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党人与忠诚经济学

一个拥有庞大商业阵线的国家，对外敌入侵是否更容易形成广泛抵制？剑桥大学一位不太引人注意的教师名叫本杰明·牛顿，他在1755年评论一件10年前发生的事情时，认为情况的确如此：

国家的勇气，与每个个体拥有或希望拥有的财产份额成正比。而且商业自然而然导致平均分配财产，一个商业国家的人民，也将随之表现出更大勇气和更大决心，来保卫国家（其他事情也同样如此）。

商业文化是否会让公民迸发前所未有的警觉，抑或相反，它会导致勇武之气衰落？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在当时整个西欧都很常见。但在大不列颠，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紧迫。不仅因为商业在这里很重要，也因为外来的危险非常频繁和严重。

在《联合法案》颁布后的前50年，大不列颠反复面临国外入侵威胁和国内支持斯图亚特王朝僭君的叛乱。1708年，有一次来自苏格兰的小规模入侵。1715年，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詹姆斯·爱德华·斯图亚特（被拥趸称为詹姆斯三世）的支持者发动了一场严重叛乱。三年之后，西班牙政府从苏格兰发起了另一次失败的入侵。1745年，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发动了这些入侵企图中最后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并且进军到伦敦以外140英里处。此外，在1720—1721年、1743—1744年、1750年，最后还有1759年，还存在一系列没有付诸行动的入侵密谋。

为了理解英国商业群体（与大多数英国人一样）为何对上述紧急状况做出如此这般的反应，我们需要从暴力、破坏和政治变化等层面，来考虑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很可能导致的结果。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非常明显的策略，但事实上却很少被人采纳。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说，这是因为大量为詹姆斯党人著书立说的人，本身就是詹姆斯党人，他们对自己事业不那么吸引人的方面视而不见。但我认为，我们在理解人们对詹姆斯党人做出的反应时，一个事实大大歪曲了我们的理解，即就大规模政治暴力而言，英国史学家是一个受到庇护的群体。因为自17世纪以来，他们的岛屿没有发生过政治革命或大规模内战，或来自国外的成功入侵，而且因为当今的写作很少带有愤怒之火，因此，他们总是处在过于急切和理想化探究这些现象的危险当中，迫切寻找动荡和骚乱的各种迹象，却没有考虑它们对活在当时的男人和女人们意味着什么。然而，正如许多爱尔兰人和欧洲大陆人告诉他们的那样，内战、外敌入侵和占领活动致使国家和民族分裂。这总要付出代价。

更严肃的詹姆斯党密谋者对此一直心知肚明。他们像现在所有史学家承认的那样，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在1714年汉诺威家族即位之后真正获胜的唯一机会，在于实实在在得到大量国外军事援助。甚至在1688年，在成功入主英格兰之前，奥兰治的威廉也觉得有必要率领一支一万五千多人的军队前往。那以后的军事发展表明，从理论上说，将来的入侵者需要拥有更强大的军事力量。詹姆斯二世的军队曾经多达4万人。但其中很多人只有一点或根本没有战斗经验，事实证明，另一些人完全不同意詹姆斯的宗教政策，因而不可靠。与此相反，在18世纪上半叶，英国军队平均人数在战时超过7万人。其军官和士兵在欧洲战场千锤百炼，尽管训练仍有缺陷，但职业化程度迅速提升。当然，在和平时期，军队规模要小得多，就驻扎在英国的军队而言，不足1.7万人。但詹姆斯党人这时也并无优势，因为外国政府也不想为了斯图亚特家族的利益，而在和平时期大举入侵英国。因此，詹姆斯党人机会渺茫，只能苦等英国卷入战争，而把军队大量调往海外，也希望与英国敌对的一个或几个国家，那时能有兴趣出人出钱，来支持斯图亚特家族的入侵企图。

