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宏大战略的考验
春天的太阳起得早，升得高，照得莫斯科大街上的积雪锃亮，冲走了柏林肮脏的泥水，大河从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山上冲刷下来，抽长了伦敦废墟上的罂粟和塞纳河两岸的栗树，使华盛顿潮汐湖边的樱花树现蕾，东京天皇花园里的牡丹花盛开。对战士们来说，这是打仗的天气；在无尽头的前线和海岸线上，他们加倍警觉，延伸戒备。这尤其是希特勒好惹事、欺凌弱小、发动攻击的时候。整个早春时节，元首下一个目标是哪里的谣言像闪电般从一国首都传到另一国首都。
也算是希特勒的一种才智、他的本事吧，1941年春，他似乎能在东西南北所向披靡。英国人还在鼓足勇气应对跨海峡恐怖攻击的可能。西班牙人忧心忡忡；希特勒施加压力，要佛朗哥允许他对直布罗陀实行闪电战，然后去横扫非洲。考迪罗
政府拒绝了，但是现在谣言四起，说纳粹会侵略西班牙，还要搞闪电战。同时，希特勒严密控制法国的维希政府。另有报道说，纳粹在西西里聚集陆空军力，以支援在利比亚被打败的意大利。而巴尔干各国，因为古已有之的争执和内部混乱四分五裂，在纳粹的压力下紧张万分。
罗斯福密切注意着纳粹走的棋，内心深为焦虑。遭到国会的抵制，军备不足，以及他自己的没把握，但他无论如何还是要把他的国家微薄的力量投到天平上去一试究竟。3月下旬，丘吉尔的电报称，“马来亚”号战舰在护航中被鱼雷击中，如果能在美国船坞修理，他将“非常感激”；总统复电表示会很高兴。当希特勒对贝当施压要其同轴心国站在一起时，罗斯福指示他驻维希的大使、海军上将威廉·莱希重申美国对英国最后胜利的信心。丘吉尔对总统发出警告，说维希计划把“敦刻尔克”号战舰从奥兰送到土伦去修理，这几乎等同于送到纳粹的怀抱。罗斯福又指示莱希向贝当提出严重抗议，并且成功地阻止了这一计划。希腊害怕纳粹侵犯，请求总统把早已答应给的30架新型战斗机送来，这位总司令遂命令他的海军提供飞机，不过在飞机到达前希腊已经沦陷。当南斯拉夫的保罗亲王表现有屈服于纳粹的意向时，华盛顿设法劝说这位王储相信，南巴尔干是能够抵挡住希特勒的。
总统用租借物资、道义规劝和友好的忠告等办法威胁利诱，但是他的话和他的行动都有一种空洞的余音——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敦促小国抵制纳粹，而它自己却隔着大西洋天堑远在危险地区的千里之外。
在重重麻烦之中，这两个民主大国却也偶有矛盾。总的来讲，白宫倾向于对贝当缓和而对佛朗哥严厉；而英国人却相反。丘吉尔想让美国在东大西洋举行海军演习，给点颜色让葡萄牙和其他中立国看；总统却害怕同里斯本对立，不愿把他的任何舰队调离太平洋。丘吉尔来电报说，如果西班牙屈服于纳粹或者沦陷，他将占领亚速尔群岛。罗斯福提醒他注意，除非葡萄牙遭到袭击，否则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还说，要明白，假如英国真要占领亚速尔群岛，也不要永远占领。首相的自尊心有点受伤，答复说：“我们并不想增加领土，只是为保全我们的生命，也许也包括你们的生命。”
如果说华盛顿有时同伦敦有分歧的话，那么华盛顿内部也有分歧。随着大西洋里继续沉船，而且速度快得可怕，史汀生在早春就敦促总统大胆抓这个棘手的问题，命令美国的战舰和飞机为盟国船只护航。总统想慢慢来——慢到使有些想斗的人气得拿赫尔出气，因为赫尔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政策上都比较谨慎。伊克斯在日记里狂叫：“我再一次诅咒这‘该死的国务院’！”
但是接近政府的人都看出来，主要还是罗斯福自己没有领导起来。弗朗西斯·珀金斯和弗兰克·沃克走遍全国，发现人们对外交政策淡漠而又无知，他们感到震惊。法兰克福特对伊克斯说，他简直无法理解总统为什么无所作为。4月下旬，史汀生直率地向他的首长发出警告，说政治局势恶化，政府必须站出来领导。
罗斯福是要领导的——但不肯越雷池一步。他似乎受舆论欺骗了；这舆论的无常与僵化、无知与理解、乐观到悲观、悲观到乐观变来变去，这是些奇怪的组合。一天，他对记者说：“看报纸听新闻的大众如果读读历史，那么有朝一日意大利发生海战，他们不会期望太高；改天轴心国进军希腊，他们也不会掉入绝望的深渊。”他接着说，这场战争会赢，不是因为一场海战，“而是因为维持了民主国家的主要防御力量的存在——那就是英国，大英帝国。”
总统因为国内的失败主义和宿命论而怏怏不乐。安妮·莫罗·林德伯格所著的《未来的浪潮》以其描述残忍——貌似权威——的势力而轰动一时。总统对记者说：“这些人，用一边嘴说‘我不喜欢它，我不喜欢独裁’，然后又用另一边嘴说‘它要打击民主，它要打败民主，所以我还是接受它吧’。我说这可不是善良的美国主义……”
然而，罗斯福自己也是举棋不定。诺曼·托马斯写信说护航会引起全面开战，罗斯福回了他一封很忧郁的信，说：“……你要是隐身在我身边待一个星期多好。你是不会体验到愉快的，因为每十分钟你就要受一次惊吓。
“你和我年纪相仿，我想，我们都想至少在同过去差不多的条件下过完这一生。今天我可不敢说，你和我是不是还能做得到。”
但是，罗斯福确实面对一个了解“完全改变过去老办法”的对手——这个人就是造成这种改变的人。1941年春，希特勒最后敲定了他的世界战略。
希特勒：作出决定 欣喜若狂
12月，阿道夫·希特勒在莱茵金属工厂召集工人开会，他在会上说：“大战前我是个什么人？一个无人知晓的无名之辈。”可是1941年春天的希特勒是个什么人？对他的人民来说，他成了既是弥赛亚救世主又是个了不起的工人—— 一个做成了他曾经许诺过要做大事的人。对丘吉尔来说，他是个流浪儿、歹徒、“仇恨和失败流产的怪物”，大众也都接受丘吉尔给他起的这些诨名，却并不很夸大丘吉尔个人的看法。对俄罗斯人来说，尽管同德国签了条约，希特勒其人就是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人祸的体现。对千百万美国人和英国人来说，他是一个发狂的疯子，跌倒在地，满嘴泡沫，啃着地毯。
对罗斯福来说，他简直不可思议。这两人之间有一些奇怪的相像之处：喜欢讲话，都好与老朋友没完没了地讲过去的事，好表现，喜欢人家恭维，让朋友之间或敌人之间彼此争斗；他们也是差不多同时掌权的。但是这种相像只在表面；这两个人来自不同的世界，他们的价值观大相径庭。
希特勒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对他父亲就又恨又怕，但很爱他的母亲。他的家从一处搬到另一处，他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自我感觉既自负又空虚。罗斯福爱他的父母，对家庭、出生地和身份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希特勒几乎没有改变和适应的能力，而罗斯福则终其一生都一直在成长和适应。罗斯福对性的兴趣一般，而且受到缺少机会的限制；希特勒有充分的机会接触女人，但受到自我遏制而气馁。罗斯福喜欢笑；希特勒至多只会发出怒吼似的“咯咯”声。罗斯福喜欢太阳、水、白雪；希特勒憎恨这些，除非是离得远远的。罗斯福喜欢少量的烟草、酒和肉；希特勒对这三种东西碰都不碰。希特勒喜欢铺张、病态、神灵启示之类的东西；罗斯福则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贴近的、具体的东西。希特勒对血、对砍人头、轻易致人死亡的事神魂颠倒；而罗斯福则终生热爱生活，爱生活的无尽复杂、意外的惊喜和永无止境。
希特勒是个思想家。以其五十载漂泊不定、谋权势、政治斗争，最终成了征服者而掌权，他自己形成了一套价值观，一种僵化的理论和一种政治行为的策略。他的价值观就是来自民间、种族主义、排外；反对具有自由思想的人所珍视的一切——平等、利他、容忍、宗教信仰、个人自由、国际主义。希特勒的变化理论并不是个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而是不停歇的种族和民族斗争及野蛮的暴力，踩着弱者尸体爬上权力宝座的强烈欲望；不容许有松软的自由观念，诸如适当的过程、少数成员的权利、民权、议会主义、渐进主义、和解。其价值观与变化理论及其政治策略互相紧密咬合，从这个意义上讲，希特勒是个真正的思想家。作为思想家，他认为他的对手不仅错了，而且邪恶，还都是疯子。他对他的战友们说，罗斯福简直是疯了，他的举止就像一个“拐弯抹角、谨小慎微的犹太人”，因为他的身上流着犹太人的血；“他的老婆也完全是黑人的样貌，证明了她也是个杂种”。
希特勒作为个人也是罗斯福所不了解的。长期以来，罗斯福总统习惯于政客们要扩大自己的影响，背弃老朋友，说话不算数，心存怨恨；他自己也曾经干过这类事。但是他要对付的希特勒是个远比休伊·朗或约翰·刘易斯更急切地要人承认、要人服从的人。出生于有父母钟爱，稳定的家庭、社会阶级、家族传统的罗斯福，不容易体会这个社会虚无和革命动乱的产物。希特勒缺少一个家，但是他把纳粹党、纳粹思想和他的纳粹伙伴当作他的新家。虽然他也知道如何使用胡萝卜和大棒，但是他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把一切简单化了的人。罗斯福是以骑士的风度行事，绕过、跳过、兜圈子；而希特勒则径直扑向他的猎物——反对党、对纳粹持不同政见者、犹太人、弱小的国家。
