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应与诗书通（代序）

有一种说法，副刊是报纸的女神。我觉得很有道理，确实，一份报纸除了有新闻、评论，还需要有让人慢慢品味的副刊文化。

在众多报纸的副刊中，《检察日报》的“绿海”是比较有特色的，我注意到其“每月名家”专栏已经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报纸副刊专栏一等奖。作为一份专业性的报纸，这应当是很不容易的。

我本人与绿海打交道已经十年有余。还记得2004年年初，我参加报社一个活动，见到当时的“绿海”负责人孙丽，她说经常在评论版看到我的专栏文章，可否有空时也给她的版面写点文章。我当时正因时间的压力想不再写评论部的专栏，却又一直不好意思启齿。这下正好找到了一个理由，就向当初邀我到评论部开专栏、那时已升任报社领导的王松苗先生提出，我想从评论部转到副刊。松苗当然也只好同意。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年都坚持在副刊的“每月名家”专栏写上一个月，说是一个月，其实就是四篇，因为副刊每周五才出，所以相比起写评论部的专栏，压力小多了。

翻看记录，我2004年所写的四篇专栏文章分别是：《牛津的晚餐》、《走进唐宁街10号》、《我的美国农民朋友》、《三谒马克思墓》。再看2014年我写的四篇专栏文章：《论忍辱》、《论名利》、《论良知》、《论倾听》，大体可以看出我过去十年在“绿海”上发文的特点。早些年主要是写一些海外游记之类的，大概那时崇尚“行万里路”，近年来则偏重一些哲理思考类的,可能与人到中年有关。

十年来，我原创于“绿海”的文章被《读者》等多处转载，还被收入名家哲理美文、年度最佳杂文等多种著作，有的文章甚至还上了某些刊物的经典版。这要感谢孙丽、彭诚两位副刊的先后负责人以及她们的同事，要不是她们的鼓励、催促与宽容，这其中的很多文章可能就永远也不能面世。记不清多少次，拖到最后一个夜晚才交稿。有时到半夜还没有动笔，真想撂挑子算了，可一想到这是专栏文章，答应了的事没有退路，就只好硬着头皮，直写到天亮。

因为与副刊的这种关系，我先后应邀参加过编辑部组织的几次检察系统文学笔会，结识多位著名作家，与他们的交流令我获益匪浅。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夏天在延庆，会议组织者让我和莫言先生给参会代表谈谈创作体会。本来是让莫言先生先讲，但他谦逊地说，他去年已经讲过了，再讲也讲不出多少新意，还是刘老师先来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赶鸭子上架，把自己在写这些专栏文章时的具体想法和做法报告给大家。没想到在接下来莫言先生的发言中，他对我的一些观点给予了肯定，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自信。

我一直认为，法律应与诗书通。诗书，文化也。文化是人性的体现，而法律必须反映人性。像我这样一个从事刑法研究的学者，每年能从刑法条文和案例中抬起头来，思考点人文问题，不光是修身养性之所需，而且对研究法律与法学，也能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新近出版的一家地方法学刊物（《威海法学》），在征得我和报社的同意后，把《论良知》一文作为卷首语来刊发。中办的《秘书工作》也有同志来电表达对拙文的喜爱，并盛情约稿。我想，要是我只埋头于法条，恐怕是写不出这样的文字来的。

多年与绿海的合作，使我养成了这样的习惯：看书想事，每遇名言美句，或有所灵感，就用小纸条写下来，贴在墙上，包括选题。当选题满四个，每个选题的名言和感触也初步可以成文时，我就联系编辑，在此之前即使编辑联系我，我也会因时间还不成熟而请求延后。现在，我们已经就此达成默契了，我希望自己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言由心生，要想写出更好的文章，我还得继续在提高对人生的感悟能力和精神境界上下功夫。此是自期，亦为共勉。

刘仁文

2015年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