问题是，这种战略必然会造成英国大量人员伤亡、大量财产损毁、普遍混乱以及商业瓦解。一些詹姆斯党人试图相信另一番景象。他们希望斯图亚特家族能像1660年的查理二世一样，借助不流血的政变复辟，或者汉诺威国王及其军队可能在敌人面前失去勇气，自动败退，如同詹姆斯二世及其支持者在1688年所表现的那样。但这只是黄粱一梦。无论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有什么缺点，他们都勇武过人、雄心勃勃、活力四射而且坚毅非凡。两位国王都在德意志多次率军亲征。他们在伦敦由一支高度集中的皇家骑兵和步兵守卫，都在爱尔兰、欧洲和英国驻有危急时刻随叫随到的额外兵团。一支詹姆斯党人或外国军队可以在北威尔士或苏格兰北部轻松登陆，那里英军驻防薄弱。但要赢取整个王国，就得深入腹地。他们必须准备好与大量英军及其盟友激战，这也将导致大规模杀戮。

约瑟夫·恩泽在乡村府邸邓恩宅中所造的一流的灰泥装饰表明，忠诚的詹姆斯党人对此心知肚明。这座宅邸位于苏格兰东海岸蒙特罗斯附近，端庄而又高雅非凡。大约在克洛登战役爆发前5年，邓恩的戴维·厄斯金把这项工作交付恩泽，恩泽的石膏作品完美、几乎令人震惊地结合了高雅的古典主义与目空一切的狂热。厄斯金是圣公会成员和詹姆斯党人，也是马尔伯爵的亲戚，后者是1715年叛乱的领导人，曾为厄斯金的府邸设计建言献策。在威廉·亚当设计的雅致相称的大厅尽头，有一幅海神尼普尔把流亡的斯图亚特王位觊觎者送回王国的浮雕。其正面墙壁留给了战神马尔斯。他披戴铠甲，脚踏联合王国的王冠和国旗，不列颠雄狮奴颜婢膝地匍匐在他脚下。战神上方是一座巨大和更加清晰的浮雕，一位女神坐在由大炮、臼炮、长矛、枪支组成的大量战斗武器和戴着镣铐的俘虏中间。

厄斯金以这样的方式来表现他有多期望其事业获得胜利，这么说全无批评之意。他非常渴望斯图亚特王室能取代汉诺威王朝；他当然也想破坏《联合法案》，恢复苏格兰独立，他也非常现实地明白，这样暴力更替的代价将是什么。我的观点是，归根结底，我们不能只从诸如意识形态、民间神话和趣闻轶事、金发王储、忠诚的高地人、私下庆祝等角度来理解詹姆斯党人。这是在事后已经知道这场运动最终失败的情况下，对其多愁善感的追忆。在当时，詹姆斯党人事业的关键，是能否获得军事支持。其胜利的代价，必然使内战久拖不决。就军队类型和武器类型而言，英国在18世纪中叶爆发内战，其破坏性无疑远大于一百年前三个王国之间的战争，而在那场战争中，也有大约五万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儿女被残害。许多詹姆斯党人更愿仅以无害的方式表达忠诚，如饮酒祝斯图亚特王室健康，加入志同道合的同情者组织的秘密协会，收集流亡王朝的纪念品，或诅咒现任君主（这种方式危险得多），而使自己沦为笑柄。英勇无畏的反对者极为罕见。但这种不自信后面的动机通常无可指摘。不管这些人对汉诺威王朝恨有多深，他们都不想发动内战、戕害英伦同胞，可能也不想拿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冒险。正如塞缪尔·约翰逊这位有时对激动人心的詹姆斯党人抱同情之心的托利派人士所言：“人民害怕变化，即使他们认为变是对的。”

人们认识到，斯图亚特王朝只能以国内的大规模暴力活动为代价，才有可能复辟；但受这一认识影响最深的，却是传统爱国者和还在摇摆不定的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新教为他们提供了积极和最根本的理由，以下决心支持现有秩序。但害怕入侵和内战，无疑也很大程度上坚定了他们反对斯图亚特王朝事业的决心。实际上他们真切感受到，詹姆斯党人必然会依靠暴力，这使其宣传的很多本可以很有效的吁求落空。詹姆斯党理论家在高谈极其诱人的和平，而詹姆斯党阴谋家却热望战争，好在战时浑水摸鱼。他们阔论秩序和财富，然而在实践上却别无选择，只能诉诸武力破坏。他们声称为一个更加统一的英国而战，他们许多人对此的确深信不疑。但对反对他们的人而言，詹姆斯党人自己正是分裂势力的邪恶代表，而现在执掌权柄的王朝才是安宁盛世的最佳保障：