到了1941年年初，希特勒面临他此生也是他所处的这个时代的重大决策。12月，他已经命令他的高级将领准备从陆路对俄罗斯大举进攻，时间定在5月。元首的指示是这样开头的：“德国陆军必须准备，甚至在对英战役未结束前，一举快速粉碎苏俄（‘巴巴罗萨行动’）。”但这还不是最后决策。就在他的将军们策划后勤补给路线和在绵延几千英里的前线从何处打响之时，希特勒还在琢磨他的战略形势。
这个形势好的和坏的两方面都很突出。英国还没拿到手；美国在加强支援英国；英国在非洲摧毁了墨索里尼；抗德的西部战线是被打破了，但是还有英伦海峡，而海峡对岸的英国力量日增。如果说德国的政治家、战略家，甚至士兵有什么东西是深入骨髓的话，特别是1918年之后，那就是：决不能搞两线作战。希特勒自己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也强调了这一点。元首成功地运用了军事加外交——特别是在西方国家还来不及干涉的时候击垮了波兰，他要避免战略上的失策。现在只有压倒一切的考虑才能战胜这个原则。希特勒似乎就处在这种状态。
再说，俄罗斯似乎是一个不友好很狡猾的盟国。元首大度地邀请莫斯科参加三方条约——同时表示俄国可以享有印度的富饶——之后，莫洛托夫只是冷冷地要求对芬兰、保加利亚、土耳其海峡、波斯湾自行其是。希特勒气得咒骂斯大林冷血敲诈。他自己的理论是，莫斯科有什么本钱提出这样的要求？俄罗斯是个泥足巨人。残酷地清洗军官已经削弱了其军队。它的边境线很长，但是防守薄弱。它的人民，特别是乌克兰人，急切地希望摆脱布尔什维克的枷锁。
元首还知道，俄罗斯还有它自己两线作战的困境。东面有日本，它的宿敌，现在同德国和意大利缔约结成了铁哥儿们。希特勒日益膨胀的战略野心幻化出全球性的机会。“以三方条约为基础的合作，其目的必须是诱导日本尽快在远东行动。这样就把强大的英国军队拴在那里，而且会把美国的力量转移到太平洋。鉴于其敌人毫无准备，日本越早出击成功的几率越大……”他指示手下在处理日本的军援要求时要慷慨。
元首还考虑了各个国家策略之间的相互影响。从长远看，美国是他最头疼的对手。那是个大国，富庶，离得又远。他还不想惹华盛顿——但罗斯福好像要他的国家准备军事行动。摧毁俄罗斯能使日本倾其全力对付美国。然后，以扩大的联合潜水艇战削弱罗斯福跨大西洋对丘吉尔的支援。希特勒说，美国援助即使到达英国，也是太少太晚。英国耗尽了美国的援助和俄国潜在的支援，就不得不屈膝投降。同时，他还要节制自己，不对美国在大西洋上的船只进行挑衅。
对俄国的攻击也一样，当时许多人认为那就像一个向前冲的疯子，方向错了，而从希特勒的战略观点看，这是破坏正在发展中的反对其全球联盟的最好办法。在希特勒那很圆的地球上，向东真的就是向西。最后，他说服自己，征服俄国就扫除了再战英国以后在其后方的一切威胁，而且会保证他的原料供应。他觉得时机也成熟了。各国都在重整军备，包括俄国，但是都晚了。如果他不迅速推行其大战略，反对他的联盟就会推行他们的。莫斯科和伦敦不是已经在阴谋反对他了吗？
可是要下决心也不易。海军上将雷德尔反对东进战略，而且大谈地中海、北非和大西洋的各种好机会。出于两个理由，希特勒反对。一是西线作战的复杂性。事实证明墨索里尼不是盟友而是个拖累；维希是在控制之下，但是不可靠、怠惰；只要英国舰队还控制着西班牙的海岸线，佛朗哥就很小心，同时好像还热衷于讨价还价。比之俄国的腹地，地中海不过是一些集中起来的战术机遇——隐含着危险，而不是一个战略整体。南线和西线作战要求要有精湛的外交、宣传、施压的综合能力与海陆空的实力。如果集中力量猛打几下粉碎俄国，那么，打翻整个反纳粹联盟岂不容易得多？
还有就是思想意识方面的理由。希特勒的思想上一直存在的最大的理由是对东方斯拉夫人，对他们那“犹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和庞大的红军的恐惧，其中还混合着厌恶。“我们决不可忘记今天俄罗斯的统治者都是双手沾满鲜血的罪犯、人类的渣滓。”这是他在《我的奋斗》中连篇累牍的胡话。“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国际上的犹太人，他们今天是俄罗斯绝对的统治者，他们不把德国看成盟友，而是有着同样命运的一个国家。”他看不起（并且妒忌）英国，对俄罗斯充满着仇恨，同俄国谈判纯粹是为了国家。他认为，从长远看，这两种思想意识必有一场生死较量。
这就是希特勒从他那鹰巢里远望着积雪的阿尔卑斯山，或在他的总理府里俯身对着巨幅地图时，满脑子想着的神圣使命，编织着他的全球战争锦画。多年以后，甚至到了杀伤巨大的核时代，这个独夫掌握的生杀权力之大依然令人畏惧。所谓“绝对”王权和“极权”独裁者的实际权威往往被夸大了；这些可怜的家伙每一步都受到疑虑重重的盟友、野心勃勃的对手、拖后腿的官僚、要求苛刻的亲属、缠人的妻子或情妇的阻碍。但是1941年希特勒的权力几乎大得无边无际。午饭到晚饭之间，他就可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推翻某些政府，让血流成海，把几十个城市变成废墟，改变地球上四分之一地区千百万人的生活，却完全不碰别的地区。在发狂的时刻或者灵机一动，他可以下令处死一个民族、消灭某一类人。他确实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把一切简单化的人。
更有甚者，希特勒接触的圈子已经很狭小，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他那些致命的决定。戈林、戈培尔、希姆莱等争着贯彻他们元首的命令，甚至盼着他下命令。思想意识同他们的元首一致；除了在细枝末节或关乎他们自己的权力范围问题以外，他们没有理由对他有异议。天然反对派——教会、工会、政党、知识分子——早已被镇压了。至于盟友，墨索里尼已经降格为小伙计；希特勒往往只在行动的头一天晚上才告诉他。卫星国的头头们不敢惹恼这个家伙，无论他飞黄腾达还是倒霉，现在他们都得奉陪到底。
只有将军们还有正式的地位，有团结的精神、职业的传统和顶住他的权力。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也没劲儿了。他们怀疑希特勒的赌博，但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们错了。他们被他恐吓斥责，害怕如果不服从，他会任用更加狂热的军人或强攻的骑兵取代他们，所以将军们基本上保持沉默。他们甚至没有文官那样的不了解或误会了的借口，无可逃遁，因为希特勒不允许。他对他的将军们训话，将军们一言不发，他却讲了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讲他的计划大纲、他相应的外交步骤、更广泛层面的政治形势，还有他们各人的责任。
1941年，只有一个独立国家的道义热情才能抵抗希特勒。隆冬和春季，元首侵入巴尔干，不让他们有任何独立和受到英国威胁的表现，并且保护着他的右翼以进击俄罗斯。他把他的牺牲品一个一个地迂回包抄，孤立起来。保加利亚，受到在罗马尼亚的纳粹军队的威胁，不敢回应俄国要援助的请求，于2月底加入三方条约。土耳其被希特勒驻扎在旁边的几个师吓坏了，宣布中立。希腊仍然受到西北山区意大利部队的困扰，东北部遭纳粹袭击，毫无防备。只有南斯拉夫还保留着一些行动和意志的自由。
有一段时间，这个小国似乎也会屈服于希特勒对那些没有开罪于他的国家的慢性扼杀。保罗亲王自知政治和军事地位软弱，未回应英国邀请他共同组织一个抗德的巴尔干阵线。可是希特勒觉得这还不够。3月中旬，他把保罗召去参加一个秘密会议，要求贝尔格莱德也依附三方条约。过了一个星期，面对纳粹的最后通牒，这个摄政王屈从了。接着发生了一件不在希特勒日程上的事情——而且就此改变了希特勒的日程：被保罗投降激怒了的塞尔维亚陆军军官将其赶走。丘吉尔满心欢喜地宣称，南斯拉夫“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灵魂”，并敦促罗斯福全力支持这个新政府。
贝尔格莱德政变使希特勒勃然大怒。他把高级将领召集起来，吼叫着一定要把南斯拉夫永远摧毁，不管现在贝尔格莱德怎么表示忠诚。将军们悄悄地重新部署他们的部队；然后纳粹飞机突然袭击这个没有设防的首都，心脏地带几乎完全被摧毁，17000人死于非命。纳粹的纵队从北面和东面跨过边境，不到十天，有效的抵抗被击退。
