的领导工作之余，还亲自对中国人口的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正是有了社会、政府、学术界等各方积极的前期铺垫，尽管预计到了可能面临的困难，但我们对于参加这次“地球峰会”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会议开始不久，由于国与国之间差别很大，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由此所造成的各种利益的博弈、各种理念的碰撞，使得大家坐在一起却谈不拢。当时，场内争论、场外游行，热闹得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充分体现出了大国的风范和智慧。
6月12日，李鹏总理在大会首脑会议上发表讲话，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加强国际合作和促进世界环境与发展事业的五点主张：
第一，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第二，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任务，但是经济发达国家负有更大的责任。
第三，加强国际合作要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基础。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有权平等参与环境和发展领域的国际事务。
第四，保护环境和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第五，处理环境问题应当兼顾各国现实的实际利益和世界的长远利益。
这五点主张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站在各方利益，以及地球共同家园和人类子孙后代共同责任的视野中考虑“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的基本立场，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推动形成了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普遍共识。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本次“地球峰会”终于圆满完成。其中，与会各国讨论后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地球宪章》）和《21世纪议程》这两个纲领性文件，堪称史无前例。这次“地球峰会”的一大亮点是提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和新观念，包括人类应与自然和谐一致，可持续地发展并为后代提供良好的生存发展空间；人类应珍惜共有的资源环境，有偿地向大自然索取；人类为此应变革现有的生活和消费方式，与自然重修旧好，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一全新的“全球伙伴关系”，以及人类之间应当和平共处等。
可以说，“地球峰会”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合作开了一个好头，中国也在这一重要时刻响亮庄严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此后，“中国声音”在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重要国际场合接连发出。继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1992年“地球峰会”上作出履行《21世纪行动议程》等会议文件的庄严承诺后五年，在1997年纽约举行的第19届特别联大（环境与发展问题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我国向大会提交了《中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时任国务委员宋健代表中国政府阐述了我国在推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和执行《21世纪议程》的进展情况，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十年后的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代表中国政府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0年后的201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峰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共同谱写人类可持续发展新篇章》的演讲中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有担当的发展中大国，它的发展将给世界带来更大的机遇、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描绘一幅“我们憧憬的未来”新蓝图，共同谱写人类可持续发展事业新篇章。
回顾一路走来的这段历史，从我的亲身经历的感受而言，应当说，“可持续发展”超越制度、信仰、文化，成为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共同主题，足见其生命力之强；而在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合作中求同存异、寻求最大公约数等方面，“中国声音”的发出则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十年一剑，“可持续发展”终成国家战略
1992年前后，国内搞“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可持续发展”研究也俨然成了一门“显学”。我想，这与中国政府的巨大努力和全社会的热切支持是分不开的。
实际上，在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前后，中国国家领导人已经敏锐意识到中国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们在这方面的行动之果断快速，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地球峰会”结束后不到一个月，中国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就组成了由52个部门及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300余名专家参加的工作小组进行多角度可操作性研究，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根据我国情况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和对策；同年8月，中国政府提出促进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十大对策”；此后，《议程》文本先后五易其稿并于1994年3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正式通过。中国也成为世界上首个编制出本国21世纪议程行动方案的国家。《议程》中明确提出“加强环境教育，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环境意识”“将可持续发展思想贯穿于从初等到高等的整个教育过程中”，足见中国政府将“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国家、民族战略的坚定决心。
于我个人而言，此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也已经有了十余年的研究和积累。1994年，我撰写的《持续发展导论》一书出版，成为国内第一部系统阐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专著。我在书中从资源、人口、空间、经济活动等七大变量的函数关系出发，论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属性与基本规律。这本书刚出版时，也引起过一些争议，有人认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在全世界范围内也不过才几年时间，国内不可能这么快就出专著了。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实际上我至少从1983年起就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了。这本书后来受欢迎的程度远远出乎我的意料，我可以自信地说，这项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完成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即便到现在也不过时。
同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和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倡议发起“21世纪中国的环境和发展”高层研讨会并邀请我担任执行主席。当时，时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朱光亚，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解振华，农业部副部长洪绂曾，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许智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马洪等十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86位专家、学者等出席了会议。研讨会就中国下一世纪的发展方向、发展模式和发展前景等重大问题分七个方面的议题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探讨；围绕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提出了多项有价值的建言，堪称我国在“环境与发展”领域中举行的首次大规模、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会后，由我作为执行主编将会议论文编辑出版，书名为《绿色战略：21世纪中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对此后中国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起到了一定作用。
对中国而言，1995年到1996年称得上是“可持续发展”正式转化升级为国家意志的阶段。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写入《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是在党中央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根据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条重要的指导方针和战略目标上升为国家意志。1997年党的十五大更进一步明确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之一。
作为一名学者，看到自己经过十几年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努力和成果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中，感到由衷的高兴。尽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们可能开展得比较早，但是要想让研究成果真正发挥战略作用、体现社会价值，还必须依靠国家层面强有力的推动，必须转化为国家意志和战略。10多年来，经过政府、社会、企业、公众等方方面面的努力，“可持续发展”终于走出象牙塔，走进各行各业、千家万户，由不被理解到广受欢迎；自己也总算实践了学以致用的信念，这是让我倍感欣慰的地方。
首部《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的出台
随着“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了进一步深化“可持续发展”研究，我在1998年建议：对应国际标准编制一套系统的年度报告，深入研究、追踪“可持续发展”问题。
我的想法得到了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院士的大力支持，他说：
“老牛，你要真下决心做这件事，你的团队就必须心无旁骛，也不要找什么机会到社会上去搞创收，就要稳定方向和人员，一心一意追踪全中国、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把研究做深、做透、做系统，如果这样行，我就支持你！”
我说：“院长，有你这番话，我这个决心就算是下定了！”
同年，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正式成立，由我任组长并兼首席科学家。从那时起，我和我的团队就一门心思走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世界前沿研究道路上，始终未曾离开一步。
1999年，第一份《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新鲜出炉。当时，我对路甬祥院长说：
“咱们这份报告，主要就是为了向国家决策层传递最新的科研成果，以更好地为决策提供科学支持。您要是有这个魄力，咱们就在每年两会期间向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免费赠送，人手一册。”
在院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坚持每年出一本研究报告，到今年已经连续出了16部。
通过这份报告，我们希望把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内涵、理论体系、战略要求、战略目标、战略路线图、独立的指标体系等提出来，以期在此基础上推动创立具有战略咨询价值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体系。
