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三棱镜

最近台湾有许多人写文章，谈论一九四九年前后中国发生的事情，揣测缘由，也许是共和国庆祝建国六十年引起。凑巧台湾在这一年之内有三本书问世，都与“一九四九”有关，它们被人相提并论。一本是齐邦媛教授写的《巨流河》，一本是龙应台女士写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还有一本是我的《文学江湖》。

主编希望找作家谈谈这三本书的内容，这三本书反映的时代背景，以及它们的写作技巧，提供给读者增添话题，褒贬春秋，用意甚美。既然我是三本书的作者之一，似乎应该婉谢召唤，但是我读了《巨流河》和《大江大海》，有很多感受希望与同仁共享，这么一个发表的园地可遇难求；再说我也自信在“得失寸心”和“旁观者清”之间能寻求平衡，终于还是担当下来。

用“一九四九”作这三本书的标签，它是个很笼统的时间观念，上溯八年抗战“中国惨胜、日本惨败”，下及台湾的高压统治、生聚教训。如果用我书中的话来表示，那就是“我们怎么会到台湾来，我们来到台湾又怎么样了”。在这里，“一九四九”是一个符号，代表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我们可以联想文学家常说的“三十年代”，它也是一个符号，几乎可以由五四运动说到抗战胜利。

话说一九四九这年，国共内战第四年，中共领导的解放军渡过长江，席卷南中国，并在西北和西南取得完全的胜利。这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十二月，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府退至台湾，大批军民随行，形成近代史上罕见的集体迁徙。史家说，共军以三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夺得全国城市的百分之五十一，然后以半年时间，夺得其余百分之四十九，第四年进展神速，以致谈说那一段时局的人言必称“一九四九”。

“一九四九”之后，台湾出现保密防谍“白色恐怖”，大陆出现“镇压反革命”、“反右”乃至“文化大革命”，这就对“除旧布新”的关键时刻“一九四九”，形成不可承受之重，全国苍生各有“夜半心头之一声”。《巨流河》、《大江大海》、《文学江湖》三本书的作者都是台湾“外省人”，三人的视角有广有狭，在大陆的论者看来，总是出走者流亡者的口吻，龙应台女士更坦率地表示，她写出“失败者的故事”。三本书的局限在此，三本书的贡献也在此，今日何日，中国人应该对下面这一句格言深会于心：“只读一本书的人是可怕的！”至少我们住在自由环境里的人要满足求知的欲望，日知其所亡，补修学分，多出来三本书比当初只有“一本书”好，当然，以后再有三本更好。

先说《巨流河》，这本书可以说是齐邦媛教授的自传，虽然书名并无明白标示，封底介绍告诉我们这是“家族记忆史”、“女性奋斗史”，因此要了解这本书的特色，就得了解齐教授的经验阅历。她是辽宁省铁岭县人，铁岭在沈阳的外围，巨流河从中间流过，这条大河今名辽河，在著作者心目中，它是东北的“母亲河”，以河名为书名，可见怀乡的心情。当然这个名词的意义延伸了，暗指汹涌的时潮，遥远的跋涉，也许还有一往直前、惟精惟一的学术生涯。

齐教授先由她的故乡和家世写起，对她的父亲齐世英先生着墨较多。齐公早年留学日本、德国，思想新颖，回国后想改革东北三省的军政，参加了东北将领郭松龄领导的兵变，打算推翻当时东北的军阀领袖张作霖。巨流河一役兵败，郭将军被杀，齐老先生带领家人流亡，多次改名换姓逃避追捕。齐教授的文笔锐敏、深沉、细腻、简练兼而有之，我们开始看见全书的风格。齐老先生痛惜兵变失败，否则中国东北以后的变局、乱局、危局也许不会发生，表达了东北人独特的史观。

以后她历经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七七事变，胜利后的国共冲突和全面内战，书中甚少正面表述。到了台湾以后，对高压统治，省籍观念，改革运动（尽管她的老太爷参加了此一运动），乃至政权轮替，也都表现得淡然甚或漠然。“曾经巨流难为水”，她的叙写贴近这条主线，也就是她家无休止的漂泊，她说，“我的故乡只在歌声里”，这首歌就是流亡三部曲第一首《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由于齐老太爷是重要的政治人物，齐家每一次流亡都是政局变化造成，“在我生长的家庭，革命与爱情是出生入死的！”国运家运，密切相连，一部中国现代史也就在她个人遭遇中隐隐现现，挥之不去。但是她把这本书写成浊水中的青莲，不垢不染。