希特勒为其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实力表演而狂喜。他有点冒险，因为想从南面进攻就意味着要把他对俄罗斯的进攻整整推迟一个月。他并未特别在意。成功，同权力一样，使某些人高贵起来，又使另外一些人胆子大起来，走向腐败。希特勒对他的指挥官们说，同俄国的斗争既是思想意识的也是种族差别的，一定要以空前的、毫不留情的手段进行。尤其是，苏维埃的政委们——“一种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直接体现者——一定要消灭之。”党卫军头目希姆莱受命执行这项“特殊任务”。
3月底，希特勒再一次召集他的将军们，强调这样的意识——即将开始的战斗是无情的和最终的。一位观察者回忆道：“他们坐在他面前，一言不发，只有两次打断了这种沉默，一次是他从后面一扇门进来，走上讲台，全体起立；后来他以同样的方式退席。除此而外，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个人讲一句话，只有他一个人在讲。”
4月底，希特勒确定6月22日为“巴巴罗萨行动”的进攻开始日——比原计划推迟了五周。他信心十足，他的将军们也是。希特勒说：“我们只要一踢门，那整幢房子就塌了。”
丘吉尔：失败的困顿
1940—1941年冬天的暂停轰炸使白厅里的指挥者们对战局作出了更严重的战略估计。经过1940年的灾难之后，英国当然很是庆幸。丘吉尔后来说：“我们活下来了。我们打败了德国的空军。英伦三岛没有遭到入侵。现在国内的陆军很强大，伦敦成功地经受了各种不幸。同我们岛上制空权相关的一切都在迅速改进……”在利比亚的沙漠里，英国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们打败了意大利。“大西洋对岸的那个伟大的共和国越来越尽责，给我们的援助也越来越多。”
也有很暗淡的一面。大西洋生命线上沉船的情况仍然使人寒心，而且德国人在以后几个月还会派出更多的潜水艇。英国在战场上消耗太大，本来不够的战争补给不断被吞噬。东京在东方的意图还是看不清楚，透着不祥。而最麻烦的是地中海的战略形势。英国即使在捷报频传的沙漠胜利之时，也不能忽略它在近东的义务和实力不平衡中的弱点。佛朗哥虽然不愿参与一个明显可疑的方案，但还是在同希特勒调情。在纳粹的压力之下，贝当一定会垮。德国空军是悬在巴尔干上空的一把利剑。土耳其和其他近东国家冷冷地打量着英国在近处的实力。英国的力量其实微乎其微——英国、印度和英联邦的五万军队分散在地中海的东面和西面，尼罗河流域有两百架飞机。
德国有什么计划？英国情报人员没有预测出柏林的战略意图，部分是因为希特勒还没有下定决心。所有的情报都指向他仍在准备侵犯英国。1月下旬，丘吉尔写信给罗斯福；他即将准备就绪，要好好迎接他们。但是东面有消息说，大批纳粹空军和陆军正在进驻罗马尼亚，并且在索非亚的默许下渗透到保加利亚。“希特勒自然会严重威胁英国岛屿，以便把我们拖在这里，并掩护他在东线的阴谋。”丘吉尔带着一丝妒忌地又加了一句，纳粹的军力如此强大，他们可以同时在两条战线发起攻势。
丘吉尔的基本政策是让罗斯福了解情况，保持同情。他们两人至今还没有在总统和首相任上见过面，但是书信往来频繁，涉及面也很广。1941年年初，总统派霍普金斯作为他个人的代表造访英国。英国人看他那样邋遢、说话又冲，有点看不起，但是很快他们领教了这个人非等闲之辈。后来，丘吉尔回忆说：“他坐在那里，瘦小、身子骨单薄、一脸病容，但是一谈起事业，他绝对是精神焕发”——这一事业就是打败希特勒——“那是全神贯注、忠诚、目标明确。”伊斯梅将军注意到霍普金斯不整洁到令人可叹，但很快又认为，就连丘吉尔在相信一定要粉碎纳粹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也有点太过简单了。
罗斯福手下其他人跟着也来了：埃夫里尔·哈里曼，帮助安排《租借法案》有关英国这边的事务；威廉·多诺万，共和党里罗斯福的老冤家，也是朋友，他同丘吉尔手下人商量巴尔干和地中海地区问题；向圣詹姆斯朝廷派出的一位新大使——约翰·怀南特，此人是新罕布什尔州前共和党州长，说话慢吞吞，有林肯的风范，对丘吉尔的事业同霍普金斯一样全力以赴。
对于罗斯福派到英国的人选，丘吉尔同等回应。洛西恩勋爵逝世，他选派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任驻美大使，这样也就使安东尼·艾登得以接任外交大臣。为了显示这项任命的重要，丘吉尔让其最新、最大的战舰“乔治五世国王”号在去过斯卡帕湾之后送这位大使过大西洋，病恹恹、颤巍巍的霍普金斯为他送行。而在另一边，罗斯福则从安那波利斯港出发去迎接这位新大使——也为的是要趁这个机会去亲眼看看丘吉尔的这艘最新的无畏战舰。
但是一切都同伦敦正在制订的计划作对——到1941年3月，丘吉尔和他的军事将领面临着可怕的战略困境。德国人从巴尔干威胁希腊。英国从历史上就是这个古国的保护者，给它提供空中支持抗击意大利人。英国的将军们觉得，纳粹不可避免地会进行某种袭击，因此在这个地区组织一个反纳粹集团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他们得到多诺万上校的支持。多诺万上校正走访各国首都，劝人们就地抵抗，从长远看会得到美国援助，但眼下却没有。整个冬天，伦敦极度热切地施加外交和军事压力以争取南斯拉夫和土耳其的支持。但是，贝尔格莱德位置暴露，极易受到轴心国的攻击，其内讧也太厉害，不能形成一个坚决的反希特勒阵线；安卡拉则害怕，接受英国的援助会挑起纳粹袭击它那士气虽然旺盛装备却很不足的部队。
在大家都犹疑不定的时候，有一个国家似乎目标确定了。雅典毫不含糊地告诉伦敦，它会像对付意大利一样抵抗德国。英国会援助它吗？
这样的问题必然会激起丘吉尔的热情和同情，以及他的某些战略倾向。他赞赏希腊的勇气；他要树立一个英国愿意援助被围困的盟国的榜样——特别是在美国面前；而且巴尔干早就好像会成为再次进入大陆的通道。这一切使他进退维谷的困难更加尖锐：派部队去希腊吧，就意味着要把部队从北非前线抽出来。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将军已经重创意大利人；但是希特勒的增援部队多长时间会到达意大利这只“靴子”，跨过西西里，进入非洲？希腊会变成一个陷阱吗？可是英国能够袖手旁观吗？就像艾登说的，眼看着希特勒兵不血刃地得胜吗？
丘吉尔的一些军官干脆反对从北非抽走任何军力，他们觉得北非的重要性仅次于英伦三岛。艾伦·布鲁克将军想不通，“政治家们怎么就总不明白这个简单的原则：在关键之处要集中兵力而不可分散力量”。同罗斯福一样，丘吉尔不单是个总司令。同希特勒不同，他不能轻易地钳制他的将军们。他曾经是国防大臣，所以没有什么能削弱他对将军们和作战计划人员的影响。他给他们发了不少措辞礼貌但也像鞭子一样的备忘录和便条。他的命令、提醒、要求从他的办公室一小时接着一小时地发出来，敦促“今天就行动”，不允许有借口，要求汇报。可是，他的这种积极性掩饰不住一个基本问题：没有权威，也控制不了；他必须同职业军人打交道，这些职业军人钦佩他在战略上的多面性和想象力，但是却为他不懂行而遗憾；重大决策他必须在他的战时内阁里作出，这个内阁里既有工党人士，也有保守党人士；他必须对议会负责，议会可以随时质询他的政策，表示缺乏信任，甚至——几乎很不像英国做派——可以投票把他赶下台。在这个古老的宪法制度下，丘吉尔不是以他的官方权威影响别人，更多的是以他的无穷的精力，非凡的想象力，群众的支持，他的欺哄、奉承、操纵和压倒一切的气势在发挥着他的影响力。
现在，军人在等着政治家对希腊作出决策。有一段时候，甚至连丘吉尔也打退堂鼓了。军方同希腊的协调不稳定；建成巴尔干共同防线的可能似乎更加渺茫；一个名叫埃尔温·隆美尔的德国将军正在利比亚建立其实力。丘吉尔打电话给在开罗的艾登说：“如果你心里觉得会是另一个挪威式的失败，那就不要考虑你们自己有义务帮助希腊的事业。”但是艾登、迪尔和韦维尔的选择是，不管困难有多大，都和希腊站在一起。
决定这件事的是丘吉尔的性格而不是丘吉尔的战略。好几个月来，他的眼睛一直在搜寻欧洲的出海口。他倾向用英国的海上实力大胆快攻，打破敌人的平衡，使损失最小，发挥英雄主义和勇猛的作用。尽管他很欣赏现代武器，却不喜欢集结重兵，因为在设备方面不堪重负：机械、通信兵、卡车、补给站、洗衣房、成堆的发动机。对于他来说，战争仍然要靠勇敢和体力、机动力量的冲刺、情感和杀戮。支持他的战略和性格的是一种历史感——气质、勇气、应对能力和机会的作用。关键的一招如果失败，会使满盘皆输，果敢的战士们在大范围的多次努力也可能失败；但是一支部队如果突破，就会打开许多新的机会。
这样，伦敦就承诺继续支持希腊，到4月6日——他们进入南斯拉夫的同一天——德国人从东北杀进了这个小国家。
这是一个国家的伟大之处，它自己被围困，尽管认识到危险，但还是坚守对一个弱小盟国的承诺。它的伟大不在于战争。希特勒，一如既往，按照军人的谋略，在重要部位集结重兵，其战略的主动使得他在战术上也机动灵活。他调动14个师——4个装甲师——兼程进发，要实现快攻。对方仅有英勇顽强还不够。没过多久，英军和他们的希腊战友就向南溃逃。一路上，德国新型轰炸机俯冲投弹，烧毁的军车，拥挤不堪的山间羊肠小道尘土飞扬，泥泞难行，简直是一场噩梦。英国海军在南方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岸救出了幸存者；还有12000人，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被俘。
