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1934年第二次“炉边谈话”

——我们正在向着普通人的更大自由和更大的安全感前进

1934年9月30日

自从国会休会后不久我同大家谈话以来，三个月已经过去了。今天晚上我接着那次汇报，尽管由于相隔时间短暂，我必须把若干问题推迟到以后再讲。

近来，使我们大家关心的最值得注意的社会问题，同工业和劳工有关；而关于这两个方面，已取得了我认为重要的某些进展。我高兴地向你们报告，多年的变化不定在1933年春天发生的崩溃中告终以后，我们正在旧的紊乱状态中建立秩序，更有把握地使劳工就业并获得合理的工资，使商业繁荣并获得公道的利润。政府方面和工业方面的这些进展，预示着全国的新成就。

对于政府就工业和商业所采取的行动的具体形式，人们可能有不同意见，然而，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在当前这样的情况下，私营企业是不能不给予帮助和合理的保证的，否则，它不仅会毁掉它本身，而且还会毁掉我们的文明进程。这种行动的根本必要性，在现在和在多年以前伊莱休·鲁特说出以下很有意义的一段话时，是一样的严重：

 

不像个人间自由契约的平等交换那样，组织的巨大力量把大量资本聚集起来，使之同庞大的工业企业互相结合，通过庞大的贸易机构进行交易，在生产、运输和商业活动中雇用着广大的人群，其总体之大，使得与之有关的每个个人都是十分孤弱无力的。雇主和雇员之间，大量资本的主人和有组织劳工的队伍之间，小生产者、小商人以及消费者和大的运输、制造以及销售机构之间的关系，都提出了新的问题，依靠根据个人的意志去采取自由的行动的旧办法去解决，看来是十分不够的。而在许多方面，由我们称之为政府的那种有组织的控制力量进行干预则似乎是必要的，这样才能产生公平和正确的行为，而在新的条件产生之前，这种行为是靠个人之间的摩擦才得到确认的。

 

在1933年3月，我们正是按照鲁特国务卿所描述的精神去处理恢复私营企业的任务的。我们当时的第一个问题当然是银行的情势，因为，正如大家所了解的，银行都垮台了。有些银行是无法挽救的，但是绝大多数的银行，或是通过本身的财力，或是由于政府的援助，完全恢复了信誉。这已经使在这些银行有户头的成百万存款人得到了保障。紧接着这一伟大的建设性努力，我们还通过不同的联邦机构在许多其他企业领域里挽救了债务人以及债权人，比如贷款给把农场和家宅进行抵押的人，贷款给铁路和保险公司，最后还有援助房产主和工业本身。

在这一切努力中，政府都出而救援企业，并且完全期待着用来救援这些企业的费用迟早是要归还的。我相信它会得到归还的。

我们在恢复正常企业经营中采取的第二个步骤是彻底清除投资领域里的不健康的状况。在这方面，我们从许多银行家和企业家那里得到了帮助，他们大多数人都认识到过去在银行系统中、证券交易中、有意鼓励的股票投机中、在经营没有支付能力的抵押中，以及使公众损失成十亿美元的许多其他做法中的种种弊端。他们认识到，不改变投资的方针和方法，就不可能恢复对于储蓄的信誉。现在，全国都根据新的银行法，根据证券法对新的证券进行的认真审核，以及通过证券交易法制止严重的股票投机，取得了在银行里的安全储蓄。我衷心地希望，由此人们将不再从事通过证券投机而致富的不幸勾当。一般地讲，这样干的人几乎总是要蚀本的。我国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人相信赌博，而不相信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传统哲学：劳动才是致富之道。

在应付工业复兴的问题上，政府的主要机构是国家复兴局。在该局的指导下，包括全部企业雇员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商业，都已接受了公平竞争的法规，这项法规已经总统批准。根据此项法规，在有关企业中，童工制已经废除。工作日和工作周均已缩短。最低工资已经有所规定，其他种类的工资则根据生活水平予以调整。国家复兴局的紧急任务是劳动就业。自从它成立以来已经有四百万人获得重新就业，主要是通过美国企业根据前述法规进行的合作。

工业复兴计划的好处已经实现，不仅在新的就业形式、免于过重劳动和过低报酬上对劳工是这样，对于工业的老板和经理也是这样，因为在工资总额的巨大增长同时，工业利润总额也取得了实际的上升——从1933年第一季度的赤字上升到国家复兴局成立后一年里持续地获得利润的水平。