我们将坐在葡萄树下歌唱，

愿受赞美的上帝，保佑乔治我们的国王；

万物皆欢

不管属于宗教还是世俗：

我们致命的争吵将很快平息，

由我们的和平之君，乔治国王加以调停；

我们的生活将富足而舒适，

哪管天主教徒羡慕不已。

我们已经看到，长老派和英国国教的许多牧师认为，并鼓励自己的会众认为，詹姆斯党人是敌基督者的代言人，或是《旧约》中所说的亚述各部，野蛮而好战的外邦人，威胁着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

面对詹姆斯党人的威胁，社会所有阶层都可能感到焦虑。辉格派和托利派地主担心其地产安危，担心国内骚乱会导致1640年代那样的社会和政治动荡。政府债权人和与私人信贷网络有瓜葛的人，则在为其投资的安全性和内战一旦爆发如何收回债务而忧心忡忡。而在入侵逼近时，身无分文、无权贵亲友且无处可逃的穷人，最为焦虑。奥尔文·赫夫顿曾写道：“18世纪的穷人进取独立，渴望不受打扰地过自己的生活，这令深入研究他们的人惊叹不已。”这种打扰既可能来自敌国，也可能来自国内。

詹姆斯党人的军队在1745年进军英格兰时被冷眼相对，就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其行军路线经过许多城镇，但加入他们的非罗马天主教民众却寥寥无几。诚然，自发行动起来亲身阻止他们的民众也屈指可数。但认为这种不作为就是无动于衷的历史学家，也需要反思。当时英国民众没有受过充足的民兵训练，拥有火枪的数量也有限且经常是过时淘汰的。除非英勇过人或愚蠢十足，否则，他们不太可能向一支高地人组成的军队贸然开火，从而让自己的家园和亲人面临灭顶之灾。相反，英国穷人在面对入侵时强压怒火，直到詹姆斯党人军队溃败退却之际，他们才发起反击。一位詹姆斯党人军官后来抱怨，他的所有“因伤而被留在路边的部下，不是被杀死，就是被虐待或监禁。”一个睡在路边的精疲力竭的苏格兰青年，被一个流浪妇女和她的孩子割断喉咙。这很难说是弗兰克·麦克林所谓的懦弱。这是仇恨，是穷人和弱势群体对胆敢破坏他们社区安宁的外来者的仇恨。

英国商界的反应通常没那么野蛮，但也同样旗帜鲜明。对他们来说，他们不仅担心王朝暴力更替必将破坏国内贸易和信贷体系，而且担心詹姆斯党人的胜利，很可能会使英国在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最主要竞争对手法国渔翁得利。英国之所以参加九年战争（1689—1697）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坚持认为，流亡的詹姆斯二世及其子嗣是英国唯一合法之君。1715年叛乱，是因期盼法国入侵（实际上从未付诸实施）而起。准许詹姆斯·爱德华·斯图亚特在其余生大部分时间避难法国的，是法王路易十五；他还在1743年，命令一支庞大的入侵舰队以他的名义运送一万名步兵到英国，这一计划只因詹姆斯党人自己效率低下而失败。简而言之，法国是斯图亚特王室最坚定的盟友。因此，英国人有种种理由相信，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不管是否愿意，都将处于在法国势力的庇护之下，并支持法国的利益。法国为僭君出资，自然会对他们发号施令。

这一层意味对英国商界非同小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法国贸易的扩张速度快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大不列颠。它以廉价的糖和咖啡赢得欧洲再出口市场。它在土耳其的成功，使英国自己的黎凡特公司经营受挫。在波斯和印度，法国布匹声誉良好，东印度公司很难匹敌。法国商人和军队不断侵蚀英国在西印度洋和北美的利益。换句话说，英国商人和贸易商早已面临法国的有力竞争。如果詹姆斯党人入侵英国引发旷日持久的内战，如果英国被军事占领，如果法国要求复辟的斯图亚特君主让出新大陆的殖民和商业利益，或裁减皇家海军，来回报此前的恩泽，那时英国商业该何去何从？詹姆斯党代言人也迫不及待地向法国政客指出，入侵英国是使其退出殖民和商业竞争的最佳途径。1732年，乔治·弗林特在巴黎写道：