事实证明，报告发布至今，引起了全社会极大的轰动和反响。每年，报告中所披露的内容都会引起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以及各方的热议。在报告中，我们开创了“可持续发展”综合性、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社会性的系统学研究方向；提出了“生存、发展、环境、社会、智力五大支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构架；利用了“可持续发展”的资产负债分析方法；建立了独立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资源环境综合绩效评价指标；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三个“零增长”目标；开展了“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专题性研究。
这些年来，《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也已经与世界接轨并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好评。
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认定的全球最受重视的247份年度研究报告中，《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位列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人类步入新千年之际，我们《报告》的研究团队专门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就“国家现代化”问题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理论体系，引起了国际上同行的兴趣。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围绕中央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采用了“模拟追击”理论：假设以发达国家作为现代化的第一梯队，以发展中国家为第二梯队，发展中国家要追上发达国家的过程，至少取决于“目前差距”和“追赶速度”这两大变量。根据这两大变量，我们计算出了中国追上或者进入发达国家所需的时间，并且由此细化出中国各个省级地区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的时间表，例如北京大致要在2018年。当然，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永不停歇的过程，并不是说我们赶上了发达国家，就不继续往前进了。这套现代化发展指标的设计比较严格，而且可以定量分析，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国际学界对此很感兴趣，专门在报纸上刊发书评进行介绍，并将它命名为“牛式指标”。
参与起草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2001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宣布正式启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MA）。这是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银行等组织资助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当时预计耗资2100万美元、为期四年完成。作为世界上首个针对全球陆地和水生生态系统开展的多层次综合性评估项目，该项目旨在建立生态系统变化与人类福祉间的关系，从而推动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为决策者、研究者和广大公众提供可靠的地球生态系统的变化信息，以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在这个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担任项目理事，赵世洞教授、刘纪远教授、欧阳志云教授和我等人也受联合国邀请，与来自95个国家的近1500位学者、非政府组织代表等一道，参与了研究工作。2003年，在51位各国不同领域知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研究报告首先完成并公开出版。我和上述几位中国学者也作为作者参与了报告起草。这份报告是MA各项报告中最早出版的一部，作为全球“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奠基性文本，它的出版为整个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由于报告在“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间相互关系及其评估框架”方面的创新意义，它的问世也成为生态学发展到“全面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服务”这一新阶段的里程碑。
2005年，“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圆满完成，其成果在北京、伦敦、华盛顿等全球八大城市同步公开发布。研究成果向人类提出了严重警告：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大部分正处于不断退化状态，生态服务的支撑能力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未来50年内还将进一步加剧。
为此，徐冠华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在北京发布会上郑重提出：生态是全球性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中国将开展有针对性的生态恢复和生态建设，包括建立节水型社会、实施荒漠化防治工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东西部生态补偿机制等，以实现西部生态系统的良性恢复，为促进中国乃至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作出贡献。
“绿色GDP”构想：不断追求“好品质”的GDP
由于在“可持续发展”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2002年我在届内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同时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此后又连任两届。2003年，国务院正式下文聘请我为国务院参事，希望我为国家决策提供建议和咨询。
2001年新千年到来之际，为推进“可持续发展”研究，总部设在意大利的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2012年起更名为世界科学院）筹备创立社会经济学部。作为其中唯一的中国科学家，我成为首批十位院士之一并参与了社会经济学部的创立。
2007年，我被世界环境与发展领域的高规格奖项“国际圣弗朗西斯环境奖”委员会授予个人年度大奖，成为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发展中国家人士，另一位获得个人大奖的是意大利前总统钱皮。评奖委员会在给我的颁奖词中说：
“自1988年以来，牛文元教授在中国最早发布了环境预警系统的报告，主持了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研究，开创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设计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揭示了发展行为的基本规律。”
我想，这些殊荣的获得，其中固然有个人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了中国这些年来在现代化发展中的科学理念、文明意识和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为世界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力和来自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
2007年，我在向全国政协提交的一份提案中，呼吁加快研究建立绿色GDP核算制度。我在提案中提出：政治意愿与管理手段之间的不匹配是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真正转变的根本原因，开展绿色GDP核算的重要意义，恰恰在于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全景图示展示于整个核算过程之中。
我认为，作为衡量国家或地区财富和发展实力的核心指标，目前的GDP只是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数量，却无法全面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因此不能完整体现GDP作为社会财富度量的核心要求，也使其在这方面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大打折扣。盲目追求GDP的数量增长，从国家发展的整体层面上来讲显然并不健康；更有甚者，伴随“以GDP论英雄”的泛滥，地方上还时而出现虚报GDP数字的现象，甚至造成各省GDP之和与国家GDP总量相差达几万亿元情况的出现。当然，在清醒认识GDP存在缺陷的同时也必须承认，GDP作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其出现近百年来仍是综合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积累的最佳指标，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指标可以替代它。因此，我们既不盲目崇拜GDP，也不盲目摒弃GDP，而是应当认真研究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GDP的实质，对其加以精确化改造，这也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课题。
在此背景下，我和我的研究团队自2010年起创新思路，在全世界范围内首次独立研发了一套“中国GDP质量指数”体系，包括经济质量、社会质量、环境质量、生活质量和管理质量五大子系统及其分属的15个要素。其中，经济质量表明GDP生成过程中资源占用量及其对于物质、能量的消耗水平；社会质量表明GDP生成过程中对社会进步贡献的能力以及社会和谐对于GDP生成的反馈效应，强调公平对于效率的反哺能力以及社会状态对于GDP生成的基础性作用；环境质量表明GDP生成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代价及其成本外部化效应；生活质量表明GDP生成过程中民众心理或意愿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管理质量表明GDP生成过程中决策水平与管理水平的学习能力、调控能力、选择能力以及把握宏观经济走向的精准性、流畅性和前瞻性。
在围绕上述五大质量的理论建模框架下，我们完成了中国GDP质量的定量测算。2011年7月，在中科院《中国科学发展报告2011》中，公布了中国省区市GDP质量指数并进行了首次排名，北京、上海、浙江排名前三位。这一做法打破了按GDP数量排序论座次的格局。以广东省为例，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而言，它的GDP数量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里排名最高，但是按照五大质量核算，它的GDP质量只能排在第六位。这在国内引起很大震动，不少专家和业内人士都表示，中国应该不断追求“品质好”的GDP以及“绿色GDP”的成长。
这件事也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同年11月19日，创刊160余年、被誉为美国最受尊敬刊物之一的《大西洋月刊》专载了克里斯托弗·米姆斯的文章《修补世界的五种尝试》，其中提到的第五种尝试，就是“中国的GDP质量指数”。文中指出：“牛文元教授认为该指数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真实财富、可持续发展程度与社会和谐水平。”应当说，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壮大，世界上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言论也开始甚嚣尘上，原因之一就产生于对中国GDP的怀疑。因此，“中国GDP质量指数”的提出，对于世界打消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顾虑和怀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不仅如此，该指数对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测评也具有普遍、积极的价值。
融入新型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2006年，我在全国政协委员任上提出书面报告，建议在成都设立城乡一体化国家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我的这一设想是基于对“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思考。公平正义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涵，而城乡差异较大则是当时中国西部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因此，我们建议借鉴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等成功经验，在西部搞一个统筹城乡发展的试点。
为此，我专门去四川成都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调查，回京后在当年10月份起草了“以统筹城乡和城乡一体化为标志，建议国家设立‘和谐社会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报告，通过全国政协递送国务院。报告经温家宝总理阅批后，国务院即派出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率领的调查组到成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查，调查认为我们反映的情况真实，进行这项工作很有必要。翌年6月，国务院正式发文，批准在成都、重庆设立“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
