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版序言

本书讲述的是英国的形成，从1707年苏格兰加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联合法案》，到1837年维多利亚时代正式开始之间的历程。我在写作时，脑海里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目的。第一是要揭示那些在其祖国面临外部重大威胁时，愿意支持现有秩序的人们，他们的身份认同、行动和思想，明确搞清楚这些英国人在效忠时想的是什么，他们希望从爱国奉献中获得什么。第二个是为了显示，正是在这段时间，广泛形成了一种英国国家身份感，而其形成的方式，从那时开始，无论是其显著的力量和适应性，还是其相当多的和越来越明显的弱点，都决定了这种特殊的国家感和归属感的品质。

英国和法国之间的一系列战争，使群众的忠诚和英国性的形成这些主题在这130年里牢牢居于中心地位。两国分别是海上和陆上的霸主，被保罗·肯尼迪叫作鲸鱼和大象，它们在1689—1697年处于交战状态，在1702—1713年、1743—1748年、1756—1763年、1778—1783年、1793—1802年，和最后1803—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之间，战争的规模更大，耗费更多。而这些仅仅只是更为持久和层次丰富的敌对状态最激烈的表现方式。即使是在中间的表面和平时期，这两个强权也在反复密谋算计对方和互派间谍。其殖民者和军队在北美、西印度、非洲、亚洲和欧洲抢夺地盘和统治权。法国传教士、知识分子和旅行者对英国的政治体制、道德结构和文化成就挑三拣四，他们的英国对手也对法国做着同样的事，两者都带着狂热的成见，暴露了彼此的敌意和焦虑。英国和法国又像一对出名的不幸夫妇一样，在这些年（和之后很久）彼此紧咬对方，既不能和平共处，又不能彼此释怀平静分手。结果不是一系列单独或传统的战争，而是无孔不入和旷日持久的冲突，几乎没有时间发展成20世纪意义上的冷战。

持久缠斗考验并改变了海峡两岸的国家实力，这很正常。在大不列颠，其直接导致了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和金融街的创立，发展了更高效和全国性的金融体制，并出现了大规模军事机器，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真正瓦解。然而大多数历史著作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最初的变化都是在无人参与的情况下发生。关于大多数英国民众对绵延的战争，以及与之相伴的革新、征服和危险作何反应，我们不甚了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但也仅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大不列颠与这一时期其他的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不同，没有经历大规模外部入侵。其结果之一是，它从来不用大规模强制征兵（尽管已很接近了）。因此，人们始终认为，被误称为英法第二次百年战争的事件，很大程度上发生在英国市民大众的思想世界之外：即与17世纪中叶的内战或20世纪的世界大战不同，在这些冲突中，政治家、官吏和职业军人，始终是被无动于衷的大众包围的少数积极分子。

但这完全错了。英国逃过了一劫并没有使英法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显得与其民众无关。它只是使对战争的反应更明显具有盲目爱国的色彩。与其大多数欧洲邻国不同，这时的英国，像20世纪的美国一样，在享受军事荣耀时，毫发无损，没有民众伤亡，国内也没有受到重创。他们罕见地免遭更为残酷现实的驱使，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得以把精力集中在与法国更广泛，但较少直接接触的斗争上，这一斗争过程把大不列颠持续暴露在外部威胁下，从而对定义大不列颠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某种层面上，双方都认为，这是宗教战争。法国在九年战争（1689—1697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年）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39—1748年）中的首要目标之一，是入侵英国，以支持斯图亚特王朝的僭君，开始是被流放的詹姆斯二世，然后是其子詹姆斯·爱德华·斯图亚特，最后是他的孙子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绰号美王子查理。因为他们都是罗马天主教徒，这些战争就都必然被提升到事关大不列颠本土新教群体安危和担心再次引发内战的高度。即使是七年战争（1756—1763年），也隐约有一丝法国支持詹姆斯党人入侵的威胁存在。

图1. 高卢鸡与英国狮，佚名，1739年

图2. 英国雄狮和法国雄鸡，草图，菲力佩·德·博格，约1797年

从那以后，整个英国的詹姆斯党人灰飞烟灭。接下来的两次英法之战，其思想形态的主要威胁不是宗教，而完全是政治性的。法国在1778年之后与美国结盟，从英国怀中成功剥离了第一帝国最殷实的地区，也是英国民众感觉情感纽带最亲密的部分。伦敦曾统治的那片疆域，成立了一个共和政体，其振臂高呼自己不仅独立，而且是比母国更自由、更美好和更虔诚的新教国家。换句话说，这次战争，也迫使英国焦虑和深刻自省，尽管战斗大部分是在三千英里外的大西洋彼岸进行。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1793—1802年以及1803—1815年），更沉重地打击了英国人骨子里的自信，而且持续时间更长，波及范围更广，面对的入侵威胁更大。