英国人的计划，是有效摧毁法国的毛纺厂，可能还会进而破坏法国外贸的其他每一个有价值的部门，并以此摧毁法国。这番话是我在国王的接待室对红衣主教弗勒里亲口所说……如果法国人不着意阻止，英国人迟早会这么做。

当然，法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己得出这一结论，英国人也同样如此。

那么实际上，詹姆斯党人牵扯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特定王朝的荣誉之争。男男女女都明白，其成功必然会让他们卷入内战。而政治素养更高的人则懂得，斯图亚特僭君只不过是英法全球商业和霸权之争的一枚棋子，在这场斗争中，商界人士和统治精英一样身处险境。

我并不认为物质因素注定詹姆斯党人必败。如果有什么使然，那只可能是整个大不列颠势不可挡的新教力量。但物质因素，尤其是商界的规模和重要性，无疑影响了詹姆斯党人被击败的方式和失败的程度。民众对1715年叛乱的反应，没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因为那场叛乱去得太快，对男女大众影响不深，而民众在更大地理范围内，对1745年叛乱更为持久的反应则清楚地诠释了这一点。

1745年7月底，老僭君的长子和继承人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在赫布里底群岛登陆。到9月，他就征集了大约2500名高地人，进军低地，夺取了爱丁堡，并在普雷斯顿潘斯战役中击败小股英军。到12月，他的杂牌军已多达5000人左右，往南一直深入到英格兰的德比郡，但这也是其好运之巅。他在1746年4月撤回苏格兰时，其人马在因弗内斯附近的克洛登被打得七零八落。他本人逃回法国，声色犬马，理想彻底幻灭。他在人们记忆中的浪漫光环犹存，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入侵的严重性。他以微不足道的资源，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证明了詹姆斯党人军队的勇气和号召力，也证明了英国政府许多正式机构的无能。

当其对手入侵时，乔治二世还远在汉诺威，他在那儿漫不经心地一直待到8月底。当时英军主力有62000多人不在本土，而是在佛兰德斯和德意志执行任务。留下驻防苏格兰的兵员不足4000人，其中有许多还是新兵。当时内阁因大臣们争权夺势而意见不合。直到8月中旬才召开议会，几乎是在小僭君登陆3个月之后。所有这些失误共同导致后勤混乱。政府没能为效忠的苏格兰要塞（如格拉斯哥）提供足够武器自卫，也没有给英格兰北部前线城镇提供所需给养。卡莱尔在11月投降詹姆斯党人，因为该城民兵长达两个月没能从政府或其他任何人那里拿到一分一厘。尽管一直面临斯图亚特王朝入侵威胁，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使民防机制运转流畅。在这一阶段，苏格兰各郡没有治安长官协调防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承担这一职务的大地主常常办事效率低下。康沃尔的治安长官通报政府说，他郡里的民兵缺勤太久，他都不知该如何召集。柴郡治安长官报告说，适宜在民兵服役的人员名单，连同他们的武器一起不见了。

如果英国大众真想把宝押在詹姆斯党人的事业上，在上述情形下，还有什么能阻止他们。但只有较贫穷的高地人部族、一小撮威尔士人和大约300名英格兰人追随小僭君。大部分男女民众都冷漠地待在家里，少部分富人则投入时间、金钱和武装来维持现有秩序。为便于民防，政府把其认真动员的正规军与非正式甚至业余武装结合，这既具有代表性，又是一种深思熟虑之举。国内好多世袭贵族都被许以政府资助，以回报他们在其势力范围内征募军队。而且像1715年那样，有产者被要求在其治安长官领导下联合起来，去招募和武装所有愿意宣誓效忠的志愿者。各地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以弥补国家政府在组织上的不足，同时起到宣传动员作用。按照大法官哈德威克伯爵的说法，这些忠诚民众组成的武装联军，其象征意义和辉煌成就是为了表明，汉诺威王朝的背后有其臣民的积极支持。仅在1745年9月到12月之间，就在英格兰和威尔士52郡中几乎3/4的郡里，成立了57支联军（参见书后附录一）。