从那时起，城市化就成为我从事“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又一个关注方向。这里有三个原因。首先，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城市化率迅速提高，和过去以农村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相比，这预示着一种社会形态巨大变革时代的来临。其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社会矛盾开始集中表现为城乡之间的矛盾，这以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为主要代表。最后，城市化向来是推动发展、促进消费的基本动力，它为工业化搭建平台，是国家财富增长的巨大引擎。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城市化之路接下来该怎么走？城乡差异怎么才能慢慢缩小？这是一个大课题。现在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关于这一点，我认为要解决好三个关键要素。
第一是“动力”，这也是新型城市化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推动方式不同，城市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效果也会大相径庭。现在提出建设智慧城市，实际上就是要让城市生产力水平在信息化、在新动力的驱动下提升到一个新阶段。按照世界银行的说法，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在现有投入不变的情况下，GDP应增加2-2.5倍。
第二是“质量”。人们来到城市、建设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就这个意义而言，城镇化的质量集中体现在“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上，也就是说城市的发展不能超越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支撑限度。
第三是“公平”。一个城市的发展成果能不能惠及全体社会成员，即在人际之间、代际之间、城乡之间、城际之间能不能取得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差距，走向共同富裕。
这三大要素是新型城镇化中最基本的东西，缺了哪一个，都不能叫新型城镇化。这是我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第一个认识。
我的第二个认识是要重视“人的城市化”，这一点可以分为四个连续的步骤：
第一，人的解放。主要体现在打破农村、城市之间的户籍限制，形成人口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
第二，人的就位，也就是人来到城市后要立得住脚，要有饭吃、有活干。
第三，人的归化。主要体现在新老城市居民之间的融合、认同等。
第四，人的幸福。通过上述几个步骤，最后目的是要让所有人在城市生活得舒心、幸福。
当前，在国内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智慧城市”是一个很热的概念。究其本质而言，“智慧城市”内涵与“可持续发展”在不断采用先进生产力的理念方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首先，从城市健康发展的动力而言，“智慧城市”中无论是智慧产业、智慧交通等，都是希望通过充分借助知识、智慧和信息，提高环境资源的使用效益来创造更多的“绿色财富”，从而达到少用能源资源、少牺牲环境的目的。这与以往单纯投入资源、罔顾生态环境的发展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体现了“可持续发展”中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理念。其次，“智慧城市”内涵中强调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也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一致。“智慧城市”建设中提出要消除“信息孤岛”和“数字鸿沟”，实际上就是要从信息共享的角度，提供一个全社会共有的信息平台基础，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共享信息时代的发展成果，在平等的起跑线上开展竞争。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完全可以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注入强劲动力。如果我们通过城镇化既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又减少了对自然的干扰，同时还能够使大家公平地享受，这不就是可持续发展吗？
大道至简
世间万象，尽管看上去纷繁庞杂、千变万化，但如果深入其最本质的东西，道理其实是非常简单朴素的，即谓“大道至简”。从事“可持续发展”这项研究30多年来，我逐渐体会到“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其实并不复杂，概括起来就是“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个要素四位一体的相互协调和系统优化，如果把它们之间的协调和优化搞好了，“可持续发展”肯定就没有问题。
总的来看，这四个要素之间的协调和优化包括两大关系，也就是“可持续发展”需要处理好的两大主线。
首先，人和自然的和谐。我常说，我们喝的水、呼吸的空气、吃的粮食，都是向大自然的索取，大自然都给我们记着账呢。有索取就得有回馈，两者要取得平衡，这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否则就像恩格斯所说，人类迟早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
其次，人和人的和谐。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要基于公平正义、宽容互助、共建共享，如果没有这一条，“可持续发展”同样实现不了。人和人的和谐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代际和谐，不能“吃子孙饭、断子孙路”；二是区际和谐，国内不同区域要均衡发展；三是国际和谐，人类共存于一个地球村，各国对这个共同生活的家园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就“和谐”这一点而言，“以和为贵”的人文精神是“可持续发展”的灵魂导向。因此，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在“可持续发展”中的时代意义正日益凸显。实际上，早在30多年前参与联合国“我们共同的未来”议题时，我们的观点中就已经融入了“天人合一”“中庸”等中华“和文化”的优秀思想并获得国际上的认可。我们现在谈可持续发展也好、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好，都离不开“和谐”这一文化精神的感召。以智慧城市为例，信息化技术和平台只能是实现发展的手段和工具，和谐、共享的人文精神才是其“智慧”内涵之所在。达到城市信息化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实现公平、正义、社会和谐，这就是人文精神对智慧城市的指引。缺少了人文精神的城市，谈不上有真正的智慧，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当前，中国的有识之士提出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这个大题目，我非常赞成，文化也需要“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我们要传承好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结合时代的需求传承发扬、推陈出新；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重视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和融合，美美与共，共同繁荣，这样才能提升民族文化和人类文化共同的生命力。
计利当计天下利
于我个人而言，多年来能一直参与“可持续发展”这项事业，感到很庆幸。我受孔夫子“学以致用”的影响比较深。小时候家里穷，念书对我来说是件奢侈的事，当时就想，我这辈子到世上不能白来一趟，一定要做成点事，当然最初的想法还只是停留在“成名成家”上。后来，随着我理解的加深，认识到“学以致用”不能只为求个体之名利，而是要利己利人、达己达人，尽平生所学对国家、社会、大众作出一些贡献，即谓“计利当计天下利”。我之所以选择“可持续发展”作为事业方向，也是认为在这方面更能为推进社会进步尽点力。
我给学生上课，第一堂课一定不讲知识、不讲技术，讲做人。对于做人，我的理解也就六个字：头两个字是“敬畏”，敬畏自然、敬畏真理。敬畏之心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至于出格。接下来的两个字是“感恩”，感恩“天地君亲师”，这些都是扶助我们成长最基本的条件。“天地”指自然，“君”可以理解为令我们得以安身立命、赋予我们文化内涵的国家、民族；“亲”包括亲人，也包括更广泛的朋友；“师”指所有对我们有过帮助教益的人，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最后两个字就是“宽容”，宽容是一种修养，也是让自己时常感到幸福的一个重要条件，宽容一步，海阔天空。如果能够将敬畏、感恩和宽容融入“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观念和文化里，从而以此来塑造人的精神世界，相信对于祖国、对于人类、对于“我们共同的未来”，将会非常有意义。而这，也是我的期许。
（作者时任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 潘飞/整理）
戚发轫 凭着航天精神，圆了中国人的航天梦
航天产业对于一个国家非常重要。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同志说过，航天技术被世人普遍认为是20世纪现代科学最重大的成就和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是当代科学技术与基础工业最新成就的高度结合，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胡锦涛同志曾在神舟六号飞船发射庆功会上讲过一句话，他说：“无垠的太空是全人类的财富，探索太空是全人类的追求。”中国人有权利利用这个资源，中国人也有义务去探索这个空间。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也在2004年讲过，在新世纪，谁能够有效地运用太空资源，谁就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安全。
先把“地球上的事”办好
1970年，苏联、美国处于冷战时期，争相搞载人航天工程。1971年4月，我国也将载人工程的研发提上了日程，称作714工程。但当时载人航天技术久攻不下，大家也有争论——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国家到底该不该花这么多钱去作这项研究？最后，周总理说，以现在的情况，我们不跟他们搞这个比赛，而要先把地球上的事办好。他的意思是，让我们先做好民用卫星技术的研究，让老百姓受益，再去研发载人航天工程。这是个重大的决策。所以，1975年，载人航天工程暂时下马。但此前所做的工作也为日后正式开展载人航天工程积累了经验。
总理下达指示后，我们便集中精力研发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返回式卫星，等等。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举例来说，1984年之前，中国没有通信卫星，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是依靠微波中转传送的，每隔50公里建一个中继站，成本非常高，而且覆盖面积小，信号也不好。当时不是全国各地都能收到电视节目，电视机几乎卖不出去。1975年实施331卫星通信工程，研制了“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西昌建了一个发射场，在北京和新疆建了通信地面站和包括“远望号”测量船在内的测控系统。1984年4月8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东方红二号”卫星送入了距离地球赤道上空3.6万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定点于东经125°。从此，全国各地都能收到电视信号，接收信号的天线一下子如同雨后春笋般到处架设起来，电视机变得供不应求。1984年的国庆大阅兵，全国老百姓都能从电视机里看到实时直播。
通信卫星的研发工程是1975年由毛主席亲自批示的，投资了十个亿。如今，我国已经先后发射了“东方红二号”“东方红三号”“东方红四号”卫星，“东方红五号”正在研制中。并且，我国自主研发的通信卫星已经出口到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巴基斯坦等南非、南美和亚洲国家。
为把中国的测控能力覆盖到全球，保证中国的航天器和航天员在地球任何地方都能和指挥中心保持实时联系，我国又研发了中继卫星来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我国已经发射了“天链一号01”星、“天链一号02”星、“天链一号03”星共三颗中继卫星，建立起第一代中继卫星系统。信号可经中继卫星实时转至地面，大大提高了信息传输的效率。这样中国的航天员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和家里通话，对地观测卫星的信息随时都可以实时传到国内。
除了信息传输，卫星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功能是信息获取。通过设计轨道，令卫星定期到指定位置获取信息便是其中一项内容。这项功能应用比较典型的是气象卫星。每晚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上播放的云图就是我们自己的卫星——“风云二号”静止轨道气象卫星拍摄下来的。还有“风云三号”极地轨道气象卫星，负责在一定时间内获取全球的气象资料和云图。我国曾宣布，所获取的气象资料无偿地提供给世界各国使用，因此，世界气象卫星组织的主席曾由中国人担任。
卫星第三项重要功能是信息发布，即导航定位。要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需求，必须依靠全球导航定位系统。目前，美国、俄罗斯已各自建立起自己的全球导航系统，欧洲很多国家也在建立自己的全球导航系统，我国一直是使用美国的GPS系统，但建立起独立的自主可控的系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不是发射一两颗卫星就行了，这个系统起码得发射二三十颗卫星之后才能建成。