《巨流河》中的父亲，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最成功的形象，齐老一生率领志同道合的人出生入死，国而忘家，最后都被大浪淘尽，书中说：“那些在我的婚宴上举杯为我祝贺的人，也是我父亲晚年举起酒杯就落泪的人。”这句话我拭泪重读，暗想今世何处再找这样重道义而有性情的领导人。现代作家写母亲写得很多，也写得很好，写父亲就写得很少，也很难写好。虽然齐府这位老太爷散见于本书六百页之中，并非集中独立成篇，但读者自行“拼贴”，如在其上，如在左右。

书中还有一位可能在文学上不朽的人物，他叫张大飞，是中国空军的飞行员。

张大飞原名张大非，他的父亲在东北做警察局长，多次掩护抗日分子脱险，终于被日本特务发觉，处以极刑，行刑的方式是浇上汽油活活烧死。张大非承受这种致命的打击，流亡关内，经东北人创办的流亡中学收容，得齐府温情照顾。他后来投考空军官校，成为一名杰出的飞行员，选入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第十四航空队服役，对日作战。国仇家恨使他刻意选择了这个最危险的职务，他认为只有空军才可以飞临敌人的阵地、后方乃至本土，进行最直接的攻击。

初中时代的齐教授就和“张大非”是玩伴，直到大学时代“张大飞”殉职为止，两人见面不多，通信无数，齐教授在书中称张大飞为笔友，张大飞是“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亵渎的巨大形象”。或者读者可以想象，两人由“无猜”到“眼波才动被人猜”，年龄与情绪同步，在那个时代，青年人的情意颇似中古时代的骑士与公主，总是形迹甚远，心灵甚近，几乎可说是一种宗教情怀。他们最后一面，张大飞在出动执行任务之前突然出现，几乎是匆匆一瞥，立即登上吉普车绝尘而去，这一面淡淡白描，读来却令人回肠荡气。这一次张大飞升空作战，再没有回来。

张大飞屡立战功，出师虽捷，身仍先死，他在河南信阳上空殉职，未能亲见抗战胜利。书中写张大飞噩耗用淡墨，后来写张大飞殉职两周年纪念，读者就在作者的含蓄内敛之后感受到巨大的反作用力。张大飞自知必死，“深恐多情累美人”，正是情深之极。大学读书时代的齐邦媛经过眉山，想起苏东坡，她在东坡先生的诗词中想到的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直到本书末章“印证今生”，犹有一段写的是到南京“空军抗日烈士纪念馆”看张大飞刻在纪念碑上的名字，可谓伏脉万里。书中凡有“张大飞”三个字出现之处，文字虽少，张力饱满，不尽之意如烟云满纸。有人把所有写到张大飞的地方，虽只字词组也用红线画出来一再重读，我猜想这一段故事会有人拍成电影，使现代人重新认识“纯情”。

齐教授到了台湾，以全书一半的篇幅写她的教学和研究生活，在此以前，她像“文人”，自此以后，她是“学者”，后来成了国际知名的学人，国之大师，农工商学兵皆称“齐老师”而不名。看她才情功力，专注有恒，转型直上，得来匪易，写自传逢到这样的大转折，难度尤高。我读过许多学者教授的传记，几乎都是一写到他有了学问，成了权威，文章就平板枯涩，只能供专业人士做参考书了。《巨流河》流到哪里都是一条奔腾的河，没有断裂，没有淤塞，没有干涸，她写教学、研究、出国开会、学校的行政工作，都仍然是优美的散文，她的修辞考究，气度高贵，有人说源自英国散文的传统。娓娓道来之后，她善用“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手法，把叙事拔高到抒情诗的境地，悠然作结，令人神驰。

数十年如一日，齐老师教出许多优秀的学生，其中有人现在执台湾文坛的“牛耳”。她教学之余又写了许多书评书序，称道作家的成就，字里行间并以巧妙的方式启示作家如何精进，作家受惠多半不曾自觉，这就是春雨润物无声，然后她再透过英译，把这些佼佼者介绍到西方去，有人说她是“台湾现代文学的知音”，在我看来，她更是文学的保姆、律师和教师。一九四九年以后，文学在大陆为绝学，在台湾为显学，台湾有善可陈，齐教授有功可居，台湾地域虽小，只有文化能使小变大。她推动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她得到的感谢比她应该得到的要少。陈水扁和马英九都曾授勋给她，算是社会有自动弥补的功能，不过她在书中只字未提。

再说《大江大海》，龙局长的写法完全不同，她年岁较轻，没有“一九四九”的直接经验，不能以自己的生活为主线“串连”破碎的历史，她的这本书并非一般自传。正因为如此，她也得到充分的自由，可以任意选材，她可以写苏联保卫列宁格勒的战役，可以写澎湖流亡学生的冤案。她以“纪晓岚式”的敏捷博览群籍，吸取精华，而且一件事情若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她选择那最能激动人心的说法，不受“亲身经历”的过滤。