当然，不应期望，即使就业的劳工和资方就会对现状完全满意。就业的工人绝没有享受到重获繁荣时期的收入，尽管成百万过去受歧视的工人在今天得到了比以前多得多的工资。而且，几十亿美元的投资今天有了在当前和在今后都能赢利的更大保障。这是因为建立了公正的竞争标准，还因为消除了由于削减工资所造成的不公正的竞争，这种竞争使市场萧条并且破坏了购买力。然而不能否认，要使其他几十亿美元的投资也能恢复合理赢利，则不是一年之内所能做得到的。没有什么神妙的处方，也没有什么万应的经济灵丹，能够使重工业和依赖重工业的商业在一夜之间一举而得到复苏。

然而，商业和工业的收益从总体上讲是很大的。这些收益和本政府的政策提供了保证，它们鼓舞着一切向前看的男女公民，使他们相信我们的确是在根据“新政”所规定的路线改建我们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这些路线，正如我经常明确讲过的那样，是完全符合遵守法纪的人民政府的根本原则的。自从白人第一次来到大洋的此岸，美国人要求的就是这种遵守法纪的人民政府。我们在将来和在过去一样，将依靠个人主动性引起的干劲，公平的私人利润带来的刺激，再加上我们大家都应该接受的对公共利益的责任心。我们有权利期望这种干劲将会被忠心耿耿和全心全意地奉献给我们的国家。

我们已经经过了国家复兴局制订法规的形成阶段，实现了国家复兴局的改组，使之适应下一阶段的需要。而下一阶段本身又是一个准备立法的阶段，在立法中我们将确定国家复兴局的最终形式。

在最近这次改组中，我们确认了国家复兴局的三项不同职能：第一，立法的（或制订政策的）职能；第二，制订和修订法规的行政职能；第三，司法职能，包括强制执行、处理消费者的控告、解决雇主和雇员之间以及不同雇主之间的纠纷。

第一阶段，在约翰逊将军能干而有力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经验。在这个经验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已经作好准备进入第二阶段。

我们将在国家复兴局的第二阶段注意观察这一新机构的运转，进行必要的改进，最后向国会提出建议，使行之有效的国家复兴局的各项职能成为政府常设机构的组成部分。

让我提请你们大家注意这样一件事实：全国工业复兴法对企业家们提供了他们多年追求的机会，通过所谓的工业自治去改善企业状况。如果已经拟订的法规过于繁杂，如果这些法规在诸如确定价格和限制生产等事务上走得太远，那么就请大家记住，只要符合过去这一年里的眼前大众利益和改善劳动条件的极端必要性，凡属可能，商业和工业的代表们曾经被允许把他们的想法写进法规。现在是全面检讨这些措施的时候了：不仅从普遍公益的立场出发，也从企业本身利益的立场出发，根据经验，通过审慎的手段，去确定在紧急情况下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和政策是否确实最有助于促进工业复兴以及企业和劳工状况的长远改善。不少企业组织曾经坚持认为，必要的管制生产和防止灾难性削价的那些做法，其中许多是否明智，它们的效果是否反而妨碍了使物价得以降低，就业得以增长的产量上升，这些都是值得严肃考虑的问题。至于根据每个小时的工资或每周工资来确定最低工资标准，我们是否就已接触到问题的核心，也就是为收入最低的工人提供足以解决其最低需要的年度收入，这也是个问题。把适合大工业中心和大雇主的法规要求，推而及于为数众多的小雇主和较小的居民点，这也不见得是明智的。

在过去十二个月里边，我们工业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由于罢工而有所减慢，其中有几次还是关系重大的罢工。我不想过低估计这种冲突对于雇主和职工以及对于一般公众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损失。然而我要指出，在这一时期里，劳工纠纷的规模和严重程度，比起以前任何可与比较的时期都要小得多。

在我国企业家们要求有权把自己充分组织起来以促进其合法利益的时候，在农场主们要求制订立法给他们机会并鼓励他们组织起来共同进步的时候，工人们自然也会要求并得到明令，宣布他们根据宪法有权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谈判，这就是全国工业复兴法第七条A款所规定的。

联邦政府建立的机构提供了新的调解方法。雇主与雇员不去加以充分利用，则双方都不能辞其咎。雇主蔑视公正的调解机构、否定雇员组织起来的自由，或者不去尽一切努力通过调解合理地解决纠纷，就是不完全支持自己政府所致力的复兴。工人们蔑视这些公正的调解机构，拒绝利用它们斡旋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样也是同自己的政府不完全地合作。

我们现在该当做出明确的努力去实现劳资双方的统一行动了，这种统一行动正是复兴法的一个崇高目的。我们已经经过了一年多的教育过程。我们一步步地建立了各种政府机构，这是在一般情况下保证工业和平所必需的，对于经过自行谈判未能获得必要协议而愿意利用这些机构的各方，也是公道的。