我国科学家陈芳允提出，在静止轨道的两个不同位置分别放上一颗卫星，再加上地面站，可以形成一个区域性导航系统。目前，这个系统已经建成，称作“北斗一号”。我国在建的自主可控的全球导航定位系统“北斗二号”，到目前已发射14颗卫星，拟到2020年之前共发射30多颗。届时，我国对于车、船、飞机、导弹、巡航弹等活动目标均可实现导航定位。
迄今为止，我国已发射卫星200多颗，仍在工作的有近100颗。当前太空中工作着的卫星有将近1000颗，其中美国占了490多颗，欧洲和俄罗斯分别为100多颗。从数量上讲，我国很快就会超过100颗，但是与美国等先进国家相比还是少。但从每年的发射数量上讲，俄罗斯占第一位，美国和中国不是并列第二，就是中国第二、美国第三。我相信，不久我国在轨卫星的数量将超过它们。俄罗斯确实发射了很多，但也掉下来不少，近三年失败过八次，而这种情况在我国近年来是没有过的。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自己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比如，卫星照相的分辨率，其他国家可以精确到零点几米，我国还只是一米；世界上寿命最长的卫星是15-18年，我国的卫星寿命最长的则是十三四年。
中国人要上天，而且要快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1986年，王大珩、陈芳允、王淦昌、杨家坪四位科学家挥笔上书，将“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呈报中共中央。邓小平同志立即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随即组织数百名科学家进行反复论证。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迅速在全国得以开展实施。由于上述事件均发生在1986年3月，所以该纲要又称作“863计划”。
“863计划”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专家组经过五年的论证，得出结论：第一，中国人一定要上天，而且要快，否则跟不上世界发展形势；第二，中国人载人航天要用飞船，而不是航天飞机；第三，要想搞飞船，需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准备工作。
用飞船而不用航天飞机，这是专家组经过严谨论证之后得出的结论。虽然航天飞机是世界顶尖水平科学技术的集成，但不适合中国国情。航天飞机技术难度大，比大飞机复杂得多，而我国的大飞机至今仍在研发当中。此外，航天飞机的一个特点是上天之后可以再回来，虽可以重复使用，但穿越大气层时，2000℃的高温会将机身表面的几万片防热瓦烧毁，再次发射的时候需要全部更换，造价太高。并且，航天飞机没有救生系统，万一出现故障，会直接威胁航天员的生命安全。美国“挑战者”号与“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失事曾造成共14名航天员遇难，这个教训是非常惨痛的。美国自己承认采用航天飞机是一个错误的决策，现已令航天飞机退役。
经过充分的准备工作，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上马。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载人飞船阶段，要求研发飞船载人上天，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安全返航。也就在这个时候，我被任命为载人飞船总设计师，负责总体工作。
我在俄罗斯观看过“联盟”号飞船的发射过程，三个航天员上天前总设计师要签字表示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发射。载人航天是人命关天的事，我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这是国家交付的任务，我自然义不容辞。
要实现载人航天，首先得研发出无人飞船。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争八保九”，即争取在1998年首次发射无人飞船，确保在1999年首次发射。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李鹏委员长、朱镕基总理参观载人飞船初样产品以后提出：能否在1999年国庆的时候发射成功？要知道，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时间紧不说，按航天产品的研制程序，初样只能用于地面试验，初样试验之后，要重新投产正样产品才能上天。然而，我们的任务是“争八保九”，1999年又是国家大庆之年，澳门也要回归了。为此，我们发动群众集思广益，提出一个大胆的方案，就是用初样产品改装成一个最小配置、保证能回到中国腹地的试验飞船方案，来落实中央领导的要求。经中央批准，在工程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神舟一号”最终按预期时间发射成功，返回落点离预定地点不超过十公里。
我对“神一”怀有特殊的感情。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飞船工程立项时，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初期，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我们这些搞军工科研的人，在当时既不“光彩”，也不“实惠”，所以院里好多年轻人或下海，或出国，或到了外企，研发队伍就是由我们这些五六十岁的人和一些留下来的年轻人组成的。有人产生了怀疑：“这样的队伍能搞飞船吗？”然而，“神舟一号”的成功发射，证明我们这个队伍是能胜任的，我们经受住了质疑和考验。因而，“神一”的成功对我来说，非常值得纪念。“神十”发射前，我还专程去了一趟“神一”的落点，以作怀念。
后来发射“神舟五号”的时候，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紧张，我说，我最紧张的时候是发射“神舟一号”，因为那是第一次上天，冒着一定的风险。而“神五”虽然是载人飞船，但是此前我们已经成功发射了四次无人飞船，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应该说还是很有把握的。
我们的航天员要穿自己的航天服
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二步是空间实验室阶段，为建立空间站做技术准备。这一阶段必须突破四大技术关键。
一是出舱。搞载人航天，航天员不仅仅是跟随飞船发射出去并安全返回那么简单，他们自己还要做很多工作。除了日常的监控、做试验之外，假如飞船、空间站出现故障，航天员甚至需要到舱外进行修理工作。“神七”运行过程中，航天员就曾出舱把一个部件卸下来拿回舱里，这是我国航天员首次在太空中出舱作业。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却不知让科研人员付出了多少心血。其中，关键技术是研制舱外航天服。为了保证航天员在天上生活得比较舒适，舱内运用了先进技术进行减震降噪，并且严格控制温度、湿度。若要出舱，舱外航天服须代替飞船，为航天员提供保温、供氧等功能。航天服研制技术的成熟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保障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因此必须做到万无一失。研发“神七”时，我国已与航天服研制技术较为成熟的俄罗斯签订了协议，拟通过购买他们的舱外航天服进行解决。但我们觉得，舱外航天服作为关键技术，若不自主研发，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我们将意见反映到上级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经过慎重考虑，作出决定：我们的航天员要穿自己的航天服出舱活动。经过严密组织，各单位的大力协作，我们终于研制出了自己的舱外航天服。因与俄罗斯签订有协议，我们不能违约，所以，“神七”发射时，翟志刚是穿了我国自己研制的航天服出舱的，而刘伯明是穿了俄罗斯的航天服，没有出舱，但也算给了俄罗斯一个交代。
二是交会对接。这是规模最大、最复杂的工作，风险也比较大。所以当时的计划是做两次无人交会对接，一次有人交会对接。由于技术准备充分，严密组织，通过对“神八”“神九”两次飞行就圆满完成了任务。所以，到“神十”发射时，除了再次验证，又增加了多项科学试验项目和工程试验项目，如中德合作的空间生物的科学试验和飞船绕飞的工程试验。
三是补加技术。航天员长期在太空工作，要保证提供水、氧气、推进剂、各种维修器材和相应的工具。神舟飞船仅仅用于载人，它的承载能力是三位航天员和300公斤的物品。而相对航天员长期工作、生活的需要来说，300公斤远远不够。因此，必须研发承载能力有5吨左右的货运飞船，还要研发相应的运载火箭把货运飞船送上天。日前研制工作正在顺利进行。
四是再生式生命保证技术。每送入太空一公斤物品，就要耗费几万美金，十分昂贵，即便以后我们有了货运飞船，长期运送也不经济。所以，要利用再生技术，实现太空中水和空气的循环利用，以满足航天员工作、生活的需求。再生水技术是将航天员用过的水以及排泄物等收集起来，净化之后重新利用，这种技术并不太难；关键在于另外一种技术，即将用过的水经过水气分离，电解出氧气。虽然为了解决航天员的蛋白供应问题，在空间站培养的藻类等生物在生长过程中也会析出氧气，但量太少，远远达不到航天员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掌握水气分离技术。
等到将这四项关键技术全部突破，并研发出载重为25吨的大型运载火箭之后，我们才真正具备了在太空建立空间站的条件。根据我国目前的需要来看，空间站的总重不超过100吨，其中包括一个20吨左右的核心舱。两个20吨左右的实验舱，一个将近10吨的载人飞船以及一个13吨左右的货运飞船。日后再有需要，可以再扩展。我国的空间站预计在2020年建成，“天宫二号”就是在做这方面的准备。目前，核心舱已经初具规模。
中国人还是应该到月球上去
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三步完成之后是登月工程。目前，无论学术界还是老百姓，都在热议中国人要不要去月球。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发表声明，称美国不再登月，而要到诸如火星和小行星上去。因此有人提出：美国都不去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我是登月工程的积极分子：正因为我们没去过，才更要去。我现在正在论证，也给中央写信，希望得到支持。无论是否会立项，关键技术的攻关是应该开始的。因为这是要花费大量时间的。比如，“东风五号”目前使用的大型火箭发动机是20年前“863计划”立项时就开始做的，用了20年才做到应用。登月工程的关键技术若现在还不启动，就来不及了。登月之前，先要探月。
中国的探月工程分三步走，第一步是绕月飞行。这项工作，已经由“嫦娥一号”“嫦娥二号”完成。“嫦娥一号”在距离月球表面200公里的高度绕月飞行，将整个月球表面的情况反馈回地面，最后降落到月球上。此前，月球上已经有美国国旗、印度国徽分别代表各自的国家，由此，“嫦娥一号”成为月球上代表我国的标志性物体。“嫦娥二号”在距离月球表面100公里的高度绕月飞行，并瞬间到达距离月球表面几十公里的高度，确定了下一步落到月球上进行探测工作的平坦区域。在做试验并拍摄小行星的照片之后，“嫦娥二号”运行在距离地球6000万公里左右的轨道上，为我国探测火星做准备。
第二步是落到月球进行探测。我们设计了一个月球车，计划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降落到月球预先选定的区域进行探测，然后将数据反馈回来。
第三步是要到月球上取几公斤石头和土壤回来。与美国不同的是，我们要在月球表面挖掘到一定深度，取样并返回地球。这项任务也得在2020年之前完成。
任何时候都要发扬航天精神
目前，我国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航天大国，有进入太空的能力，有利用太空的能力，也有控制太空的能力。这些成绩的背后，离不开中央的关怀和正确决策，也离不开千千万万科研人员所凝聚起来的航天精神。
中央曾提出“两弹一星”精神，即“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但中国航天工程立项时，也就是研发“神一”的时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拿出一种特别的精神来做。这就是中央总结提出的载人航天精神，叫“四个特别”，即“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
飞船的队伍一直都是贯彻实现航天精神的典范，却因此得到了一个“不好”的名声——总是加班。我们经常调侃自己是“星期六肯定加班，星期天加不加班不肯定”。
在与德国人交流时，对方问我：“戚先生，你们真有本事，一年发射两个飞船！有什么好办法，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
我说：“第一，我不能讲；第二，讲了你们也做不到。”
他说：“我们德国人不比你们中国人差，怎么你们中国人能做到，我们做不到？”
我说：“我去过德国，一周里，星期一、星期五不做重要的工作，重要工作都放在中间的几天做。中国人是白天干活，晚上干活。星期六、星期天、过节都干活。”
他说：“那违反《劳动法》。”
我说：“我们凭什么能赶上你，就是凭着这个精神。”
他听后，更加佩服中国人。
这个精神，是我们中国航天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特殊需要的时候所具有的特别精神。比如，“神五”发射之前正是“非典”肆虐的时候，我们上百人的队伍绝对不能有一个受到感染。因此，连续几个月，我们全在招待所住着，没有一个人回家。这需要一种特别的精神。
“神五”发射成功后，胡锦涛同志特地给我们写了一封信，信中将航天精神概括为五句话：
“热爱祖国，为国争光的坚定信念；勇于攀登，敢于超越的进取意识；科学求实，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的大局观念；淡泊名利，默默奉献的崇高品质。”
我深刻体会到，这五句话概括中国航天人在正常情况下所坚守的航天精神，再恰当不过了。
（作者时任神舟飞船总设计师 于洋/整理）
傅志寰 父亲开火车，我造火车——“书生部长”傅志寰的铁路记忆
傅志寰，铁路专家，1998年至2003年任铁道部部长，铁路大提速的主要推动者和决策者之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主持设计、试制了韶山一型至韶山四型电力机车以及我国第一列电动车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铁道部工作期间，组织开发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力机车、内燃机车、货车等20余种产品，形成国产品牌系列，适应了货运重载客车提速的需要；在铁道部担任领导期间全力推动铁路提速，遵循开发高速重在安全技术的科学理念，并且组织筹划青藏铁路早期建设工作，为建成世界上海拔最高、距离最长的高原铁路作出了贡献。1999年在他的领导下，开工建设了中国第一条时速200-300公里的秦皇岛至沈阳客运专线，组成高速铁路，研制了高速电动车组，三年后在这条铁路上创造了321.5公里/小时的当时中国铁路第一速。