大体而论，她几乎是以专栏记者的方式工作，她以殷勤采访扩大外延。资料说，她“走过三大洲，五大洋，耗时三百八十天，从父母的一九四九年出发，看民族的流亡迁徙，看上一代的生死离散，倾听战后的幸存者、乡下的老人家，认真梳理这一段历史”。我佩服她能找到我们找不到的人，问出我们问不出的话，惊讶她的文笔激情淋漓，使访问发生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所有的数据都因此变成了第一手，她以“访问”创造了自己的一九四九，条条江河归大海，于是波澜壮阔，气象恢宏。

龙女士长于取材（或者说是取才），可看她访问痖弦和管管。这两位诗人都擅长说故事，但是很少“露一手”，我以白头宫女写天宝旧事，曾向他们两人中的一位请教，答复是“不记得了”。龙局长循循善诱，唤醒他们的回忆，直接记录他们的谈话，单独完整成篇。他俩的自述一如其诗风，痖弦感伤而甜蜜，管管冷冽而幽默，既未神化自己，也未丑化“别人”，只见真性至情。标题说“管管你不要哭”，政论家张作锦先生在他的专栏中表示，过来人都难免一哭。泪有尽而情无尽，我想起龚定庵的诗：“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痖弦、管管的诗就是他们的箫声。

这本书人物众多，立场分歧，许多隔离的环境、断裂的经验难以互相衔接，龙局长以“时空交错跳接”的手法处理，效果良好。她写每一个人都尽量贴近那人的心，为那人代言，近乎国画山水的“散点透视”。她没有直接经验，也就没有包袱，没有框框，天下人的“一九四九”皆我脚注，坐在旋转椅上“扫描”众生，“左中右独”都感受到她关注的眼神。她的这本书打破了今日书市的两大“迷思”：有人说今日台湾的读者不看过去发生的事情，《大江大海》写的正是他们所说的“中古史”，有人说台湾的读者只关心“本土”发生的事情，《大江大海》主要的内容是“异域”祸福。

本书的“活泼”可从一隅反三，例如开始叙述时，访问者是“你”，被访问者是“我”，这时访问者尚在做预备工作，先写出被访问者内心的独白，这或者是使用了“全知观点”，也或者是使用所谓第二人称（其实第二人称仍是第一人称），总之颠覆了访问记录的一般形式。接下去书写被访问者的经历，改用第三人称，一大段“他”如何如何，或者可视为访问者不加引号的转述。这一章结尾时第一人称出现，原是“我”来写“他”，一个年轻人记下一位年长的经历。有人嫌这种章法太散乱了，我劝他观摩龙局长怎样化短为长，后出转精。

《大江大海》畅销大卖，读过这本书的朋友互相询问“你哭了没有”。有人说他读这一段哭了，有人说他读那一段哭了，恕我直言，现代人的心肠不同，“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而《大江大海》能使他为“历史”泣涕！我经过有限度的调查比较，“听评书流泪”的仍是年长的人，他所以要“哭”，因为他看到与自己血肉相连的那一段。恕我多问，你是否也为“别人”的灾难伤心？一位台湾本省籍的大人物，公开称赞龙应台：“她以外省人看见了本省人的伤痛！”他说对了，我想打听一下，这位大人物是否下面还有一句“我以本省人也从书中看见了外省人的伤痛”？如果有这一句，他这个人物就大上加大了。咳！天下没有不是的读者，我们只有反求诸己，今后要写出更“大”的作品，帮助他们成为更大的人。

最后我得写出最艰难的一段，说一说我自己的《文学江湖》。作家的大忌是对宾客谈论自己写的书，作家的癖好也是对宾客谈论自己刚出版的书，箭在弦上，姑且少谈几句，知我罪我，其惟读者。

面对一九四九，不揣冒昧，我觉得我也是一个有资格的叙述者，我也有叙述的责任。一九四九年，“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的两个我都在现场，这年五月，上海撤退，我也是滚滚人流中的泡沫。一九四九之前，种种前因，一九四九之后，种种后果，其中也有我的言语造作。

《文学江湖》开卷第一章我在基隆码头登上陆地，从此以写作为生，我亲历广播、民营报纸、电视三大媒体在台湾的成长，得见当时创业者的胸襟才略，略知背后的时代潮流和政治因素，我写出来了，这些内容，写新闻史的人无暇顾及。我因“历史问题”被治安机关长期关切，熟悉“他们”的想法和做法，我写出来了，有异于泛泛皮相之谈。那些年，高压手段、自由思想、民主运动，各有运用之妙，我写下我的思考与体会。现代文学、乡土文学，我一一经心过眼，事后的论者先有成见，后选证据，许多事实湮没了，后来的论者以前人的著述为依据，难增难减。我的文章有其“独到”之处，补偏救弊则吾岂敢，聊备一格分所当为。