同时，在北非的另一把钳子也在拧。希特勒并没有计划进攻开罗，但又一次他正好到了那里，带了一支很大的部队。试探了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防御情况，隆美尔很快察觉到他们在希腊事件后的弱点。于是，他玩了几手漂亮的袭击，改变了韦维尔左翼的形势，把英国人赶出了班加西，包围了图卜鲁格。韦维尔这一年对意大利取得的转折性胜利也因此烟消云散。
接下来的第三个时期，也是最残酷的时期：克里特岛。拿下了希腊和南斯拉夫，赫尔曼·戈林计划让他的飞行员、滑翔员和空降兵部队来一次大胆的行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空降袭击。德国动员了16000名伞兵和山区官兵与1200架飞机。这次打击是在5月20日。保卫家国的人民在空中和陆上歼灭了几百名德国人；英国海军一个夜晚就摧毁了一个护航船队，4000人落水丧命。可是德国人还不断地从空中来袭。一周之内，英国又一次实行了撤退奇迹——而希特勒则庆祝他取得的一次最大胆的胜利。
此时，丘吉尔的战略备受攻击。老戴维·劳合·乔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的上司，在下院站出来严厉批评战争。他提到一战期间经历过的那些令人丧气的日子。“不过那时我们还有第三次、第四次的大失败和撤退。”他接着说，丘吉尔是很杰出，这没有问题，但是他周围也需要一些“普通人——有独立见解、敢于顶他、对他讲真话、能让他检点自己主张的人……”。有十几个人附和这种批评。丘吉尔以牙还牙地回应劳合·乔治那“不特别令人振奋的讲话”。面对全神贯注倾听的议会，丘吉尔辩解说，那么前首相希望现任首相“周围是一些敢于顶他、对他说‘不，不，不’的人。啊，好啊，他难道不知道英国宪法的否定原则有多强？英国知道战争的机器是怎样运作的？”问题不是要刹车，而是要加速。“一个时候要我们学习德国人的大胆和活力，过一段时候，又要首相由他身边围着的一群‘说不的人’来协助他。”
只有三票反对政府，不过克里特大溃败之后批评更厉害了。丘吉尔在议会发牢骚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做错了事却不需要到国会接受质询。他提醒议员们，德国人可以通过在欧洲内地的铁路线和航空线上很轻易地调动空军，而英国却必须“把飞机包装好，装上船，一直越过大洋运到好望角，然后再运到埃及，才能组装成飞机，才能在他们来的时候飞上蓝天……”他就不讲战术细节了。他说：“失败是痛苦的。”对失败的唯一回答就是胜利。
丘吉尔在议会里战胜了他的敌人；令他不解的是他的朋友。希腊事件之后，罗斯福发电报对英国的损失表示慰问，对其在“完全有理由推迟的行动”中所表现的英雄主义表示祝贺，但是他又说：“不仅如此，如果还需要更多的撤退，那也会成为这个阶段的战争中缩短英国战线、大大加长轴心国的战线、迫使敌人投入大量人力和装备计划的一部分。我很满意，在这里和在英国，公众舆论越来越认识到，即使你们在东地中海退得更远，也不会有大的溃退或投降，海军最后控制了印度洋和大西洋，到时候就会赢得这场战争。”
这好像是罗斯福绝望中的箴言，丘吉尔遏制着心里的不满。他警告罗斯福说，丢了埃及和中东很严重。在这场战争中，每一个点都是制胜点，“我们还要丢掉多少呢？”他愿讲老实话，“要平衡土耳其、近东和西班牙日益增长的悲观情绪，一个决定性的砝码可能是，美国马上站到我们一边，作为一个交战的强国站出来。”
失败是痛苦的。丢了巴尔干之后，丘吉尔面临战略破产。他在哪里能堵住希特勒？就在这令人忧心如焚的几个星期里，他的官兵在东非扫荡了意大利人，在叙利亚打败了维希法国人，但是他们没有打败纳粹。到了6月，他只好在战术上孤注一掷：为了加强抵抗隆美尔的力量，他冒着极大的危险把坦克装在船上直接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运给韦维尔；他这样做等于掏空了国内的坦克兵力，并冒着地中海沉船的危险。这一招赌赢了，但是韦维尔还是未能迫使隆美尔退却。不情愿的丘吉尔也只好决定把韦维尔调出中东司令部。真像是诸事不利。5月，德国对伦敦进行了迄今最大的一次轰炸，把下院的大部分也破坏了；丘吉尔站在瓦砾中不禁痛哭。
他现在看得非常清楚：美国是他唯一的希望所在。此前的5月7日，他曾对下院说，他的政府在处理同华盛顿的关系上并没有严重错误。“我们既没有吹嘘也没有哀求，没有得罪他们。”现在只得等待那个有一亿三千万人的强大的民主国家全面部署起来。但是谁都明白时间越来越少了，可是那个强大的民主国家行动犹豫迟缓。丘吉尔最后对英国发表了以下的广播讲话：
疲惫的波涛，劈波斩浪也徒劳，
此处似无寸土可进，
回首远望那小溪和涓涓细流，
无声而来，汹涌而来，汇成大河。
不光在东窗，
白昼来临，在光明中来临；
前面太阳慢慢爬升，多么缓慢，
但向西，看啊，大地一片光明。
近卫：对重庆的看法
东方形势暗淡而且不平静。在1940—1941年暂时的平静中，华盛顿试图推测东京的走势。日本人要进一步深入中国，还是转向北面苏联的西伯利亚，抑或是向南进攻法国和荷兰的殖民地，还是向东进攻新加坡甚至夏威夷？东京的官兵和外交官们已经在搞大东亚共荣圈；他们已经占领了海南岛，重兵拥进法属印度支那，签订了三方条约，在南京建立了傀儡政府，向荷属东印度要石油和要求贸易。下一步还要什么？
东京谣言四起。1941年1月末，格鲁大使在日记里写道：“……这里传说纷纭，说万一同美国翻脸，日本人计划要全力突袭珍珠港。我猜想夏威夷的青年不会熟视无睹。”
实际上，日本人虽有扩张的劲头，却还没有一个总的计划，没有全球战略。1940年年中，因为法国沦陷、对英国的空袭闪电战而燃烧起来的希望正在退热。东京盘算的是，轴心国的实力和团结也许会使英美停止援华，吸引俄国参加三方条约，说服蒋介石接受由日本独裁的安排。但事与愿违，俄国同英美一样仍然在援蒋，安抚重庆。现在日本人正等着看国外下一步有什么动静——希特勒的战略决策，英国是否能抗得住，美国对轴心国的行动如何反应。
这个时候，近卫内阁总理大臣主持的内阁不很稳定，还没有能作出统一的战略。每周都要在他住所的一个小房间里开一次“联络会议”，协调外交和军方的政策。这种会议都是军方主导——陆军和海军参谋长以及同参谋本部里极端分子有密切联系的年轻参谋官。但是东京的分歧不仅存在于武官和文官之间，军方领导人之间也有分歧——尤其是海军和陆军，而且有些文官甚至比某些武官还好战。外务大臣松冈宏大的扩张梦甚至使叫嚣战争的军人都感到吃惊。
没有确定的战略，意见尚有分歧，日本人对莫测的西方想入非非。他们的德国盟邦会进攻英国吗？还是向南？还是要打俄国？如果纳粹加强对英伦三岛、非洲或者对大西洋的压力，英国能维持其在太平洋——印度、新加坡、香港——的势力吗？不管怎样，美国有什么打算？对东京来说，罗斯福是最令人猜不透的西方领袖。他好像一夜之间就从和解转为威胁，又转到高调侈谈邀请领导人谈判。但是，接二连三地——逐渐损害东京利益的戏剧性事件是——他正在限制对日本出口战争物资。
2月，松冈从东京出发去莫斯科和柏林进行亲善访问。他的野心很大——在一次联络会议上得到很多同僚的附和，要加强日本同其轴心国伙伴的关系，并就承认日本在华北、满洲和整个共荣圈的作用一事同苏联讨价还价。这样，一旦日本军队进一步南下重庆的时候，海军和陆军转而向南，其北面也就会有了掩护。
罗斯福在华盛顿冷冷地观望松冈的出访。他给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的信中写道：“据说有位先生要造访柏林和罗马，国务卿或你也许可以对他没计划在返回途中也造访华盛顿稍稍表示一点惊奇！”
松冈乘火车慢吞吞地穿过西伯利亚，第一站到莫斯科。他向斯大林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俄国人很谨慎。然后他去柏林，受到盛大欢迎，很快就同希特勒举行秘密会谈。希特勒对他的客人极尽炫耀之能事，虽然当时他正处在南斯拉夫危机之中。客人没有说话，这位元首吹嘘他的战功：他是如何摧垮了波兰的60个师，挪威的6个师，荷兰的18个师，还有比利时的22个师，以及法国的138个师，全部是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的；他如何在法国打败英国军队；如何赢得大西洋战役，捞出在北非倒霉的意大利人。英国已经被打败，现在不过是在寻找最后能抓得住的稻草。只有两家——美国和俄国。
他接着说，他并不想向罗斯福挑衅，让他参战，至少目前不想。美国有三个选择：武装自己，或者支援英国，或者到另一条战线作战。如果要援助英国，它就武装不了自己；如果扔下英国不管，英国就会被消灭，美国就会孤立地面对轴心国。但是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不可能开辟另一个战场。至于俄罗斯，德国已经同它签订了条约，不过更重要的是，德国已经准备好了“防御”俄国的160个到180个师。对松冈，希特勒一字未提自己的侵略计划。