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俄罗斯交通科学院院士、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从2003年3月，到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任主任委员，五年里组织审议和起草了30多部法律，开展了经济监督工作；2009年被选为中国节能协会理事长，组织开展调查研究宣传培训、咨询服务、节能技术开发及推广活动。几年来他致力于从事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研究，取得了多项成果。
“我是听着火车汽笛声长大的”
主持人：在2003年的时候，您离开了铁路工作。我很想知道您现在看到火车、看到铁路，是不是还会有不太一样的感情？
傅志寰：我出生于铁路世家，从小就在铁路边上长大的，也可以说是听汽笛声长大的。后来我在铁路工作了42年。如果从小时候算起，我跟铁路打交道已经有六十几年了，所以我对铁路的情结非常深，可以说是难以割舍的。
主持人：当您在铁路边上长大、在铁路边玩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今后这么长时间的人生都会跟铁路有关联？
傅志寰：小时候没有想到，就是有兴趣、就是玩。我出生在哈尔滨，父亲是火车司机，家里生活条件也是比较差的。那时候也没什么幼儿园，经常跟邻居的小朋友跑到火车站去，在空车厢里边跑来跑去、跑上跑下玩。没什么事干了，就捡个钉子放在钢轨上，火车一过去压扁了，自己再修理修理，就做成了一把小刀，很有趣。
主持人：当时更多是把火车看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伴随着自己成长的一种存在，那么在您的印象里，那时候的火车是什么样的？
傅志寰：那个时候的火车就是蒸汽机车，车厢里非常简陋。我们家就在铁路边上，一天到晚都能听见“扑哧、扑哧”的蒸汽声，虽然是噪声，但我已经习惯了，如果听不到反而睡不踏实。
“坐着火车去苏联学造火车”
1955年高中毕业后，傅志寰被选送到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一年后去了苏联，在莫斯科铁道学院铁路电气化系学习，从此和电力机车结下了不解之缘。留学是年轻人的梦想，1957年对傅志寰来说是难忘的一年。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了中国留学生，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领袖的殷切期望激励了他的一生，傅志寰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努力克服语言方面的困难，起早贪黑地苦读。到了二年级各门功课全优，三年级时他的照片上了系里的光荣榜。
主持人：看得出来您对铁路对于火车真的是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在参加高考的时候才会报考唐山铁道学院蒸汽机车制造专业。
傅志寰：对。我有个志向，不想离开铁路，而且要超过自己的父亲。他是开火车的，我应该是造火车的，所以1955年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报考了唐山铁道学院，专业就是蒸汽机车制造。但没去成，因为此时要选拔一批人当留苏预备生，我的成绩比较好，而且年纪小，经过体检、政审，就被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今北京外语大学外语学院）录取了，学校就在魏公村，学了一年。
主持人：这一年的学习结束之后，您就坐着火车去苏联学造火车？
傅志寰：那时候飞机很少，几乎没有别的选择，所有的留学生不管学什么专业，都是坐火车去的，而且是专列，一个专列有1000多人。这对我来说比较特殊，因为我是学铁路的。在满洲里要换乘苏联的火车，它跟我们的不大一样，是由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牵引的。当时在国内还没有，所以火车头对我来说很新鲜。那时火车到站一般都停十几分钟，只要一停，我就跑到前边去，看看未来要学习制造的电力机车。去苏联一路共花费了七天时间，其中在苏联境内有五天，大家都感到很枯燥，唯独我感到非常有意思。不管是蒸汽机车还是内燃机车、电力机车，我都非常有兴趣。
主持人：所以您能够去苏联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心里是不是觉得很幸福？
傅志寰：当然了，像我们家庭是比较困难的，解放以后升大学还是有可能的，因为我成绩也还不错，可以拿到奖学金，但是从来没想到要到苏联去学习。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说法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是非常深入人心的，特别是年轻人，都特别向往到苏联去看一看，更甭提到苏联去学习了。
主持人：到了苏联遇到了哪些困难，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傅志寰：头一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虽然在北京学了一年俄语，但是这点儿基础知识对于上大学来讲是远远不够用的。开始听课的时候基本听不懂，更没法做笔记，只能下课以后借苏联同学的笔记看。
主持人：这样的感受应该是挺难过的，一方面是自己求知若渴的心情，另外一方面只能看见老师的嘴唇在上下地张合，但是又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好在这一年过后您还是成了一名非常优秀的学生。
傅志寰：应该说成绩还可以吧。我们中国同学非常非常用功，到苏联学习很不容易。那个时候我们每个月的助学金是500卢布，500卢布是个什么含义？就相当于五六个、六七个工人的工资，也就是说可以养活五六个家庭。我们都知道这笔钱对国家来讲是来之不易的，所以大家都有一种紧迫感，既然来了一定要好好学习，学成了以后要报效国家。
主持人：那么当时您到了苏联除了学习之外，在观念上、在社会生活上，受到的最大的冲击是什么？
傅志寰：我们的中国同学当然包括我在内，所有的时间几乎都用在学习上面了。头一年语言没有过关，要补笔记、做作业，是非常辛苦的，我记得不到晚上一两点钟我们是不能上床的。开始的时候，考试成绩非常不好，所以拼命在学，就没有业余时间了。到了二年级稍微好一点，真正语言过关了是在三年级。一共大学上了五年，前两年非常吃力，后三年基础打得是相当好的，自由度比较大了。那时候苏联同学的业余活动是比较丰富的，但是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精力，他们对我们也不大理解，还给我们起外号，叫“面包干”。听着很难听，但我们觉得“面包干”就“面包干”吧，成绩好一点，知识多掌握一点，回去以后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课余之外偶尔还有人跳跳舞，这个不是我的强项。因为我是哈尔滨人，冬天假期的时候滑冰呀、滑雪呀，这是我的爱好，但是一旦开学了以后我都是全力以赴搞学习。
“田心是中国电力机车的摇篮，也是我最留恋的地方”
1961年，傅志寰毕业回国。为了报答国家的培养，他在志愿书中写道：“坚决服从祖国分配，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他被分到了位于湖南省的铁道部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并不在株洲市区，而在位于五公里外一个叫田心的小镇上。该所成立不过两年，老技术人员只有几名，其余为几个新来的大学毕业生，办公室也是借的。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处于困难时期，人们连肚子都吃不饱。然而，这些困难却没有影响满怀抱负的傅志寰的工作热情。
主持人：您在毕业回国分配志愿书上说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句话可能在现在的人听来更像是一句口号，在当时您写下这样的话是什么样的心情？
傅志寰：不光是我一个人，我们绝大多数都是这么写的，这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什么口号。如果说没有国家的培养，我们不可能留学，如果国家不给我们钱，我们也没有这么多精力全心全意把功课学好。我们不但是属于父母、属于家庭的，更是属于国家的，在这个时候不能和组织讲价钱。我们一同学习铁路电气化专业的五个人，分到北京的有三个，还有一个分到了鞍山，而我分到了株洲。株洲当时的条件是比较艰苦的，我被分到铁道部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这个所是1959年成立的，我是1961年毕业，所以我到这里的时候，它基本上刚刚组建，条件很差。办公室是借别人的，一个屋子里大概有20张办公桌，只有一部电话，还是由接线员接。电话的通话质量很差，声音要非常响才能让对方听到，一个人打电话，旁边都跟着听。像什么实验室也都没开始建。我在苏联买了很多很多书，因为当时电力专业刚刚起来，我觉得在国内可能找不到资料。大连那时候没有汽车，我就托运过来，和另外一个同事拉了一个板车，大概走了五公里，到火车站把书箱子拉回宿舍。
我这个人是爱火车的，非常热爱我的专业，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是我们国家比较早的制造电力车的地方，全国就这一家。既然我是学这个专业的，就没有打算离开，尽管当时条件比较艰苦，一方面工作，一方面还为填饱肚子发愁。我们很多宿舍都偷偷摸摸搞电炉子，买点萝卜、买点酱，但油是定量供应的，买不着，粮食则根本没有。饿极了只能煮点萝卜吃。
主持人：生活条件很艰苦，科研条件更艰苦。您在株洲的这23年间，其实取得了非常大的科研成果，田心那样一个小地方却成了中国电力机车的摇篮。
傅志寰：是的，应该是在1958年末、1959年初，出了第一台电力机车，后来又出了第二台。然而这两台车是不能用的，是“大跃进”时期为了赶时间，按照苏联的图纸造出来的。我赶上了第三台电力机车的制造过程。开始还有苏联专家，后来因为中苏关系比较紧张，苏联专家撤走了，把图纸也拿走了，怎么办呢？我们当时想：你们撕毁合同是你们不遵守信义，你走了那我没办法，但是你走了不等于我们干不出来！我们一方面愤怒，一方面自己干，大家都说要“愤发图强”，是“愤怒”的“愤”，不是“奋斗”的“奋”。我们这群人，原来的老工程师没搞过电力机车；当时有上海交大的一批毕业生，实际上也没有接触过电力机车，就在书本上学了一点；我比他们稍微强一点，实习过，看过电力机车是怎么造的，当然也是皮毛，开过电力机车。所以那时候就搞了很多很多实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也没有什么礼拜天，就是一门心思要把这个技术掌握住，一定要让机车过了关，一定要实现批量生产。所以那个时候劲头非常足。就这么着，跟他们在一起干了很多年，电力设施从无到有，我们自己的电力机车过了关，投入了批量生产。
傅志寰在株洲工作23年，最能表达这段时期感受的是他在多年后与老同志聚会时的讲话，他说：我们是从困难中走过来的，然而我们却非常自豪。虽然我们付出了很多，但是无怨无悔，尤其感到骄傲的是为我国铁路电气化事业作出了贡献，我们想想看，天上飞的是外国造的空客、波音飞机，地上跑的是奥迪、桑塔纳等国外品牌的汽车，但是在我们的铁道线上奔驰的是中华牌，是用我们的心血创造出来的新型机车。我们的付出得到了很大的回报，这个回报不是对个人的，而是对祖国的。他又说：田心虽然是个小地方，但它却是中国电力机车的摇篮，也是我奉献青春年华的地方。这里有我同甘共苦的朋友，是我最留恋的土地。
“再不提速，火车就没人坐了”
1981年，傅志寰去德国进修。一年里，他亲身体验到了时速200公里火车的竞争威力，德国发达的工业、优美的环境以及德国人对工作的认真态度。德国铁路为增强竞争能力，不断提高列车速度，这也开拓了他的思路。他说，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人家的列车像风一样呼啸而过，而我们的火车一路都是“咣当、咣当”的声音。德国之行让他眼界大开，同时也让傅志寰产生了一个想法：中国的铁路也应该达到这个速度。
主持人：一开始您是留苏的，在苏联学习到了很多先进技术。1981年到1982年期间，您又去德国进修了。这时候您还是在株洲工作的，这一次进修的感受跟当时去苏联又不太一样了吧？
傅志寰：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在这段时间我是“走资派”，挨批斗之后到车间劳动。平反后，我当了研究所的生产组组长，管科研。我认为自己当时还是很努力的，过去损失了很多时间，我要把时间赶回来，也搞了一些新产品，觉得自己还不错。然而到了德国以后才发现，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受到非常大的震动。
主持人：当时我们主要的差距在哪？
傅志寰：我们与世隔绝十几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认为自己还不错，闭门造车。等我到了德国以后发现，当时客车最高时速已经到达了200公里。德国高速公路很发达，我有一次坐着火车从波温到法兰克福，旁边就是高速公路，等于是我坐的火车和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在竞赛，看谁跑得快。所以我感到非常震撼，这十年，世界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落后了。
主持人：我们落后除了在速度上还有什么？
傅志寰：我们在技术上也落后了。我们还是用传统的技术，他们已经在用交流传动技术，技术上已经更新换代了。所以我回来之后组织了一个班子，研究交流传动技术。
主持人：刚才您也谈到了我们的电力机车是从无到有的，您从德国回来之后，再次开始了一种拼搏的状态。
傅志寰：我进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是在1961年，到德国去是1981年，已经20年了，这20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去那工作的时候只有七十几个人，等我从德国学习回来，已经七八百人了，壮大得很快。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来了一批新的大学毕业生。另外在实验手段上，我们上了很多实验室、可以做实验的工厂，自己的研究成果可以在工厂里把它试制出来，特别是一些零部件。
主持人：可以看得出来，说起在株洲这20多年的工作，您还是感到非常自豪的。
傅志寰：我吃了很多苦，我们加了很多班，作了很大的牺牲，但是回报应该说是加倍的，不光是对个人成长的回报，更主要的是向祖国贡献了新型的、大功率的、成熟的电力机车。
主持人：我们的铁路事业这么几十年来的发展，其实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确确实实地看到的，因为铁路在我们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中发挥着太大的作用了。1984年您调到了铁道部工作，在整个任职期间，您总共主持了四次大提速。您觉得速度对于我们的铁路来说意味着什么？