对于这种结束工业冲突的手段，至少应该给予全面的和不带偏见的检验；这样做，我们就能使我们的主要企业保持有秩序的运转，从而对于雇主、雇员和消费者三方面都有好处。

出于这种考虑，我建议在下个月内同真正能够代表大雇主和大劳工组织的一些小组会谈，争取他们合作去建立一个可以称之为工业和平的试验时期。

从愿意参加建立这种大家盼望的和平时期的人，我将争取得到保证去达成并遵守协议。这种协议应该可以互相信赖，可以规定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以后根据双方协议或者通过各州或联邦机构的调停或仲裁，还可以随时调整。我不会要求雇主或雇员任何一方永远放下工业冲突中通常使用的武器。但是，我将要求双方都对和平调解他们的意见矛盾和利益矛盾的方法给予不带偏见的检验，对于符合我们工业文明的措施，给予一段合理时间的试验。

与国家复兴法密切关联的还有公共工程计划。这项计划是由同一法案所规定的，其目的是使更多的人重新就业，既能直接地在这些公共工程就业，也能间接地在为这些公共工程提供材料的工业中就业。有人说，我们在公共工程上和复兴的其他手段上的开支是我们负担不起的浪费。我要回答说，任何国家，不论多么富裕，也承担不起人力资源的浪费。大量失业所造成的思想混乱才是我们最沉重的负担。它是我们社会秩序的最严重的精神威胁。有人试图说服我，要我们承认我们将永远有成百万失业的人，就像其他国家十多年来的情况那样。对于那些国家来说，什么是必需的，这不是我所能决定的。但是对我国来讲，把一支失业的常备军作为我们未来的必要条件，我是好歹都不能接受的。相反，我们应该把这个作为一项国家的方针，决不容许有失业大军，一定要安排好我们的国民经济来尽快解决现有的失业，然后采取明智的措施，来保证不再出现失业。我不愿意设想任何美国人是注定要永远依靠领取救济金过活的。

虽然有幸的人数不多，但却有人在必要作出决定时畏缩不前，还责怪别人冒失，抱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必要的而且冒着巨大的风险。现在一旦走出避风的地下室，这些人就忘了曾经有过暴风。他们指点着英国。他们想让人家相信英国就是靠着无为而治、听天由命，而度过萧条取得进步的。英国有英国的特点，我们有我们的特点，然而我不相信任何明智的观察家能够指责英国在当前的紧急状况下表现得过分保守了。

英国真地听天由命了么？没有。英国在她的储备受到威胁时坚持金本位了么？没有。英国今天又回复金本位了么？没有。英国在收回一百亿美元的利息为五厘的战时公债，又发行利息三厘五的新公债予以替代，从而仅在利息上就为英国国库每年节省了一点五亿美元；她这样做时踌躇不前了么？没有。我们还可以郑重地说一下，英国的银行家是帮了忙的。早自1909年起，大不列颠在许多方面就已沿着社会保险的道路走到合众国前边去了，这难道不是事实么？在集体谈判的基础上建立劳资关系方面，大不列颠比合众国进步得多，这难道不是事实么？英国的保守报纸以一种可以原谅的口吻对我们说，我们的新政计划有不少只不过是企图赶上英国十年或更早以前就开始的改革而已，这大概是并不奇怪的吧。

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是通情达理和生性镇定的。不论是企业家或工人或农场主，都不会因为有人危言耸听地说我们某些复兴、救济和改革措施违反宪法就大为激动或心情不安。反动的律师或政治性编辑吓不倒我们。这一切大喊大叫我们都领教过。在二十一年以前或更早的时候，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试图纠正我们国家生活中的弊病时，伟大的怀特（最高法院）院长曾经说过：

 

有一种经常占上风的习惯，只要反对或不满意什么，就莫名其妙地抬出宪法来作力阻挠其实现的手段，于是就产生一种普遍的印象，以为宪法只不过是进步的障碍，而不是真正进步所必由的康庄大道，在我看来，这是个巨大的危险。

 

我们在争取复兴的努力中，一方面避免了认为企业应该并且必须由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府来接管的理论。另一方面，我们也避免了认为对需要帮助的私营企业提供合理帮助，就是干涉自由的那种同样站不住脚的理论。我们遵循的道路是适合于美国的政府常规的，即按部就班采取行动、为了具体需要才去管理的常规，勇于承认变化的常规。我相信亚伯拉罕·林肯的话，他说：“为人民群众去做他们需要做、但做不到、或者依靠他们分散的个别的力量所无法自己做好的事，这就是政府的合理的宗旨。”

我不赞成回到对自由的那种解释，根据它，多年来把自由的人民逐步地严加管束起来，为少数特权分子去服务。我倒赞成，相信你们大家也赞成，那种广义的自由，根据它，普通人将得到美国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更大自由和更强烈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