然后，希特勒在这位外务大臣的金丝边眼镜前晃悠着他的钓饵。他说，现在是日本行动起来反对英国的绝佳时机——真是史无前例。当然有风险，但是现在风险不大，俄国人的西边有德国师，大军压境，它动弹不得；东边的英国很弱，而美国才开始重新武装。不仅如此，轴心国没有利益分歧；德国的利益在非洲，就像日本对欧洲不动心一样，也不关心东亚。美国是不敢西出夏威夷的。
末了，希特勒不说了，看这位外务大臣怎么说。松冈出言谨慎。他说他原则上同意元首的意见，他本人希望遵循这样一种战略——他曾经特别想进攻新加坡——但是他未能克服那些软弱的知识分子、商人、宫廷里的官员以及其他阻碍他的人。他无法承诺什么，但是他本人会努力争取实现他和元首都赞成的目标。希特勒显然感到失望，于是决定留一手。告别时，他说：“你回到日本时，不要向天皇汇报说德国和苏联必定会打一仗。”就像希特勒计划的那样，日本外务大臣离开柏林时并不知道纳粹对俄罗斯究竟有什么具体的打算。
如果说希特勒在当时最要紧的问题上欺骗了他的日本盟邦，那么松冈回到莫斯科后也有了反守为攻的好机会。不仅希特勒对他挑明了不会邀请俄国参加三方条约，而且里宾特洛甫还劝过他不要同俄国人过从太密。松冈还有他自己的牌要打：解决他自己国家同俄罗斯的分歧。这些分歧也很尖锐：苏联援助中国，日本对莫斯科远东国境的威胁，以及俄国要日本出售库页岛的南半部，以此对抗东京坚持其在苏属库页岛北半部的石油和煤炭的利益。经过几天激烈的讨价还价，松冈终于争取到斯大林同意签订一个回避基本问题的简单的中立条约。斯大林只是以不提对南库页岛的要求来回应松冈所做的承诺，即他会敦促日本政府降低对北库页岛的要求。基本点在于达成一项协议：任何一方在受到第三方攻击时，另一方保持中立。
近卫欢迎松冈带着他的条约回国。日本人很高兴：他们的外务大臣设法使——好像是——日本和德国的关系加强，同时减轻了苏联在亚洲压力的危险。也有人发牢骚。南太平洋的形势仍同以前一样糟糕。但是现在东京可以专注于其主要目标：通过战争和外交最后征服中国。现在蒋介石会看到他的努力没有用；华盛顿会重新考虑其对重庆的援助。一切其他战略考虑都要服从这个最高的目标。日本的声誉和荣耀系于此，军方涉入太深，老百姓的心理期望太殷切，已经发生的损失太大，从中国撤退将造成的政治反响太可怕，因为现在日本长期斗争的指望就在大陆。
在远离海边上千公里、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国民政府既没有经历过战略选择的奢望，也没有那种犹疑不决。到1940年年底，经过了三年抗战，中国面对的这个好战的敌人，几乎占领了中国所有的出海口和全国最富庶的地方。日本空军肆无忌惮地轰炸中国首都；国民政府既无飞机也无大炮，没法赶走他们。老百姓躲在重庆山上的防空洞里；记者每天都能看到江面上向下游漂浮着的尸体，尸体撞到木船上，撑船人就用手里的长竹竿将其拨开。
蒋介石委员长和夫人带着少数工作人员、仆从和卫士住在朴素的“鹰屋”里。委员长五官端正，身材瘦削精神，一副苦行僧的模样；他穿着简单的卡其布制服，吃得很少，几乎不喝酒，而且根本不抽烟。但是在1941年，他领导着一个即使在战时贫富差距也惊人地悬殊的国家；一个慢慢地更加涣散、道德败坏甚至笼罩着失败主义情绪的国家。蒋仍然是国民革命的象征，不过，他现在既抗日又反共。他的军队吃不饱、穿不暖，勉强能稳住前线；从前对国民党领袖的钦佩在有些方面变成了怀疑，即怀疑他更加关心的是他在战后的地位和榨美国人的血，而不是抗日。
中国的形势实际已很危急。东京在南京建立了汪精卫傀儡政权，而且不管国民党怎样骂这个“头号卖国贼”，他的辖区显然在扩大。在西北，中国共产党治理着一个国中之国、军中之军；共产党因为抗日有成，正逼国民党作出对其长远有利的让步。又因为通向缅甸的公路被切断了好几个月，国民党统治区几乎陷于孤立，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国民党的部队规模很大，但作战不力、装备不足，将领往往无能，老的军阀也都靠不住。日本的轴心国伙伴也都想逼蒋接受东京的条件。里宾特洛甫对中国驻柏林大使说，德国已经在欧洲得胜了；中国显然不能指望英国的援助，也别指望美国。
在极度困难之下，中国加强向罗斯福求援。蒋通过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詹森向总统告急说，他的国家几近瓦解。他特别需要飞机和美元。总统对他的呼吁表示同情，接着华盛顿急急忙忙地行动起来，但是实实在在的援助还是很少。陆军部反对从已经给养不多的美国部队和英国部队抽走任何武器装备。到1940年年底，经过一再的紧急求援呼吁和安抚的答复之后，美国只给了国民党价值900万美元的武器弹药。
1941年1月，蒋介石的确接待了一位重要的特使劳克林·柯里，总统的行政助理。柯里以一个经济学家的眼光看中国，对帮助重庆克服通货膨胀一事很不乐观。但是回到华盛顿后，他对中国的急需是更加敏感了。到春天，就在松冈敦促莫斯科停止援华的时候，重庆接到华盛顿的承诺，将得到按《租借法案》给予的援助，而且柯里本人亲自负责此事。委员长派赴华盛顿的代表是他能言善辩的大舅哥宋子文。蒋介石要了五亿美元的美国援助，包括一千余架战斗机和轰炸机。
那么俄罗斯呢？重庆接到苏联和日本缔结中立条约的消息像是遭到了电击。开始，蒋介石相信莫斯科背弃他了；松冈一定是以此讨价还价的。可是神秘的俄国人很快带信到重庆，说新条约对中国没有影响；只要中国抵抗入侵者，苏联就会支援它。因苏日条约而震惊的美国也重申对中国的援助。美国很快制订计划加速援华钱款和物资的调拨。4月中旬，罗斯福签署了一项不予公布的命令，授权美国飞行员退出现役，组成一个志愿援华的“文职人员”小组。这就是陈纳德上校“飞虎队”的由来。陈纳德上校从离开美国军队起就担任蒋的空军顾问。总统又应蒋要一位政治顾问援助的请求，建议派学者欧文·拉铁摩尔担任此职务。不久，拉铁摩尔就出发前往重庆。
5月，中国抗战将近第五年之际，蒋介石还在以他作为侵略的头号牺牲者的身份给他的朋友上道义课。在为詹森大使饯行的宴会上，蒋介石的话对华盛顿是一种挑战。他说：“如果美国人民支持他们政府的政策，无保留地全力支援中国抗战，我们相信，东亚大陆上的最后胜利一定是有保障的。而另一方面，如果太平洋各国不恪守它们的责任，都等着别的国家先动起来，再次表现出过去那种放任自流、行动迟缓，无视日本的野心，不积极援助中国的抗战，那么一场殃及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大战将在所难免，后果不堪设想。”
罗斯福：战略危机
1941年头几个月，就在世界各地的军人和政治家们最后检验他们的估计、作出或更改他们的承诺，并最后选择站在哪一边的时候，在全球实力和意图的平衡倾斜的时刻，罗斯福仍然是个战略之谜。12月29日他的广播讲话和《租借法案》表明，他承诺保卫英国。但是除了美国给这个老伙伴物质援助之外，他还有什么打算？有些外国人估计，罗斯福的摇摆不定实际上掩盖着一个坚定的全球战略。国内的孤立主义者们则怀疑总统尽管作风朴实，却正在导演一个大阴谋，旨在把国家推向战争。甚至在海外工作的一些总统的下属，也认为他们的总司令以他白宫式的高瞻远瞩，正在制订着什么重要的计划。
他们是不了解罗斯福其人。在这个关键时刻，罗斯福看不透世界斗争的浓雾，还不会作出最后的承诺。他写信给格鲁说：“……我们不能做确定不变的计划。”他不仅回避作出战略性的决策，而且不让他的军事将领对最急迫的事情承担义务。1940年年末，诺克斯提交报告，对海军在以后几年的形势作出估计。罗斯福写信给他说：“亲爱的、愉快的常规海军军官们，今天对你们所做的，也正是25年前那些军官努力为我做的。你我如果是合格的海军军官，你我也会这样做！”他接着说，海军要的人太多。
“现在是动荡时期。我不想对1941年7月1日以后发生的事情授权。
“到那一天我们大家可能都已经死了！”
海陆军将领们却不能不承担义务。他们必须做较长时间的计划。因为他们在任何时间所做的决定——建筑、补给、装备、训练站等——都会影响到以后多年的作战决定。他们的理论中就有这么一条：如果不是根据广义的战略作出战术决定就行不通，且一定会失败。多年来，军方曾经作出过打败各种敌人——包括英国——和联合的敌人的详细计划。这些计划被标以红、橙、蓝等各种颜色，在战术上叫人觉得很不错，但是在战略上毫无意义，因为这些计划只存在于总司令无意填充的一个政治真空中。法国的陷落和对英国的投资使他们摆脱了空想。有两件事迫在眉睫：与英国保持更密切的联系和做更切实的战略估计。罗斯福尽管不喜欢做计划——尤其是大选临近，但他在1940年6月底还是提出了一个“假设”，即六个月后英国还会是完好无损的，中东还在英法两国手中，而美国“将积极参战”，不过只是海军和空军参战而已。这是个了不起的设想——总统当然对这个设想保密。