很明显，来自社会各界各行各业的男人们，他们参加联军，并不一定想着保卫整个大不列颠，甚或只是英格兰或威尔士。康沃尔郡治安长官设法招了6300名郡民投身一支武装联军。但这些勇士一边期待伦敦为他们提供武器，一边也像一个世纪之前其内战中的先辈一样，有他们自己的侧重：“他们都表示时刻准备着保卫国家，但指的却是他们的郡。”即使不那么偏远的南方各郡，如萨里、苏塞克斯和肯特郡，都不愿意建立保卫整个国家的联军。威尔士有十个郡，连同多塞特郡、萨默塞特郡和赫里福德郡，则根本没有建立这样的联军。这些地区的詹姆斯党人残余势力可能助推了这一结果，缺乏资金也促进了这一局面，在威尔士尤为如此。但南部和西部协调行动的主要障碍却是地理因素。对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大多数男男女女们而言，苏格兰似乎太遥远，甚至英格兰北部也很远。萨默塞特郡一位特别懒散的爱国者向治安长官嘟囔说：“叛乱在北方开始，很可能在那里就已平息。”事实上，只有完全暴露在小僭君军队面前的英格兰北方十郡，郡社会才在士绅层面得以联合，使联军成为保卫家园的有效武器。

然而在士绅层面以下，积极爱国的模式则明显不一样。商界，以各种形式，灵活地自行联合。伦敦市长在该市商人中募捐，为苏格兰的英军士兵购买生活用品，之后，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低地制造商和贸易商手中购买必需品的订单便接踵而至——1000张毯子、1.5万条裤子、1.65万双袜子、1.2万件羊毛衫等。募捐委员会的报告对其动机直言不讳。“在我们的公敌使用各种手段和伎俩破坏我们的贸易和信贷之时”，增加这些易受攻击地区的工作机会，这对事业有利，也有助于确保当地工人不轻易叛国。英格兰唯一为小僭君提供新兵超过十人的曼彻斯特市，其状况也证明了这种逻辑的合理性。大约有两百名男子，许多是失业的纺织工，把宝押在小僭君身上（后来都因其决定受到严厉惩处）。有工作而仍然冒险反叛的曼彻斯特人，似乎主要是天主教徒、爱尔兰人或学徒，一定程度上都是外人或新手，极少有在其行业中地位稳固的人。

那些有自己的商店或产业或在他人的产业中大量投资的人，可能更根深蒂固地厌烦詹姆斯党人的冒险。“感谢上帝保佑丝厂平安”，一位非国教徒医生在其日记中战栗着记下这句话，因为其时小僭君的军队正从斯托克波特进军，对其妻子规模不大但却很珍贵的固定资产秋毫无犯。在威尔特郡的特洛布里奇和布雷德福，当地布商和大贸易商对土地贵族迟迟不组建武装联军越来越不耐烦，他们打破社会等级，组织了自己的防务力量。萨默塞特城市化程度更高的区域，似乎也组建了自己的临时防务力量，又一次表达了对当地贵族拒绝联合的藐视。大地主，尤其远离战场的地主，可能自以为能在一场大规模入侵中幸免于难。但整个命运只与一种商品的产销或一家商店或批发店紧密相连的个体远远更为脆弱，反应也更积极。

我们越深入研究反抗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的地图，就越清楚商业和制造业中心在其败局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事实上，詹姆斯党人的军队占领的所有重要苏格兰城镇，都展现了积极或消极的亲汉诺威倾向，这也是为何查理向南胜利进军时，不得不向它们强派总督，而不是冒险举行新的市政选举。爱丁堡没有如其所愿为其提供志愿兵团。在格拉斯哥，即便是在高地人武装占领时，长老派牧师也做了亲汉诺威的布道。在邓弗里斯，当地邮政局长竭尽所能向政府通报整个叛乱期间发生的各种事件。在10月31日乔治二世生日那天，珀斯和邓迪的詹姆斯党人总督都受到爱国者攻击。在苏格兰城市的这种浪潮中，可能蒙特罗斯是唯一明显的例外，但可能也是证明这一定律的例外。