傅志寰：这个想法还是在德国学习的时候形成的，当时对我冲击最大的一个就是速度，另一个就是它的技术已经在升级换代了。回来以后，如果提速的话，作为一个电力机车研究所的副所长，我顶多是提提建议。但是我到了铁道部以后，开始在科技局当总工，后来当了局长，这个时候我的平台很大，资源比以前要多得多。所以这时我做了一些调研，发现还是一定要提速。当时我们改革开放已经起步了，而公路率先走向市场，因此建设速度比较快，我们的汽车产业也跟着发展起来了，高速公路也已经开始修了。这个时候如果铁路再不提速，我们还是像老牛破车一样的，火车就没人坐了。即便在德国，铁路应该说已经很发达了，但在高速公路的冲击下，虽然速度比较高、技术也比较先进，竞争能力也大大下降了，更何况是我们。所以我带着这个想法，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向铁道部党组提出建议，一定要提速。
客车大面积提速是傅志寰倾注心血的重点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铁路客车平均旅行时速只有48公里，最高时速徘徊在80-100公里，傅志寰认为，如果再不提速很多人会不再乘坐火车了。铁路提速是个系统工程，他参与领导了全路第一次大提速，此后又领导了三次大提速。除了提速，傅志寰还不懈地推动高速铁路建设，2002年秦皇岛至沈阳的客运专线铺轨成为我国高速铁路实验线，在这条铁路上，创造了当时中国铁路第一速。
主持人：在您的领导下，开工建设了我国第一条时速200-300公里的秦皇岛到沈阳客运专线高速铁路，之后我们看到在这条铁路上创造出了321.5公里的当时中国铁路第一速。这样一个速度之前您有没有想过？
傅志寰：在铁道部工作期间，我搞了四次大提速，但是这个提速受到很大的限制，时速只能提高到140-160公里，少数区段能提高到200公里。因为在既有的线路上，运输非常忙，没有时间改造。虽然，解决中国铁路问题，不建新线是不可能的，不建新线我们也是没有收入的，但是没钱怎么办？只能是改造。新建一条高速铁路恐怕要一个亿到两个亿，但是提速改造花的钱比较少，只要100万—200万元就解决了。当时只有这个条件。我在任期间搞了一条实验线，从秦皇岛到沈阳420公里左右，准备搞客运专线，酝酿时间相当长。1992年我们就开始对北京到上海这条铁路进行前期工作，有时候搞些规划、搞些设计，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上报。后来有一个机会要建沈阳到秦皇岛的铁路，当时定的速度大概250公里，经过几年努力，基本建成了，同时研制了“中华之星”先锋号，几个动车组实验速度达到了321公里，应该说在当时这个速度是很高的。
世界屋脊上的铁路
主持人：“速度”是一个关键词，除了更快之外还有更高。我们看到，在2000年至2003年的时候，您组织了青藏铁路的筹划和早期的建设工作。在世界屋脊上来建铁路，我们说它现在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距离最长的一条铁路，在建设过程中是特别艰苦的，从当时媒体的报道也可以看到，里面有特别感人、特别可歌可泣的故事。那么当时在建青藏铁路的时候遇到最大的难题在哪里？
傅志寰：这条铁路的建设很早就规划了。青藏铁路是从青海西宁到西藏的拉萨，前一段西宁到格尔木很早以前就建成了，这段海拔还不算高，格尔木也就是2800米。我们修这一段没有经验，很多铁道兵战士很勇敢，工作也非常积极，但是缺乏基本的知识，所以牺牲了不少人。如果再往上走，到4000米甚至5000米，最大的问题就是高原缺氧，后来又有新的问题，就是环境保护。还有一个是多年冻土。我在哈尔滨铁路局当过局长，在大兴安岭有一段铁路就是在冻土上面修的。夏天冻土融化，有很多水冒出来，铁路就下沉；到冬天它就胀起来了，鼓起一个包。如果不加整治的话，铁路是弯弯曲曲的，火车在上面没法跑。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不要使冻土融化。从60年代起，我们就有一批科研人员围绕这个问题开展攻关，我们在海拔4000多米有一个观测站，叫风火山观测站，他们一住就是30年，用他们辛勤的劳动攻克了这个难关。中国地图上到处都有铁路，唯独西藏没有，就是由于上面讲的几个难题没有解决。后来我们综合国力有所增强，也有钱了，而且西藏也有这个要求，要把铁路修到那里去。中央下了决心，就实现了开工建设。
主持人：这真的是一项非常伟大的工程。修铁路远远不是我们看到地面上铺一根铁轨这么简单的事情，这背后有无数的铁路人，从工程师到工人都为此付出了非常艰苦的努力，这才给了我们这么大的便捷。
傅志寰：青藏铁路凝结了很多人的心血。我认识一个人，他是青藏铁路中铁设计师，叫李金成。他身体不大好，有时候突然腿脚就不听使唤了，但是他的事业心非常强。因为青藏铁路要越过唐古拉山，这是整条铁路海拔最高的一点，在选线的时候有几种方案可以比较，要尽量从最低的地方越过唐古拉山。为了选择一条更好的方案，他便带人去选线。附近30公里开外是无人区，并且气候多变，虽然是四五月份却下着鹅毛大雪，稍微晚一点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能打着手电。结果那天他突然病情发作，走不动了，同时因为高原缺氧，每个人都没有力气，他让同伴先走，当然他的同伴是不干的。有时他只能靠自己慢慢爬，结果一天一夜才到了公路边，天亮的时候一辆汽车路过，把他送到了医院，如果再晚几个小时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结果他就这样选了一条新线，给国家节省了几个亿。像这样的生动的事例还是很多的。
“立了军令状，扭亏不了就走人”
1998年，傅志寰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那时铁路一方面运能紧张，另一方面运输经营多年亏损，管理体制僵化，市场竞争力不强，迫切需要确立新的发展思路。面对这样的困境，傅志寰立下了一张军令状，完成国务院的任务，三年扭亏，不然就下台。
主持人：因为您是工程师出身，做技术肯定没有问题，但任职铁道部长之后还要做很多决策上的工作，对您来说这其中最大的转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傅志寰：我当过七年副部长，管科技等，我的任务就是管好我这一摊。对于提速，我可以提建议、负责技术问题，至于有没有钱的话就不是我的事了。但是当了部长以后完全就不一样。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很多好的主意有的可以实现，有的就不能实现，部长就要搞好综合协调。在某种程度上，一把手和副手完全是两回事，压力非常大。我是1998年任部长的，一上任，我就碰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亚洲金融危机，原来我们是“铁老大”，人家求我们买票呀、运货呀，到了1998年我得去求别人——没货可运了。过去，人家到我这来，那个时候我要派人到工厂去，求他们给我点货源，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1998年长江流域的大水，东北松花江、嫩江也发大水，我们很多线路都冲没了，钢轨拧成麻花，以前从没有见过，那时候铁路是非常困难的。当时我有一个任务，总理给我下的任务是三年扭亏，结果一下子遇到这两个问题，所以我当时的压力是非常大。我就千方百计想办法，到第二年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实行改革，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调动大家积极性，把指标分解下去，不久形势好转，三年扭亏任务最终仅用两年完成。
主持人：您觉得让铁路扭亏是您在任部长期间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吗？
傅志寰：是难题之一，因为当时我们所有铁路局长、党委书记都来了，开大会，大家谈。扭亏指标层层分解，你得把它背回去。当时很多人认为不可能，但党组下决心了，一定要按照国务院领导要求办。中央电视台记者来采访我：如果说你实现不了诺言怎么办？我说，我带领党组成员集体辞职。如果铁路局完不成，我给它亮红牌。不行就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扭亏不了，也要走人。
主持人：那您当时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有底气吗？
傅志寰：这是个决心，只能如此了，因为对未来的形势我也不是那么清楚，但决心是必须下的，豁出去了。通过媒体，大家都知道傅志寰在那立了军令状，不行就下台。
“当一名称职的主任委员”
从2003年3月，傅志寰转到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工作。在任主任委员的五年期间，他组织审议和起草了多部法律，开展了经济监督工作。
主持人：在2003年的时候您转到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工作，任主任委员。五年任期中，您似乎并没有之前在铁道部任期那么受关注，但其实您也还是做了不少的事情。
傅志寰：当时我也没想到中央把我派到全国人大去工作，而且任财经委的主任委员，实际上我是不称职的。我是一个电力工程师，作为一个工程师我是合格的，但是我的知识面比较窄，对计划、对财政相当生疏。但既然把我放在这个岗位上，我还是要做好，于是开始拼命学习。
在我们那个委员会里有很多专家，有人当过财政部部长，有人当过国家计委副主任，有人当过外贸部部长。我是一把手，在业务上我不如人家，但是起码对有些问题，对形势、对下一步决策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所以要拼命学习。一是向书本学习，一是向我的副手学习，一是向年轻人学习。
主持人：我们看到在这五年的时间里，您组织审议和起草了30多部法律，开展了经济监督工作，虽然对您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但您还是非常地投入。
傅志寰：我在早上八九点以前肯定到，晚上6点才能离开办公室。
“当好一名老志愿者”
1957年11月17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了中国留学生，傅志寰那时在莫斯科铁道学院学习，他依然记得毛主席的话，“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番话影响了傅志寰的一生，虽然已经退休，但他依然希望能够不断发挥余热，为党和国家的事业作出自己的努力。
主持人：刚才您特别谈到了，在不同的角色转换中一直都没有放弃学习，一直都在不断地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角色中，您的梦想都在发生着转变。您说到小时候的梦想是“父亲开火车我造火车”，要超过父亲；后来任职铁道部的时候您说是给了自己一个托梦的平台；到了人大财经委，您希望自己能够当一个称职的主任委员。那么现在您的梦想是什么？
傅志寰：我现在的想法很简单，当好一个老志愿者。我2008年就从全国人大财经委退下来了，彻底离开公职了，但总是闲不住。我在欧美同学会帮助做些工作，后来中国监理协会换届，要找一个新的理事长，因为我在人大财经委工作的时候组织修订过节能法，这样就认识很多朋友，他们认为我还可以，就叫我去了。
主持人：我看到您有一本著作叫做《交通运输节能问题研究》，一下子把您现在从事的行业跟您这几十年以来从事的行业结合到了一起。这也是您到了节能协会之后进行的思考吗？
傅志寰：是的，对交通运输来讲，这几年发展很快，特别是汽车，数量急速上升。而汽油、柴油等很多高级能源，我们国内生产量是不够用的，要靠大量进口。我很关心这个问题，如果汽车发展多了、发展快了，需要的汽油多了，有可能影响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问题。那么我想，把交通运输和节能两者结合起来，做些工作还是很有意思的，因此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把我们任重道远的节能工作搞得更好一点，也算是发挥余热，给国家作更多贡献吧。
（口述者曾任铁道部部长 杨子楠/整理 稿件来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名人坊栏目）
陈埥 我的梦想和船有关——开放圆了青岛大造船梦
每个人都有梦想，我的梦想和船有关。
1983年，我怀揣着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工程专业的毕业证书和为祖国造大船的美好愿望，来到当时的青岛北海船厂（现改制为青岛北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北船重工）。我有幸亲身经历并参与了我国船舶制造行业的改革开放，见证了青岛大造船由梦想到现实的艰难历程。
世纪之梦
一百多年前，青岛船舶工业在青岛湾畔悄然诞生。公元1898年10月，一位德国造船技师在莱阳路段创建了一个小型修船所，以修造小船艇为主，兼修各种车辆，这就是今日北船重工最早的前身。
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青岛还没有在世界造船行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就是在国内造船行业中，青岛的造船能力也处于低端水平——只能建造1万吨以下、坞修2万吨左右的船舶。
作为青岛船舶工业的“龙头”，北船重工以修船而闻名国内外，曾创下国内修船多项纪录，但造船一直是“短板”，只能建造中小型船舶。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沙滩上建造了5000吨油轮“大庆409”号后，于1984年1月设立了造船部，同年12月成立造船分厂。由于没有船台和下水设施，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十几年间，仅制造过1000-2000吨货驳、400匹拖轮和小型渔轮等。直到1992年6月研制出船舶横向翻转下水滑道，暂时解决了船舶下水难题，建造的最大船舶为1万吨级货驳。
梦启海西湾
进入21世纪，是属于海洋的世纪，也是属于船舶工业的世纪。造船业作为现代工业的集大成者，被称为“综合工业之冠”。随着世界造船“重心西移”和大型船舶成为主流，国际船舶市场迅猛发展，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先后做出重要批示，要求加快船舶工业建设。作为国内造船业巨头，我们北船重工的上级集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船重工）把战略目标锁定在青岛海西湾，这与山东省和青岛市加快建设海西湾造修船基地的构想正好吻合。
海西湾地处北纬36°线——“船舶工业带”上，是胶州湾内的一个小海湾，其东、南、西三面受海西半岛环抱，被国内权威专家公认为国内最好的大型造修船基地选址。这里水深港阔，加之周围优良的自然环境，恰好满足了青岛造船人“建大坞、造大船”的愿望。
2001年7月13日晚，当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的喜讯传来时，青岛市民为成为协办城市承办奥帆赛而兴奋不已。而此时此刻，我除了具有和国人同样的振奋心情外，更感到了一份压力、一份责任。因为这也意味着早被国际帆联和青岛市一致看好作为奥帆赛场馆之地的北海船厂，将面临着整体搬迁、提前搬迁的双重困难。对此，我们从企业长远发展出发，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地与青岛市政府沟通，共同筹划，最终确定了“成功举办奥帆赛，船舶工业大发展”的“双赢”目标。正是有了这一共识，市政府给了公司合理的搬迁补偿；正是有了这一共识，海西湾这块得天独厚的宝地被规划为造修船基地，并给予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和优惠待遇。我公司从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提前完成了企业的整体搬迁，满足了奥运场馆提前开工建设的需要。