11月中旬，总统稳稳当当地再次当选了。海军作战部部长、海军上将哈罗德·斯塔克（“贝蒂”）提交了一份战略评估大纲，提出一旦美国卷入战争，有四个基本选择：A.专注于保卫西半球防御；B.专注于日本，大西洋只能是其次；C.在两大洋同等尽力；D.维持在大西洋的攻势，以英美联合的陆地攻势为最高点，太平洋次之。第四个方案因ABCD的顺序为D，又叫“狗计划”（Plan Dog）——设想即使“被迫”同日本开战，在英国至少确保安全以前，美国还是避免在太平洋大战。“狗计划”——“头一回做美国整体军事战略的尝试”——明确要求有“大西洋第一”政策，这对以后的美国战略有深远的影响。
罗斯福既不批准也不反对“狗计划”及其潜在的优先排序。他只赞成斯塔克建议的由英国派一个参谋代表团来进行军事对话，前提当然是秘密的，纯粹是试探性的，并且不做任何承诺。在必须向英方介绍已经取得协议的态度的压力下，到1941年陆军和海军都切实支持“狗计划”。美国选择了“大西洋第一”——这实际意味着“英国第一”，英国客人自然不会不欢迎。英国代表团乔装民间的采购团于1月下旬到达华盛顿。
最需要总统明确领导的人是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马歇尔宣誓就职的日子是1939年9月1日，也就是希特勒入侵波兰的日子。马歇尔是潘兴将军的得意门生，陆军司令部和参谋系统培养出来的，自信、不苟言笑、彬彬有礼中透着冷漠。他是一个计划者和组织者，他压制自己的烈性脾气，在国内政治形势不稳定、国际上又混乱的情况下，努力按逻辑和命令建设陆军。在总统面前，他很克制，甚至听到总统讲笑话也不笑；他热衷于审慎的计划和行政命令，正如福里斯特·波格所说的，他的作风同罗斯福的迥异，但是两人在工作中相处得却很好，部分是因为霍普金斯的居间调解。
到了1月中旬，总统愿意对马歇尔和其他计划的制订者做一些指示了。他同赫尔、史汀生、诺克斯、马歇尔还有斯塔克开了一个会，这个会开得很长。会上他估计，德国和日本也许会联手袭击美国，这有五分之一的可能。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华盛顿要立即通知伦敦，美国不会减少对英国的援助。总统估计，英国或许能坚持六个月，再加两个月轴心国也许会掉头向西，就是说美国还有八个月的准备时间。罗斯福提醒与会者注意，长期的军事计划是不现实的，海军和陆军必须准备就现有的力量行动。会议结束时，他谨慎地做了指示，马歇尔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点：
“我们要立足太平洋防御，将舰队基地设在夏威夷；亚洲舰队司令有权决定在菲律宾基地驻扎的期限，并决定撤退的方向是向东还是向新加坡；对菲律宾将不增加海军；海军要考虑轰炸日本城市的可能。
“海军要准备在大西洋为去英国的船只护航，并且保持从缅因州到弗吉尼亚海角的近海巡逻。
“陆军在没有充分准备好之前不应采取任何进攻性行动；在我们的实力发展起来以前，我们的军事行动必须维持相对保守的态势……
“我们必须在继续给大不列颠提供物资的基础上尽一切努力，使希特勒的主要目标——他是想要让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卷入战争——不能得逞，并且应继续给英国鼓劲。”
总统也腾出手修改谈判时美国的正式表态。对“如果美国想诉诸战争”一句，他仔细斟酌，修改为“如果美国被迫诉诸战争”。他还把“协约国”一词改为“同盟国”。
在那之后的两个月的会议中，美英参谋人员达成协议，“不论发生任何情况”，必须维持英国的安全，大英联邦必须绝对安全；“大西洋和欧洲地区”被视为决定性的战场，虽然提到“地中海和北非地区也非常重要”，以及各协约国将“进行持续的空中打击以摧毁轴心国的军事力量”，尽早消灭意大利，进行袭击，支持地下组织；最后，占领据点以“对德国发起攻击”。美国完全参加在北大西洋的船队护航，在东大西洋动员大量美国海军，甚至在比斯开湾和西地中海部署25艘或30艘美国潜水艇，“以袭击敌方在此地区的船运”。鉴于一些全球性的影响，计划制订者们一致认为美国集中力量于欧洲需要英国在远东增加投入。
参谋会议于1941年3月29日结束。那时和以后的几个月，总司令对当时达成的协议都没有正式表态。与希特勒好抓战略主动和给他的将军们详细上课不同，罗斯福在战略上采取一种被动的态度。到1941年春，他的海军和陆军所遵守的基本上是军方领导人提出的战略。这些将领中不少人故意排除政治和外交问题，说那是文官的事。在罗斯福运行的这个条块分割的系统中，制订计划的武官和文官合作并不密切，也几乎看不出什么时候曾经全面强调过“太平洋第一”战略的可能性——比如说，大大增强岌岌可危的中国防御的重要性。倒是说过要做个决定先打败弱小国家，然后包围德国。采取“大西洋第一”政策是出于无奈，基本上是军事上的理由。
罗斯福奉行的是一个简单的政策：除了不打仗，给英国一切援助。这个政策部分是由于英美长期传统的友谊；这是封锁希特勒西向野心的实际办法；这也是两个习惯于彼此合作的国家容易贯彻的政策。它适合罗斯福的性格，满足了英国的需要，减轻了他的压力，而且这本身也是一种成就。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涵盖世界范围内现实的和潜在的外交、政治、经济及军事实力的宏大战略；它并不是从鲜明对立的政治和军事选择中形成的。它集中于赢得军事胜利——至少是阻止轴心国的胜利——的实际方法，而不是着眼于长远的战争和战后美国安全的需要。
尤其是，这还是个消极的战略，只在轴心国采取行动迫使美国参战的情况下，它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即与英国采取共同的军事和政治行动。它既不是战争的战略，也不是和平的战略，而是一个只在开战的情况下（对英国的作战供应和在大西洋的一些防御行动不算）才有效的战略。除非总统愿意并能够领导全国打仗——而他不愿意，这个战略没有可操作性。这一切希特勒都懂——因此，基本上是要由希特勒来决定罗斯福的战略是否要付诸实施。
4月，希特勒对希腊、南斯拉夫和北非所进行的雷霆万钧般的打击好像给华盛顿敲响了救火的警钟。对于英国是否有能力打仗，有人心存疑虑与担忧。这个国家又一次好像只在退却和撤离时才表现出其军事技能。原有的分歧显露出来：军方有人敦促全面地打；另外一些人则主张退到西半球；还有人想起一战时同英国发生的麻烦。许多人怀疑英国能不能挺得住。伦敦好像到了穷途末路。后来哈里曼在写给霍普金斯的信中说：“好像在做着噩梦，灾难一直悬在头顶上。”
总统抓住眼前一切的手段支援英国。他授权美国船坞修理英国船只，美国空军培训英国飞行员；他给英国皇家海军调去10艘海岸巡逻小快艇；他扩大了美国中立巡逻区，把格陵兰和非洲边缘都划进海军侦察范围；并且他宣布长期以来同丹麦部长一直在酝酿的协议，把格陵兰置于美国的暂时保护之下，下令在那里修建基地。
从外表看，罗斯福仍然保持他一贯愉快的表情。4月15日——讨论英国危机的沉闷的会议还正在进行，他召开了一个令人捧腹大笑的记者会。会议开场，他说“有点小小的巧合”，《租借法案》的第一批清单上还真的有“花园水管”——在大笑的声音平息下来后，他承认实际是救火水管。霍普金斯负责《租借法案》的新工作有工资吗？“当然有。他是民主党人！这个问题真蠢！”
总统接着往下说：“前天我就是这么对比尔·努森说的。大概在第四张或第五张这些年薪一美元的名单上，都是共和党人，只有一个去年6月刚从耶鲁毕业的青年除外，这孩子还从来没参加过选举。我说：‘比尔，你能不能给我在国内找一个民主党人列到这张年薪一美元的名单上？’他说：‘我在全国都找遍了。没有哪个民主党人富裕到可以做年薪一美元的工作。’”记者们一次又一次为罗斯福的俏皮话捧腹大笑——后来，他继续详细讲述丹麦和格陵兰的历史背景，大家听得很认真。
实际上，总统很担心英国的地位——因为他感到无能为力，所以就更加担心。他要马歇尔和斯塔克重新评估一下，一旦英国从东地中海撤出，中东局势将如何。令人费解的是他给丘吉尔发去的一封长电报使首相很不安，但是很显然，他是要安慰丘吉尔，如果他不得不撤出中东的话。
全球危机中最尖锐的钉子在北大西洋。随着白昼变长，沉船损失又大大增加。德国的“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巡洋舰在大西洋制造恐怖，潜水艇则改进了“狼群战术”。4月初一个可怕的夜晚，一支拥有22艘船的船队一下损失了10艘船。大西洋是美国可以从快从重干涉的关键海域。丘吉尔请求援助，罗斯福怎么办？
好几个月来，总统都在反复考虑保护英国船队的问题。美国政府早就建立了巡逻制度，观察和报告轴心国的袭扰；他们甚至也向英国人报告这些动向。但是海军护航是个严重得多的问题；这种护航就要预料到攻击附近轴心国的船只或看到的潜水艇——丘吉尔正是因此才要求把巡逻升级为护航。总统完全明白这些关系。1月，他曾对记者说过这样的话，好像是要使批评他的人解除武装，他说：“很明显，一个国家给船只护航，不管悬挂的是它自己的国旗还是别国的国旗，穿过敌对海区时，即使按照机会理论，动则就会射击——肯定会有射击——而射击就十分近乎战争，是不是？”记者们表示同意。总统继续道：“你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心里最不愿做的事。如果我们真要行动，几乎都是会被迫开始射击。”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史汀生、诺克斯还有斯塔克施加压力，要罗斯福给英国船只以他们需要的保护；总统顾左右而言他，不做承诺。同一时期里，他在公开讲话中坚持《租借法案》有助于使国家置身战争之外。