不幸或者有幸，那一段岁月无论在朝在野都想以文学为工具，我虽未卷入漩涡，毕竟弄湿了鞋子，因此得到许多“自传”的材料，有人引用两句诗给我看：“网中无意成虾蟹，治世何妨作爪牙。”我啼笑皆非。用我自己的比喻，就好像看戏一样，我的位子在最后一排，舞台的灯光也不甚明亮，我没能看得十分清楚，可是到底也看过了。我是退潮以后沙滩上露出来的螺，好歹也是在海水里泡过的，锥形壳内深处残存涛声。我并非最有资格发言的人，也并非全无资格发言的人。

我写文章要满足三种要求：文学的要求，媒体的要求，读者大众的要求。以我今日的境况，三者缺一，文章休想见人。写了一辈子文章，《文学江湖》实在是我最难处理的题材，我接受这个考验。在争名夺利、互相倾轧的人事困扰中，我能写出“天下事都是在恩怨纠缠、是非混沌中做成，只要做成了就好”。我在“特务”的观察分析下生活，我能写出“他们是我的知音，世上再无别人这样关心我的作品”。困顿三十年，我能写出“我是大陆的残魂剩魄，来到国民党的残山剩水，吃资本家的残茶剩饭”，如此修辞来取得平衡。绝交无恶声，去臣无怨词，骨鲠在喉，我能写出“鱼不可以饵为食，花不可以瓶为家”。百难千劫，剩些断简残编，常常想起贾岛的诗：“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一本作品就是那个作者的世界，我的世界是江湖，江湖的对面是台阁，是袍笏冠带，我见过；江湖的对面是园林，是姹紫嫣红，我游过；江湖的对面是学院，是博学鸿词，我梦过。这些经历并未改变江湖的性质，只是增添了它的风波。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曾说：“只有杀头的文学，没有磕头的文学；只有坐牢的文学，没有做官的文学；只有发疯的文学，没有发财的文学。”错了，文学也磕头，也发财，也做官，只是在江湖中只有杀头、坐牢、发疯。今日反思，我在一九七九年离开台湾的时候已经是个犯人或病人。

我想，这三本书最好合读，如看三棱镜，相互折射出满地彩霞。依照主编的设计，我得尝试将这三本书做一比较，大处着眼，先说三书的结构：《巨流河》材料集中，时序清晰，因果明显，不蔓不枝，是线形结构。《大江大海》头绪纷纭，参差并进，费了一些编织的功夫，是网状结构。《文学江湖》沿着一条主线发展，但步步向四周扩充，放出去又收回来，收回来再放出去，形成袋形结构。

齐老师慨乎言之，东北发源的巨流河，注入台湾南部的哑口海。她的巧思真不可及！陈芳明教授说过，大战结束，版图重画，台湾人“失语失忆”。在齐教授看来，一九四九以后，外省人也渐渐失语失忆了。世事无常，你看“哑”字有口，“你们如果闭口不说，这些石头也要呼叫起来！”无巧不成书，《文学江湖》有一只口，《巨流河》有两只口，《大江大海》你也可以把“海”字半边看成两只连接的口，可以看见口中的三寸不烂之舌。《巨流河》欲说还休，《文学江湖》欲休还说，《大江大海》语不惊人死不休！《巨流河》是无意中让人听见了，《文学江湖》故意让人听见，《大江大海》就是面对群众演说了。

另一巧合，这三本书的书名都有那么多三点水。铁打的国，流水的家，多少人家在时代的怒海狂涛中灭顶。书中有许多“水”的意象，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涧溪赴海料无还！书中有许多“泪”字，抗战时期有人说，鲛人泪化为明珠，战士的泪化为子弹，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日已无此豪言壮语。《巨流河》咏叹时代，《文学江湖》分析时代，《大江大海》演绎时代。水哉水哉，聚之则为渊，放之则为川，酝之可成酒，如今是“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了。

温庭筠的《望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萍洲。”有人说，如果写到“过尽千帆皆不是”就停止，那有多好！有人说“斜晖脉脉水悠悠”是名句，最后一句多余。有人说“肠断白萍洲”这一句把前面各句蕴积的情感完全释放出来，这才摇荡心灵。也许齐老师写到“过尽千帆皆不是”就翻过一页，也许我写到“斜晖脉脉水悠悠”才另起一章，也许龙局长连“肠断白萍洲”也一吐为快，三书风格大抵如此。

王德威教授以长文评介《巨流河》，他称这本书“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容我照样仿制，《巨流河》如此精致，如此雅正，如此高贵。《大江大海》如此奔放，如此丰富，如此变化。我的那一本呢，我也只好凑上三句：如此周密，如此老辣，如此“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