自2003年起，“搬迁、建厂、经营生产”三条战线同步推进。专门成立了海西湾分部，从全厂各部门抽调得力人员，加快推进工程建设、设备配套及生活设施和各项生产准备工作。早期建厂条件异常艰苦，工地办公室就设在一辆报废的旧班车上，建厂人员吃住在临时搭起的板房里，没有节假日，潮涨潮落就是他们的作息表。他们指挥协调各施工单位，围堰填海，建码头、筑大坞、盖厂房，将昔日的荒山滩涂变成了今日现代化的造修船基地。
在搬迁过程中，我们努力缩短停产或局部停产的时间，以保持市场的连续和队伍的稳定。新厂修船工作在取得良好开局后，边适应、边改革、边提高。造船分厂则走出去寻找开辟新的生产场地，通过合作、联合等形式，“借窝下蛋”，维持分厂经营生产的运转，保住客户和市场。搬迁期间，整个企业经营生产没有停顿，实现了平稳过渡。2003年完成工业总产值非但没降，还比上年略有增长，实现利润为年计划的3.25倍。2004年又超额完成了集团公司下达的经济考核指标，利润比上年继续增长。
2005年7月5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来公司视察时，在听取我的汇报和参观了即将投入试生产的30万吨修船大坞后，欣然为基地题名，书写了“海西湾造船基地”。7月26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项目建议书，项目总投资74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61亿元。主要建设50万吨、30万吨造船坞各1座，建设30万吨、15万吨修船坞各1座，原有10万吨浮船坞1座经搬迁改造投入使用。
凤凰涅槃
按照“总体规划，一次建成，分阶段投入生产”的原则，2003年底，修船码头竣工。2005年6月，两座修船坞基本竣工，修船厂房和游艇、船机新建厂房投入使用，水电道路等配套条件基本具备，修船区、游艇船机区基本建成投产。其中仅修船区面积就达40公顷，相当于原市区老厂整个面积。造船区建设于2005年底启动，2009年12月主要生产设施基本建成投产。至此，整个新厂陆域面积330余公顷，码头岸线长度5公里，形成了年造船能力近期204万载重吨（远期扩大到468万载重吨），修船212艘，建造海洋石油开采平台4座、救生艇500艘的生产能力。
北船重工新厂区东西4公里、南北宽约3公里，面积是原老厂区的6倍还多。在呈“凸”字形的布局中，北部是拥有国内最大修船坞30万吨、15万吨10万吨浮船坞的修船区；东部是配备国内一流造船生产流水线、厂房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的造船区和游艇船机区；西部昂然矗立的4台600吨门式起重机与气势恢宏的50万吨级、30万吨级造船大坞交相辉映，蔚为壮观。
为尽快提高企业在造船市场的知名度和竞争力，抓住海洋工程和造船市场复苏机遇，造船坞尚在建设中，我们就借助修15万吨大坞，先后承接建造了山东省当年所建造的吨位最大、技术含量最高的“齐鲁第一船”——10万吨级海上浮式生产储卸油轮、“亚洲第一驳”——3万吨导管架下水专用驳和国内最大的座底式海洋钻井平台——“中油海33”等8座平台，跻身我国海洋工程建造的先进行列。2007年公司一举承接了17艘18万吨散货船建造定单，入选当年世界造船企业前50强。2008年利用新建的50万吨造船大坞，同时开工建造两艘18万吨散货船，分别于2009年12月、2010年1月交付，填补了山东省不能批量建造大型机动船舶的空白。2010年批量完工交付8艘18万吨散货船，成为山东省首家年产量突破百万吨的造船企业，跻身当年中国造船企业十强。2011年开工建造18艘散货船，呈现批量化、多船型建造局面。2013年新承接船舶订单总量超过400万吨，位居全国造船企业新接订单前列，开工建造2艘25万载重吨矿砂船，再次改写山东省船舶建造最大吨位纪录。如今，北船重工生产的18万吨散货船被誉为“中国型散货船”，并在国际市场上小有名气。
修船方面，我们转方式，调结构，先后承接30万吨超大型油轮、世界最大的365万吨散货船和国内最大的3800吨浮吊以及滚装船、集装箱船、油船、化学品船等各种船舶的修理。涉足海工市场，完成了13万吨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轮和“渤海12”等多座钻井平台修理，2008年修船产值提前达到规划设计2亿美元生产纲领。近年来，连续完成了5艘超级油轮改装超大型矿砂船的改装项目和16艘马士基8000箱集装箱船改装10000箱的系列工程。先后完成了挪威汽车滚装船切断加长和英国冷藏船切断加长的系列改装工程，改装工程、海洋工程修理所占的修船产值比例已超过50％。修船市场遍及美、英、德、日、韩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船实力及产量稳居全国修船行业第一方阵。
船舶配套方面，公司作为亚洲救生艇生产研发规模最大、品种最多的龙头企业，一直稳居世界救生艇制造企业三甲之列。公司坚持“做强做精救生艇，争创世界知名品牌”的宗旨，每年都自主研发一批新产品，现已形成了四大系列、30多个品种型号的BH系列产品，年产量超过700艘，其中部分型号救生艇性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同时，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起了全球化服务网络。BH系列玻璃钢救生、救助艇被评为“青岛名牌”和“山东名牌”。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以修为主的船厂，一跃成为国家大型骨干造修船企业，目送着一艘艘崭新的巨轮驶出船厂，我和青岛广大市民盼望已久的大造船梦终于提前实现！回首我们30年走过的历程，尤其是搬迁海西湾新厂后这十年发生的巨变，深刻体会到，改革开放是决定我们当代命运的关键抉择。
（作者时任青岛北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林建平/整理）
赵平 与肿瘤生死交锋这些年
伴随现代科技飞跃式的进步，曾经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一个个被攻破。可是，还有一个疾病幽灵仍在全球各地四处徘徊，这就是癌症。国际权威数据显示，20世纪50年代，癌症的死亡率远低于心血管疾病；到20世纪末，由于心血管疾病诊治技术的提高，两者的死亡率已基本拉平。中国第三次全国死因回顾调查的数据表明，2003-2004年癌症已成为我国城市居民因疾病死亡的首位原因（占城市死亡总数的25.03％），癌症已经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一类重大疾病。
林县经验：癌症可防、可治的一道曙光
河南林县，我国太行山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20世纪50年代因“水不通、路不通和食管不通”而受到广泛关注。1957年，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在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上谈到，林县每三个男人或五个女人中就有一人死于食管癌，甚至发生同一村几户人家同日出殡的悲惨场景，真可谓“万户萧疏鬼唱歌”。更有甚者，林县蓄养的鸡、羊的食管也长癌。这一情况引起了在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958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成立新中国第一家肿瘤专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后改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医院刚刚挂牌，周总理就要求医院党委书记李冰同志（李克农之女）到林县蹲点，带领肿瘤医院阵容强大的防治专家长期在贫瘠、贫穷的太行山区驻扎。当年，医疗队员和群众一同喝苦井里的水，吃糠窝窝，住在四面透风的破庙中，他们怀着治病救人的赤诚之心在林县开展防癌普查，对可疑的食管癌患者进行拉网式排查和诊断治疗。终于，这批来自北京的医疗专家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林县11万人口30年间（1940-1970年）的食管癌死亡调查回顾，查明了导致食管癌的部分诱发因素。
根据专家的意见，政府和医务工作者大力改善居民的饮水、厕所卫生，转变人们的不良饮食习惯……随着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与河南省内的肿瘤专家协同作战，大力推行食管癌筛查和早诊早治，林县食管癌的发病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180.89人次/10万人下降到2003年的82.80人次/10万人，死亡率从133.07人次/10万人下降到59.60人次/10万人，创造了全世界防治癌症的奇迹，打破了当时癌症不能预防、不能治疗的定论。
林县癌症防治的综合治理模式，在中国乃至世界癌症防治史上都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医务人员一批接一批坚守在太行山区开展防治，从未间断。不仅如此，几十年间，他们还努力帮助当地培训医务人员，协助组建“地方武装”，留下了一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林县有个不起眼的小村子——姚村，村里有个不大的卫生院，肿瘤医院的医生手把手地教会了这些乡村医生做食管癌手术。
几十年过去，今天的姚村卫生院已经发展成以食管癌诊治为主的中等规模医院。一位外国卫生部部长到此参观后感叹道：
“这是世界的奇迹，一个乡村医院居然每年可以完成上千例食管癌手术，真不可思议！”
确实，每年可以完成这么多例食管癌手术的三甲医院在中国也不多见。在医改不断深化的今天，重温“林县经验”带给我们的启发是：只有重心下沉，中国才能保证13亿人口的基本医疗得以平稳推进。
此后，“林县经验”这一癌症高发现场研究和综合防治的杰作，又相继在山西襄垣、江苏启东、云南个旧、河北磁县等许多肿瘤高发地区先后复制并获成功。实践证明，控制癌症采用预防为主，研究引路，防治并重这一策略是切实可行的。中国医科院肿瘤研究所和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在林县合作了30多年，林县食管癌高发区的防治经验已获得国际上的认可：要了解食管癌的防控，请到中国的研究现场去！
三次全国肿瘤大调查：成果与思考
1969年，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正式成立，李冰担任主任。
1973年，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第一次以恶性肿瘤为重点的居民死因调查回顾，覆盖8亿人口。当时，研究人员争取到各级党政部门的支持，发动了数十万基层卫生人员和“赤脚医生”参与调查。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1979年中国第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编辑出版，这是中国肿瘤史上的一项创举。该书还翻译成英文版并对外发行，在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世纪90年代初，又展开了第二次调查。通过这两次调查，基本摸清了肿瘤在国内的流行发病规律和分布特征，为肿瘤防治工作打下了科学基础，对制定我国的肿瘤防控规划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带动中国肿瘤防控事业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令人遗憾的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这套业已建立起来的肿瘤防控体系因种种原因未能保持持续发展的态势。以肿瘤登记为例，继前两次大规模调查之后，很多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再继续进行肿瘤登记工作，即使在少数保留了肿瘤登记工作的地区，登记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也存在不少问题。那些被实践证明有效的科学宣教、危险因素研究、肿瘤筛查和早诊早治等综合措施也没能继续下来。其结果是，大多数患者就诊时已经是中晚期，这就意味着更为高昂的治疗费用、更加痛苦的治疗过程和难以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
令人欣慰的是，2006年在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领导下，国家卫生部、科技部联合开展了全国第三次死因回顾抽样调查，我当时担任执行办公室主任。这次调查对于新时期中国的癌症防治意义深远。在第二次调查过去后的十多年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的健康状况和疾病模式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再次凸显癌症发病的增多和分布的差异。因此，启动新一次全国性调查是非常必要的。正如当年周总理所说：“向癌症开战，首先要知道敌人在哪里，这样才能打赢！”
十年一剑：中国国家癌症中心的创立
2001年5月，我从北京协和医院调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任院长、肿瘤研究所所长，同时出任卫生部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以下简称防治办）主任。防治办在全国各省都有分支机构，但由于经费少、待遇低，人员纷纷流失，当时全国范围内的防治办工作人员也只剩下区区100名。我刚进肿瘤医院时，肿瘤研究所的预防研究人员已经寥寥无几了，预防经费更是捉襟见肘。时任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孔灵芝描述当时的情况时说，目前维持较好的只占全部的三分之一，处于半瘫痪的也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根本无法维持。所以，当时出现了一种令我们十分尴尬又无奈的状况：一方面，肿瘤患者越来越多，医院应接不暇；另一方面，肿瘤防治的队伍溃不成军。
2002年，卫生部曾一度考虑解散国家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卫生部疾控局局长齐小秋、副局长孔灵芝曾专门就此事到医院找我商议。我说：
“有没有防治办这个名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机构能够行使预防为主、早诊早治的功能。眼下的情况确实很糟，但肿瘤发病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振作起来，加强肿瘤预防功能的建设。”
为此我提出，可以考虑借鉴国际经验，筹建国家癌症中心，重新组织、整合中国肿瘤的预防、研究和医疗队伍。齐小秋局长、孔灵芝副局长当即表示赞同。从这时起，成立国家癌症中心成为了我们长达十年的奋斗目标。