春天的那些危机过后，很多人都觉得护航的问题不能再拖了。白宫的一次会上，史汀生、诺克斯，包括现在的霍普金斯也都敦促总统行动。诺克斯说，如果让海军放手行动，“三十天就可以把大西洋清理了”。但是清理大西洋的前提是从太平洋调一支舰队过来，而总统很不愿做这种全球性的调动。赫尔对这个问题有影响。好几个星期以来，他同野村吉三郎大使进行着马拉松式的讨论。这个大使的表现反映了日本对太平洋的重视。赫尔担心日本会误解美国把一些舰只从太平洋撤走是软弱的表现。史汀生和马歇尔努力想说服他们的头儿，夏威夷是坚不可摧的；但是总统则害怕新加坡、澳大利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没有美国海军的保护会是很大的弱点。史汀生强调如果美国加强大西洋，英国就可以保护新加坡，但是总统不听。支持总统的是赫尔。总统知道军方本身就意见分歧，他不会调动舰队——他不会下令大西洋护航。
罗斯福希望加强巡逻有助于改善大西洋的形势。4月末，他对史汀生和诺克斯说，可以向拉丁美洲各国首都通报轴心国的劫掠行动。史汀生控制自己的情绪，缓和地说：“可是，你不需要向南北美通报德国军舰的出现，你是要向英国舰队通报。”史汀生简单、直截了当，也不担负什么军事责任，他希望罗斯福说老实话。史汀生觉得，总统必须带头而且也要担风险，如果民众要跟他走，不会事先对他讲的；但是总统不肯带头。
罗斯福是否希望巡逻会引出什么事件使希特勒加强对这个半球的威胁，从而使美洲人团结起来支持更大胆的战略呢？伊克斯和其他一些人相信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很明显，一般的事件还起不到这个作用。4月10日，美国的“尼布拉克”号驱逐舰在营救被鱼雷击中的荷兰商船上的幸存者时，与一艘潜水艇发生声呐接触，并且用鱼雷把它赶走了。罗斯福并没有利用这一事件——美德武装部队之间第一次的遭遇——加强紧急状态。他还在等什么？
5月，一股日益加深的信任危机笼罩着政府。谁都不晓得要做什么。史汀生抱怨；摩根索现在得出结论说，美国必须参战才能挽救英国，他觉得罗斯福和霍普金斯两人都在摸索着看怎么办；华莱士写信说，衣阿华州的农民愿意要一个“更强有力、更明确的领导”；霍普金斯一会儿替总统辩护，一会儿又劝军方对他们的首长施加更大的压力。在一个又悲又喜的时刻，史汀生找到正在玩门球游戏的赫尔，要他支持改变政策。玩门球的这位却继续玩他的。罗斯福的私人朋友——麦克利什、法兰克福特、威廉·蒲立德——都很犯愁。伊克斯同史汀生、诺克斯和杰克逊秘密开会，讨论怎么给总统加压；他们都认为罗斯福领导不力，国家现在要的是行动，少讲空话，要有一些动作抓住世界的注意力。最后讨论的结果是让史汀生去做这件难办的事情。他当面对总统说，决不可以让人民通过事故或错误去同邪恶做斗争，而要通过罗斯福道义的领导。
罗斯福为什么这么被动？他的助手们也在寻找着答案。5月大部分时间里，他从早晨起床到晚上上床都在发烧，萎靡不振，但是在精神好的时候，他也不比差的时候更主战。他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国会和舆论——特别是参议院提出反护航决议，但是在这个决议被阻止以后，他似乎也没有什么目标。他显然被他的和平呼吁捆住手脚了——在史汀生看来，他好像“因为自己以前匆匆发表过那些关于可能开战和护航的讲话，好比希腊神话中拉奥孔被蟒蛇缠住而裹足不前了”——不过，主战派并不是要他宣战，而只是要他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蒲立德对总统此时想法的理解也许是最切合他的实际。蒲立德同罗斯福进行了一次长谈，后来他对伊克斯说，总统意识到一旦英国不保，美国就会陷于孤立软弱，但他还不能直截了当地下决心，他还在等希特勒有重大的挑衅行为，即使他认识到这种情况也许根本不会出现。尤其是，他相信命运，相信他经过长期考验的对时机的判断能力，相信战争的运气。他没有计划。5月中旬,他对摩根索说：“我在等着被推到局势里去。”显然还得是猛推一把才行。
所以信任危机也是战略危机。罗斯福还在等着事情发生。当他和赫尔推敲是否从太平洋调舰队过来的时候，他是在最后回应希特勒扶持东京以转移美国对欧洲注意力的战略。但是总统的战略缺陷也有其好处，至少他仍然是机动的、放松的，随时可以抓住时机的。5月里，他同意把大约四分之一的夏威夷舰队调到大西洋。在主战派的压力下，他考虑要做一次重要的讲话，在其中宣布国家处于无限紧急状态——可是，他推迟了做这次讲话，这令他们很失望。
总统想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次内阁会议上，他争辩说巡逻就是前进了一步。史汀生憋不住大声说：“好啊，我希望你继续往前走，总统先生，不停地往前走！”
斯大林：强权政治的扭曲
离罗斯福半个世界之遥——在思想和观念上也是另一个世界，那里斯大林也在注视着阿道夫·希特勒，等候时机，希望有最好的结果。假如说希特勒和罗斯福在思想和气质上是对立的，那么，苏联的这位独裁者和美国总统似乎在个人作风上就几乎是两个极端：一个严厉、不易激动、耐心、像花岗岩一样硬；另一个则是灵活、善言辞、反应快、不做承诺。都是异乡人——罗斯福是在哈得孙河优雅文化熏陶下成长的；斯大林则饱受格鲁吉亚那片暴力、贫困、仇恨麻木了人心的土地的熏染——两人后来都到了政治中心并且掌了权。然而，罗斯福是通过一个开放社会里松散的政治上升起来的；斯大林玩的却是另一种游戏，是在一个铁板一块的党组织里慢慢聚集影响，隐匿自我，回避托洛茨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大人物的打击，建立联盟，靠欺诈登上关键职位，然后在当上党的领导后，又冷酷地把他的政敌孤立起来予以消灭。
斯大林是个杰出的思想家，他工于心计，并在一个封闭的逻辑系统里活动，通过独尊马克思主义的三棱镜看世界。罗斯福是个杰出的机会主义者，他回避教条，回避做最后的承诺。他们各讲各的政治语言。斯大林喜欢协议的“实际算术”，不喜欢宣言的“代数”，这是他对艾登说的；而罗斯福则喜欢政治的代数——公式、符号、计算方法，这些即使有造成不一致和误解的风险，却便于日常活动中的妥协。
现在，由于命运的一次大扭曲，思想家控制不了历史，机会主义者也不能长期回避历史。希特勒不仅迫使这些迥然不同的人物进入同一阵营，也逼着他们进入相同的全球形势。从战略上讲，他们都得踩着希特勒的鼓点行进。
作为一个战略家，斯大林企图结合意识形态与强权政治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祖国服务。他的军队随时准备着同法西斯和资本主义国家做殊死的斗争；同时，他们还要阻止敌对者对俄罗斯祖国的包围，避免两线作战。30年代，他曾忧心忡忡、时断时续地通过外交部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想加入西方国家以建立集体安全。西方呢，领导人犹疑不决，意见不一，既怕法西斯主义，又怕布尔什维克主义，两边敷衍的时间太长了。斯大林的意识形态雷达搜索到西方各种复杂的动向，加以放大和歪曲，夸大了恐俄症和西方高层中“给人扣赤色分子帽子的迫害者”的影响，估计“垄断资本”出于不可避免的历史逻辑，一定会攻击布尔什维克，把一切对希特勒修好的姿态都看作资产阶级要使纳粹改变向东方扩张的阴谋。慕尼黑不仅是对希特勒投降，而且也是莫斯科和西方之间恐惧和互相猜疑的催化剂。不到一年，斯大林就用冷峻的莫洛托夫取代了李维诺夫，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他在意识形态上和军事上的变化令世界瞠目结舌。
莫洛托夫把强权政治的盐抹到西方的伤口上。只是到最近，他才向最高苏维埃承认德国和俄罗斯曾经为敌。他不紧不慢地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已经停止为敌。外交事务上的政治艺术是……减少我们国家的敌人，并且把昨天的敌人变成好邻居。”
现在波兰已被瓜分，好邻居距离莫斯科近了好几百英里。好邻居怎么好啊？斯大林曾经同希特勒打外交牌，讨价还价、施加压力、抗议、安抚，总希望轴心国和盟国流血斗争，即使不斗死也要伤得不轻。作为战略家的斯大林，同罗斯福一样面临着两难。他所领导的人民必然希望不参加别人的战争，也就是说“欧洲人的”战争。斯大林明白，一旦打起来，俄国兵不行；但是如果遭到侵略，他们会坚韧不拔地保卫自己的祖国。他几乎同罗斯福一样不抓战略主动权；于是，主动权在希特勒手里。