1706年，该自治市向其议员请愿，支持一项与英格兰联合的法案，担心如果不这么做，伦敦就会对边境贸易强加限制，“这是我们贸易中唯一有价值的分支，也是唯一对我们有利的贸易。”然而蒙特罗斯的经济，远比这一动议的内涵复杂得多。该市紧邻詹姆斯党人的据点邓恩宅，被有同样政治倾向的其他地主包围，是一群有权势和创业精神的詹姆斯党走私分子的根据地。其成员乐于与北海两岸同情他们的商人和银行家保持非法但令其收益颇丰的联系，因此创造了一种对当地经济至关重要和有利可图的商业网络。换句话说，有望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不会危及该市经济命脉，甚至恰恰相反。商业事业和斯图亚特的正统论在这里相得益彰。但其他苏格兰城镇，现在已开始从《联合法案》的自由贸易条款，以及越来越有利可图的英国殖民地准入中获益，并不确定王朝暴力更替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显然，英格兰的大城市也同样如此。利物浦在1688年革命之后才开始走向富裕，它组建了自己高效的志愿兵团来反击入侵，其商人仅一次集会就筹到三千英镑来为此买单。布里斯托的经济也高度依赖与北美和西印度的海外贸易，其市民募集了上述经费的十倍来资助其武装联军。更南方的埃克塞特，是重要的布匹制造中心，和所有这样的中心一样，在与法国纺织业激烈竞争，它也建立了一支由当地18—55岁之间的男子组成的武装联军，并飞速致信伦敦表达忠心，信件脏兮兮、皱巴巴，该市市长气喘吁吁地解释说，因为“市民们的热切和渴望之情无法抑制。人人都争先恐后签名表示将尽责效忠。”

其他地方的自发行动还很多，匆匆上马，人员参差不齐，东拼西凑，几乎总是混杂着恐慌、自私和公共精神；然而正因为这些特性，反而比政府命令和强制采取的任何系统防御措施揭示了更多真相。在这场危机中，靠贸易谋生的人，并不全都积极站在政府一边。如果詹姆斯党人的军队成功逼近伦敦，支持政府的人或许也并不一定全都继续坚定不移。我们永远无从知晓。但这些所表明的是，在1745年7—12月的这6个月，即詹姆斯党人的军队高歌凯进，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在望之时，大量商界人士和地主阶层一起，积极筹钱并拿起武器，支持现有秩序。相反，苏格兰以及威尔士和英格兰的大量民众，既没拿起武器，也没自愿捐资来支持小僭君。客观地说，这已说明问题。这甚至能支持对汉诺威王朝几乎没有任何好感的塞缪尔·约翰逊的言论。他曾说：“如果在英格兰公平选举，现任国王今晚就会下台。”但他接下来更务实，可能也更令人伤心地补充道，人民“不会……冒任何风险来复辟那个流亡家族。他们不会做得不偿失之事。”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约翰逊把詹姆斯党人的不幸之事归咎为英国人对于金钱的强烈考量，这很重要，因为尽管物质因素本身，虽不能解释斯图亚特家族的失败，但无疑推波助澜。贸易是英国经济的核心，促使詹姆斯党人受到坚决反抗。特别是在1745年，民众对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的事业消极以待，而自觉支持现有秩序，这被证明至关重要，在更富裕和城市化更高的地区尤为如此。詹姆斯党人自己都注意到，“其军队所到之处，敌人似乎远比朋友多，”这促使其决定从德比郡撤退，而不是继续向伦敦进发。如果民众反应有所不同，同情之心更多一些，路易十五可能已亲率法军入侵英国，他在1743—1744年间就曾酝酿这一计划。现实是，詹姆斯党人既没有国内广泛支持，也没有国外大力援助，在克洛登战役之前很久就已被击败。其失败不是因为其支持者面向过去，而是因为有太多英国人在当下会损失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