我们首先认真研究了世界各国国家癌症中心的情况。美国在1937年成立了国立癌症研究所，领导美国癌症研究和组织工作；日本于1962年组建了国家癌症中心，韩国则在2001年成立了国家癌症中心。从国际经验来看，国家癌症中心对引领一国的癌症防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中国而言，尤其需要国家癌症中心这样的专业机构来统筹全国的癌症预防与控制工作。
当时我刚到医科院肿瘤医院不久，还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个“国家癌症中心梦”能够实现。肿瘤研究所有位教授半开玩笑地对我说：
“这件事几代人想过但都没有做，这次要是真成功了，我给你塑个像。”
此后不久，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席卷国内，我带领全院医务人员投入到“非典”一线，无暇旁顾，筹建国家癌症中心的事也就暂时搁置下来，但这个梦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2005年，抗击“非典”的战斗结束后不久，我在肿瘤医院职代会上提出成立国家癌症中心的设想。经投票批准后，我们又将这一设想上报给主管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国家卫生部。当时，医科院和卫生部负责审批的同志都劝我们不要办这件事，因为国家严格规定不许再建国字号的机构。我说：
“面对中国严峻的癌症形势，实事求是地说确实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机构。不管最后结果如何，我们还是要不遗余力去争取。”
2006年，我向吴仪副总理当面详细汇报筹建国家癌症中心的想法时，特别强调道：
“根据中国肿瘤防控的形势，目前的防控机构、功能和队伍已经不能适应严峻形势的需要。”
吴仪副总理沉思许久后说：“我支持你。”
随后，在国家卫生部上报“关于筹建国家癌症中心”的申请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吴仪副总理、华建敏秘书长都签署了明确的意见。接下来，因为筹办过程中的一些具体困难，我还向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克强写信“求助”。在李克强同志的指示督办下，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最终于2009年正式批复同意组建国家癌症中心。
2011年8月，卫生部正式下发通知，成立国家癌症中心。十年一剑，想到中心的成立即将对中国癌症的防控事业产生重要积极的作用，我激动不已。有意思的是，获悉中心成立的喜讯后，当年那位教授没有食言，真的给我做了一座雕像。我把这个“小小的我”摆到了书柜里，也作为这条跋涉了十年之路的一个“见证人”吧。
医院改革：让机制发挥潜力
2001年5月，我被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本来，我对当院长并不感兴趣，但是那位我十分敬重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的老院长对我说：
“再好的大夫一生中能救多少病人？如果管好一个医院，能够救治更多的病人。”
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尽管我对这种提法并不“感冒”，但这多少反映出人们对一个新上任干部的期待和评价。
我到任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环境治理”。当时，门诊楼看病十分拥挤，而这栋楼的四、五层却住着200名本院职工。窗口挂着背心、裤衩，如同“万国旗”，楼道里还有许多煤气罐用来煮饭，墙上贴的报纸满是油污，听说这已经成为困扰历届院领导的老大难问题。不久，我请他们统统搬了出去，有人说这是新院长烧的“第一把火”。其实，通过这件事，我感到医院的“环境治理”已是众望所归。
“第二把火”是改革分配机制。分配机制是医院运行的“变速箱”。2000年肿瘤医院总收入三亿元，人均年收入还不到三万元。怎么办？很简单——奖勤罚懒，奖金上不封顶。我曾在很多场合对大家说：“医生绝不能以赚钱为目标，但医院会努力让薪酬体现出你们的价值。”这样一来，员工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医院软懒散的状态也明显得到改变：医护人员不再天天盯时间等着下班发班车，而是精神饱满、加班加点地为病人服务，医院的工作质量、效率，连同业务收入快速提升。病人满意、员工满意，医院的运行很快进入到良性循环状态。10年间，肿瘤医院的年收入和员工收入都增长了七八倍。当医生护士们不用再天天为柴米油盐而算计时，就会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病人。
“第三把火”是抗击“非典”。当年，肆虐大半个中国的“非典”对肿瘤医院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为了稳定军心，院领导和大家一同站在最前线迎战“非典”。整个抗击“非典”期间，肿瘤医院医护人员的感人事迹比比皆是，院里一位大夫，婚后第二天就进入“非典”病房投入抗击“非典”的战斗。我们还组建了两支专家团队为“非典”中心出谋划策，采用中药和升白血球的药物控制“非典”病人的症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肿瘤医院取得了三个零的好成绩：“非典”病人零死亡、住院肿瘤病人零感染、全体员工零感染。
以制度之“药”对治腐败之“瘤”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从北京协和医院“空降”到肿瘤医院任院长时，算得上是临危受命。那时，肿瘤医院发生了建院以来医疗卫生系统的一桩“天字号”贪腐案：一个住院处的工作人员贪污了1000万元。从我上任伊始，卫生部监察局就密切关注着医院的一举一动。腐败也如同癌症，侵袭和转移无处不在。
要管理好这么重要的一家医院，光有足够的信心是不够的。为此我在赴任前对自己“约法三章”。例如，任院长期间不参与医院福利分房；不将自己的亲属转到肿瘤医院工作；不用院里的配车，仍然开自己的小奥拓上下班；只按看门人的标准拿奖金；进院头三个月内不进手术室；等等。上任前，组织部门曾建议我院长、书记一肩挑，我没有接受，因为担心这样一来党的监督保障作用会名存实亡。
上梁不正下梁歪，打铁还须自身硬；想反腐，领导班子首先要廉政。为了防止腐败再次上演，我在制度建设中首先向自己这个院长开刀，给自己戴上了防腐的“紧箍咒”。为此，我修改了以往一把手“一支笔”的做法，制定了“决策者不运作，运作者不能决策”的新机制，从制度设计上改变了以往一个人说了算的现象，有效遏制了商业贿赂的发生。
“审计风暴”时，审计署的同志曾问我：
“为什么你不管基建、不管药品、不管耗材、不管设备？”
我说：“上述每项具体工作都由两位院级领导具体分管，但是，他们都归我管，我要负法人责任。”
实践证明，这套机制对于防止医院内的腐败是行之有效的。例如，医院建筑竞标，我会安排各分管院领导参与，但自己不参加评标；医院基建工作则由分管后勤和医疗的副院长共同负责，我不会直接和对方谈价。但是，如果我发现报价太高，就会让总会计师去询价，一旦发现同等品质有价格更低的，我会责令执行人员给予解释。当年，肿瘤医院新外科大楼的建设采用的就是这一模式。事实证明，新外科大楼的建筑质量提升了档次，但造价仍控制在预算范围内，并得到国家发改委的表扬。这套经验后来也被全国许多医院效仿。
一般而言，群众总是敬畏领导，那么如何让有权力的领导不敢腐败？为此我提议：领导班子要接受职工代表面对面质询。开始，这项提议被院长办公会否定了，担心这样会给医院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对此我很坚持，因为只有心里有鬼，才会害怕面对群众。经过一年时间做工作，下决心力推，最后大家终于接受了，并且坚持至今。
为了进一步推进科学民主决策，我们还成立了医院行政事务管理委员会，包括院内中层干部、科室主任等20多位委员；另外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中组部、卫生部、医科院的七位领导担任院外委员。委员会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对于医院人财物等方面的“大事”进行科学论证和民主商议，最后再上院长办公会做决定。委员会采取自主轮换制，自主选择轮值主席，轮值主席列席院长办公会。医院所有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委员会论证后提交院长办公会。按规定，医院行政事务管理委员会可以提出弹劾院长，但无权任命院长。事实证明，医院行政事务管理委员会的建立对于减少医院决策失误、预防腐败发挥了积极作用，新华社也曾为此做过专门报道。
医疗工作需要大胆创新
改变住院难问题是中国医改的重要命题。中国癌症发病上升的现状使越来越多的患者向大城市、大医院集聚。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患者一床难求，医院不堪重负。
2001年8月，我刚进肿瘤医院百天，在《健康报》《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上作出公开承诺：要着力缓解肿瘤患者看病难、住院难和手术难的问题。
为此，在上级领导和有关各方的鼓励下，我大胆尝试与民营医院合作，互相取长补短，共同解决肿瘤病人的医疗问题。在这样的思路下办起来的民营三环肿瘤医院，不花政府一分钱，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扶助下每年可以解决一万多名肿瘤患者的住院问题。我院负责保证这些患者的治疗不低于医科院肿瘤医院的水平，治疗费用不超过我院标准。2011年7月1日的新华社大参考中，围绕我们的做法详细介绍了公立医院扶植民营医院的成功经验。目前，三环肿瘤医院已经成为全国民营医院的典范。
医改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2008年，我刚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组织上安排我就新一轮医改问题向习近平同志做汇报。我在汇报中说：前一轮医改并非像有人所言是完全失败的。在当时我国经济非常拮据的情况下，通过简政放权，提高效率，大大刺激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许多破旧不堪的医院焕然一新，医疗设施也紧跟国际先进水平。这是中国医院重要的发展高峰期，为今天的医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医疗领域存在的严重问题。例如：医院通过增加医疗收入寻求发展，政府又忽略了正向引导和有效监管，导致医院出现过度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增加了病人负担，老百姓感觉到看病难、看病贵。所以，医改不仅仅是医疗问题，也是重大的社会课题，是一个伴随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断完善的过程。
这些年来，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在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数十次调研、认真了解全国各地发生的真实情况基础上，多次在全国政协常委会、双周座谈会、专题研讨会上发言，献计献策，提出了不少有针对性的建议。其中，关于中国医改要重心下沉，要注意夯实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要继续加强农村卫生队伍的建设，强化培养村来村去的农村医生教育体系等建议，都已经被陆续采纳并付诸实施。
医患之间要结为“生死之交”
我从医至今已经40多年了。有许多老“病友”已经成为老朋友。记得我还在做实习医生时，一个年轻的病人在我的面前离去，当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哭得稀里哗啦。从那时起，我发誓要做一个好大夫，无论再难也一定要尽全力拯救病人生命。面对疾病，我的信念是医生要和病人结成生死之交，共同面对。从医生角度来说，不仅要在医术上精益求精去争取治愈，还要把决不放弃的信念自始至终传递给患者，让病人鼓起生存的勇气。
1996年，我在协和医院接待一位来自葫芦岛的胰腺肿瘤患者。她说当地医院讲治不了，把她给“撵”出来了。当时我的老师也认为手术很难做，但我还是收下这位患者并成功为她切除了肿瘤。13年后她肿瘤复发，又到肿瘤医院找到我。当时我已经是院长了，复发的胰腺肿瘤手术难度极大，许多人劝我不要冒这个险。有同事说：“这年头，手术失败会让你这个院长很难堪。”我在病人生命与个人得失之间反复权衡之后，最终还是鼓起勇气为病人开了刀。病人得救了，现在她每次到北京时总会想着来看看我。
20多年前，某省省委书记被诊断为胰腺癌送到北京。我接诊后从细微环节中发现是误诊，在他出院前，我又在检查中发现他的肾脏上长了一个瘤子，通过及时治疗使他得到治愈。从此，我们结为忘年之交，他每次到北京都会去医院找我。我想，这种重获生命的心情只有当事者才能真正体会。我亲历的例子还有很多，许多病友如同朋友联系不断。一个人的健康，除了身体的，还有心理的。从这个角度说，医生不仅开刀用药，还要做病人的知心朋友，爱护病人、尊重病人，给病人以希望。在肿瘤医院外科大楼的墙壁上，你能看到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这是我们医务人员对患者的庄严承诺。面对成千上万的患者，无论有钱没钱，无论有权没权，医生的原则必须是：一视同仁，治病救人。
万名医生肿瘤学培训项目
我从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后，本想松口气，但是中国癌症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又让我扛起秘书长、理事长的担子。
2009年我接任基金会秘书长后，注重改善基金会的运作模式，争取到慈善机构物资进出口免税资格，为争取国外的药品捐助创造了良好条件。短短几年，基金会接受的物资与资金就由人民币2000万元跃升至43亿元。这些年来，基金会已经将价值百亿元的药品捐赠给六万名癌症患者，为300万农村居民进行免费筛查和早诊早治，向上千名低收入患者提供了数百万元的救治资金。
与此同时，基金会还注重加强能力建设，吸收了多位医院院长、院士和高级专家教授加盟理事会，还引进了不少年富力强的青年才俊充实工作团队。去年，我们得到2000万元人民币的捐赠，设立了万名医生肿瘤学培训项目。分级诊疗是医改的战略措施，将大病留在县域医疗，必须紧抓县域医疗的能力建设。
癌症是当今诊断与治疗最困难的疾病，无论是诊断错误或者治疗有误，治疗不足或者过度，都将给肿瘤病人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为此我们组织全国肿瘤临床专家，在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为1000个县培训一万名县级医生，提高他们的肿瘤诊治能力，让更多的基层民众获益。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000名医生的培训，收到良好效果。
现在，基金会承担的许多工作都是开拓性的，无论是肿瘤预防与控制，还是非公医疗机构的发展，都是崭新的挑战。正所谓：壮心无复在千里，老气尚能横九州。我以这两句诗作为自勉，愿穷尽毕生，行进在这条“抗癌”之路上。
（作者时任中国癌症基金会理事长 潘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