法国陷落，英国被困，日本加入轴心国，打破了实力均衡和斯大林原来指望的敌对。如果英国不保，美国采取中立，那么在一个纳粹占统治地位的大陆上，莫斯科就有被孤立的危险。这就自然需要建立一个对抗轴心国的全球联盟；然而，反希特勒的领导人又因为互相猜疑和历史的原因而不能行动。英国对莫斯科一直冷淡，尤其是对苏联攻击芬兰，对这只“北极熊”吞并波罗的海几个小国十分不满。美国既遥远又不友好，在苏联轰炸芬兰城市后，至今仍然维持对俄国的“道义禁运”，不卖给它飞机。1940年8月，莫洛托夫对最高苏维埃说：“既然乏善可陈，我就不谈同美国的关系了。”下面一片笑声。
这就是1940年11月莫洛托夫访问柏林时的形势。他回国带的是希特勒含糊的建议：俄国加入轴心国，保证现有的疆界，在南边对印度洋可自行其是。斯大林明白他有讨价还价的机会。除非希特勒把他的部队撤离芬兰，承认保加利亚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并支持莫斯科要在达达尼尔海峡建立基地的历史野心，否则他是不会参加轴心国的。也许斯大林知道，元首不可能同意这些条件。在这个当口，还有一个小的可能性使希特勒向西而不向东。但是在1941年年初，巴尔干事态发展似乎有其自己的规律。斯大林眼看德国人渗透到保加利亚，摧毁了南斯拉夫和希腊，却一筹莫展。
已经到了建立对抗联盟制止纳粹势力发展的最后时刻。1941年1月，罗斯福取消了对苏联人实行的“道义禁运”；2月和3月，韦尔斯将希特勒计划攻击东方的情报通报给克里姆林宫。但是，苏联的意识形态和狭隘的强权政治同美国的意识形态和孤立主义使它们不可能采取一致立场。英国仍然很敌对，其中也是因为莫斯科仍然向德国供应原料。到1941年6月中旬，华盛顿仍然严厉限制同俄国人的经济交流。
春天，关于希特勒意图的谣传和报告从各方面飞向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没有忽视，也没有不相信，而是以他的意识形态和强权政治的头脑对这些情报进行加工。他担心：纳粹在建设东部阵线时放出谣言，就是为了掩盖他们春天要袭击英格兰吗？丘吉尔——已经给他发来过一个不确定的警告，在发来的过程中还耽搁了——又试了一次，像个典型的帝国主义战争贩子，是不是要让俄国替他火中取栗？希特勒难道只是要保障他的实力地位，以便更加强硬地同莫斯科讨价还价？还是希特勒在考虑要两线作战？
斯大林至少可以避开反对他自己的第二条战线。他同松冈谈判的中立条约使他感到少有的放心——同时还有一点幽默：日本外务大臣说日本比较好的分子原来是“品行端正的共产党人”。斯大林几乎一笔抹煞了东方战线的可能，于是——大概就是——西方战线了。他突然到车站给松冈送行，有酒招待，拍肩膀表示亲热。他拥抱这位客人，说：“我们也是亚洲人，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他还说：“现在日本和俄国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日本可以去处理亚洲问题了；俄国和德国会处理欧洲的问题。以后，大家一起来对付美国。”在人群里找到德国大使，他伸出手臂挽着大使的肩膀，大声说：“我们一定要继续做朋友，你现在一定要为此尽全力。”
对这样的朋友，时间不多了。5月初，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对刚从军事院校毕业的青年军官讲话。他直截了当地说，形势极其严重，德国可能来进攻；但是，由于训练、装备的不足和国防线的问题，红军还没有强大到能轻易地打垮德国人。政府要运用一切外交手段，争取把德国的进攻拖到秋天以后。但即便如此，1942年同德国人也不可避免地要打一仗；不过到那时，对俄国条件要好些。斯大林继续说：“要看国际形势如何，红军要么等德国人打来，要么不得不采取主动，因为纳粹德国作为欧洲压倒性的大国，长此下去是‘不正常的’。”
两天后，斯大林自己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正式成了政府首脑。这时候，他好像在争取时间，希望希特勒掉头向西。他试图以关闭纳粹占领国的大使馆和公使馆来安抚柏林。他仍然让俄国的石油和其他物资流向德国。他要塔斯社辟谣，否认柏林对莫斯科施压——否认是正确的，因为希特勒要的是消灭，而不是讨价还价——言外之意是伦敦仍然在挑唆俄德开战。
过了七天七夜，德国大使在天将破晓的时候开车到克里姆林宫，对莫洛托夫宣读一份刚刚收到的柏林发来的电报。电报还是十几个国家在被消灭前听到的那老一套的谎言和指责。
“这是宣战。”莫洛托夫说，“难道你以为我们会接受这一套？”
就在那一刻——1941年6月22日黎明——大批德国部队、坦克和大炮涌过开阔的平原。德国国防军以其一贯的欺骗、突然袭击、高效率和令人震惊的力量打过来。北面三个装甲师，有六百多辆坦克直捣一个很弱的俄国步枪师。中间是纳粹的先头部队——两个装甲集团军有七个师，将近一千五百辆坦克——突破兵力不足的俄国师。南面另一支德国陆军横扫俄国防线—— 一个德国中尉说，他们好像是一排玻璃房子。德军很快就开到大路上，所过之处留下一片枪炮声。入夜，领头的装甲师伸展有七至十英里，摩托车和装甲车在前面侦察开路，中间是步兵和炮兵，后面跟着大批坦克，将苏联边境撕开一个比这支部队还要长两倍的大口子。
头一天夜里，在东普鲁士，希特勒隐匿在一片树林里的指挥所中即“狼穴”里，口授了一封信给墨索里尼。“几个月来，我是在焦虑思考和连续不断地伤神等待中度过的。最后，在作出我此生最不好做的决定的时刻，给你写这封信。”他回顾了形势。英国被打败了，他要把俄国拉进来。“这两个国家背后站着北美合众国，煽动他们继续干”，还给他们供应战争物资。如果他不得不派空军去炸英国，俄国就会采取勒索战略，所以他要“在绞索勒紧前把它砍断”。东边的战争不会很容易，但是德国和意大利会保证在乌克兰有一个共同的粮食供应基地。他企图解释为什么到最后一刻才通知这位首长。决策已定，他觉得精神为之一爽。“衷心致以同志般的敬意，你的阿道夫·希特勒”。
在伦敦，丘吉尔对人民发表广播讲话：
“……二十五年来，我是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再没有人比我更反对共产主义了。对于我在这个问题上说过的话，我一字不改。但是在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件面前，这一切都不重要了。过去带着它的罪恶、它的愚蠢以及它的悲剧都消逝了。”他描述了俄罗斯恬静的农村，儿童在嬉戏，母亲和妻子在等待她们心爱的人归来。“我看到在这一切之外，纳粹战争机器在猛攻、在前进，战争机器铿锵作响，军人皮靴的马刺，少爷派头的普鲁士军官，他们狡猾的特务，威胁利诱搞垮了十几个国家以后又神气活现起来。我也看到呆板、受过训练、顺从而野蛮的大量德国兵吃力地走在路上，像铺天盖地的蝗虫……在这一切明目张胆的事件后面，在这风暴后面，我看到一小撮流氓在策划、组织、发起这给人类带来恐怖的大灾难……”
在东京，官员们的反应是惊诧和不安的。近卫政府已经得到纳粹进攻的情报，但是无法确认。现在，希特勒又第二次造成既成事实。不过，松冈不怕，他觉得日本现在有了进攻苏联西伯利亚和摧毁俄罗斯在远东势力的绝佳的机会。这个曾经在车站月台上同斯大林并肩走在一起互相恭维的家伙，现在要撕毁他同苏联领导人达成的协议了。他带着他的计划赶到皇宫，可是受到的是冷遇。军方不同意，说俄国在西伯利亚还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势力；为什么不等一等，等它被纳粹重创到它在东边的血也流得差不多了再干。让德国人打俄国人；日本可以到南边去实现自己的利益，等到这边主要的活儿干完了再北上。让希特勒去两线作战；东京可不愿意这样。
在莫斯科，斯大林等了两个星期——后来有人说，他处在一种几近崩溃的状态——才对他的人民讲话。他说：“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我陆军和海军的战士们，我现在向你们、我的朋友们，讲话。”他有所保留地描述德国打来了。“我国遇到了严重的威胁。”他试图为纳粹—苏联条约辩解。“敌人是残酷无情的，其目的在于夺取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小麦和石油。他要恢复地主政权，让沙皇复辟，摧毁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化……把他们变成德国王公贵胄的奴隶。”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坐在他《红星报》办公室的收音机旁，感到斯大林讲话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动人，这样接近他的人民。这位独裁者警告不要制造混乱，号召部队和全体苏联人民要为每一寸苏联的土地而战，不给敌人留下一台发动机、一截钢轨、一磅面包、一品脱石油。
“同志们，我们的力量是无穷的……人民的一切力量必须用来粉碎敌人。向着胜利前进！”