因此这些大战每一次都挑战了大不列颠的政治和宗教基础，并威胁其国内安全及商业和殖民权力。结果是其统治者不得不一次又一次不仅动员其支持者，而且越来越多地与大量英国人积极合作，以抵御反复出现的外来危险。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近年来，我们对一些男男女女的行径早有耳闻，他们有的在18世纪上半叶藐视当局，继续支持詹姆斯党人入侵英国；有的在1775年之后反对英国与美洲殖民地的战争；有的在1793年之后支持与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和平相处。

总有持不同意见的声浪：让它们从历史陈迹中清楚响亮地浮现从而让我们知晓，这没有什么不妥。但我们不能让其压过其他绝大多数的英国人发出的、显然更传统的声音，这些人出于种种原因，支持了坚持不懈的战争努力。接下来的部分工作，是把这些被假定为英国国教徒的人，从后世的殷勤态度中解脱出来（我曾更恰当地称其为从史学家的无知中解脱出来）。我们急需重新认识他们的所作所为，因为这些行为通常体现的东西更多，而不只是本能的盲目爱国，或单纯的防卫，或心胸狭隘的保守。爱国主义对所有阶层和两种性别，常常都是一种高度理性的反应，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反应。我们看到，为英国身份服务这种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就像一辆乐队彩车，不同群体和利益都在上面蹦蹦跳跳，好让其驶向一个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做一名爱国者是宣称有权参与英国政治生活的一种方式，最终是让更多人成为公民的手段。

如果我们要理解必然被称作英国国家主义的那种事物的演进，批判和包容地看待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也很重要。我知道把大不列颠当作一个国家来谈论，会令人迷惑，甚至会冒犯习惯只把国家当作以同文同种为特征的历史现象来思考的人。我的回答是，如果我们以如此严格、有机生长的方式来限定我们对“国家”一词的使用，我们将发现，世界上只有极少数这样的国家可供研究或生活其中。相反，如果我们接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已被公认的，松散但因此弥足珍贵的定义，即国家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也承认，就历史而言，大多数国家都有文化和种族上的差异、不确定性、变化无常和人为构建的痕迹，其建也勃，其崩也忽，那么，我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大不列颠看作一个建立在更古老的结盟和忠诚之上的、虚构的国家，哪怕只是昙花一现。

英国国家的形成首先是通过战争。与法国的战争，一次又一次让英国人（不管来自威尔士、苏格兰还是英格兰）直接面对一个显然敌对的异己，并激励他们集体以反抗法国来界定自身。他们把自己界定为新教徒，为生存而反抗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强权。他们对照着法国人界定自己，认为法国人迷信，是好战分子、堕落和不自由的人。而且，随着战争继续，他们中许多人更越来越以被其征服的殖民地民族为对立面，来界定自己，就文化、宗教和肤色而言，这些民族显而易见是外国人。彼得·萨林斯曾指出，国家身份“像种族或社群身份一样，视情况和关系而定：视把集体自我和其暗示的对立面（即异己）相区别的社交和领土边界而定。”换句话说，人们根据他们不是谁和什么，来决定他们是谁。一旦遇到一个显然异己的“他们”，一个在此前分歧很大的社群，就可以成为一个令人放心或纯粹不顾一切的“我们”。这正是英国1707年后的情形。他们开始（有时）定义自己是一个单一民族，与其说是因为国内在政治或文化上意见一致，毋宁说是对其海岸之外的异己作出的反应。

我任何时候都不认为，这一时期感觉逐渐增强的英国性，代替和磨灭了其他忠诚。情况并非如此。身份不像帽子。人们可以而且的确同时拥有多种身份。大不列颠并不像人们有时主张的那样，通过“混合”包含在其境内的不同地域性或更古老的民族文化而形成，也不能首先从英格兰“核心”把其文化和政治霸权强加给无助和受骗的凯尔特外缘这样的角度来解释其起源。即使对大不列颠只有粗浅认识的人都知道，就文化而言，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在许多方面都是迥异的民族，就如同这三个部分都还可以继续被明显细划为不同的地区。因此，这里并没有因整合和同化截然不同的文化，而形成共有的身份感。相反，英国性滋生于国内千差万别的人群与异己接触时作出的反应，最主要是与异己冲突时作出的反应。

承认这一点，有助于解释英国最近的一些难题。英国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国家，其存在深深依赖于泛新教文化、不断出现的战争威胁和滋养（尤其是与法国的战争），以及庞大的海外帝国所代表的胜利、利益和异己，它现在注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英国必须适应帝国的陨落，尽管这显然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不仅如此，新教教义现在也只是其文化的残存，所以它再也不能对照着以天主教徒为主的欧洲来界定自己。实际上，大不列颠现在是欧盟的一分子，根本不能再随便以欧洲大国为异己来界定自己。不管喜欢与否，它都是联系日益紧密的欧洲的一部分，尽管在与布鲁塞尔及其指示达成协议时，英国一些政治家和选民毫不掩饰内心的挣扎，昭示出把欧陆视作异己的观念仍根深蒂固。在这种情形下，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在近几十年如此显著，可以看作不仅是文化差异的自然结果，也是对英国意义上国家认同大量丧失的一种反应。好战的天主教徒、敌对的欧陆强权或异国情调的海外帝国，英国人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异己，通过对比，感觉他们拥有共同的身份。可以预料的结果便是，其内部的分裂死灰复燃。大不列颠过去是在与法国连续大规模作战的过程中产生的，这是其身份现在变得不确定的根本原因，也很可能是将来其瓦解的方式。

因此，本书同时探讨了一个特殊问题（即18和19世纪初的英国人为何会成为爱国者，其结果如何？）和至今仍有深远反响的过程：一个国家的创建。本书按年代顺序叙述，聚焦各个时期显得最突出的主题和人群。前三章探讨从1707年联合王国在名义上被创建开始，到大约70年后美国革命爆发之间的大不列颠大融合：新教势不可挡的影响、商贸的贡献、苏格兰与岛内和帝国内其他地区日益紧密的联系。第四至七章聚焦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之后的半个世纪，这是在现代世界的形成和英国身份的形成中，最赋予其形式的一个时期——这并非偶然。这是君主和统治阶级成为真正和高效的英国人，以及普通劳动者和数量空前的妇女被史无前例地吸收到国家事务尤其是保家卫国中来的年代。最后一章讲述从滑铁卢战役到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之间的故事，此时，多次大战后骤然降临的和平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英国性与积极公民权之间的关系。

采用这样的结构，我知道有很多东西不得不一笔带过，还有一些更是只字不提。我重点关注民众的反应，而不是军队的态度，后者亟待单独和详细考察。我力图在一本书中，揭示这座岛上不同社会背景和不同地区的英国人，他们的经历和精神内涵，尤其是说出常常被误认为过于平常而注定无人倾听者的各种声音，但我无意写作一部曲高和寡的历史。我在重构英国性包含的内容时，尽管把大量图像证据与文字资料等同对待，但我没有详细讨论美术、戏剧、文学或音乐可以就这一主题告诉我们什么。希望将来能有其他人做这件事。最终，我选择考察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考察其居民如何对照欧洲其他国家和英帝国来界定自己。尽管我偶尔提到居住在英伦的爱尔兰男女，但我有意避而不谈爱尔兰本身。英国性的创造，与新教、对法战争和大英帝国的车轮齐头并进、紧密相连，但爱尔兰在这一时期却极少或不愿意扮演一个尽如人意的角色。其人口中天主教徒比新教徒多。它是法国入侵英国的理想跳板，持不同政见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传统上都向法国求助。尽管爱尔兰人是（现在仍然是）英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尔兰个体在帝国中也扮演了将军、外交官和殖民地总督这样的领导角色，但爱尔兰与帝国的关系，却总是含混不清。当伦敦把它当作一个殖民地，而各色爱尔兰人都像罗伊·福斯特所写的那样，“心理和实际上……都有最好被称为殖民地子民的心态”时，它又怎能不这样？爱尔兰与大不列颠岛被大海分割，但它更被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偏见分割，被大量爱尔兰人自身的自我想象分割。

最后一点：本书讨论的是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但我力求让其内容和叙事方法都不狭隘孤立。事实上在我看来，理解英国性的演进，不可能不涉及欧洲和世界历史，我处理这一主题时更宏大的目标之一，是逃离战后英国史学家非常偏爱的高度内省和专业化的历史写作模式。我想把军事史和帝国史，整合到大不列颠作为一个整体的、广义的政治和社会史当中。在我看来，这是搞清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唯一适当方式。因为，与公认的常识相反，英国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孤岛民族——远非如此。在其近代早期和近代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他们与世界上更多地区的联系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多——只是通常采取了军事侵略和商业扩张的模式。我曾指出并继续认为，这是一种习惯于战争并常常通过战争来界定自己的文化。实际上，如果最近进行的一次全欧范围内的调查正确，那么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英国人，依然非常乐意为祖国而战。相反，其欧洲邻国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表达了相似意愿，愿以这种方式表达爱国之情。大家可能会允许一个有部分威尔士血统、部分英格兰血统和部分爱尔兰血统，过着跨大西洋生活方式，并选择做欧洲人——和英国人——的人，表达这样的期许，即如果英国性得以延续（也可能不会），能在将来找到一种更实用和更包容的形式。

图3.《上帝乐土》，本杰明·韦斯特，《不列塔尼亚的故事》，18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